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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会议正式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组成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
瞿秋白虽然是中共早期领袖之一，但在世人心目中，他的文名远远大于他的官声。就拿他主持召开八七会议这一中共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来说，人们更多提到的，也只是毛泽东在会上亮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而鲜有忆及瞿秋白的言行与贡献的。这也难怪，瞿秋白本质上是一介书生，他的兴趣、志向原本在写文章、做学问上。后来，为自救救人于水火之中，而走上改造社会的道路，才涉足政治与政党。至于担负领导工作，尤其是党的最高领导工作，则非他所愿与所能。
瞿秋白早在中共成立之前，就已到达苏俄，并经张太雷介绍，于1921年5月成为俄共属下的共产党员（1922年2月，正式加入中共）。在苏俄期间，瞿秋白除担任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外，还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中国班任教，讲授俄文，并担任理论课翻译，讲授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任弼时、柯庆施、王一飞、萧劲光等，都曾在这个班学习。
1922年初春，瞿秋白随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兼任翻译。同年冬，他出席了共产国际举行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并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做翻译。因此，他得以较早较深地为共产国际领导层和中共高层所了解。在中共已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的背景下，这番经历显然有助于瞿秋白较快进入中共高层。1923年1月，他从苏俄回国，五个月后他出席了中共三大，并为大会起草党纲草案，在会上就党纲草案问题作报告。
1924年1月，瞿秋白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同一起代表中共出席大会的林伯渠、毛泽东、张国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5年1月，瞿秋白参与中共四大的领导工作，并担任大会政治决议案审查小组组长；当选中央执委会委员，同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组成五人中央局，开始主管党的宣传工作。1927年四五月间，瞿秋白在中共五大上再次当选中央委员，并进入政治局任常委。陈独秀则有惊无险地第五次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
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上仍然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大大出乎共产国际的意料。在共产国际看来，陈独秀不能不伸出脑袋承担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况且他还时不时对共产国际表现自己的独立性。作为一种补救，共产国际采取断然措施，以“训令”形式责成其驻中共代表鲍罗廷在汉口主持召开中共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五人组成常务委员会，行使中央政治局职权；并决定派陈独秀赴莫斯科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从此，陈独秀不明不白地离开了总书记的位子。这是中共五大结束后仅两个月，即1927年7月12日发生的事。7月13日晚，瞿秋白随鲍罗廷离开武汉去庐山。他们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在这里研究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改组和南昌起义等问题。7月下旬，瞿秋白回到武汉后，即参加了中央常委会的领导工作。8月3日，瞿秋白第一次主持召开中共临时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央紧急会议的准备工作。8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指导下，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并代表临时中央常委会作《关于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会议正式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组成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
八七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但是，会议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却为“左”倾盲动错误开辟了道路，也为瞿秋白在中共六大下台埋下了伏笔。
瞿秋白与张国焘在中共六大上发生激烈争论，给共产国际的“指导机关工人化”提供了新的口实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从上到下，出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愤怒，革命急性病迅速膨脹，使党内“左”倾情绪很快蔓延开来。所谓“‘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的说法，广为流行。加上中央对形势的判断严重偏离实际，认为当时中国革命仍然处于高潮阶段，而且还在“不断高涨”。瞿秋白不但连续撰文为之推波助澜，而且在他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再讨论和强化这个错误的指导思想。
1927年11月9日，由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罗明纳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认为国民党统治已处于崩溃的边缘，现时全中国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因而，会议制定了组织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要求农村暴动和城市暴动相结合，并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从而使“左”倾盲动主义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给革命事业造成了许多损失。中央部署发动的两湖暴动、广州暴动和上海暴动相继失败。包括张太雷在内的一批党的重要骨干牺牲了，大量党的领导机关被破坏，参加暴动的工人、农民死伤严重。血的教训，使中央领导开始注意到防止暴动中的盲动主义问题。从1928年1月12日的《中央通告第28号———论武装暴动政策的意义》发布起，中央开始纠正暴动中的“左”倾盲动错误。4月30日，中央发出接受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的第44号通告，“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与此相关，瞿秋白在中共中央一把手位置上的时日，也行将结束。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直接指导下，中共六大于莫斯科郊外召开了。在这次大会上，瞿秋白身为上届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左”倾盲动错误的主要责任人，既是大会筹备和召开的主要组织者与主持者，又是大会的主要批评对象，以至被解除（表面上是落选）党内最高领导职务。
促成瞿秋白政治命运发生如此变化的根源，在于共产国际。一方面，就像对大革命失败的追责，必然导致陈独秀的下台一样（当然，其中也有陈不听共产国际指挥的因素），追究“左”倾盲动错误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造成的危害之责，瞿秋白自是难辞其咎。
中共六大开幕前，瞿秋白等先后同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和联共（布）领导人斯大林，就有关问题进行了接触。斯大林明确告诉瞿秋白，中国革命目前还不是高潮，只有当革命发展到已有胜利可能时，才可以说达到了高潮。在接下来的部分中共领导人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举行的政治谈话会上，瞿秋白却依旧不承认自己对形势判断有误。他明确表示，不理解斯大林对高潮问题的解释。他确信，中共中央此前在原则上并无错误。在中共六大的发言中，他继续坚持这些观点（他因此受到中央其他同志和代表异口同声的批评）。 在会上，被视为机会主义代表的张国焘，跟被视为盲动主义代表的瞿秋白多次发生激烈争论，大有无休无止之势。这逼得布哈林出面制止，“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张、瞿的对立，给其他代表造成了不良影响，又给了共产国际“指导机关工人化”以新的口实。
就在张国焘和瞿秋白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向忠发这匹工人出身的黑马腾地跃起，夺人眼目。过去总说他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但他在莫斯科的种种不俗表现，证明他不但有头脑，而且有心机。例如，在上述政治谈话会上，他的发言异常谦逊，自谓离开中国很久（1927年10月，他就受派前往苏联，参加俄国十月革命十周年庆祝活动，后来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并参加中共六大筹备），对很多实际情况不了解；对党的理论也知之不多，还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察力。又如，他认为党内机会主义错误的产生，最主要的是它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基础；对中央错误的批评，不能站在个人立场上，更不能罔顾事实，把所有问题都说成是中央的。向忠发的言论、态度，得到许多代表的赞赏，受到共产国际领导人的青睐。向忠发在共产国际扶持下，毫无悬念地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政治局常委会主席。瞿秋白虽然当选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得票都很少。这显然跟一些代表对备受“左”倾盲动错误折磨怀有怨恨之心，不想选举这一错误的主要领导人有关。
以上情形表明，瞿秋白在中共六大上挨批受贬，实在是事出有因。不能出于同情瞿秋白，而过多地把这一结局跟某些个人间的恩怨纠葛扯成一团。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瞿秋白成为中共中央实际的主要领导人
中共六大结束后，瞿秋白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留在莫斯科。其间，他因与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在中山大学江浙同乡会及清党问题上的冲突，在讨论中国富农问题上的分歧，使两人在中共六大时产生的矛盾进一步加深。米夫纵容其亲信王明挑头向中共代表团及瞿秋白发难，促使共产国际执委会“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瞿秋白因此被解除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虽然如此，但瞿秋白仍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信任的中共重量级领导人。随后，他就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遣回国，受命和周恩来一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处理李立三问题。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提出了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準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战略总方针；规定了组织政治罢工以至总同盟罢工，组织地方暴动和兵士暴动，猛烈扩大红军，号召红军发动进攻的策略路线。决议案的通过，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随后，中共中央又决定将党、团、工会各级机构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并成立中央总行委，作为领导武装暴动的最高指挥机关。
当李立三的“六月决议”送到莫斯科时，瞿秋白无比惊诧地说：李立三简直是发疯了！难怪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不同意公开发表这个决议。但中共中央没有屈从远东局，还是发表了决议。6月下旬，远东局与中共中央的分歧摆到了莫斯科面前。共产国际为此作出了对双方既有批评又都有肯定的“七月决议”，表示在承认中共中央政治路线正确的同时，希望中共领导同志能“竭尽全力”建立同远东局的正常关系。决议还任命米夫为远东局书记和成员。
在李立三看来，“七月决议”只是莫斯科对华政策的一般性指导文件，而不是针对他的方针与策略的警告。所以，李立三在7月、8月反而加快了全国武装暴动和总罢工的计划与部署，而不管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反对。他认为，中国将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和共产国际应采取进攻路线，以便配合中国的夺权斗争。在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与远东局的联席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也强硬声称：除非共产国际解散政治局和中共中央，否则中共中央将继续此前之一切工作布置，而决不中止。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仍然没有对李立三的错误上纲上线。在8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草稿中，只是批评了“李立三同志根本不想尊重事实”，而继续指出：共产国际以前同中共中央代表团完全一致制定的所有决议和指示仍然有效。
瞿秋白和周恩来于1930年7月下旬先后离开莫斯科回国，8月下半月分别到达上海。经过紧张筹备，9月24日至28日，在他们主持下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扩大），在上海麦特赫斯脱路（今泰兴路）一所临时租用的洋房里举行。会议的指导性文件，就是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和8月25日的电报。会上，向忠发作《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周恩来作《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和《组织报告》，李立三作自我批评的发言，瞿秋白作政治问题讨论的结论。会议通过了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起草的《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以及《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等。
决议批评了李立三对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左”倾政策，没有把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和充分地争取群众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然而，李立三执行的路线“是和共产国际路线一致的”。全会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纠正和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错误。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撤销李立三的政治局常委兼中宣部部长职务，由瞿秋白接替。瞿秋白还兼任中央农委书记、中央党报委主任，成为中共中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但是，三中全会没有清算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思想实质，错误地强调右倾仍是党内的主要危险，要集中火力打击右倾。在组织上，错误地批评和处分了曾经反对李立三的何孟雄等人。这给后来党内几股力量反对三中全会及瞿秋白的“调和主义”路线，埋下了根子。
瞿秋白在米夫控制的扩大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退出中央政治局，王明则直接进入中央政治局 1930年10月，随着李立三奉召到达莫斯科，中共中央8月上旬几次政治局会议记录，以及远东局人员寄出的关于他们与立三中央争论的情况报告陆续到达莫斯科后，共产国际对李立三所犯错误性质的看法陡然发生变化。共产国际领导人被中共中央（尤其是李立三）那种藐视共产国际权威，凌驾于共产国际和苏联利益之上的忘乎所以的态度所激怒，对中共中央错误的批评立即上升到路线错误的高度。10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发来一封“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指出李立三提出了一条“非布尔什维克的、非列宁主义的”“反国际的路线”，要求中共中央向全党指出李立三的方针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批评六届三中全会“模糊混淆这两条路线的原则上的不同”，犯了“调和主义”错误。来信希望“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会给这种反共产国际的立场以致命的回击”。
11月18日、22日、25日，瞿秋白接连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一再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承认三中全会没有揭露李立三的错误性质是路线错误，而采取了调和的态度，因此要进一步清算和纠正“立三路线”错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稍后听取和讨论“李立三同志关于1930年6月至9月间中共领导的政策和关于三中全会的报告”的扩大会议上，全盘否定三中全会，并把主要矛头对准缺席的瞿秋白。主席团委员库秋莫夫、马其亚尔、萨发洛夫、曼努伊斯基、库西宁、白腊昆等人的发言，全都指名道姓批判瞿秋白，指责他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时，“领导了中大（莫斯科中山大学）小团体纠纷”；回国后，“无原则地领导了三中全会”；“以两面派的态度对待国际”，要求“召集四中全会来改正三中全会的错误”。列席会议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国焘、蔡和森、黄平以及李立三等，也发言批判了瞿秋白。
12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远东局，否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的计划，要求中共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其任务是：无条件地执行国际路线，修改和批判三中全会的决议，制止瞿秋白的两面派行为，消除宗派主义等。这份电报，宣告了瞿秋白将被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上海谋划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改组事宜的米夫同样批评了三中全会，要求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而不是紧急会议。
与此同时，中共党内也涌动着批评和否定三中全会的声浪。除了王明、博古、沈泽民、陈昌浩、王稼祥等从莫斯科回国的干部声讨三中全会和瞿秋白，要讨回他们被“压制”的公道外，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人，以及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等人，也都从不同立场和观点出发，反对三中全會的“调和主义”，要求中央召开紧急会议解决李立三“左”倾路线问题。一时之间，从中央直属机关支部、军委、交通系统工作人员，到江苏省委、全总党团，很快掀起了谴责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包庇、纵容的批判高潮。矛头所向，直指中共中央。
在共产国际和党内不同派别的双重压力下，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中共中央不仅撤销了此前对王明、何孟雄等人的处分，还决定任命王明为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而且发出了宣布三中全会决议及中央最近各项通知无效，重新决定政治决议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自我否定的《中央第九十六号通告》。瞿秋白和周恩来甚至自请退出中央政治局。对此，米夫的态度则是“留周去瞿”。
1931年1月7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今武定路930弄14号）召开。出席会议的不少代表直至会议宣布开始前，仍然不知道会议的性质。向忠发主持会议，但米夫操纵了会议的全部进程。王明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完全抹杀三中全会的功绩，狠狠批判瞿秋白和“立三路线”，要求全面彻底改造党。何孟雄、罗章龙、王稼祥等相继发言，也批评“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强调要彻底改造党的领导。有人甚至要求瞿秋白等人立即离开中央。瞿秋白自然只有再次作自我批评、自请处分的份。
会议匆匆通过了米夫起草的《四中全会决议案》，根据米夫和中央政治局事先拟定的名单补选了中央委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瞿秋白退出了中央政治局，保留中央委员职务。王明则越过中央委员这道门槛，直接进入了中央政治局。
1933年秋瞿秋白被再批“右倾机会主义”，并非已在瑞金的博古中央所为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瞿秋白虽离开了中共权力中心，在上海主要从事左翼文化工作和著述，但他仍被党关心和保护。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瞿秋白夫妇的处境十分险恶，随时有被捕的危险，国民党南京政府就悬赏两万元，缉拿瞿秋白。中共临时中央以及全总党团书记陈云、左联党团书记冯雪峰、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部长黄文容等，都曾出面通知瞿秋白避险，或护送他（他俩）到安全地方避难。在工作上，1931年春夏之交，他受中共中央委托，一度代管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文委”）的工作。6月，中共河北省委遭敌人破坏，中央曾决定派他去担任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后因虑及他在平津熟人很多，个人及组织的安全易出问题而改派他人。
1932年3月，中央文委负责人潘梓年在上海南京路大三元酒家的一个雅间里，为丁玲、田汉等举行入党仪式。瞿秋白代表中央宣传部出席，并讲了话。根据中央建议，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都缺席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担任（继任）临时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这些史实足以表明，长期流行的所谓瞿秋白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遭到王明、博古“左”倾中央变本加厉的打击和迫害的说法，未必实事求是。
不过，1933年秋，瞿秋白又实实在在挨了一记闷棍。9月22日，“中央”发出《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称“狄康同志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的错误”，“要求他立刻解除自己的机会主义武装，在全党面前公开的诚恳的揭露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实质”，并且认为各级党部应对其错误“开展最无情的斗争，来教育同志”，“以保证彻底执行中央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 事情是由瞿秋白以“狄康”或“康”的笔名，在《斗争》第49期至第51期上所发表的几篇文章，特别是《庐山会议的大阴谋———“有组织的饥饿政策”》一文引起的。在“中央”看来，瞿秋白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看不到苏维埃与红军的伟大力量，因此在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新任务面前表现惊慌失措，便来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机会主义，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
在“中央”指出他的错误以后，他还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甚至“多方掩饰”。于是“中央”就发出了这么一个“决定”。10月底，在上海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周报》，发表社论和署名文章，批判瞿秋白。这便是被称为“《斗争》事件”的大致经过。有人据此断言，这是博古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发动的一次批瞿斗争。与此同时，博古中央还“作出了令瞿秋白离沪赴赣的决定”———对他进行新一轮的残酷打击和摧残。
为还原历史真相，我们有必要弄清两对性质不同的事物，即此“中央”非彼中央，此《斗争》非彼《斗争》。
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瑞金）后，成立了中共中央上海局（又称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简称“中央上海局”），作为中共中央设在上海的代表机关。它的第一任书记，就是扬言要把瞿秋白“一棍子敲出党外去”的李竹声（后叛变）。中央上海局的主要任务是：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党在白区的工作，负责同全国各地党组织、共产国际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与苏区中共中央的联系，并直接领导江苏省委。其时的江苏省委管辖江苏、浙江、安徽和上海市区党组织，机关设在上海。
中央上海局成立后，或因当时形势变化，或因接到共产国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信件、指示，曾用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一系列宣言、决议、决定、指示、通知。“据考证，1933年以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文件中，绝大部分是中央上海局发出的。”由此可知，“9·22”决定的炮制者、发布者，应是中央上海局，而非博古中央。况且事情既然发生在上海，瞿秋白又非中央领导人，批一批他，以表示对前两个月收到的共产国际关于进行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指示，以及《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1933年7月24日）精神的贯彻，在中央上海局看来，是一桩分内的小事，用不着请示博古中央同意。
刊载瞿秋白那几篇文章的《斗争》，是在上海出版的中共江苏省委编的油印机关报（刊物），而不是在瑞金出版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局）的铅印机关报《斗争》。其实，后者是中共临时中央迁到瑞金后，于1933年2月4日創刊的。
此前，苏区中央局办有《实话》，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办有《党的建设》，但两种刊物“均不能按期出版，而且内容方面还有很多缺点，以致不能完成党的机关报的领导作用”。因此，苏区中央局决定将它们合并，易名为《斗争》。有了这种区别，就任凭谁也无法把所谓“《斗争》事件”的祸水泼到博古、博古中央头上了。
事实上，除了瑞金的《斗争》在第33、34期连载了《红旗周报》上署名为“海浪”的文章之外，当时在中央苏区就没有正儿八经地开展过批判瞿秋白的机会主义的活动。这并不奇怪，一来中共中央局已经把共产国际指示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和正在进行的批判“罗明路线”斗争结合开展，没有必要再批“右倾机会主义”，何况马上就要着手筹划第五次反“围剿”；二来瞿秋白的问题发生在白区，且不过是几篇小文章引出的老问题，对苏区没有形成什么影响。再往私底里说，博古对瞿秋白素有尊敬、同情之心，他也不忍心率众“打死老虎”啊。所以，硬说博古中央借“《斗争》事件”再整瞿秋白，并趁机令他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从而使他踏上不归路，完全是一派胡说八道。
“《斗争》事件”后，瞿秋白到瑞金主持教育工作是张闻天建议，并经博古同意的
1934年1月上旬，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去瑞金，完全是革命工作需要的正常调动，一定意义上还是对他的保护（前文已说到他在上海的处境很危险）。此前，他虽然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教育人民委员，却一直身在上海，未能到职视事。教育部长一职便由副部长徐特立代理。徐老虽恪尽职守，但身兼列宁师范校长等职，百般事务缠身，教育行政方面不免力有不逮。再加上当时强调一切服从革命战争，党内有人遂主张取消苏区内的文化教育工作，停办学校，结果“造成了苏区内文化教育工作的特别的落后，甚至使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教育部变成了无人顾问的机关”。这是时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书记，中央分管政府工作的张闻天，在他1933年9月9日写的一篇题为《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的文章中提到的。
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指出教育部一直没有制定出一个苏维埃教育的学制出来，依照这个学制来有系统地进行我们的教育工作。张闻天因而希望富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文化涵养及领导才干的瞿秋白，能亲到瑞金视事，以迅速改变苏区文化教育工作的落后局面。1933年12月，张闻天同已从上海到瑞金，准备参加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时任中央党校教务长的冯雪峰商定，并得到博古同意，决定请瞿秋白尽快来瑞金主持中央政府教育部工作。冯雪峰旋即发电报至上海通知瞿秋白，瞿秋白接电报后于1934年1月7日离开上海，2月5日到达瑞金就任。
瞿秋白到瑞金后，对苏区教育事业的规划和建设，对苏区文艺大众化的提倡和实践，对苏区文化教育人才的培养，对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对苏区军民精神生活的活跃与丰富，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与作出的贡献，都从不同侧面表明：把瞿秋白从上海调到瑞金工作，是十分恰当的、无可指责的。
从以上瞿秋白就义前遭到的几次批判及贬职来看，不难明白这其实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既有共产国际的不信任（这是主要的），又有中共党内的政见分歧，还有他个人的性格弱点，经验与能力、魄力不足。至于其中掺杂的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等非组织、非理性情绪与做法，则是党在成熟路上难免出现的问题。
瞿秋白虽然是中共早期领袖之一，但在世人心目中，他的文名远远大于他的官声。就拿他主持召开八七会议这一中共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来说，人们更多提到的，也只是毛泽东在会上亮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而鲜有忆及瞿秋白的言行与贡献的。这也难怪，瞿秋白本质上是一介书生，他的兴趣、志向原本在写文章、做学问上。后来，为自救救人于水火之中，而走上改造社会的道路，才涉足政治与政党。至于担负领导工作，尤其是党的最高领导工作，则非他所愿与所能。
瞿秋白早在中共成立之前，就已到达苏俄，并经张太雷介绍，于1921年5月成为俄共属下的共产党员（1922年2月，正式加入中共）。在苏俄期间，瞿秋白除担任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外，还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中国班任教，讲授俄文，并担任理论课翻译，讲授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任弼时、柯庆施、王一飞、萧劲光等，都曾在这个班学习。
1922年初春，瞿秋白随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兼任翻译。同年冬，他出席了共产国际举行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并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做翻译。因此，他得以较早较深地为共产国际领导层和中共高层所了解。在中共已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的背景下，这番经历显然有助于瞿秋白较快进入中共高层。1923年1月，他从苏俄回国，五个月后他出席了中共三大，并为大会起草党纲草案，在会上就党纲草案问题作报告。
1924年1月，瞿秋白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同一起代表中共出席大会的林伯渠、毛泽东、张国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5年1月，瞿秋白参与中共四大的领导工作，并担任大会政治决议案审查小组组长；当选中央执委会委员，同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组成五人中央局，开始主管党的宣传工作。1927年四五月间，瞿秋白在中共五大上再次当选中央委员，并进入政治局任常委。陈独秀则有惊无险地第五次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
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上仍然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大大出乎共产国际的意料。在共产国际看来，陈独秀不能不伸出脑袋承担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况且他还时不时对共产国际表现自己的独立性。作为一种补救，共产国际采取断然措施，以“训令”形式责成其驻中共代表鲍罗廷在汉口主持召开中共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五人组成常务委员会，行使中央政治局职权；并决定派陈独秀赴莫斯科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从此，陈独秀不明不白地离开了总书记的位子。这是中共五大结束后仅两个月，即1927年7月12日发生的事。7月13日晚，瞿秋白随鲍罗廷离开武汉去庐山。他们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在这里研究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改组和南昌起义等问题。7月下旬，瞿秋白回到武汉后，即参加了中央常委会的领导工作。8月3日，瞿秋白第一次主持召开中共临时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央紧急会议的准备工作。8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指导下，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并代表临时中央常委会作《关于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会议正式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组成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
八七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但是，会议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却为“左”倾盲动错误开辟了道路，也为瞿秋白在中共六大下台埋下了伏笔。
瞿秋白与张国焘在中共六大上发生激烈争论，给共产国际的“指导机关工人化”提供了新的口实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从上到下，出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愤怒，革命急性病迅速膨脹，使党内“左”倾情绪很快蔓延开来。所谓“‘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的说法，广为流行。加上中央对形势的判断严重偏离实际，认为当时中国革命仍然处于高潮阶段，而且还在“不断高涨”。瞿秋白不但连续撰文为之推波助澜，而且在他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再讨论和强化这个错误的指导思想。
1927年11月9日，由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罗明纳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认为国民党统治已处于崩溃的边缘，现时全中国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因而，会议制定了组织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要求农村暴动和城市暴动相结合，并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从而使“左”倾盲动主义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给革命事业造成了许多损失。中央部署发动的两湖暴动、广州暴动和上海暴动相继失败。包括张太雷在内的一批党的重要骨干牺牲了，大量党的领导机关被破坏，参加暴动的工人、农民死伤严重。血的教训，使中央领导开始注意到防止暴动中的盲动主义问题。从1928年1月12日的《中央通告第28号———论武装暴动政策的意义》发布起，中央开始纠正暴动中的“左”倾盲动错误。4月30日，中央发出接受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的第44号通告，“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与此相关，瞿秋白在中共中央一把手位置上的时日，也行将结束。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直接指导下，中共六大于莫斯科郊外召开了。在这次大会上，瞿秋白身为上届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左”倾盲动错误的主要责任人，既是大会筹备和召开的主要组织者与主持者，又是大会的主要批评对象，以至被解除（表面上是落选）党内最高领导职务。
促成瞿秋白政治命运发生如此变化的根源，在于共产国际。一方面，就像对大革命失败的追责，必然导致陈独秀的下台一样（当然，其中也有陈不听共产国际指挥的因素），追究“左”倾盲动错误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造成的危害之责，瞿秋白自是难辞其咎。
中共六大开幕前，瞿秋白等先后同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和联共（布）领导人斯大林，就有关问题进行了接触。斯大林明确告诉瞿秋白，中国革命目前还不是高潮，只有当革命发展到已有胜利可能时，才可以说达到了高潮。在接下来的部分中共领导人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举行的政治谈话会上，瞿秋白却依旧不承认自己对形势判断有误。他明确表示，不理解斯大林对高潮问题的解释。他确信，中共中央此前在原则上并无错误。在中共六大的发言中，他继续坚持这些观点（他因此受到中央其他同志和代表异口同声的批评）。 在会上，被视为机会主义代表的张国焘，跟被视为盲动主义代表的瞿秋白多次发生激烈争论，大有无休无止之势。这逼得布哈林出面制止，“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张、瞿的对立，给其他代表造成了不良影响，又给了共产国际“指导机关工人化”以新的口实。
就在张国焘和瞿秋白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向忠发这匹工人出身的黑马腾地跃起，夺人眼目。过去总说他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但他在莫斯科的种种不俗表现，证明他不但有头脑，而且有心机。例如，在上述政治谈话会上，他的发言异常谦逊，自谓离开中国很久（1927年10月，他就受派前往苏联，参加俄国十月革命十周年庆祝活动，后来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并参加中共六大筹备），对很多实际情况不了解；对党的理论也知之不多，还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察力。又如，他认为党内机会主义错误的产生，最主要的是它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基础；对中央错误的批评，不能站在个人立场上，更不能罔顾事实，把所有问题都说成是中央的。向忠发的言论、态度，得到许多代表的赞赏，受到共产国际领导人的青睐。向忠发在共产国际扶持下，毫无悬念地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政治局常委会主席。瞿秋白虽然当选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得票都很少。这显然跟一些代表对备受“左”倾盲动错误折磨怀有怨恨之心，不想选举这一错误的主要领导人有关。
以上情形表明，瞿秋白在中共六大上挨批受贬，实在是事出有因。不能出于同情瞿秋白，而过多地把这一结局跟某些个人间的恩怨纠葛扯成一团。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瞿秋白成为中共中央实际的主要领导人
中共六大结束后，瞿秋白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留在莫斯科。其间，他因与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在中山大学江浙同乡会及清党问题上的冲突，在讨论中国富农问题上的分歧，使两人在中共六大时产生的矛盾进一步加深。米夫纵容其亲信王明挑头向中共代表团及瞿秋白发难，促使共产国际执委会“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瞿秋白因此被解除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虽然如此，但瞿秋白仍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信任的中共重量级领导人。随后，他就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遣回国，受命和周恩来一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处理李立三问题。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提出了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準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战略总方针；规定了组织政治罢工以至总同盟罢工，组织地方暴动和兵士暴动，猛烈扩大红军，号召红军发动进攻的策略路线。决议案的通过，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随后，中共中央又决定将党、团、工会各级机构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并成立中央总行委，作为领导武装暴动的最高指挥机关。
当李立三的“六月决议”送到莫斯科时，瞿秋白无比惊诧地说：李立三简直是发疯了！难怪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不同意公开发表这个决议。但中共中央没有屈从远东局，还是发表了决议。6月下旬，远东局与中共中央的分歧摆到了莫斯科面前。共产国际为此作出了对双方既有批评又都有肯定的“七月决议”，表示在承认中共中央政治路线正确的同时，希望中共领导同志能“竭尽全力”建立同远东局的正常关系。决议还任命米夫为远东局书记和成员。
在李立三看来，“七月决议”只是莫斯科对华政策的一般性指导文件，而不是针对他的方针与策略的警告。所以，李立三在7月、8月反而加快了全国武装暴动和总罢工的计划与部署，而不管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反对。他认为，中国将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和共产国际应采取进攻路线，以便配合中国的夺权斗争。在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与远东局的联席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也强硬声称：除非共产国际解散政治局和中共中央，否则中共中央将继续此前之一切工作布置，而决不中止。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仍然没有对李立三的错误上纲上线。在8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草稿中，只是批评了“李立三同志根本不想尊重事实”，而继续指出：共产国际以前同中共中央代表团完全一致制定的所有决议和指示仍然有效。
瞿秋白和周恩来于1930年7月下旬先后离开莫斯科回国，8月下半月分别到达上海。经过紧张筹备，9月24日至28日，在他们主持下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扩大），在上海麦特赫斯脱路（今泰兴路）一所临时租用的洋房里举行。会议的指导性文件，就是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和8月25日的电报。会上，向忠发作《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周恩来作《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和《组织报告》，李立三作自我批评的发言，瞿秋白作政治问题讨论的结论。会议通过了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起草的《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以及《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等。
决议批评了李立三对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左”倾政策，没有把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和充分地争取群众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然而，李立三执行的路线“是和共产国际路线一致的”。全会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纠正和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错误。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撤销李立三的政治局常委兼中宣部部长职务，由瞿秋白接替。瞿秋白还兼任中央农委书记、中央党报委主任，成为中共中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但是，三中全会没有清算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思想实质，错误地强调右倾仍是党内的主要危险，要集中火力打击右倾。在组织上，错误地批评和处分了曾经反对李立三的何孟雄等人。这给后来党内几股力量反对三中全会及瞿秋白的“调和主义”路线，埋下了根子。
瞿秋白在米夫控制的扩大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退出中央政治局，王明则直接进入中央政治局 1930年10月，随着李立三奉召到达莫斯科，中共中央8月上旬几次政治局会议记录，以及远东局人员寄出的关于他们与立三中央争论的情况报告陆续到达莫斯科后，共产国际对李立三所犯错误性质的看法陡然发生变化。共产国际领导人被中共中央（尤其是李立三）那种藐视共产国际权威，凌驾于共产国际和苏联利益之上的忘乎所以的态度所激怒，对中共中央错误的批评立即上升到路线错误的高度。10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发来一封“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指出李立三提出了一条“非布尔什维克的、非列宁主义的”“反国际的路线”，要求中共中央向全党指出李立三的方针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批评六届三中全会“模糊混淆这两条路线的原则上的不同”，犯了“调和主义”错误。来信希望“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会给这种反共产国际的立场以致命的回击”。
11月18日、22日、25日，瞿秋白接连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一再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承认三中全会没有揭露李立三的错误性质是路线错误，而采取了调和的态度，因此要进一步清算和纠正“立三路线”错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稍后听取和讨论“李立三同志关于1930年6月至9月间中共领导的政策和关于三中全会的报告”的扩大会议上，全盘否定三中全会，并把主要矛头对准缺席的瞿秋白。主席团委员库秋莫夫、马其亚尔、萨发洛夫、曼努伊斯基、库西宁、白腊昆等人的发言，全都指名道姓批判瞿秋白，指责他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时，“领导了中大（莫斯科中山大学）小团体纠纷”；回国后，“无原则地领导了三中全会”；“以两面派的态度对待国际”，要求“召集四中全会来改正三中全会的错误”。列席会议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国焘、蔡和森、黄平以及李立三等，也发言批判了瞿秋白。
12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远东局，否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的计划，要求中共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其任务是：无条件地执行国际路线，修改和批判三中全会的决议，制止瞿秋白的两面派行为，消除宗派主义等。这份电报，宣告了瞿秋白将被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上海谋划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改组事宜的米夫同样批评了三中全会，要求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而不是紧急会议。
与此同时，中共党内也涌动着批评和否定三中全会的声浪。除了王明、博古、沈泽民、陈昌浩、王稼祥等从莫斯科回国的干部声讨三中全会和瞿秋白，要讨回他们被“压制”的公道外，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人，以及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等人，也都从不同立场和观点出发，反对三中全會的“调和主义”，要求中央召开紧急会议解决李立三“左”倾路线问题。一时之间，从中央直属机关支部、军委、交通系统工作人员，到江苏省委、全总党团，很快掀起了谴责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包庇、纵容的批判高潮。矛头所向，直指中共中央。
在共产国际和党内不同派别的双重压力下，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中共中央不仅撤销了此前对王明、何孟雄等人的处分，还决定任命王明为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而且发出了宣布三中全会决议及中央最近各项通知无效，重新决定政治决议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自我否定的《中央第九十六号通告》。瞿秋白和周恩来甚至自请退出中央政治局。对此，米夫的态度则是“留周去瞿”。
1931年1月7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今武定路930弄14号）召开。出席会议的不少代表直至会议宣布开始前，仍然不知道会议的性质。向忠发主持会议，但米夫操纵了会议的全部进程。王明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完全抹杀三中全会的功绩，狠狠批判瞿秋白和“立三路线”，要求全面彻底改造党。何孟雄、罗章龙、王稼祥等相继发言，也批评“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强调要彻底改造党的领导。有人甚至要求瞿秋白等人立即离开中央。瞿秋白自然只有再次作自我批评、自请处分的份。
会议匆匆通过了米夫起草的《四中全会决议案》，根据米夫和中央政治局事先拟定的名单补选了中央委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瞿秋白退出了中央政治局，保留中央委员职务。王明则越过中央委员这道门槛，直接进入了中央政治局。
1933年秋瞿秋白被再批“右倾机会主义”，并非已在瑞金的博古中央所为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瞿秋白虽离开了中共权力中心，在上海主要从事左翼文化工作和著述，但他仍被党关心和保护。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瞿秋白夫妇的处境十分险恶，随时有被捕的危险，国民党南京政府就悬赏两万元，缉拿瞿秋白。中共临时中央以及全总党团书记陈云、左联党团书记冯雪峰、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部长黄文容等，都曾出面通知瞿秋白避险，或护送他（他俩）到安全地方避难。在工作上，1931年春夏之交，他受中共中央委托，一度代管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文委”）的工作。6月，中共河北省委遭敌人破坏，中央曾决定派他去担任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后因虑及他在平津熟人很多，个人及组织的安全易出问题而改派他人。
1932年3月，中央文委负责人潘梓年在上海南京路大三元酒家的一个雅间里，为丁玲、田汉等举行入党仪式。瞿秋白代表中央宣传部出席，并讲了话。根据中央建议，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都缺席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担任（继任）临时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这些史实足以表明，长期流行的所谓瞿秋白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遭到王明、博古“左”倾中央变本加厉的打击和迫害的说法，未必实事求是。
不过，1933年秋，瞿秋白又实实在在挨了一记闷棍。9月22日，“中央”发出《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称“狄康同志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的错误”，“要求他立刻解除自己的机会主义武装，在全党面前公开的诚恳的揭露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实质”，并且认为各级党部应对其错误“开展最无情的斗争，来教育同志”，“以保证彻底执行中央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 事情是由瞿秋白以“狄康”或“康”的笔名，在《斗争》第49期至第51期上所发表的几篇文章，特别是《庐山会议的大阴谋———“有组织的饥饿政策”》一文引起的。在“中央”看来，瞿秋白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看不到苏维埃与红军的伟大力量，因此在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新任务面前表现惊慌失措，便来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机会主义，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
在“中央”指出他的错误以后，他还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甚至“多方掩饰”。于是“中央”就发出了这么一个“决定”。10月底，在上海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周报》，发表社论和署名文章，批判瞿秋白。这便是被称为“《斗争》事件”的大致经过。有人据此断言，这是博古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发动的一次批瞿斗争。与此同时，博古中央还“作出了令瞿秋白离沪赴赣的决定”———对他进行新一轮的残酷打击和摧残。
为还原历史真相，我们有必要弄清两对性质不同的事物，即此“中央”非彼中央，此《斗争》非彼《斗争》。
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瑞金）后，成立了中共中央上海局（又称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简称“中央上海局”），作为中共中央设在上海的代表机关。它的第一任书记，就是扬言要把瞿秋白“一棍子敲出党外去”的李竹声（后叛变）。中央上海局的主要任务是：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党在白区的工作，负责同全国各地党组织、共产国际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与苏区中共中央的联系，并直接领导江苏省委。其时的江苏省委管辖江苏、浙江、安徽和上海市区党组织，机关设在上海。
中央上海局成立后，或因当时形势变化，或因接到共产国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信件、指示，曾用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一系列宣言、决议、决定、指示、通知。“据考证，1933年以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文件中，绝大部分是中央上海局发出的。”由此可知，“9·22”决定的炮制者、发布者，应是中央上海局，而非博古中央。况且事情既然发生在上海，瞿秋白又非中央领导人，批一批他，以表示对前两个月收到的共产国际关于进行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指示，以及《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1933年7月24日）精神的贯彻，在中央上海局看来，是一桩分内的小事，用不着请示博古中央同意。
刊载瞿秋白那几篇文章的《斗争》，是在上海出版的中共江苏省委编的油印机关报（刊物），而不是在瑞金出版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局）的铅印机关报《斗争》。其实，后者是中共临时中央迁到瑞金后，于1933年2月4日創刊的。
此前，苏区中央局办有《实话》，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办有《党的建设》，但两种刊物“均不能按期出版，而且内容方面还有很多缺点，以致不能完成党的机关报的领导作用”。因此，苏区中央局决定将它们合并，易名为《斗争》。有了这种区别，就任凭谁也无法把所谓“《斗争》事件”的祸水泼到博古、博古中央头上了。
事实上，除了瑞金的《斗争》在第33、34期连载了《红旗周报》上署名为“海浪”的文章之外，当时在中央苏区就没有正儿八经地开展过批判瞿秋白的机会主义的活动。这并不奇怪，一来中共中央局已经把共产国际指示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和正在进行的批判“罗明路线”斗争结合开展，没有必要再批“右倾机会主义”，何况马上就要着手筹划第五次反“围剿”；二来瞿秋白的问题发生在白区，且不过是几篇小文章引出的老问题，对苏区没有形成什么影响。再往私底里说，博古对瞿秋白素有尊敬、同情之心，他也不忍心率众“打死老虎”啊。所以，硬说博古中央借“《斗争》事件”再整瞿秋白，并趁机令他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从而使他踏上不归路，完全是一派胡说八道。
“《斗争》事件”后，瞿秋白到瑞金主持教育工作是张闻天建议，并经博古同意的
1934年1月上旬，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去瑞金，完全是革命工作需要的正常调动，一定意义上还是对他的保护（前文已说到他在上海的处境很危险）。此前，他虽然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教育人民委员，却一直身在上海，未能到职视事。教育部长一职便由副部长徐特立代理。徐老虽恪尽职守，但身兼列宁师范校长等职，百般事务缠身，教育行政方面不免力有不逮。再加上当时强调一切服从革命战争，党内有人遂主张取消苏区内的文化教育工作，停办学校，结果“造成了苏区内文化教育工作的特别的落后，甚至使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教育部变成了无人顾问的机关”。这是时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书记，中央分管政府工作的张闻天，在他1933年9月9日写的一篇题为《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的文章中提到的。
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指出教育部一直没有制定出一个苏维埃教育的学制出来，依照这个学制来有系统地进行我们的教育工作。张闻天因而希望富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文化涵养及领导才干的瞿秋白，能亲到瑞金视事，以迅速改变苏区文化教育工作的落后局面。1933年12月，张闻天同已从上海到瑞金，准备参加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时任中央党校教务长的冯雪峰商定，并得到博古同意，决定请瞿秋白尽快来瑞金主持中央政府教育部工作。冯雪峰旋即发电报至上海通知瞿秋白，瞿秋白接电报后于1934年1月7日离开上海，2月5日到达瑞金就任。
瞿秋白到瑞金后，对苏区教育事业的规划和建设，对苏区文艺大众化的提倡和实践，对苏区文化教育人才的培养，对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对苏区军民精神生活的活跃与丰富，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与作出的贡献，都从不同侧面表明：把瞿秋白从上海调到瑞金工作，是十分恰当的、无可指责的。
从以上瞿秋白就义前遭到的几次批判及贬职来看，不难明白这其实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既有共产国际的不信任（这是主要的），又有中共党内的政见分歧，还有他个人的性格弱点，经验与能力、魄力不足。至于其中掺杂的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等非组织、非理性情绪与做法，则是党在成熟路上难免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