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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月，美国方言学会举行了一次“世纪之字”的评选活动。“她”字一举战胜了“科学”、“自由”和“正义”等，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字”。这个有趣的评选结果是21世纪被称为“她时代”的引子。过去10年。女性的影响力辐射政治、经济、商业、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成为一股日渐强大的正向势力。与外国女性相比，中国女性在这些领域更展现出某些相对强势，与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相映成辉，成为让西方舆论赞叹不已的一大“中国奇迹”。
从2008年到2011年，《商务周刊》一共进行了四届“中国25商业女杰”评选，人选人数合计超过80位，实际的蛳选名单则远大于这个数字。这些女性标杆的背后，是女性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快速成长。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职场，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进而影响着商业生态乃至社会体系的发展，同样进入到我们的关注范畴。
十年一周期，百年一世纪。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局之年，我们分别从企业家、职场和消费三方面分析和总结“她势力”的成长路径和行为逻辑，以期寻找到关于未来的发展方向。
“她”在企业 时势造巾帼
2010年，有两则反映中国女性企业家现状的消息引发了中外关注。2010年度的“中国女企业家发展报告”显示，从1980年代到2009年，中国女企业家比重从不到10％上升到25％；女企业家的企业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00年，销售收入为1000万～1亿元的企业中，女企业家所在企业的比例为21％，2006年为36.5％，2009年经过了金融危机洗礼仍然保持同等水平。而当年的《胡润白手起家女富豪榜》中，全世界最富有女性的前三名都是中国人，前20名中有11人是中国人。
对于中国女企业家的成长，多年主编《中国女企业家发展报告》的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史清琪曾经总结了四个方面：一是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近年经济发展速度较快，造就了企业迅速发展的空间；二是中国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有许多市场需求量大的新经济增长点被迅速发掘出来；三是随着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关注民营企业的发展；四是新经济和全球化的发展同样为中国妇女的发展创造了新机遇，她们也涉足了高新技术产业或用高新技术提升、改造传统产业。
也就是说，抛开当今商业竞争中对抗性减弱和合作性增强等普遍性因素之外，女企业家在中国的卓越表现并无特殊土壤。她们的个人努力是常量，风起云涌的行业发展是变量，两者有机结合造就了这个大时代的巾帼英雄。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的三年，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商业模式开始重组和重构，又使得这些女企业家们站在新的转折点上。
邓小平一代的女企业家
关键词：规则的适应者、破坏者到重构者
西班牙女企业家胡利娅·佩雷斯一塞雷索在其撰写的《中国女企业家》一书中，盛赞中国妇女为中国30年经济的飞速发展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书中提出了“邓小平一代的女企业家”概念，将其总结为：“她们出身于各个阶层，年龄在40岁至70岁之间，但都在城市里受过基本教育，起初对市场经济一无所知，因此她们是边干边学。”
这部分“邓小平一代的女企业家”，更确切的阐述是·辛国经济体制“摸着石头过河”时期的受益者。从1980年代的双轨制到后来市场经济的确立，她们因对规则的适应能力和敢于破坏规则的魄力而崭露头角。面对企业成长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她们也在不断重新构筑市场游戏法则。
早期，她们是“下海潮”中的一员，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夹缝之间游刃有余。这个阶段的中国被称为冲锋型市场，在很长时间只要敢做就有机会。从前后两个“中国女首富”——香港富华国际集团董事长陈丽华和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的创富故事，都折射出这样的时代背景。她们吃苦耐劳，勇于抓住机会，同时擅于进行资源整合。但在那个充满创业激情的峥嵘岁月，真正成为企业领袖的女性为数不多。“中国女企业家发展报告”认为，中国女企业家发展势头是从1995年以来才开始强劲。
中国女企业家走上发展巅峰，大的时代背景是1990年代中国走向市场经济体制和世纪之交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事实上，整个中国企业界都在这个过程中迎来了转折——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国家体改委颁布《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做企业的法律体系基本确立。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一批超速发展而毫无风险预警的中国企业迅速陨落，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企业对于柔性领导力需求的同时，也促成了新的商业变革。
这个阶段的女企业家代表，包括曾先后入选《商务周刊》年度“中国25商业女杰”的海尔集团总裁杨绵绵、海信集团总裁于淑珉、格力电器总裁董明珠、华为董事长孙亚芳。她们的共同特点是：男性创始人的主要经营助手，也是企业战略最坚定的拥护者和执行者。走到前台之后，她们率领企业进行了适应时代潮流的变革：比如海尔推进市场链、人单合一、拓展海外市场以及流程再造，海信从家电企业到互联网终端设备提供商转型，格力对“国美模式”的挑战，并且创立出由格力控股、各销售商入股共同组建区域销售公司这样一种“既有别于国际代理制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崭新销售模式”……
在这一代女企业家身上，折射出中国企业从赚到第一桶金向上跃迁的剪影，这些“女二号”凭借强大的执行力和风险控制能力，保证了升级中企业的稳定。孙亚芳直接主管华为的市场和人力资源部门，前者以令竞争对手胆寒的“狼”性为华为自1996年以来的高速增长立下马功劳，后者则为后来华为的国际化打下基础坚实；于淑珉把很大精力放在严格把控海信电器的资金流上，并且在金融危机中控制内部投资和紧盯风险较大的海外市场货款“双管齐下”，为危机后海信进一步追求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奠定了基础。
东西交汇
关键词：传道士和桥梁，后来居上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和结果之一，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对于全球经济、金融和市场一体化的深度参与。这是一种“引进来”和“走出去”并行的双向交流。通常，擅于协调和沟通、良好的适应能力被认为是女性相对于男性在职业上的优势，这也是诸多女性活跃于这一东西交汇过程中的重要原因。
可能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负责跨国公司中国区业务的女性高管，比中国本土女企业家们更早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她们的名字可以罗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比如在柯达工作了12年的原柯达全球副总裁兼北亚区主席兼总裁叶莺、原维亚康姆公司中国区首代李亦非和刚刚履新为安利(中国)非执行董事长的郑李锦芬，都曾人选过《商务周刊》“中国25商业女杰”。她们是公认的公关高手，对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实现落地居功甚伟。
同样在中国担任“传道士”角色的，还有中国企业海外上市潮造就的那批投行家。以人选过“中国25商业女杰”的摩根士 丹利中国区首席执行官孙玮、美林中国区投资银行业务主席任克英等为代表，她们因国外留学经历和工作经验、深厚的国内资源背景，成为同时精通中国和国际游戏规则的“稀缺人物”，也住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获得了巨大职业发展空间。
原联想CFO兼高级副总裁马雪征则代表的是中国“走出去”过程中的另外一种角色。她既是联想住资本运作上的操盘手，也是联想收购IBM PC业务时的关键人物之一。类似的女性职业角色当前正蓄势待发。随着越求越多中国企业公开募股，擅于资本运作和投资人协调的女性高管被推上职业巅峰的几率也在提高。
值得关注的是，东西交汇过程中产生的女企业家们已经发展列2.0版本。以绿色经济和信息革命为代表的新业务领域后来居上，让第一代女企业家逐渐转向新的领域开拓事业；由于金融危机对华尔街原有格局的巨大冲击、来自中国本土投行的竞争压力以及海外上市企业自主意识的增强，第一代投行家也面临着新的角色定位，取而代之的是扎根于本土市场业务、适应中国资本“走了去”和外国资本“引进来”的新“桥梁”。
如果把这样的变化放到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重心东移的背景下，可能更容易让人理解。中国本上市场的强势崛起，有利于中国企业在金融、汽车等传统以“西方”为师的行业后来居上，也为女性力量在这些行业的发挥奠定了基石。在2011年“中国25商业女杰”的年度企业家砰选中，入选的北京银行行长严晓燕和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风英正是代表了这样的方向。
创业在中国
关键词：传承与开拓
全球经济重心东移的另一个结果，是一种女性创业新趋势的形成。在今年“中国25商业女杰”的年度创业家奖项中，我们特别推出了5位代表人物，彰显当今中国在电子商务、服装、儿童教育、时尚和艺术领域的发展热潮。选择跟自己兴趣、知识、能力相匹配的行业，是女性创业容易获得成功的因素之一。
基于外贸B2B的电子商务，其爆炸式增长实际上远早于最近两年火热的B2C网购。金融危机进一步激发了这个市场。正是在2008年，王树彤的敦煌网的线上交易额突破10亿元，整个金融危机期间，敦煌网交易额逐月增长率均超过20％。
儿童教育则是目前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金矿”。“红黄蓝”创始人史燕来打造了0～6岁一体化的亲子教育体系和衍生产品。母爱光辉和传统社会角色分工使女性在这个行业具有先天优势。
如果说电子商务和儿童教育行业的快速发展代表的是中国本土市场的内生性增长的话，服装、化妆品和艺术领域的方兴未艾，则意味着金融危机后中国在时尚界的话语权的加重。王晓琳的木真了开创中国民族时装品牌化的先河，这与近些年一些国际品牌不断从东方元素中获得灵感有异曲同工之妙；艺术场董事长曾琼则致力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推动，或许勾勒出未来中国青年艺术家成长的美好前景。
中国正进入一个新的创业高峰期。这个时期以新兴领域的萌芽为特征，同样也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风险，既包括快速增长领域从“蓝海”到“红海”后的差异化竞争，又涉及新兴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以及这些领域与国际接轨时的适应和挑战。
这个新的创业高峰实际上还包含有“企二代”对家族企业的“再次创业”。中国女性企业家中不乏“企二代”。历届“中国25商业女杰”评选中，温州挺宇集团总经理潘佩聪、香港溢达集团主席杨敏德和连卡佛总裁吴宗恩等都是她们中间的佼佼者，她们大多接受过国外教育，在家族企业中同时兼任“少东”和“经理人”角色，也肩负着让家族企业“向上走”的重任。
有分析认为，女性接班人可能会为家族企业带来三种良性变化：第一，女性特有的性格特征，使她们更倾向于在企业内推行集体决策，而非专制化领导；第二，她们更看重公司和团队的荣誉，而非自我价值；第三，她们大多是“海归”，因此更倾向于推行“市场化经营”，而非“人情化管理”。她们也将面临三大难题：一是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会使她们在管理企业方面受到更多的考验；二是她们大多与父辈有着完全不同的教育背景和成长环境，很有可能在经营理念上与父辈产生冲突；三是女性本身的角色冲突，“80后”女性执掌家族企业后，既要当好老板，又要当好妻子和母亲，这必然会给她们造成很多困扰。“富家女”能否变成“女强人”，这将是永恒被关注的话题。
“她时代”的商业哲理
关键词：要做女人，但又不能只做女人
2011年被认作新商业周期的开局之年，是鉴于2008年金融危机给公司们带来的“破坏性创新”机遇，以及移动互联、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化技术构成的“伟大时代”背景。那么，在接下来的“她世纪”，中国女企业家们到底需要具备怎样的领袖特质?
新千年到来之前，管理学泰斗斯蒂芬·罗宾斯曾在《管理学》一书中对女性管理风格予以高度评价：女性通情达理，相对于男性更倾向于采用民主型和参与型的领导风格；女性乐观豁达，更乐于鼓励、参与，并努力提高下属的自我价值；女性还擅长沟通，通过包容进行领导，并以自己的领袖魅力、专业知识和人际交往能力来影响他人，通过把员工的自身利益转化为组织的目标来激励他人。
但这种大家依据常识都会认可的观点，在“她世纪”到来后反而受到了事实的质疑。2004年，一份发表于美国《商学杂志》的研究结果，通过1980～2002年间对美国4139名(2371名男性，1768名女性)中高层管理者的研究，发现罗宾斯所提出的女性管理风格并不存在。研究表明，在合作性和控制性方面，男性和女性管理者并没有呈现明显的差异，而且女性管理者并不比男性管理者更具有合作精神；她们或许更注重输赢，更经常地运用目标管理法；就竞争性而言，男性管理者的确比女性管理者具有更强的倾向，但这种差异也日益淡化，因为女性管理者的竞争倾向也不断增强，而男性在这方面的倾向却一直在下降。
在勾勒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女企业家们的成长路径和行为逻辑时，我们也可以发现这样的矛盾。比如有些女企业家并不希望在自己的社会角色前加上“女性”的定语，甚至从来不愿意强调自己的女性特质。但与此同时，有调查发现，在中国企业家眼中，女企业家首先是一个女人，然后才是一个管理者。
对于中国女企业家早期模糊性别的行为，专家解释为，十几年前个性化尚未在中国普及，很多女性将收敛感情、模仿男性当作了通向成功的捷径。最近15年因为生产力特性的改变，以及女性在大部分岗位上的平等就业意识大大提高，成功女性的“女人味”也有了显著提升。实际上，在捱过早期的艰苦创业和超负荷运转后，中国的女企业家开始展露出柔性一面。比如她们活跃于慈善工作和社会事业领域，并且开始重视生活质量和健康。
应该说，“她时代”的到来代表着一种进步，显示出社会的多元化和包容力。由此，企业发展和管理中需要刚柔并济。无论男女，成功企业家总是兼具“铁腕”与“柔情”两面。温柔、细腻、富于情感和刚强、果断、意志坚定在当今社会可以完美融合。未来的商业世界里，女企业家们“要做女人，但又不能只做女人”。
从2008年到2011年，《商务周刊》一共进行了四届“中国25商业女杰”评选，人选人数合计超过80位，实际的蛳选名单则远大于这个数字。这些女性标杆的背后，是女性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快速成长。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职场，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进而影响着商业生态乃至社会体系的发展，同样进入到我们的关注范畴。
十年一周期，百年一世纪。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局之年，我们分别从企业家、职场和消费三方面分析和总结“她势力”的成长路径和行为逻辑，以期寻找到关于未来的发展方向。
“她”在企业 时势造巾帼
2010年，有两则反映中国女性企业家现状的消息引发了中外关注。2010年度的“中国女企业家发展报告”显示，从1980年代到2009年，中国女企业家比重从不到10％上升到25％；女企业家的企业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00年，销售收入为1000万～1亿元的企业中，女企业家所在企业的比例为21％，2006年为36.5％，2009年经过了金融危机洗礼仍然保持同等水平。而当年的《胡润白手起家女富豪榜》中，全世界最富有女性的前三名都是中国人，前20名中有11人是中国人。
对于中国女企业家的成长，多年主编《中国女企业家发展报告》的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史清琪曾经总结了四个方面：一是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近年经济发展速度较快，造就了企业迅速发展的空间；二是中国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有许多市场需求量大的新经济增长点被迅速发掘出来；三是随着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关注民营企业的发展；四是新经济和全球化的发展同样为中国妇女的发展创造了新机遇，她们也涉足了高新技术产业或用高新技术提升、改造传统产业。
也就是说，抛开当今商业竞争中对抗性减弱和合作性增强等普遍性因素之外，女企业家在中国的卓越表现并无特殊土壤。她们的个人努力是常量，风起云涌的行业发展是变量，两者有机结合造就了这个大时代的巾帼英雄。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的三年，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商业模式开始重组和重构，又使得这些女企业家们站在新的转折点上。
邓小平一代的女企业家
关键词：规则的适应者、破坏者到重构者
西班牙女企业家胡利娅·佩雷斯一塞雷索在其撰写的《中国女企业家》一书中，盛赞中国妇女为中国30年经济的飞速发展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书中提出了“邓小平一代的女企业家”概念，将其总结为：“她们出身于各个阶层，年龄在40岁至70岁之间，但都在城市里受过基本教育，起初对市场经济一无所知，因此她们是边干边学。”
这部分“邓小平一代的女企业家”，更确切的阐述是·辛国经济体制“摸着石头过河”时期的受益者。从1980年代的双轨制到后来市场经济的确立，她们因对规则的适应能力和敢于破坏规则的魄力而崭露头角。面对企业成长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她们也在不断重新构筑市场游戏法则。
早期，她们是“下海潮”中的一员，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夹缝之间游刃有余。这个阶段的中国被称为冲锋型市场，在很长时间只要敢做就有机会。从前后两个“中国女首富”——香港富华国际集团董事长陈丽华和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的创富故事，都折射出这样的时代背景。她们吃苦耐劳，勇于抓住机会，同时擅于进行资源整合。但在那个充满创业激情的峥嵘岁月，真正成为企业领袖的女性为数不多。“中国女企业家发展报告”认为，中国女企业家发展势头是从1995年以来才开始强劲。
中国女企业家走上发展巅峰，大的时代背景是1990年代中国走向市场经济体制和世纪之交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事实上，整个中国企业界都在这个过程中迎来了转折——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国家体改委颁布《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做企业的法律体系基本确立。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一批超速发展而毫无风险预警的中国企业迅速陨落，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企业对于柔性领导力需求的同时，也促成了新的商业变革。
这个阶段的女企业家代表，包括曾先后入选《商务周刊》年度“中国25商业女杰”的海尔集团总裁杨绵绵、海信集团总裁于淑珉、格力电器总裁董明珠、华为董事长孙亚芳。她们的共同特点是：男性创始人的主要经营助手，也是企业战略最坚定的拥护者和执行者。走到前台之后，她们率领企业进行了适应时代潮流的变革：比如海尔推进市场链、人单合一、拓展海外市场以及流程再造，海信从家电企业到互联网终端设备提供商转型，格力对“国美模式”的挑战，并且创立出由格力控股、各销售商入股共同组建区域销售公司这样一种“既有别于国际代理制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崭新销售模式”……
在这一代女企业家身上，折射出中国企业从赚到第一桶金向上跃迁的剪影，这些“女二号”凭借强大的执行力和风险控制能力，保证了升级中企业的稳定。孙亚芳直接主管华为的市场和人力资源部门，前者以令竞争对手胆寒的“狼”性为华为自1996年以来的高速增长立下马功劳，后者则为后来华为的国际化打下基础坚实；于淑珉把很大精力放在严格把控海信电器的资金流上，并且在金融危机中控制内部投资和紧盯风险较大的海外市场货款“双管齐下”，为危机后海信进一步追求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奠定了基础。
东西交汇
关键词：传道士和桥梁，后来居上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和结果之一，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对于全球经济、金融和市场一体化的深度参与。这是一种“引进来”和“走出去”并行的双向交流。通常，擅于协调和沟通、良好的适应能力被认为是女性相对于男性在职业上的优势，这也是诸多女性活跃于这一东西交汇过程中的重要原因。
可能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负责跨国公司中国区业务的女性高管，比中国本土女企业家们更早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她们的名字可以罗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比如在柯达工作了12年的原柯达全球副总裁兼北亚区主席兼总裁叶莺、原维亚康姆公司中国区首代李亦非和刚刚履新为安利(中国)非执行董事长的郑李锦芬，都曾人选过《商务周刊》“中国25商业女杰”。她们是公认的公关高手，对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实现落地居功甚伟。
同样在中国担任“传道士”角色的，还有中国企业海外上市潮造就的那批投行家。以人选过“中国25商业女杰”的摩根士 丹利中国区首席执行官孙玮、美林中国区投资银行业务主席任克英等为代表，她们因国外留学经历和工作经验、深厚的国内资源背景，成为同时精通中国和国际游戏规则的“稀缺人物”，也住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获得了巨大职业发展空间。
原联想CFO兼高级副总裁马雪征则代表的是中国“走出去”过程中的另外一种角色。她既是联想住资本运作上的操盘手，也是联想收购IBM PC业务时的关键人物之一。类似的女性职业角色当前正蓄势待发。随着越求越多中国企业公开募股，擅于资本运作和投资人协调的女性高管被推上职业巅峰的几率也在提高。
值得关注的是，东西交汇过程中产生的女企业家们已经发展列2.0版本。以绿色经济和信息革命为代表的新业务领域后来居上，让第一代女企业家逐渐转向新的领域开拓事业；由于金融危机对华尔街原有格局的巨大冲击、来自中国本土投行的竞争压力以及海外上市企业自主意识的增强，第一代投行家也面临着新的角色定位，取而代之的是扎根于本土市场业务、适应中国资本“走了去”和外国资本“引进来”的新“桥梁”。
如果把这样的变化放到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重心东移的背景下，可能更容易让人理解。中国本上市场的强势崛起，有利于中国企业在金融、汽车等传统以“西方”为师的行业后来居上，也为女性力量在这些行业的发挥奠定了基石。在2011年“中国25商业女杰”的年度企业家砰选中，入选的北京银行行长严晓燕和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风英正是代表了这样的方向。
创业在中国
关键词：传承与开拓
全球经济重心东移的另一个结果，是一种女性创业新趋势的形成。在今年“中国25商业女杰”的年度创业家奖项中，我们特别推出了5位代表人物，彰显当今中国在电子商务、服装、儿童教育、时尚和艺术领域的发展热潮。选择跟自己兴趣、知识、能力相匹配的行业，是女性创业容易获得成功的因素之一。
基于外贸B2B的电子商务，其爆炸式增长实际上远早于最近两年火热的B2C网购。金融危机进一步激发了这个市场。正是在2008年，王树彤的敦煌网的线上交易额突破10亿元，整个金融危机期间，敦煌网交易额逐月增长率均超过20％。
儿童教育则是目前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金矿”。“红黄蓝”创始人史燕来打造了0～6岁一体化的亲子教育体系和衍生产品。母爱光辉和传统社会角色分工使女性在这个行业具有先天优势。
如果说电子商务和儿童教育行业的快速发展代表的是中国本土市场的内生性增长的话，服装、化妆品和艺术领域的方兴未艾，则意味着金融危机后中国在时尚界的话语权的加重。王晓琳的木真了开创中国民族时装品牌化的先河，这与近些年一些国际品牌不断从东方元素中获得灵感有异曲同工之妙；艺术场董事长曾琼则致力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推动，或许勾勒出未来中国青年艺术家成长的美好前景。
中国正进入一个新的创业高峰期。这个时期以新兴领域的萌芽为特征，同样也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风险，既包括快速增长领域从“蓝海”到“红海”后的差异化竞争，又涉及新兴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以及这些领域与国际接轨时的适应和挑战。
这个新的创业高峰实际上还包含有“企二代”对家族企业的“再次创业”。中国女性企业家中不乏“企二代”。历届“中国25商业女杰”评选中，温州挺宇集团总经理潘佩聪、香港溢达集团主席杨敏德和连卡佛总裁吴宗恩等都是她们中间的佼佼者，她们大多接受过国外教育，在家族企业中同时兼任“少东”和“经理人”角色，也肩负着让家族企业“向上走”的重任。
有分析认为，女性接班人可能会为家族企业带来三种良性变化：第一，女性特有的性格特征，使她们更倾向于在企业内推行集体决策，而非专制化领导；第二，她们更看重公司和团队的荣誉，而非自我价值；第三，她们大多是“海归”，因此更倾向于推行“市场化经营”，而非“人情化管理”。她们也将面临三大难题：一是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会使她们在管理企业方面受到更多的考验；二是她们大多与父辈有着完全不同的教育背景和成长环境，很有可能在经营理念上与父辈产生冲突；三是女性本身的角色冲突，“80后”女性执掌家族企业后，既要当好老板，又要当好妻子和母亲，这必然会给她们造成很多困扰。“富家女”能否变成“女强人”，这将是永恒被关注的话题。
“她时代”的商业哲理
关键词：要做女人，但又不能只做女人
2011年被认作新商业周期的开局之年，是鉴于2008年金融危机给公司们带来的“破坏性创新”机遇，以及移动互联、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化技术构成的“伟大时代”背景。那么，在接下来的“她世纪”，中国女企业家们到底需要具备怎样的领袖特质?
新千年到来之前，管理学泰斗斯蒂芬·罗宾斯曾在《管理学》一书中对女性管理风格予以高度评价：女性通情达理，相对于男性更倾向于采用民主型和参与型的领导风格；女性乐观豁达，更乐于鼓励、参与，并努力提高下属的自我价值；女性还擅长沟通，通过包容进行领导，并以自己的领袖魅力、专业知识和人际交往能力来影响他人，通过把员工的自身利益转化为组织的目标来激励他人。
但这种大家依据常识都会认可的观点，在“她世纪”到来后反而受到了事实的质疑。2004年，一份发表于美国《商学杂志》的研究结果，通过1980～2002年间对美国4139名(2371名男性，1768名女性)中高层管理者的研究，发现罗宾斯所提出的女性管理风格并不存在。研究表明，在合作性和控制性方面，男性和女性管理者并没有呈现明显的差异，而且女性管理者并不比男性管理者更具有合作精神；她们或许更注重输赢，更经常地运用目标管理法；就竞争性而言，男性管理者的确比女性管理者具有更强的倾向，但这种差异也日益淡化，因为女性管理者的竞争倾向也不断增强，而男性在这方面的倾向却一直在下降。
在勾勒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女企业家们的成长路径和行为逻辑时，我们也可以发现这样的矛盾。比如有些女企业家并不希望在自己的社会角色前加上“女性”的定语，甚至从来不愿意强调自己的女性特质。但与此同时，有调查发现，在中国企业家眼中，女企业家首先是一个女人，然后才是一个管理者。
对于中国女企业家早期模糊性别的行为，专家解释为，十几年前个性化尚未在中国普及，很多女性将收敛感情、模仿男性当作了通向成功的捷径。最近15年因为生产力特性的改变，以及女性在大部分岗位上的平等就业意识大大提高，成功女性的“女人味”也有了显著提升。实际上，在捱过早期的艰苦创业和超负荷运转后，中国的女企业家开始展露出柔性一面。比如她们活跃于慈善工作和社会事业领域，并且开始重视生活质量和健康。
应该说，“她时代”的到来代表着一种进步，显示出社会的多元化和包容力。由此，企业发展和管理中需要刚柔并济。无论男女，成功企业家总是兼具“铁腕”与“柔情”两面。温柔、细腻、富于情感和刚强、果断、意志坚定在当今社会可以完美融合。未来的商业世界里，女企业家们“要做女人，但又不能只做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