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在南宋朱熹的《朱子语类》里，他这样形容孔子及其学说为世间带来的光彩。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孔子这个名字总是代表着“神圣”与“启蒙”，与《论语》《礼记》，义务教育阶段教科书后面“背诵及默写全文”紧密勾连。介绍他时，他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头衔众多，面容模糊；读他说过的话，“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道理又很浅显，似乎称不上伟大，碎片而平淡。
　　真实的孔子到底是怎样的？
　　供职于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的历史学者李硕毕业于清华大学，是历史系硕士、博士，一直从事与孔子相关的研究。在他的新书《孔子大历史：初民、贵族与寡头们的早期华夏》中，面目模糊、抽象的孔子被逐渐具象成一个鲜活立体、剥去虚幻外衣的普通春秋士人，他展现了《论语》《礼记》中没有触及的多面性，有逆袭的成长故事、破碎的家庭生活、神秘的血缘关系，也有身处时代巨浪中的努力与坚持。
　　5月12日，南风窗记者采访了李硕，与他探讨了“普通人”孔子，和他作为镜子映射出的遥远春秋时代。

历史中的孔子

　　作为一个70后，李硕刚识字时，读到最多的就是“批林批孔”主题的旧书。在那个时代，孔子是个公认的反派人物。但这个“反派”又看起来罪状勉强，那些批评他的书里，只是说他“思想学术反动”“试图复辟奴隶制”等，罪名很大，却没什么具体的“恶行”，没办法给人留下太深刻的印象。
　　到了中学历史课本中再见“孔子”这个名字，则是另一番表达，他极致睿智、极致伟大，是人人追捧的“孔圣人”。但同样的，这个“圣人”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名副其实，和“批孔”的否定说法一样，都在试图传达一种“社会公论”，“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你作为结论把它记住就行了”。
　　开始进行与孔子有关的历史研究后，李硕发现，不同的时代、不同需求的人们会建构他们需要的、不同面貌的孔子。
　　比如孔子的弟子子贡，为了在春秋时期的魯国官场上立足发展，证明自己“师出名门”，会竭力塑造全知全能、半人半神的孔子形象，神化老师、抬高自己，“类似现在的成功学”。
　　而历史上帮助孔子成为圣人的那些掌权帝王，则不过是要找个官方意识形态统一人心。诸子百家里面，儒家学说中庸、不走极端，是理想的维稳思想工具，于是汉武帝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到了鲁迅一代的“新文化人”，对儒家、对孔子的极度反感，也来源于身处历史转折期的特殊需要。但具体到对孔子这个人的批判上，又找不到太多可以“黑”的点，所以鲁迅也只能嘲讽一下孔子是在文庙里“吃冷猪肉”的形象，寡淡而无趣。
　　“我们习惯印象里的孔子，别管是‘尊孔’还是‘批孔’立场的，其实都是个没什么个性和趣味的”，任人按需“打扮”的人物形象。
　　孔子是一面镜子，折射时代的需求；理解“光滑镜面”背后真正的孔子，则要回到那个属于他的时代。
　　春秋是一个社会规则比较特殊的时代。如果用一个现代人熟悉的比喻，是“《权力的游戏》那种社会”—世袭封建制的社会规则，而非我们熟悉的古代官僚制或君主立宪制。
　　到了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贵族社会的游戏开始维持不下去，出现了所谓的“礼崩乐坏”。李硕给这个时段命名为“贵族的黄昏”：“类比欧洲的话，大概跟法国大革命的前夜差不多。”
　　既然是“黄昏”，这个阶段在李硕看来，当然不是春秋历史中最精彩的部分。

开始进行与孔子有关的历史研究后，李硕发现，不同的时代、不同需求的人们会建构他们需要的、不同面貌的孔子。

　　在孔子之前的一百多年，齐桓公、晋文公们的时代，是贵族政治最有活力的阶段。到了孔子的时代，李硕借用一位读者的话形容彼时的颓唐：“欧洲贵族的退场，还有点感伤和唯美的风韵，春秋贵族退场，就只剩一地鸡毛的衰颓乱象了。”
　　但对孔子来说，衰颓的时代才是充满意义的时代。孔子是给社会“开药方”的人，患病的躯体，才能凸显医治的价值。
　　“原有的体系越维持不下去，孔子越想凭着个人之力去振作一下，挽狂澜于既倒。他的很多劲儿没使对方向，但还是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即使到战国的诸子百家，也都绕不开孔子留下的命题和精神遗产。”
　　今年，《孔子大历史》将在台北出版繁体版。李硕在重新修订时，增加内容最多的，是孔子周游列国期间，所谓“困厄于陈蔡”的经历。
　　孔子“困厄于陈蔡”、之后楚昭王又要给他七百里封邑……这些事情看起来没有因果，单独观察令人摸不到头绪。
　　李硕把这段故事放在南方两大强国吴和楚争霸的大背景下去解读，就把孔子这次遇险的原委完全说清楚了。孔子周游期间，曾经给楚国工作过两年，直接的雇主就是“叶公好龙”的那位叶公—他并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而是一位和孔子、孔子弟子很熟的、在《论语》中也有“出镜”的真人。孔子“困厄陈蔡”的前后遭逢，便是因为和楚国、和叶公的这点渊源。
　　李硕喜欢这样将孔子放进他身处的时代中抽丝剥茧，尽量不跟风。对那些不理解的历史褶皱，先存疑，再慢慢找机会去验证。他希望有心的读者能在这样用心的字里行间有所收获。“就像司汤达自诩，To The Happy Few，给幸福的少数人。”

“社会人”

　　与孔子结缘后，李硕慢慢发现，其实孔子这个人的经历不少，绝不单单只是个学者、“教书匠”，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人”。他进政界搞过政治，在鲁国内政外交上一度起过很大作用；他当上了官，又当不下去，曾经也跟人斗得死去活来，背后藏着不少事情。 　　如果说孔子有什么独特的魅力，李硕觉得，是在“大学者、教育家’的经典形象之下，还有作为“社会人”的一面。
　　但孔子的这一面，被记录下来的却很少。这和记录他生平的人有关，和其他被做传的人不同，孔子的生平都由其弟子著述。他的弟子有两类，一类是当官的，这类人并不为孔子写书；一类是做学问的，比如曾参，这类人热衷记录孔子的言行，关于孔子的《论语》《礼记》都是这些弟子们写的。但这些专心读书做学问的弟子们，记录起孔子的言行来便有了明确且单一的倾向，就是侧重写孔子作为学者和教育家的那一面，对他当官及其它的社会经历着墨较少。

　　“如果不了解孔子当官的、有过很多社会经历的那一面，对孔子的学说就很难有正确的理解。这就是我写孔子传记的一个出发点。”李硕希望把作为“社会人”的孔子尽量描绘出来，这样再去看他的学说、他生活的时代特征，就会比较准确，不至于郢书燕说。
　　孔子的确是一个合格的“社会人”，他不止有大众印象中的理想主义，也有诸多未被宣扬的现实手腕。
　　比如，孔子是一个很擅长利用舆论为自己造势的人。李硕举了两个例子，分别发生在孔子一生中最重要的两次“命运转折”的十字路口。
　　第一次，是借助母亲去世下葬的契机“认祖归宗”。孔子15岁时，母亲去世。孔子将母亲的棺材放到大路“五父之衢”边，说想把母亲埋到父亲的坟墓里，但还不知道自己父亲的坟墓在什么地方。

李硕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孔子—一个家庭生活的失败者，一个有点小情绪、有点保守，又在晚年无限渴望亲情的普通人。

　　“五父之衢”是鲁国很热闹的一条大路，也是通往孔子父亲孔纥坟墓的要道。同时，作为贵族父亲和贱民母亲的私生子，孔子的父亲是谁，坊间其实人尽皆知。
　　但孔子自小跟着单身的农夫母亲长大，在阶级流动静止的春秋时代，“平民”孔子与贵族孔家没有任何关系。停丧不葬，制造社会影响，能够让孔家注意到他是孔家的血脉，更顺利地认祖归宗。
　　少年孔子没有选择直白地跑去孔家哭闹，而是借助舆论，令孔家主动找上门来，承认他血脉的正统，身份也顺利从农民变成了贵族—这成为了他日后有机会教书育人、做官从政甚至青史留名的一个基础。
　　第二次，则是接受三桓的聘用出来做官。在孔子的对头阳虎叛乱逃亡后，春秋时期的掌权人三桓家族邀请孔子出来做官。三桓的算盘是，孔子是站在阳虎对立面上的人，一方面可以打击阳虎，一方面又可以用迥然不同的处事方式稳定政治秩序，避免成为第二个阳虎。
　　于情，孔子半生与阳虎暗暗较劲；于礼，孔子一直讲尊卑秩序及正统，无论哪一方面，都应该不假思索地接受三桓的邀请，大展宏图的。
　　但孔子没有急着应下，而是放出自己可能会去投靠阳虎的风声。舆论造出来，三桓急于争取孔子，孔子便有了更多的筹码，等待对方为自己开出一个满意的“价格”。
　　“孔子毕竟起点太低，没有点别出心裁的混社会的能力，他是不可能爬上去、成为在历史里留下姓名的人物的。”这是与我们固有印象中完全不同的、不仅仅是“书呆子”的孔子。他其实善于造势，懂得博弈，是有智识的、鲜活的人。

普通人

　　终于“爬上去”、如愿以偿为官的“社会人”孔子是一个好官吗？
　　李硕觉得，孔子做官，始终像是在客串。
　　孔子做官最大的命题，是改变三桓专权，树立国君的权威。但这很难，孔子又不想、也不敢跟国君结党，所以他并不能真的改变些什么。“孔子不是职业搞政治的角色，更像学者去客串一把，爱惜羽毛，没法真心扎进去蹚浑水。”
　　比起做官员，作为学者更合格的孔子，承担的是“文艺复兴运动”还是“启蒙运动”的责任呢？
　　李硕觉得这两种说法都有些拔高孔子了。
　　如果说是“文艺复兴运动”，孔子当时只是单纯地想恢复古代（周朝）的社会秩序，但在事实上并没有任何可操作性；如果说是“启蒙运动”，在这个宏大而不靠谱的理想之下，他的有些做法确实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时代”的思潮，比如“有教无类”。但他本人基本没有在理论的层面总结、提炼这些，更像是一些非系统性的“思想碎片”，而其中的“新潮”与价值，是我们站在后来者的立场上赋予的。
　　那么，剥离了官员、学者的“拔高”外套，孔子这个“人”又是如何？
　　大概在20年前，李硕最早在研究中意识到孔子跟他的“死对头”阳虎可能有亲缘关系，且有可能是同父异母亲兄弟—这个独特的发现成为了他写作这本孔子传记的直接动因。
　　也是在寻找孔子与阳虎亲缘关系证明的过程中，李硕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孔子—一个家庭生活的失败者，一个有点小情绪、有点保守，又在晚年无限渴望亲情的普通人。
　　孔子自己的家庭关系始终不太和谐，有着普通人家的家长里短、一地鸡毛。与他同母异父的颜家兄弟是底层平民，在行为上可能非常“粗鄙”，孔子从不在公开的场合提及他，更遑论实现“孝悌”；孔子又与妻儿关系疏离，儿子孔鲤为母亲服丧、痛哭也要被孔子斥责。他的“家庭伦理学说”在个人实施的层面有着言行不一的失败者嫌疑。

学者，尤其是人文学者空谈人类命运是应该警惕的。“学界中人都是城市生活中的普通人，未必有指画山河的能力，但至少该有点自省的本能。”

　　“感情因素是父权制家庭的自选项”，李硕认为，恰恰是孔子太重视社会规则，老想把明面的那一套规则全实践起来，这种公共层面的理想主义“阻碍了他个性层面的亲情表达”。
　　在与疑似同父異母的兄弟、对头阳虎的一生纠葛中，孔子也展现了普通人最常见的心理状态。年轻气盛时，他在意与阳虎第一次照面时被对方批评“不是士”，此后便在心里结下梁子，把阳虎当作假想敌，大半辈子跟阳虎暗暗较劲，因为“记仇”，也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诸多人生选择；晚年时，自己的家庭生活处处失败，对亲情的渴望与现实的境遇落差极大，他又开始对可能的兄弟阳虎念念不忘，甚至想要不顾一切地去找他。
　　李硕认为，孔子其实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很在意亲情，特别在父系那边基本已经没有在世的亲戚、阳虎本人又不避讳以“可能的兄弟”身份给予孔子帮助时，成年后的孔子内心深处对阳虎一直抱有好感。
　　但同样因为执着于“公共层面的理想主义”，孔子在处理与阳虎的关系时又显得过于保守甚至畏缩。“在当时鲁国贵族圈子内，孔子和阳虎有疑似的同父异母关系，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或者说都有点这种猜测。面对社会上这种猜测，他反倒要跟阳虎保持距离；同时，阳虎在政治上是‘反派’，孔子更趋向正统，所以他更要和阳虎保持距离，这是一种避嫌的姿态。”
　　这样的孔子，是个普通人吗？
　　李硕认为，这要看怎么定义“普通人”。如果用神学的标准、用过往塑造孔子的“圣人”目光来看，孔子当然担不起“神”，是不折不扣的普通人。但如果在人都是普通人的前提下，孔子又不是那么普通。“他活动能力超强，特执著，但又有道德底线，这几样特征结合到同一个人身上，还是挺难得。”
　　“普通人”孔子能为今日的我们在与时代的相处中带来什么？李硕不愿回答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学者，尤其是人文学者空谈人类命运是应该警惕的。“学界中人都是城市生活中的普通人，未必有指画山河的能力，但至少该有点自省的本能。”
　　“就只说孔子对我本人的借鉴意义吧。我觉得，他一辈子的追求，多数都没实现，说明世界本来不完美，普通人也没有再造完美世界的能力—哪怕厉害如孔子。所以，能做一点点实事也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