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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周德文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呼之欲出。
此前，关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中小企业“倒闭潮”的报道绵延不绝。
为治理“4万亿”计划造成的货币宽松后遗症，决策层从2010年1月开始逐步收紧货币政策，21个月来累计13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5次加息，加之国际市场始终难以摆脱“二次探底”之忧，一时间，呼吁货币政策放松的声音甚为响亮，多数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浙商和粤商态度尤为鲜明。
9月上中旬，两个关键宏观经济数据的公布以及决策层的表态，印证了宏观政策正在进行微调。
9月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6.2％，比7月的6.5％略有下降，通胀拐点似已来临。随后，央行公布8月新增人民币贷款5485亿元，比市场预计的5000亿元高出接近10个百分点。同时，至9月15日，央行业已连续九周实现公开市场净投放，累计向银行间市场注入3510亿元资金。
两笔资金相加，央行在短期内已累计多投放9000亿元。其政策逻辑，似可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9月1日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关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寻找：“充分重视货币政策的滞后和累积效应，提供政策的前瞻性”“（同时避免）对下一阶段实体经济产生过大影响”。
八九月间，《财经》记者分赴浙江、广东两地，深入调查中小企业生存现状，关门者有之，奄奄一息者有之，投机获利者不在少数，坚持做实体经济的民企老板寥寥可数。
市场普遍预计，将于9月底召开的中央层面的中小企业工作会议，将出台针对中小企业的定向宽松政策。
在呼吁放松调控的声音之外，亦有少数企业家表示，鉴于国企、银行、中小企业、民间金融机构、地产商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此时放松调控，更大的可能是使投机性行业最终获利。这一观点，获得了大多数学者和官员的支持。更有经济学家表示，货币政策不能为高利贷埋单。
停工推手
从温州市中心乘车10公里，可达瓯海新区东方路187号，业内颇为知名的东方打火机公司就位于此。作为出口加工业的标志性企业，东方轻工实业有限公司获得政府特惠待遇，公司门前的马路被命名为东方路。
9月17日，东方打火机公司总经理李中坚对《财经》记者表示：“这半年，我招工反而不难了。”在网络上发个广告，按照温州当前的最低工资标准1600元/月（不包吃住），根本不愁招不到人，毕竟，90％停工的打火机企业，给李中坚提供了大量剩余劳力。
十年前中国加入WTO之时，仅温州一地，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打火机企业就有三四千家。历经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存活下来的只剩下一二百家。总量收紧之后，又有90％的企业选择了停工。如今仍然坚持生产的企业，只剩下了一二十家。
2月以来，李中坚不再囤积锌这种打火机的主要原材料。
受累于二次量化宽松和美欧经济二次探底的阴晴不定，锌价也开始起起伏伏，李中坚开始原材料去库存。
每次接到来自欧盟、尤其是法国的订单，李中坚心里总没有底。接单开始生产以后，如果锌价跌了，东方公司会赚上5％；如果锌价涨了，东方公司就只剩最后的一点微利甚至亏损。
“我现在做生意要靠运气，和农民一样靠天吃饭。”李中坚倒出苦水。
外需不振，原本就让东方打火机的订单有所减少。如今，面临原材料阴晴不定的格局，李中坚如果判断锌价在接单后会大幅上升，就会忍痛主动放弃订单。
温州市经信委监测结果显示，导致企业接单难的因素中，用工、用电、流动资金紧张等因素分别占了34.6％、43.8％和29.2％，而由于原材料价格波动使企业不敢接单，占了57.2％，居各因素首位。
受订单所限，东方公司的产能，最近几个月来保持在每个月5万个左右的水平，工人数量亦从金融危机之前的600余人下降至如今的400余人。
温州市经信委数据显示，今年1月－6月当地出口交货值增速偏低，占销售产值比重有所下降，前者仅为320.1亿元，同比增长14.2％，低于后者增长3.3个百分点。前者占后者比重为16.9％，同比下降0.2个百分点。
作为一家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天大的难题。2010年6月二次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单边升值逾6％，东方打火机一直默默承受。
今年春天以来，由于电企“静坐”，电荒蔓延到温州，东方公司每周被停电两天，李中坚只好采购柴油发电机自行发电，每度电成本2元，比上网电价又要高上几毛钱。温州市经信委数据显示，4月以来，温州企业自备发电量已占到企业总用电量的10％左右。
而这些困难，又远远比不上融资之贵。李中坚很怀念年利率4.2％的时代，而今，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已达6.56％。在资金紧张、银行以价补量的原则下，东方打火机的贷款利率被上浮了15％－20％。
融资之贵还不止这么简单。银行普遍要求企业，在获得贷款的同时，就要将贷款总额的30％存入银行。无形之中，等于企业在执行9.37％的利率。在此基础上再上浮20％，企业贷款利率将升至11.25％。
银行对企业存款的要求不仅限于此。在吸储重于一切的背景下，“月底保存”成为银行对企业的另一个要求。8月31日，浙商银行杭州某支行行长助理向浙江产权交易所财务总监求援：有没有钱，今天支援几百万。在这一背景下，企业财务成本再度被提升。
温州市经信委测算，目前中小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综合成本要比去年同期上升15％以上，远远高于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今年1月－5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息净支出27.34亿元，同比增长46％，增幅同比提高27.8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温州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77.9亿元，同比增长15.6％，比一季度回落0.4个百分点，低于同期主营业务收入1.6个百分点，而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分别增长19.5％和43.5％，分别高出主营业务收入增长2.3个和26.3个百分点。
贷款成本尽管已经飙升，背后有政府隐性扶持的东方打火机已属幸运。李中坚可以通过订单、房产获得抵押贷款，信用放款也不在少数。而更多的中小企业则在嗷嗷待哺，即使获得了救命的奶水，其市场化的利率成本也很难吃得消，融资难和融资贵同时袭来。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对《财经》记者表示，根据他们团队的调研，只有20％的中小企业可以获得银行贷款，80％的中小企业不得不迈进民间借贷市场。而今年夏天，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陪同全国工商联在温州调研时获知，规模以下的中小企业有90％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的借贷关系，微小企业95％没有从金融机构获得过贷款。
少数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中小企业，由于缺少抵押物、同时又没有政府背景，为获得银行贷款，不得不借助融资性担保公司。温州方兴担保公司董事长方培林对《财经》记者证实，通过担保公司获得银行贷款的中小企业，还要支付给担保公司“5个点”。由此，一年期贷款利率已上升至16.25％（11.25％+5％）。
浙江产权交易所副总经理、浙商研究会秘书长徐王婴指出，对于绝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此时扩大产能已是奢望，国际国内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使企业更愿意手持现金，维系有订单的生产聊以度日才是常态。订单既来，资金如果不足，唯有民间借贷一途。
包括方培林在内的多家民间金融机构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表示，当前民间拆借利率飙升，有抵押物的中小企业可以获得月息一分至一分五（即月利率1％－1.5％，年化利率12％－18％）；无抵押物的中小企业月息则普遍高达月息二分五至三分（即年化利率30％－36％），面向中小企业最高的民间利率可达月息五分至六分（即年化利率60％－72％）。
“没有什么中小企业能够承受72％的年利率，中小企业只是周转出现难题之时，才向民间金融机构伸手，贷款期限通常只是十天半月而已。”周德文说，这一贷款，业界称之为“过桥钱”。
据中信证券调研显示，由于利息高昂，中小企业的融资期限多在半年以内。贷款1个月以下的占比30％、1个-3个月占比30％、3个-6个月占比30％。3个月甚至是1个月以内的贷款占比较高。
温州市经信委数据表明，今年1月－5月，温州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面9.6％，同比扩大2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损额4.65亿元，同比增长56％，占了同期利润总额的6％。
一直坚持实业的丝绸之路控股集团董事长凌兰芳解释称：“企业亏损一点没关系，就好比‘亚健康’状态；人就怕一口气上不来，立刻就死掉了；对企业而言，这‘一口气’，就是资金链。”
周德文表示，六成到七成的中小企业面临严重的生存困境，他们最怕“一口气”上不来。
在注销受到些许行政阻力的背景下，停工成为中小企业无奈的抉择。
坚守与转移
相对于困守本地的打火机行业，其他一些行业选择了产业转移。温州标志性的制鞋行业就是如此。高峰期时，温州曾拥有6000余家制鞋厂，如今已锐减至2000余家。奥康、康奈、百丽、东艺等有实力的鞋企或者西进，或者转战东南亚，把制造业基地从温州移出，大量产业工人亦随之西进。这造成了就业市场的变局。根据中国农业银行高级经济师何志成的调研，仅成都一地，工资成本比金融危机之前几乎翻了一番。东南沿海，以温州为例，企业用工缺口仍在持续。
温州市经信委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二季度以来，因订单下滑，温州工业企业用工缺口较年初有所缓和，但缺口仍大。经信委重点监测的855家企业中，有68.9％的企业表示有用工缺口。其中用工缺口10％左右的企业占了49.2％。从对企业用工所需的工种和招工计划调查看，目前企业最缺的是技术工人，占了54.8％，其次是普工，占了47.7％，管理人员缺口则为11.3％。
西进的不仅仅是鞋业，服装类企业也是如此。湖州丝绸之路控股集团董事长凌兰芳向《财经》记者证实，他麾下的集团已在全国布局，工厂总计超过10家。
正是因为看到了产业转移浪潮，8月23日，民营经济长白山研讨会期间，曾前往浙江调研的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庄聪生对《财经》记者表示，“倒闭潮”并不存在。
温州市工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当地内资企业新设户数大幅上升，新设登记内资企业8761户，同比增长27.9％，吊（注）销内资企业3985户，同比下降21.72％。而在浙江全省，同期关闭企业数达14400家，但新增企业数超过了5万家。今年8月10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在温州调研期间，温州市政府负责人引用上述数据汇报后亦表示，温州并没有出现所谓的中小企业“倒闭潮”。
不仅长三角如此，珠三角亦用数据表明，关停企业数量处于正常水平。广东省统计局副局长朱遂文7月29日表示，2011年，东莞市企业户数保持正常增长。工商登记的注册中小企业数处于正常增长状态，5月9.73万户，6月为9.9万户。今年1月至5月注销登记的企业数量为872家， 折合全年约 2093家， 低于2010年的3300家及2009年的2980家。
7月下旬，东莞市外经贸局亦发布声明：东莞市1月-6月累计关停、外迁外资企业266家，同比减少11家，下降4％。
“一个荣枯衡量指标是：新增中小企业数量是否大幅超过关闭数量。”凌兰芳说，“毕竟，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9年，停产也好，注销也罢，只要经济环境一宽松，就会春风吹又生。”
投机潮盖过升级潮
面对困境，一些企业仍然在坚持做主业。某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温州分行信贷部负责人回忆，约十年前，他第一次到温州市润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考察时，发现董事长杨润德的办公桌上摆放着水龙头密封圈的图纸和模型，“我们贷款时也要看企业家精神，这样的企业肯定有前景”，这位负责人说，“十年来，这家企业因为现金流丰裕，很少找我来贷款。”
该公司董事长、温州市政协委员杨润德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的企业一直坚持做主业，进而在市场上获得甲方地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经达到6.38，我的企业执行6.56；现在经济环境不好，赊账很普遍，我的企业要求每月25日必须打款。”
谈及获得甲方地位的秘诀，杨润德称：技术改造。
凌兰芳亦表示，企业是否坚持做主业的衡量标准，就是企业是否坚持技术改造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问题是，坚持技术改造、坚持主业的企业，如今实在是凤毛麟角。”前述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温州分行信贷部负责人说。
面对困境，一些企业选择产业升级作为突围路径。
上半年东莞市出口金额中，加工贸易占比77.6％，较2008年的87.9％下降了10个百分点，表明企业出口的技术含量有所提高。
除了产业升级，产业转移的结构调整亦正在发生。在谈到浙企西进之时，温州市经信委主任余中平对《财经》记者表示，在这一轮宏观调控过程中，温州的总部经济、外包生产模式获得发展。他以服装为例，历数森马、美特斯邦威等品牌的经营之路，指出总部经济在温州经历了渠道拓展—品牌发展—资本运营三个阶段，眼下已占温州数百亿元服装产值中约30％的份额。
在休闲服装业的示范下，温州制鞋、电器、眼镜、泵阀等行业也开始不同程度地实施总部经济、外包生产。
温州市经信委数据显示，今年1月－6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产销率为97.1％，比去年同期和一季度分别提高0.7和0.2个百分点，而内销产值同比增长迅速，达18.2％，对工业企业销售产值增长贡献率达86％。
余中平认为，总部经济是当前温州众多中小企业突破资金、设备、技术等限制，在新经济发展潮流中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和市场支配地位，实现快速发展、转型升级的一个有效途径。同时，总部经济、外包生产模式将优化产业链结构，把众多分散的中小企业纳入大企业的产业链，从而有效带动和促进产业升级。
然而，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旷日持久，不少温商乃至浙商已等不及。周德文对《财经》记者分析指出，中小企业中约有10％在进行升级，20％进行产业转移，但同时也有大批中小企业偏离主业从事投机。
浙商研究会秘书长徐王婴表示，西进的企业之中，除了一些名牌企业，更多的企业还是在“玩概念”，“无非是把握土地主题，最不济也要争取三年的税费优惠，三年之后，或将人去楼空”。
特别是总量收紧背景下，民间拆解利率飙升至基准利率的5倍－10倍之时，大量资金开始进入服务业。
余中平呼吁决策层关注新增中小企业的形态。尽管暂时还缺少足够的数据支撑，但这位当地中小企业的主管官员分析指出，新增中小企业中，不少企业并非投资于制造业，而是更多涌向了投机性行业。
温州市经信委提供的一个侧面数据或可看出端倪：截至今年6月底，我市累计有内资企业97106户，同比增长10.83％，注册资本（金）3492亿元，同比增长40.94％。
即使是一直坚持做主业的杨润德，也开始受到资金方的诱惑。9月15日，一家民间金融机构负责人到访润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与杨润德商谈至9月16日凌晨1点，内容正是劝说杨润德入股一家融资性担保公司。
据《财经》记者了解，由于国企、银行、中小企业、民间金融机构、地产商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投机资金最终主要流向了房地产开发贷为零的地产业。
对此，温州市经信委中小企业处处长黄寿君表示，对当前中小企业究竟有多少属于融资难范畴、究竟有多少是产业结构调整，仍需加强监测分析。“大家都在喊融资难，实际上最难的是坚守主业的企业，很多企业现在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凌兰芳表示，“通过关系获得信贷资金却不从事主业的企业，实际上并不缺钱。”
某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温州分行信贷部负责人证实，受理企业贷款业务时，发现有大量虚假资金需求。
更有经济学家明言：货币政策不能松，不能为高利贷埋单。
松紧两难
9月17日上午，中国银行总行一位人士造访温州市经信委中小企业处。在了解到温州当地制造业信贷资金转向投机行业时，这位人士表示，总行已在研究，削减给当地中小企业的融资规模。
某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温州分行信贷部负责人表示，从信贷资产安全角度出发，考虑到民间借贷市场近来接连出现资金链断裂的情况，官方金融机构的这种举动无可厚非。
不同部门之间的博弈已经展开。温州市经信委中小企业处处长黄寿君、副处长吴兆光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反对金融机构的这一动议。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中小企业嗷嗷待哺，怎能削减信贷规模？至于信贷资产风险，理应通过加强资金用途监管的方式来解决。
让中小企业主管部门感到费解的是，今年上半年工、农、中、建、交五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中报显示，五大行中期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3618.8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2.28％，利润之高，远非制造业所能比拟。
“如果金融市场放开，国有金融机构涨价赚钱无可厚非；如今民间金融机构还没有合法化，中小金融机构短缺，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如此追求垄断利润，很少顾及社会责任，是何道理？”一位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表示。
在通过全国政协副主席递交中央的一份政策建议中，温州市经信委明言：工信部领导能否向金融机构的监管部门反映，应加强对金融机构的规范，适当控制金融机构的暴利。
9月底，全国性的中小企业工作会议就要召开。在此前于8月下旬召开的民营经济长白山研讨会期间，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朱宏任表示，“十二五”时期，工信部在制定扶持政策和安排财政资金时，将更加注重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更加注重扶持小型微型企业，改善对小型微型企业的服务。此外，要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以惠及更多小企业。
朱宏任还表示，未来五年，中国将全面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重点加强和改善小企业金融服务，完善多层次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进一步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继续壮大中小企业创业板市场，加快推进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建设。
此番中小企业工作会议上，预计将出台《“十二五”中小企业转型成长规划》，同时配套出台《“十二五”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据悉，这份规划将在中小企业融资、减税和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然而，据《财经》记者了解，在如何切贷款蛋糕方面，工信部和银监会、央行方面仍未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两年前，国有四大行行长曾与时任工信部部长李毅中签署一份协议，规定四大行每年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增量，增速不低于当年全部贷款平均增速”。
今年5月，银监会公布统计数据称，今年1月－4月全国中小企业贷款同比增速达29.7％。
而据《财经》记者了解，该增速水分甚多，首先是大量贷款通过票据融资方式从“表内”挪至“表外”（资产负债表），企业需支付票据贴现利息（约9％）。
同时，国企利用体制优势，成立大量以贸易融资为主的二三级公司，以中小企业身份获得银行放款。换言之，两年前的“两个不低于”协议难抵暗箱运作。
在长白山研讨会上，朱宏任亦坦承，建立多层次的融资体系，包括建立更多的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多种形式的担保，以及各种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创新手段，需要的时间还很长。因为在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中，尚存在诸多障碍。
本刊记者曲艳丽对此文亦有贡献
此前，关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中小企业“倒闭潮”的报道绵延不绝。
为治理“4万亿”计划造成的货币宽松后遗症，决策层从2010年1月开始逐步收紧货币政策，21个月来累计13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5次加息，加之国际市场始终难以摆脱“二次探底”之忧，一时间，呼吁货币政策放松的声音甚为响亮，多数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浙商和粤商态度尤为鲜明。
9月上中旬，两个关键宏观经济数据的公布以及决策层的表态，印证了宏观政策正在进行微调。
9月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6.2％，比7月的6.5％略有下降，通胀拐点似已来临。随后，央行公布8月新增人民币贷款5485亿元，比市场预计的5000亿元高出接近10个百分点。同时，至9月15日，央行业已连续九周实现公开市场净投放，累计向银行间市场注入3510亿元资金。
两笔资金相加，央行在短期内已累计多投放9000亿元。其政策逻辑，似可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9月1日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关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寻找：“充分重视货币政策的滞后和累积效应，提供政策的前瞻性”“（同时避免）对下一阶段实体经济产生过大影响”。
八九月间，《财经》记者分赴浙江、广东两地，深入调查中小企业生存现状，关门者有之，奄奄一息者有之，投机获利者不在少数，坚持做实体经济的民企老板寥寥可数。
市场普遍预计，将于9月底召开的中央层面的中小企业工作会议，将出台针对中小企业的定向宽松政策。
在呼吁放松调控的声音之外，亦有少数企业家表示，鉴于国企、银行、中小企业、民间金融机构、地产商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此时放松调控，更大的可能是使投机性行业最终获利。这一观点，获得了大多数学者和官员的支持。更有经济学家表示，货币政策不能为高利贷埋单。
停工推手
从温州市中心乘车10公里，可达瓯海新区东方路187号，业内颇为知名的东方打火机公司就位于此。作为出口加工业的标志性企业，东方轻工实业有限公司获得政府特惠待遇，公司门前的马路被命名为东方路。
9月17日，东方打火机公司总经理李中坚对《财经》记者表示：“这半年，我招工反而不难了。”在网络上发个广告，按照温州当前的最低工资标准1600元/月（不包吃住），根本不愁招不到人，毕竟，90％停工的打火机企业，给李中坚提供了大量剩余劳力。
十年前中国加入WTO之时，仅温州一地，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打火机企业就有三四千家。历经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存活下来的只剩下一二百家。总量收紧之后，又有90％的企业选择了停工。如今仍然坚持生产的企业，只剩下了一二十家。
2月以来，李中坚不再囤积锌这种打火机的主要原材料。
受累于二次量化宽松和美欧经济二次探底的阴晴不定，锌价也开始起起伏伏，李中坚开始原材料去库存。
每次接到来自欧盟、尤其是法国的订单，李中坚心里总没有底。接单开始生产以后，如果锌价跌了，东方公司会赚上5％；如果锌价涨了，东方公司就只剩最后的一点微利甚至亏损。
“我现在做生意要靠运气，和农民一样靠天吃饭。”李中坚倒出苦水。
外需不振，原本就让东方打火机的订单有所减少。如今，面临原材料阴晴不定的格局，李中坚如果判断锌价在接单后会大幅上升，就会忍痛主动放弃订单。
温州市经信委监测结果显示，导致企业接单难的因素中，用工、用电、流动资金紧张等因素分别占了34.6％、43.8％和29.2％，而由于原材料价格波动使企业不敢接单，占了57.2％，居各因素首位。
受订单所限，东方公司的产能，最近几个月来保持在每个月5万个左右的水平，工人数量亦从金融危机之前的600余人下降至如今的400余人。
温州市经信委数据显示，今年1月－6月当地出口交货值增速偏低，占销售产值比重有所下降，前者仅为320.1亿元，同比增长14.2％，低于后者增长3.3个百分点。前者占后者比重为16.9％，同比下降0.2个百分点。
作为一家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天大的难题。2010年6月二次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单边升值逾6％，东方打火机一直默默承受。
今年春天以来，由于电企“静坐”，电荒蔓延到温州，东方公司每周被停电两天，李中坚只好采购柴油发电机自行发电，每度电成本2元，比上网电价又要高上几毛钱。温州市经信委数据显示，4月以来，温州企业自备发电量已占到企业总用电量的10％左右。
而这些困难，又远远比不上融资之贵。李中坚很怀念年利率4.2％的时代，而今，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已达6.56％。在资金紧张、银行以价补量的原则下，东方打火机的贷款利率被上浮了15％－20％。
融资之贵还不止这么简单。银行普遍要求企业，在获得贷款的同时，就要将贷款总额的30％存入银行。无形之中，等于企业在执行9.37％的利率。在此基础上再上浮20％，企业贷款利率将升至11.25％。
银行对企业存款的要求不仅限于此。在吸储重于一切的背景下，“月底保存”成为银行对企业的另一个要求。8月31日，浙商银行杭州某支行行长助理向浙江产权交易所财务总监求援：有没有钱，今天支援几百万。在这一背景下，企业财务成本再度被提升。
温州市经信委测算，目前中小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综合成本要比去年同期上升15％以上，远远高于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今年1月－5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息净支出27.34亿元，同比增长46％，增幅同比提高27.8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温州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77.9亿元，同比增长15.6％，比一季度回落0.4个百分点，低于同期主营业务收入1.6个百分点，而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分别增长19.5％和43.5％，分别高出主营业务收入增长2.3个和26.3个百分点。
贷款成本尽管已经飙升，背后有政府隐性扶持的东方打火机已属幸运。李中坚可以通过订单、房产获得抵押贷款，信用放款也不在少数。而更多的中小企业则在嗷嗷待哺，即使获得了救命的奶水，其市场化的利率成本也很难吃得消，融资难和融资贵同时袭来。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对《财经》记者表示，根据他们团队的调研，只有20％的中小企业可以获得银行贷款，80％的中小企业不得不迈进民间借贷市场。而今年夏天，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陪同全国工商联在温州调研时获知，规模以下的中小企业有90％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的借贷关系，微小企业95％没有从金融机构获得过贷款。
少数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中小企业，由于缺少抵押物、同时又没有政府背景，为获得银行贷款，不得不借助融资性担保公司。温州方兴担保公司董事长方培林对《财经》记者证实，通过担保公司获得银行贷款的中小企业，还要支付给担保公司“5个点”。由此，一年期贷款利率已上升至16.25％（11.25％+5％）。
浙江产权交易所副总经理、浙商研究会秘书长徐王婴指出，对于绝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此时扩大产能已是奢望，国际国内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使企业更愿意手持现金，维系有订单的生产聊以度日才是常态。订单既来，资金如果不足，唯有民间借贷一途。
包括方培林在内的多家民间金融机构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表示，当前民间拆借利率飙升，有抵押物的中小企业可以获得月息一分至一分五（即月利率1％－1.5％，年化利率12％－18％）；无抵押物的中小企业月息则普遍高达月息二分五至三分（即年化利率30％－36％），面向中小企业最高的民间利率可达月息五分至六分（即年化利率60％－72％）。
“没有什么中小企业能够承受72％的年利率，中小企业只是周转出现难题之时，才向民间金融机构伸手，贷款期限通常只是十天半月而已。”周德文说，这一贷款，业界称之为“过桥钱”。
据中信证券调研显示，由于利息高昂，中小企业的融资期限多在半年以内。贷款1个月以下的占比30％、1个-3个月占比30％、3个-6个月占比30％。3个月甚至是1个月以内的贷款占比较高。
温州市经信委数据表明，今年1月－5月，温州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面9.6％，同比扩大2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损额4.65亿元，同比增长56％，占了同期利润总额的6％。
一直坚持实业的丝绸之路控股集团董事长凌兰芳解释称：“企业亏损一点没关系，就好比‘亚健康’状态；人就怕一口气上不来，立刻就死掉了；对企业而言，这‘一口气’，就是资金链。”
周德文表示，六成到七成的中小企业面临严重的生存困境，他们最怕“一口气”上不来。
在注销受到些许行政阻力的背景下，停工成为中小企业无奈的抉择。
坚守与转移
相对于困守本地的打火机行业，其他一些行业选择了产业转移。温州标志性的制鞋行业就是如此。高峰期时，温州曾拥有6000余家制鞋厂，如今已锐减至2000余家。奥康、康奈、百丽、东艺等有实力的鞋企或者西进，或者转战东南亚，把制造业基地从温州移出，大量产业工人亦随之西进。这造成了就业市场的变局。根据中国农业银行高级经济师何志成的调研，仅成都一地，工资成本比金融危机之前几乎翻了一番。东南沿海，以温州为例，企业用工缺口仍在持续。
温州市经信委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二季度以来，因订单下滑，温州工业企业用工缺口较年初有所缓和，但缺口仍大。经信委重点监测的855家企业中，有68.9％的企业表示有用工缺口。其中用工缺口10％左右的企业占了49.2％。从对企业用工所需的工种和招工计划调查看，目前企业最缺的是技术工人，占了54.8％，其次是普工，占了47.7％，管理人员缺口则为11.3％。
西进的不仅仅是鞋业，服装类企业也是如此。湖州丝绸之路控股集团董事长凌兰芳向《财经》记者证实，他麾下的集团已在全国布局，工厂总计超过10家。
正是因为看到了产业转移浪潮，8月23日，民营经济长白山研讨会期间，曾前往浙江调研的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庄聪生对《财经》记者表示，“倒闭潮”并不存在。
温州市工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当地内资企业新设户数大幅上升，新设登记内资企业8761户，同比增长27.9％，吊（注）销内资企业3985户，同比下降21.72％。而在浙江全省，同期关闭企业数达14400家，但新增企业数超过了5万家。今年8月10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在温州调研期间，温州市政府负责人引用上述数据汇报后亦表示，温州并没有出现所谓的中小企业“倒闭潮”。
不仅长三角如此，珠三角亦用数据表明，关停企业数量处于正常水平。广东省统计局副局长朱遂文7月29日表示，2011年，东莞市企业户数保持正常增长。工商登记的注册中小企业数处于正常增长状态，5月9.73万户，6月为9.9万户。今年1月至5月注销登记的企业数量为872家， 折合全年约 2093家， 低于2010年的3300家及2009年的2980家。
7月下旬，东莞市外经贸局亦发布声明：东莞市1月-6月累计关停、外迁外资企业266家，同比减少11家，下降4％。
“一个荣枯衡量指标是：新增中小企业数量是否大幅超过关闭数量。”凌兰芳说，“毕竟，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9年，停产也好，注销也罢，只要经济环境一宽松，就会春风吹又生。”
投机潮盖过升级潮
面对困境，一些企业仍然在坚持做主业。某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温州分行信贷部负责人回忆，约十年前，他第一次到温州市润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考察时，发现董事长杨润德的办公桌上摆放着水龙头密封圈的图纸和模型，“我们贷款时也要看企业家精神，这样的企业肯定有前景”，这位负责人说，“十年来，这家企业因为现金流丰裕，很少找我来贷款。”
该公司董事长、温州市政协委员杨润德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的企业一直坚持做主业，进而在市场上获得甲方地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经达到6.38，我的企业执行6.56；现在经济环境不好，赊账很普遍，我的企业要求每月25日必须打款。”
谈及获得甲方地位的秘诀，杨润德称：技术改造。
凌兰芳亦表示，企业是否坚持做主业的衡量标准，就是企业是否坚持技术改造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问题是，坚持技术改造、坚持主业的企业，如今实在是凤毛麟角。”前述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温州分行信贷部负责人说。
面对困境，一些企业选择产业升级作为突围路径。
上半年东莞市出口金额中，加工贸易占比77.6％，较2008年的87.9％下降了10个百分点，表明企业出口的技术含量有所提高。
除了产业升级，产业转移的结构调整亦正在发生。在谈到浙企西进之时，温州市经信委主任余中平对《财经》记者表示，在这一轮宏观调控过程中，温州的总部经济、外包生产模式获得发展。他以服装为例，历数森马、美特斯邦威等品牌的经营之路，指出总部经济在温州经历了渠道拓展—品牌发展—资本运营三个阶段，眼下已占温州数百亿元服装产值中约30％的份额。
在休闲服装业的示范下，温州制鞋、电器、眼镜、泵阀等行业也开始不同程度地实施总部经济、外包生产。
温州市经信委数据显示，今年1月－6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产销率为97.1％，比去年同期和一季度分别提高0.7和0.2个百分点，而内销产值同比增长迅速，达18.2％，对工业企业销售产值增长贡献率达86％。
余中平认为，总部经济是当前温州众多中小企业突破资金、设备、技术等限制，在新经济发展潮流中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和市场支配地位，实现快速发展、转型升级的一个有效途径。同时，总部经济、外包生产模式将优化产业链结构，把众多分散的中小企业纳入大企业的产业链，从而有效带动和促进产业升级。
然而，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旷日持久，不少温商乃至浙商已等不及。周德文对《财经》记者分析指出，中小企业中约有10％在进行升级，20％进行产业转移，但同时也有大批中小企业偏离主业从事投机。
浙商研究会秘书长徐王婴表示，西进的企业之中，除了一些名牌企业，更多的企业还是在“玩概念”，“无非是把握土地主题，最不济也要争取三年的税费优惠，三年之后，或将人去楼空”。
特别是总量收紧背景下，民间拆解利率飙升至基准利率的5倍－10倍之时，大量资金开始进入服务业。
余中平呼吁决策层关注新增中小企业的形态。尽管暂时还缺少足够的数据支撑，但这位当地中小企业的主管官员分析指出，新增中小企业中，不少企业并非投资于制造业，而是更多涌向了投机性行业。
温州市经信委提供的一个侧面数据或可看出端倪：截至今年6月底，我市累计有内资企业97106户，同比增长10.83％，注册资本（金）3492亿元，同比增长40.94％。
即使是一直坚持做主业的杨润德，也开始受到资金方的诱惑。9月15日，一家民间金融机构负责人到访润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与杨润德商谈至9月16日凌晨1点，内容正是劝说杨润德入股一家融资性担保公司。
据《财经》记者了解，由于国企、银行、中小企业、民间金融机构、地产商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投机资金最终主要流向了房地产开发贷为零的地产业。
对此，温州市经信委中小企业处处长黄寿君表示，对当前中小企业究竟有多少属于融资难范畴、究竟有多少是产业结构调整，仍需加强监测分析。“大家都在喊融资难，实际上最难的是坚守主业的企业，很多企业现在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凌兰芳表示，“通过关系获得信贷资金却不从事主业的企业，实际上并不缺钱。”
某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温州分行信贷部负责人证实，受理企业贷款业务时，发现有大量虚假资金需求。
更有经济学家明言：货币政策不能松，不能为高利贷埋单。
松紧两难
9月17日上午，中国银行总行一位人士造访温州市经信委中小企业处。在了解到温州当地制造业信贷资金转向投机行业时，这位人士表示，总行已在研究，削减给当地中小企业的融资规模。
某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温州分行信贷部负责人表示，从信贷资产安全角度出发，考虑到民间借贷市场近来接连出现资金链断裂的情况，官方金融机构的这种举动无可厚非。
不同部门之间的博弈已经展开。温州市经信委中小企业处处长黄寿君、副处长吴兆光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反对金融机构的这一动议。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中小企业嗷嗷待哺，怎能削减信贷规模？至于信贷资产风险，理应通过加强资金用途监管的方式来解决。
让中小企业主管部门感到费解的是，今年上半年工、农、中、建、交五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中报显示，五大行中期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3618.8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2.28％，利润之高，远非制造业所能比拟。
“如果金融市场放开，国有金融机构涨价赚钱无可厚非；如今民间金融机构还没有合法化，中小金融机构短缺，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如此追求垄断利润，很少顾及社会责任，是何道理？”一位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表示。
在通过全国政协副主席递交中央的一份政策建议中，温州市经信委明言：工信部领导能否向金融机构的监管部门反映，应加强对金融机构的规范，适当控制金融机构的暴利。
9月底，全国性的中小企业工作会议就要召开。在此前于8月下旬召开的民营经济长白山研讨会期间，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朱宏任表示，“十二五”时期，工信部在制定扶持政策和安排财政资金时，将更加注重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更加注重扶持小型微型企业，改善对小型微型企业的服务。此外，要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以惠及更多小企业。
朱宏任还表示，未来五年，中国将全面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重点加强和改善小企业金融服务，完善多层次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进一步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继续壮大中小企业创业板市场，加快推进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建设。
此番中小企业工作会议上，预计将出台《“十二五”中小企业转型成长规划》，同时配套出台《“十二五”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据悉，这份规划将在中小企业融资、减税和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然而，据《财经》记者了解，在如何切贷款蛋糕方面，工信部和银监会、央行方面仍未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两年前，国有四大行行长曾与时任工信部部长李毅中签署一份协议，规定四大行每年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增量，增速不低于当年全部贷款平均增速”。
今年5月，银监会公布统计数据称，今年1月－4月全国中小企业贷款同比增速达29.7％。
而据《财经》记者了解，该增速水分甚多，首先是大量贷款通过票据融资方式从“表内”挪至“表外”（资产负债表），企业需支付票据贴现利息（约9％）。
同时，国企利用体制优势，成立大量以贸易融资为主的二三级公司，以中小企业身份获得银行放款。换言之，两年前的“两个不低于”协议难抵暗箱运作。
在长白山研讨会上，朱宏任亦坦承，建立多层次的融资体系，包括建立更多的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多种形式的担保，以及各种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创新手段，需要的时间还很长。因为在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中，尚存在诸多障碍。
本刊记者曲艳丽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