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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9日,《南方都市报》独家报道3名代课老师称被南山教育部门“软禁”事件。就此,南山区教育局发布通告,“针对近日媒体关注的聘用教师招考问题”说明相关情况,称部分代课老师在第二次转正考试后的言行影响社会安定;同时透露,拟于新学期开始,在区内全部实施同岗同酬。(2月10日《南方都市报》)
当强势者与弱势者发生争执或冲突时,国人的同情心总是习惯性地如潮水般地涌向弱势的一方,而忽视了对事件真相的追问。任何事情往往都有看得见的一面与看不见的一面。在这次有关代课老师媒体事件中,大多数公众只看到三位老师“弱势”的一面,却忽略了对他们的言行动机的追问。从目前报道的事实来看,整个事件的起因其实非常简单,无非就是三位老师招调考试没考好,于是在教师中和网络平台上散布煽动性言论。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就在生态园约了这三位情绪失控的老师做思想工作,而在三位老师看来,则等于变相的“软禁”,于是发短信向报社求助。
对于三位老师因不能人编而带来的心理焦虑和心理压力,我深表同情。虽然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曾说过:“在一道坚固的高墙与一个撞破在墙上的鸡蛋之间,我永远会站在鸡蛋一边。”然而,同情归同情,却也不能不说,在这次事件中,这三位老师所扮演的绝非仅仅只是处于弱势的无辜者的角色。
如果这三位老师考得比较好,我想,他们将心态平和地去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绝对不会去到处散布那些煽动性的言论了。由此可见,他们散布这些言论的动机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想通过舆论的压力,逼迫政府就范,想不通过招调考试这道门槛直接人编。当然,也不排除他们只是为了发泄一下自己因在考试上的失败而郁积的负面情绪。
三位老师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对于他们的做法却实在不敢恭维。任何职业,尤其是那些对技术或知识的要求比较高的职业,必须设定相应的准入门槛,否则,该职业的从业水准和职业道德就没法维持,真正受害的人将是广大的公众。就教师这一行业来说,如果准入门槛太低,或缺乏优胜劣汰的机制,则无异于押上了整个国家或民族的未来。教育是一件事关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的大事,如果让部分素质较差的人混入了教师队伍,或者为了满足少数群体的利益诉求而毫无原则地降低准人的门槛,对受益的那少部分人来说,无疑是“公正”的,可对于大多数公民而言,却是最大的不公正。
撇开“约谈”还是“软禁”的争议,此次事件的焦点其实就在于是否应该设置代课老师的准入门槛,应该怎样设置这个门槛,以及现行准入门槛的设置是否合理的问题。如上述,设置并坚守代课老师的准入门槛是绝对必要的。如果三位老师对现行的准入门槛的设置有什么不满,或觉得在某些地方有必要进行改进,完全可以通过正式的和合法的渠道向相关部门提出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设性意见,这些部门未必不会考虑他们的意见。
此外,因考试不利,想通过公共的言论平台的方式发泄自己的负面情绪,也未必不可以,但这种言论毕竟是一个发生在公共空间的事件,故必须遵循在公共空间发言的“游戏规则”,即所有言论必须建立在合理、合法的基础上,要摆事实,讲道理,依靠事实与逻辑的力量服人,而不是一味的情绪发泄,甚至散布无根据的谣言或无理取闹。
尽管这次媒体事件给深圳市政府与教育行政部门在解决代课老师的人编问题上造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但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以及整体利益起见,政府仍然应该顶住这种压力,坚守代课老师的准入门槛。不过,在准入条件的设置方面,或许尚有不尽合理的地方,有关部门也应该组织相关的专家进行深入地调研,并根据调研的结果制订出更加合理的准入规则来,以求在公平与公正的基础上促进教育系统的安定与和谐。
当强势者与弱势者发生争执或冲突时,国人的同情心总是习惯性地如潮水般地涌向弱势的一方,而忽视了对事件真相的追问。任何事情往往都有看得见的一面与看不见的一面。在这次有关代课老师媒体事件中,大多数公众只看到三位老师“弱势”的一面,却忽略了对他们的言行动机的追问。从目前报道的事实来看,整个事件的起因其实非常简单,无非就是三位老师招调考试没考好,于是在教师中和网络平台上散布煽动性言论。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就在生态园约了这三位情绪失控的老师做思想工作,而在三位老师看来,则等于变相的“软禁”,于是发短信向报社求助。
对于三位老师因不能人编而带来的心理焦虑和心理压力,我深表同情。虽然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曾说过:“在一道坚固的高墙与一个撞破在墙上的鸡蛋之间,我永远会站在鸡蛋一边。”然而,同情归同情,却也不能不说,在这次事件中,这三位老师所扮演的绝非仅仅只是处于弱势的无辜者的角色。
如果这三位老师考得比较好,我想,他们将心态平和地去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绝对不会去到处散布那些煽动性的言论了。由此可见,他们散布这些言论的动机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想通过舆论的压力,逼迫政府就范,想不通过招调考试这道门槛直接人编。当然,也不排除他们只是为了发泄一下自己因在考试上的失败而郁积的负面情绪。
三位老师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对于他们的做法却实在不敢恭维。任何职业,尤其是那些对技术或知识的要求比较高的职业,必须设定相应的准入门槛,否则,该职业的从业水准和职业道德就没法维持,真正受害的人将是广大的公众。就教师这一行业来说,如果准入门槛太低,或缺乏优胜劣汰的机制,则无异于押上了整个国家或民族的未来。教育是一件事关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的大事,如果让部分素质较差的人混入了教师队伍,或者为了满足少数群体的利益诉求而毫无原则地降低准人的门槛,对受益的那少部分人来说,无疑是“公正”的,可对于大多数公民而言,却是最大的不公正。
撇开“约谈”还是“软禁”的争议,此次事件的焦点其实就在于是否应该设置代课老师的准入门槛,应该怎样设置这个门槛,以及现行准入门槛的设置是否合理的问题。如上述,设置并坚守代课老师的准入门槛是绝对必要的。如果三位老师对现行的准入门槛的设置有什么不满,或觉得在某些地方有必要进行改进,完全可以通过正式的和合法的渠道向相关部门提出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设性意见,这些部门未必不会考虑他们的意见。
此外,因考试不利,想通过公共的言论平台的方式发泄自己的负面情绪,也未必不可以,但这种言论毕竟是一个发生在公共空间的事件,故必须遵循在公共空间发言的“游戏规则”,即所有言论必须建立在合理、合法的基础上,要摆事实,讲道理,依靠事实与逻辑的力量服人,而不是一味的情绪发泄,甚至散布无根据的谣言或无理取闹。
尽管这次媒体事件给深圳市政府与教育行政部门在解决代课老师的人编问题上造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但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以及整体利益起见,政府仍然应该顶住这种压力,坚守代课老师的准入门槛。不过,在准入条件的设置方面,或许尚有不尽合理的地方,有关部门也应该组织相关的专家进行深入地调研,并根据调研的结果制订出更加合理的准入规则来,以求在公平与公正的基础上促进教育系统的安定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