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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汉达，浙江省镇海县人，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创始人之一，是一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教育家、著名学者，更是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运动战士，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他为新中国文字改革事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充满传奇的求学经历
林汉达求学经历充满着传奇，尤其是在考大学和攻读博士学位这两件事上。
林汉达进之江大学上学，还有一个较有意思的插曲。1921 年，他21岁，正当他要报考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时候，他的远房姑夫问他为什么不就近去报考杭州之江大学，他漫不经心地回答：“因为圣约翰大学是全国著名的一流大学。”姑夫严肃认真地继续追问：“圣约翰大学确实很出名，那么为什么之江大学的名气不够大呢？之江与圣约翰之所以有区别，正是因为像你这样的好学生都不肯去报考之江的缘故。”这些话虽然说得很不全面，却也有一定的道理。姑夫的话激起了林汉达的好强心，于是他改变主意，决定报考之江。
赶考那天，他很早就到达考试场所。他走进一个空无一人的大教室，以为时间还早，便在长凳上躺下来休息，想不到竟睡着了，一下子过了两个小时，当醒来时发觉教室内还只有他一人，这才意识到走错了考场，于是急急忙忙地到处寻找考场。待寻到了考场，监考官以考试时间已过一半，不让他进去。他再三解释恳求，监考官让他进了考场。当时他头脑里只有一个想法：镇静、沉着、抢回失去的时间！答卷完毕，并把考卷从头到尾再查阅一遍。当他离开考场时，教室内还有20多个考生在“苦思冥想”！
20世纪30年代，我们国家的中学普遍用3种英语课本：由林汉达编的世界书局出版的版本；林语堂编的开明书店出版的版本；周越然编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版本。因为林汉达编的版本质量高、内容新，销路越来越广，竟然使老资格的林语堂到法院提出了控告，诬蔑林汉达的版本抄了他的。法律讲辩论，法院根据辩论结果做出判决：林汉达胜，抄袭之说纯是诬告。
这场官司打了半年，虽然是打赢了，但是国民党教育部里有一批留美派，都是倾向林语堂一派的。其中就有朱经农讥讽林汉达说：“林语堂是博士，是美国留学的，你是什么？”林汉达和上海几个留美“教育家”谈起教育问题，他们也很看不起地说：“中国的教育家都是美国留学的，你没到过美国学过教育，你是不会明白的。”这件事使林汉达受到刺激，他也要去美国拿个“博士”。
1936 年冬，他向美国大学报名办手续，第二年就进了美国科罗拉多州州立大学研究院，读民众教育系。一年获得硕士学位，两年加上3个假期合成3年，读满了学分，获得博士学位。他还获得了美国一枚金钥匙的奖赏。
时刻挺身捍卫民族的尊严
林汉达在美国时，经常作一些小范围的演讲，内容是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和反对美国孤立派帮助日寇侵略中国（前后约有50多次这样的演讲）。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校部在为学生放映故事影片前，加映了两部新闻短片。先放的是一部介绍日本人生活现状的影片，影片中的日本人个个有文化、讲卫生、有礼貌，可谓是文明国。接着就介绍中国人的生活现状，画面上出现的中国人是拖辫子的男人和缠小脚的女人，落后、野蛮、愚昧无知，岂非地地道道的落后国。强烈对照，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美国孤立派明目张胆地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美化为文明国对落后国的帮助和支援。
林汉达看了短片后火冒三丈，趁换片休息间隙，他快步走上台去，面向观众激动而有力地揭露说：“今天放映这两部短片无疑是别有用心的！中国男人梳辫子，能说明什么问题？孙中山就曾梳过辫子，但他却是个世人皆知的伟人！我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我就从来没有看见过当今的中国还有梳辫子的男人。这分明是恶意的讽刺和诬蔑！中国人民一定会自己创建新的文明，用不着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孤立派这样的异国人来扮演‘黄鼠狼给鸡拜年’的丑角！谁不知道美国孤立派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想以此来为侵略战争辩护，这绝对办不到，中国人民不允许！美国人民也不允许！全世界人民都不会允许的！……有谁不同意我讲的道理，就请大胆地站出来，我欢迎他上台来同我辩论。”
台下掌声雷动，支持林汉达的口号此起彼落，却看不到有人敢跳上台去和他辩论。当晚，美国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趁势迅速发起一次强烈抗议美国孤立派支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火炬示威游行。
像烈火一样燃烧人民群众的斗志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镇压共产党和革命势力，一心要发动内战，上海反内战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林汉达和马叙伦、王绍鏊等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1945 年12 月30 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中国科学社正式宣告成立。
出席成立大会的有26 人，马叙伦担任会议主席，指出中国民主促进会“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
1946 年春季的上海学生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社会活动，在各种报刊发表新闻的常是之江大学领头。林汉达是在革命学生的推动下，参加了革命。这一时期，林汉达几乎每天都要在各大学、中学、工厂、团体点演讲，主要的题目是《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和《反对独裁，争取民主》。林汉达的演讲深刻、生动、尖锐、泼辣、有强烈的鼓动性和说服力。它们像一团团烈火，燃烧着人民群众的斗志；又像一把把利剑，直刺反动派的咽喉。
1946 年6 月23 日，在上海10万人的反内战大游行斗争中，林汉达是大会执行主席之一（另有王绍鏊、陶行知），他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现在，中国人民没有人愿意打内战。中国的主权属于全国人民，政府的官吏只是主人的仆人。但是，今天不是主人当政，而是仆人当政。我们要恢复主人的权力！我们的代表就是要去吩咐仆人立刻放下武器。我们要争取和平，争取民主。现在，我们的代表去南京请愿，假如不成功，我们就第二次再去！全上海的人都去，我们步行去，非达到目的不可！”
1946 年“六·二三”事件后的第二天，上海报纸上就登出警局饬属通缉林汉达的消息。通缉令一公布，上海中共地下组织立即命令林汉达离家，先到切实可靠的朋友家中隐居一时再说。 在此期间，上海以及全国各地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日益高涨。反动当局束手无策，他们恼羞成怒，狗急跳墙，阴谋策划，先后杀害了知名爱国人士李公朴和闻一多。事隔不久，陶行知又因脑溢血突然逝世。林汉达得知噩耗后，百感交集，悲愤填膺，决意要参加追悼会，但在有关领导的再三劝阻下，林汉达不得不改变悼念方式。他手里捏着一大团棉花，蘸着墨汁，在一块长条的白布上刚劲有力地书写了“人民导师”4个大字（具名：林汉达题）。在追悼陶行知那天，会场内挂满挽联，唯独林汉达写的横幅悬挂在入口处的门楣上，显得格外醒目。前去参加陶行知追悼会的广大人民群众，一眼就看到了“人民导师”的横幅，都感到意外地兴奋和激动，他们知道林汉达还在上海，还在大家的身边，为林汉达没有被捕而深感欣慰。但与此同时，便衣特务们却惊恐万状，他们也意识到林汉达一定还在上海。于是，反动当局更加紧锣密鼓地加强了对林汉达的搜捕。面对如此危急的状态，为了确保林汉达的安全，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经多方联系后，终于妥善地安排林汉达离开上海，投奔东北解放区。
希望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勤务员
1948 年，辽北省的省会还在白城子。那个地方的老百姓，生活本来就很艰苦，再加上还经常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的骚扰，条件就更差了。在这种艰苦的战争岁月里，身为教育厅长的林汉达，还经常主动、满腔热情地步行去乡下，到基层地方去蹲点。他曾到过洮安、洮南、双辽、通辽、洁库、新立屯、阜新等十几个县附近的村子。张福屯是一个很穷的村子，林汉达住在一位老乡家里，睡的是土炕，全村找不到一张桌子，见不到一盏油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林汉达同老乡们同吃同住，起早贪黑，日以继夜地从事文化教育的普及工作。
每当林汉达从乡下回来，总要带回一身虱子。有一回，他刚从乡下回来，晚饭过后，当他敞开胸怀，正在捉虱子的时候，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突然来访。林汉达毫不介意地站了起来和陶铸握手，发自内心地笑着说：“你好！瞧，我正在搜捕、扫荡和歼灭现行反革命分子呐（指虱子）！”幽默、诙谐、谈笑风生，这是林汉达生平的一大特点。陶铸说：“刚听说你回来了，来看看你。这些日子，你太辛苦了，好好休息两天吧！”“叫我休息两天，你自己为什么不休息两天？说我辛苦，你不是比我更辛苦吗？”林汉达条件反射地反问。
陶铸连忙解释说：“我辛苦是应该的，你刚从上海大城市来，需要慢慢地适应环境，可不能太苦了自己……今后别再亲自下乡蹲点了，有些工作可以叫秘书和干事去做就行了，我们有责任照顾好你。”
“什么话？”林汉达情绪激动地说：“你辛苦应当，我辛苦就不应当！我需要照顾，难道你就不需要照顾！你叫我今后别再下乡蹲点，可你自己又为什么经常要去前线呢？老实说，去农村工作，生活条件的确很艰苦，这我不否认。但是，问题在于今后我们必须尽快地改变这种贫穷落后的现状。跟勤劳、朴实的农民群众生活在一起，不仅使我又回想起自己的苦难童年，同时还让我学到不少宝贵的东西。所以，下乡蹲点对我来说，生活条件再差、再艰苦，可在思想感情上始终是非常愉快的。我不希望你对我以贵宾相待，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民勤务员。”
提倡并歇力推广文章口语化
解放后，林汉达进了燕京大学，在教育系授课，后为教务长。1950 年年底以后，林汉达调教育部历任社会教育司司长、全国扫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副部长。
林汉达认为语文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语文现代化的首要工作是“文体口语化”。文章不但要写出来用眼睛看得懂，还要念出来用耳朵听得懂，否则不是现代的好文章。
林汉达还认为历史知识是爱国教育的必要基础。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编写通俗的历史故事上。这一工作，一方面传播了历史知识，一方面以身作则，提倡文章的口语化。这时的中国青年对中国历史了解越来越贫乏，为此，他接连编写出版了《东周列国故事新编》、《春秋故事》、《战国故事》、《春秋五霸》、《西汉故事》、《东汉故事》、《前后汉故事新编》、《三国故事新编》、《上下五千年》（由曹余章同志续完，香港版改名为《龙的故事》）。用力之勤，使人惊叹！这些用“规范化普通话”编写的通俗历史故事，不但青年读来容易懂，老年人读来也津津有味，是理想的历史入门书。林汉达在编写历史故事的时候，遇到许多“文言成语”。“文言成语”大都是简洁精辟的四字结构，其中浓缩着历史典故和历史教训，有的不难理解，例如，“大题小做”、“后来居上”、“画蛇添足”。可是，对一般读者来说，很多成语极难了解，因为其中的字眼生僻，读音难准，不容易知道它的来源和典故，必须一个一个地经过一番费事的解释，否则一般人是摸不着头脑的。例如，“惩前毖后”、“杯弓蛇影”、“守株待兔”，这些文言成语的生涩难懂妨碍大众阅读和理解，是不是可以把难懂的文言成语改得通俗一点呢？林汉达认为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须的。
身处逆境还不忘总理的重托
林汉达是个身处逆境自强不息的人。1958 年，被错划为右派后，报国之心依旧，他不愿白白地消磨时间，继续写了大量的书，为革命多做工作。1972 年2 月24 日，他给妹妹林越波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虽于去冬得到解放，而我在思想上似已先此解放了，在宁夏干校两年多颇有所得。到今天，我还不服老，年龄已72岁，那是客观的，主观上，我主动减去20岁，以52岁来要求自己……”
1971 年年底，林汉达被“解放”，并因病被送回北京。但在北京呆的时间不长，1972 年春节前，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夕，他又被勒令送回“五七”干校。
1972 年6 月，林汉达因病重，再次被送回北京。7月初的一天上午，林汉达在接受了周总理委托他校订一部翻译稿任务的时候，非常激动和兴奋，怀着对工作的满腔热忱，立即开始工作。这位年过古稀、身患冠心病的老人，不顾一切、日以继夜地伏案校改。在酷热的盛夏，以惊人的毅力，每天工作长达十六七个小时之久。他的病容，使家里人深感不安。
有一天，全家人在一起吃午饭，女儿林蜜地说：“爸爸！我看你完成了这项特殊的任务后，干脆退休养老吧！”
万没想到，林汉达突然扔下筷子，冲着她大声喊起来：“你说什么！坏人诬陷我，狠整我，这么多年不让我工作。今天好不容易才干一点工作，你居然要我退休养老？我老吗？我不老！我还有个20年的写作规划要去完成的，你知道吗？我恨不得一天能有48小时！你要我退休养老，什么话！这不正是坏蛋所希望的吗？我可以断言，恶人当道的日子决不可能长久的。我要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
林汉达受周恩来总理委托审校的是《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一书的翻译稿。这本书的作者是原苏联的伊凡·久巴，因为书中的内容涉及到揭露和批判当局的所作所为，而被通缉逮捕。我们所见到的《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是英国一家出版社于1970 年10 月出版的英译本。
林汉达说：“审校这本书有一定难度，书是辛华翻译的，实际上辛华不是某一个人。因此，翻译的质量大不相同，有的像大学生翻的，有的却像小学生翻的，全书估计有七八个人翻译过，所以，要达到全书的统一就比较困难。”
多年来，林汉达没有做过类似的工作了。因任务紧，毛主席还等着看，接到任务后，他日以继夜地拼命工作。至7月24 日深夜，圆满地完成了这项光荣任务。没想到，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绝笔。完稿后不久，7 月25日凌晨，因心脏病复发，经北大医院抢救无效，26日凌晨3时半，与世长辞，终年72 岁。
充满传奇的求学经历
林汉达求学经历充满着传奇，尤其是在考大学和攻读博士学位这两件事上。
林汉达进之江大学上学，还有一个较有意思的插曲。1921 年，他21岁，正当他要报考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时候，他的远房姑夫问他为什么不就近去报考杭州之江大学，他漫不经心地回答：“因为圣约翰大学是全国著名的一流大学。”姑夫严肃认真地继续追问：“圣约翰大学确实很出名，那么为什么之江大学的名气不够大呢？之江与圣约翰之所以有区别，正是因为像你这样的好学生都不肯去报考之江的缘故。”这些话虽然说得很不全面，却也有一定的道理。姑夫的话激起了林汉达的好强心，于是他改变主意，决定报考之江。
赶考那天，他很早就到达考试场所。他走进一个空无一人的大教室，以为时间还早，便在长凳上躺下来休息，想不到竟睡着了，一下子过了两个小时，当醒来时发觉教室内还只有他一人，这才意识到走错了考场，于是急急忙忙地到处寻找考场。待寻到了考场，监考官以考试时间已过一半，不让他进去。他再三解释恳求，监考官让他进了考场。当时他头脑里只有一个想法：镇静、沉着、抢回失去的时间！答卷完毕，并把考卷从头到尾再查阅一遍。当他离开考场时，教室内还有20多个考生在“苦思冥想”！
20世纪30年代，我们国家的中学普遍用3种英语课本：由林汉达编的世界书局出版的版本；林语堂编的开明书店出版的版本；周越然编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版本。因为林汉达编的版本质量高、内容新，销路越来越广，竟然使老资格的林语堂到法院提出了控告，诬蔑林汉达的版本抄了他的。法律讲辩论，法院根据辩论结果做出判决：林汉达胜，抄袭之说纯是诬告。
这场官司打了半年，虽然是打赢了，但是国民党教育部里有一批留美派，都是倾向林语堂一派的。其中就有朱经农讥讽林汉达说：“林语堂是博士，是美国留学的，你是什么？”林汉达和上海几个留美“教育家”谈起教育问题，他们也很看不起地说：“中国的教育家都是美国留学的，你没到过美国学过教育，你是不会明白的。”这件事使林汉达受到刺激，他也要去美国拿个“博士”。
1936 年冬，他向美国大学报名办手续，第二年就进了美国科罗拉多州州立大学研究院，读民众教育系。一年获得硕士学位，两年加上3个假期合成3年，读满了学分，获得博士学位。他还获得了美国一枚金钥匙的奖赏。
时刻挺身捍卫民族的尊严
林汉达在美国时，经常作一些小范围的演讲，内容是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和反对美国孤立派帮助日寇侵略中国（前后约有50多次这样的演讲）。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校部在为学生放映故事影片前，加映了两部新闻短片。先放的是一部介绍日本人生活现状的影片，影片中的日本人个个有文化、讲卫生、有礼貌，可谓是文明国。接着就介绍中国人的生活现状，画面上出现的中国人是拖辫子的男人和缠小脚的女人，落后、野蛮、愚昧无知，岂非地地道道的落后国。强烈对照，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美国孤立派明目张胆地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美化为文明国对落后国的帮助和支援。
林汉达看了短片后火冒三丈，趁换片休息间隙，他快步走上台去，面向观众激动而有力地揭露说：“今天放映这两部短片无疑是别有用心的！中国男人梳辫子，能说明什么问题？孙中山就曾梳过辫子，但他却是个世人皆知的伟人！我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我就从来没有看见过当今的中国还有梳辫子的男人。这分明是恶意的讽刺和诬蔑！中国人民一定会自己创建新的文明，用不着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孤立派这样的异国人来扮演‘黄鼠狼给鸡拜年’的丑角！谁不知道美国孤立派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想以此来为侵略战争辩护，这绝对办不到，中国人民不允许！美国人民也不允许！全世界人民都不会允许的！……有谁不同意我讲的道理，就请大胆地站出来，我欢迎他上台来同我辩论。”
台下掌声雷动，支持林汉达的口号此起彼落，却看不到有人敢跳上台去和他辩论。当晚，美国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趁势迅速发起一次强烈抗议美国孤立派支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火炬示威游行。
像烈火一样燃烧人民群众的斗志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镇压共产党和革命势力，一心要发动内战，上海反内战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林汉达和马叙伦、王绍鏊等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1945 年12 月30 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中国科学社正式宣告成立。
出席成立大会的有26 人，马叙伦担任会议主席，指出中国民主促进会“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
1946 年春季的上海学生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社会活动，在各种报刊发表新闻的常是之江大学领头。林汉达是在革命学生的推动下，参加了革命。这一时期，林汉达几乎每天都要在各大学、中学、工厂、团体点演讲，主要的题目是《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和《反对独裁，争取民主》。林汉达的演讲深刻、生动、尖锐、泼辣、有强烈的鼓动性和说服力。它们像一团团烈火，燃烧着人民群众的斗志；又像一把把利剑，直刺反动派的咽喉。
1946 年6 月23 日，在上海10万人的反内战大游行斗争中，林汉达是大会执行主席之一（另有王绍鏊、陶行知），他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现在，中国人民没有人愿意打内战。中国的主权属于全国人民，政府的官吏只是主人的仆人。但是，今天不是主人当政，而是仆人当政。我们要恢复主人的权力！我们的代表就是要去吩咐仆人立刻放下武器。我们要争取和平，争取民主。现在，我们的代表去南京请愿，假如不成功，我们就第二次再去！全上海的人都去，我们步行去，非达到目的不可！”
1946 年“六·二三”事件后的第二天，上海报纸上就登出警局饬属通缉林汉达的消息。通缉令一公布，上海中共地下组织立即命令林汉达离家，先到切实可靠的朋友家中隐居一时再说。 在此期间，上海以及全国各地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日益高涨。反动当局束手无策，他们恼羞成怒，狗急跳墙，阴谋策划，先后杀害了知名爱国人士李公朴和闻一多。事隔不久，陶行知又因脑溢血突然逝世。林汉达得知噩耗后，百感交集，悲愤填膺，决意要参加追悼会，但在有关领导的再三劝阻下，林汉达不得不改变悼念方式。他手里捏着一大团棉花，蘸着墨汁，在一块长条的白布上刚劲有力地书写了“人民导师”4个大字（具名：林汉达题）。在追悼陶行知那天，会场内挂满挽联，唯独林汉达写的横幅悬挂在入口处的门楣上，显得格外醒目。前去参加陶行知追悼会的广大人民群众，一眼就看到了“人民导师”的横幅，都感到意外地兴奋和激动，他们知道林汉达还在上海，还在大家的身边，为林汉达没有被捕而深感欣慰。但与此同时，便衣特务们却惊恐万状，他们也意识到林汉达一定还在上海。于是，反动当局更加紧锣密鼓地加强了对林汉达的搜捕。面对如此危急的状态，为了确保林汉达的安全，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经多方联系后，终于妥善地安排林汉达离开上海，投奔东北解放区。
希望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勤务员
1948 年，辽北省的省会还在白城子。那个地方的老百姓，生活本来就很艰苦，再加上还经常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的骚扰，条件就更差了。在这种艰苦的战争岁月里，身为教育厅长的林汉达，还经常主动、满腔热情地步行去乡下，到基层地方去蹲点。他曾到过洮安、洮南、双辽、通辽、洁库、新立屯、阜新等十几个县附近的村子。张福屯是一个很穷的村子，林汉达住在一位老乡家里，睡的是土炕，全村找不到一张桌子，见不到一盏油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林汉达同老乡们同吃同住，起早贪黑，日以继夜地从事文化教育的普及工作。
每当林汉达从乡下回来，总要带回一身虱子。有一回，他刚从乡下回来，晚饭过后，当他敞开胸怀，正在捉虱子的时候，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突然来访。林汉达毫不介意地站了起来和陶铸握手，发自内心地笑着说：“你好！瞧，我正在搜捕、扫荡和歼灭现行反革命分子呐（指虱子）！”幽默、诙谐、谈笑风生，这是林汉达生平的一大特点。陶铸说：“刚听说你回来了，来看看你。这些日子，你太辛苦了，好好休息两天吧！”“叫我休息两天，你自己为什么不休息两天？说我辛苦，你不是比我更辛苦吗？”林汉达条件反射地反问。
陶铸连忙解释说：“我辛苦是应该的，你刚从上海大城市来，需要慢慢地适应环境，可不能太苦了自己……今后别再亲自下乡蹲点了，有些工作可以叫秘书和干事去做就行了，我们有责任照顾好你。”
“什么话？”林汉达情绪激动地说：“你辛苦应当，我辛苦就不应当！我需要照顾，难道你就不需要照顾！你叫我今后别再下乡蹲点，可你自己又为什么经常要去前线呢？老实说，去农村工作，生活条件的确很艰苦，这我不否认。但是，问题在于今后我们必须尽快地改变这种贫穷落后的现状。跟勤劳、朴实的农民群众生活在一起，不仅使我又回想起自己的苦难童年，同时还让我学到不少宝贵的东西。所以，下乡蹲点对我来说，生活条件再差、再艰苦，可在思想感情上始终是非常愉快的。我不希望你对我以贵宾相待，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民勤务员。”
提倡并歇力推广文章口语化
解放后，林汉达进了燕京大学，在教育系授课，后为教务长。1950 年年底以后，林汉达调教育部历任社会教育司司长、全国扫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副部长。
林汉达认为语文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语文现代化的首要工作是“文体口语化”。文章不但要写出来用眼睛看得懂，还要念出来用耳朵听得懂，否则不是现代的好文章。
林汉达还认为历史知识是爱国教育的必要基础。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编写通俗的历史故事上。这一工作，一方面传播了历史知识，一方面以身作则，提倡文章的口语化。这时的中国青年对中国历史了解越来越贫乏，为此，他接连编写出版了《东周列国故事新编》、《春秋故事》、《战国故事》、《春秋五霸》、《西汉故事》、《东汉故事》、《前后汉故事新编》、《三国故事新编》、《上下五千年》（由曹余章同志续完，香港版改名为《龙的故事》）。用力之勤，使人惊叹！这些用“规范化普通话”编写的通俗历史故事，不但青年读来容易懂，老年人读来也津津有味，是理想的历史入门书。林汉达在编写历史故事的时候，遇到许多“文言成语”。“文言成语”大都是简洁精辟的四字结构，其中浓缩着历史典故和历史教训，有的不难理解，例如，“大题小做”、“后来居上”、“画蛇添足”。可是，对一般读者来说，很多成语极难了解，因为其中的字眼生僻，读音难准，不容易知道它的来源和典故，必须一个一个地经过一番费事的解释，否则一般人是摸不着头脑的。例如，“惩前毖后”、“杯弓蛇影”、“守株待兔”，这些文言成语的生涩难懂妨碍大众阅读和理解，是不是可以把难懂的文言成语改得通俗一点呢？林汉达认为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须的。
身处逆境还不忘总理的重托
林汉达是个身处逆境自强不息的人。1958 年，被错划为右派后，报国之心依旧，他不愿白白地消磨时间，继续写了大量的书，为革命多做工作。1972 年2 月24 日，他给妹妹林越波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虽于去冬得到解放，而我在思想上似已先此解放了，在宁夏干校两年多颇有所得。到今天，我还不服老，年龄已72岁，那是客观的，主观上，我主动减去20岁，以52岁来要求自己……”
1971 年年底，林汉达被“解放”，并因病被送回北京。但在北京呆的时间不长，1972 年春节前，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夕，他又被勒令送回“五七”干校。
1972 年6 月，林汉达因病重，再次被送回北京。7月初的一天上午，林汉达在接受了周总理委托他校订一部翻译稿任务的时候，非常激动和兴奋，怀着对工作的满腔热忱，立即开始工作。这位年过古稀、身患冠心病的老人，不顾一切、日以继夜地伏案校改。在酷热的盛夏，以惊人的毅力，每天工作长达十六七个小时之久。他的病容，使家里人深感不安。
有一天，全家人在一起吃午饭，女儿林蜜地说：“爸爸！我看你完成了这项特殊的任务后，干脆退休养老吧！”
万没想到，林汉达突然扔下筷子，冲着她大声喊起来：“你说什么！坏人诬陷我，狠整我，这么多年不让我工作。今天好不容易才干一点工作，你居然要我退休养老？我老吗？我不老！我还有个20年的写作规划要去完成的，你知道吗？我恨不得一天能有48小时！你要我退休养老，什么话！这不正是坏蛋所希望的吗？我可以断言，恶人当道的日子决不可能长久的。我要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
林汉达受周恩来总理委托审校的是《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一书的翻译稿。这本书的作者是原苏联的伊凡·久巴，因为书中的内容涉及到揭露和批判当局的所作所为，而被通缉逮捕。我们所见到的《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是英国一家出版社于1970 年10 月出版的英译本。
林汉达说：“审校这本书有一定难度，书是辛华翻译的，实际上辛华不是某一个人。因此，翻译的质量大不相同，有的像大学生翻的，有的却像小学生翻的，全书估计有七八个人翻译过，所以，要达到全书的统一就比较困难。”
多年来，林汉达没有做过类似的工作了。因任务紧，毛主席还等着看，接到任务后，他日以继夜地拼命工作。至7月24 日深夜，圆满地完成了这项光荣任务。没想到，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绝笔。完稿后不久，7 月25日凌晨，因心脏病复发，经北大医院抢救无效，26日凌晨3时半，与世长辞，终年72 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