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于治癌研究的公司执行长竟然染上癌症，似乎是命运的玩笑，但事情还是发生了……
　　1995年12月的一天早晨，我在浴室对着镜子刮脸时，突然发现颈部有个肿大的淋巴结。1周后淋浴时，在腹股沟又发现一个。妻子帕蒂知道后忧心忡忡。
　　我去看了巴托医生，她很严肃地命令我去给这个肿块做活组织检查。我的头脑平日很冷静，此刻却乱七八糟了。我很注意照顾自己，常运动，从没有想过自己会生什么大病。
　　几天后，外科医生林维莱给我把那个淋巴结摘了下来，拿去做病理分析。我颈部的切口给一大块白胶布盖住，十分醒目。技术主任约瑟夫·塔诺基狐疑地说:“你都搞成这模样，别人该怎么说?”——公司正试制能阻止癌细胞扩散的装置，这是最新兴的生物技术，他的担心代表不少人的疑虑。
　　几天后，林维莱医生从诊所打来电话:“发现了淋巴瘤，我们不能肯定这代表什么，有些事得由肿瘤科专家去做。”
　　淋巴瘤?我惊呆了。致力于研究治癌方法的公司执行长竟然染上癌症，怎么可能?
　　
　　正视现实
　　
　　我生来对一切生物好奇。上伯克莱加州大学时我主修动物学，大学毕业时正好碰上生物技术革命。后来，几年跳了几次槽，但都在研究生物学上，到1982年，我接受赛托金公司市场部副总裁的职位，与妻子带着两个儿子搬回新泽西州。
　　1991年，我又受聘担任西雅图新兴生物技术公司塞尔普罗公司市场部和业务部副总裁，几个月后晋升执行长。公司主要产品是塞普雷特系统，它利用特殊的生物净化过程从有病血液中提取健康干细胞。我相信这项技术可以拯救千万人的生命，岂料才不到5年，我就要靠它来救自己的命。
　　肿瘤科专家给我解释各种疗法的时候，提到了德高望重的肿瘤学家奥利弗·普雷斯博士。我认识普雷斯，因而一回到公司我就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刚给诊断患了淋巴瘤。接着，我决定召开家庭会议，向大家宣布这一消息。17岁的次子本恩问:“这有多严重?”
　　我从来不对孩子撒谎，我说:“可以致命，但我打算再活很久。”然后我给全体雇员发了一封直截了当的电子邮件:“我被诊断患了非恶性淋巴瘤，很快就要开始接受化疗，我预感良好。个人计划将有所改变，但其他方面会继续干下去，大家继续前进吧。”
　　几天后，帕蒂和我前往华盛顿大学与普雷斯见面，我的淋巴瘤被列为中级。普雷斯说，这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商量后，普雷斯初步决定同时采用4种化疗药物，在今后几个月里接受至少6次加强剂量注射。我身体一向很好，直至此时仍不觉得真正患了重病，甚至根本不觉得有病。但注射第一剂药物后，我知道自己真的病了。
　　
　　破釜沉舟
　　
　　我身高1.85米，体重75千克，满头黑发。化疗后，头发开始大量脱落，我决定戴假发。一天晚上，大儿子杰米绊倒了装衣服的篮子，我立即去察看发生了什么事。杰米吓了一跳，朝我的头看了很久，随后微笑着说:“你可知道，爸爸，你这样看上去很好。如果你块头再大一点，很可能有人请你当保镖哩。”
　　刚过49岁生日，我又接受了一次淋巴结活组织检查，普雷斯给我发来电子信:“病理学家把对你的诊断改为套细胞淋巴瘤。大多数医生都认为这种病治愈的可能很小。”
　　我顿时蒙了，套细胞淋巴瘤对传统化疗药有抵抗力！我第一次意识到可能活不长了。我既愤怒又惊恐，但最终还是振作起来了，我不想坐以待毙。普雷斯告诉我一个信息:最近，有些德国肿瘤学家提出数据，表明有部分套细胞淋巴瘤患者曾从干细胞移植疗法中得益。通常化疗和放射疗法都既杀死癌细胞也杀死健康细胞，但如果从体内提取干细胞贮存起来，然后做化疗和放射治疗，等癌细胞都消灭了，再把干细胞注回体内，再造血液和重建免疫系统，这就万事大吉了。幸运的是，我们公司的塞普雷特装置正好可以从体内分离出纯净的干细胞，不过其中仍会不可避免地混进少量癌细胞。为保万无一失，必须找到一个彻底消减癌细胞的方法。我忽然想到公司里36岁的资深研究员尼科尔，他正在研制一种消除残余癌细胞的装置。
　　我马上给乔·塔诺斯基打电话。乔是生物技师，我的计划一定要有他帮忙才有望成功。我告诉他我患了套细胞淋巴瘤，我们商量后决定使用自己公司的净化装置，虽然此装置还没到能用的时候，可在我的坚持下，乔答应了尽力而为。
　　照临床试验的说法，我将是“头号病人”。
　　乔给了尼科尔一个新任务:救老板的命！研制小组决心在8周内把装置造出来，他们还给任务取了个名字:里克计划。
　　小组先设计了一个小型净化器，希望渐渐把它改善到能在干细胞净化过程第二步中消灭残余癌细胞。先做了一个小实验:把一贴所谓“巫婆的煎药”——我的带病血液——放进去转一转。
　　淋巴瘤由恶性B细胞组成，我们从法国供应商处找来一种专门寻找B细胞并粘附其上的抗体。但这种抗体如果受到细菌、病毒或内毒素污染又会十分危险。医生估计我最多还能存活30个月，因此我毅然决定就按这个计划做。小组在一袋健康血液中加进一些捐赠的癌细胞，倒入系统试验。
　　里克计划起先进展缓慢，成绩也不容乐观:要不就是癌细胞太多，要不就是干细胞太少。
　　苦苦思索后，尼科尔计上心来:先消灭混合液中的大部分癌细胞，再设法从已变得较纯净的混合液中提取干细胞。这样一来果真大有进展。
　　
　　决战开始
　　
　　1996年6月17日星期一早上，我住进哈钦森研究中心。我的免疫系统对化疗有了反应，骨髓制造了数以亿计的干细胞输入血液。一般病人每微升血液含干细胞不到50个，而我每微升血液含300以上干细胞。最后，技术人员从我的血液中取得约1杯粉红色液体，其中大多数是白细胞，还有就是干细胞。随后帕蒂带我回家，一天结束了，而技术人员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整个净化过程花了约3个半小时，我在家里紧张地等待结果。终于，帕蒂接到了电话。乔告诉她，癌细胞已消灭90.9%以上，很了不起，但还不够好。残余癌细胞足以使我的癌症复发。我很失望，又不甘心，便决定再试一次。因我的干细胞足够多，乔便同意了。
　　他们第三次给我抽血，依然有B细胞留在干细胞净化圆柱内。尼科尔说:“一定与两种阻滞剂有关，要不就是两种之中有一种不行，或是分量不够。”可数据表明两种阻滞剂的比例没问题，小组研究一番后，决定将两者的分量大幅增加。
　　周四清晨，技术人员带着新配的材料回到哈钦森研究中心的下层地下室。到下午3时左右，净化过程完成。技术人员把第二次收集的干细胞放入机器，这一回结果极其令人振奋:机器没有测到癌细胞，一个都没有！
　　从普雷斯那儿得到消息后，我大大地舒了一口气。
　　
　　背水一战
　　
　　下一步是真正的移植。1996年8月12日，净化了的干细胞经由静脉滴注管重新输回到我的体内，帕蒂和儿子都在我身边。整个过程花了约10分钟。此时须立即监测白细胞计数——从白细胞计数就可知道移植是否成功。我面临的可能是受感染、发热或出血，这些对一般人都很普通，对我却可能致命。因为我的免疫系统再次被毁，难以抵挡任何细菌侵袭。
　　有一天我发热了，医务人员每天至少测量我的生命体征3次。我的热度一次比一次高，医生给我的各种抗生素对消灭入侵细菌都无效。后来体温上升到39.4℃，医生给我用了最厉害的药，其中一种抗生素使我长了可怕的疹子。
　　体温接着升至40℃，帕蒂心急如焚，日夜坐在我的床边，不断询问还有什么办法可想。白细胞计数还是零，红细胞和血小板也越来越少，开始需要每天接受输血。一天晚上，我出现一阵干咳，接着因为鼻塞，便擤了鼻涕，却突然感到一股暖和的液体往外流。我没有足够的血小板止血，护士把我的头往后推，用棉花紧紧塞在鼻孔里，总算把血止住。次日晚上我再次流鼻血，医生决定给我的鼻窦做电脑轴向断层扫描，看看能否找到问题所在。
　　我发高烧，发疹子，出血，白细胞减少，最糟糕的是疼痛。起先我不肯用止痛药，但医生说:“我们不会给不用麻醉剂而硬挺的人授奖的。”因此我用了吗啡和其他药物，结果迷糊了一个多星期。
　　第十天早上，情况有所好转。又过了几天，烧退了，疹子消失了，神志清醒了。我的白细胞计数超过了500，即医生认为足以活命的最低水平。普雷斯告诉我:“你该吃东西了。”如果能吃下1000卡路里，就可以回家了。
　　我吃苹果汁和酸奶，后来还发现了一种名叫“恩休尔”的高卡路里饮料。我终于能吃下1000卡路里“恩休尔”的那天，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日子，我对帕蒂说:“回家！”
　　9月下旬，是看移植手术是否真正成功的时候了。普雷斯安排对我的淋巴结做电脑轴向断层扫描、验血及骨髓活组织检查。1周后，普雷斯春风满面地告诉我，淋巴系统没有癌细胞了。
　　在公司的一次官司中，我所在的塞尔普罗公司输了，被卖给另一家公司。1998年，我接受了基封公司执行长兼总裁的职务，又开始了新的里程。帕蒂和我现在定居于三藩市湾区，两个孩子大学毕业后都进了医学界工作。虽然失去了塞尔普罗公司，但我仍会经常读一名癌症存活者发来的电子信，他是131名参加塞普雷特系统临床试验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之一。“将近3年了，”他写道，“一直没再验出有骨髓瘤细胞。现在我每周工作60小时，又骑单车又骑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是没有你们的机器，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我永远感激！”
　　这就是科学应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