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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以后，清朝的统治由盛转衰，国运衰而典籍散，七部《四库全书》也在兵燹战乱、朝代更迭中，经历了坎坷曲折的命运。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克扬州，文汇阁、文宗阁及其藏书一起毁于战火。1865年，曾国藩派幕僚莫友芝前往镇扬一带访求佚书，搜寻失散于战火中的藏书，然而却一无所获。160年之后，复建的文宗阁坐落于金山寺东侧湖中小岛上，遵循历史原貌，再现皇家藏书阁风貌。
几乎是同时，太平军在清咸丰十年（1860年）、十一年（1861年）两度攻克杭州，文澜阁焚毁，部分藏书散失。文澜阁遭劫难之时，江南著名藏书楼八千卷楼的主人、出身书香门第的钱塘人丁申、丁丙兄弟，正避祸于杭州城西的西溪。一日，兄弟二人在一间店铺中采购用品，忽而发现用于包装的纸张竟是钤有玺印的《四库全书》，店铺里成堆的包装用纸也都盖有皇帝的玉玺。这些沦落为包装的书页应是文澜阁中的典藏之物。库书流落民间，使丁氏兄弟心急如焚，他们马上进行抢救，收集残籍予以保护，并雇人每日沿街收购散失的书本。如此半年，抢救并购回阁书8689册，但只占全部文澜阁本的1/4。丁氏兄弟从宁波天一阁卢氏抱经楼、汪氏振绮堂、孙氏寿松堂等江南十数藏书名家处借书，招募100多人抄写，组织抄书26000余册。在官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编撰官员曾将一些对清政府不利的文字删除，或将部分书籍排除在丛书之外，还有部分典籍漏收，借此机会正好可以将其收录补齐。此项工程历时7年才完成。1882年，文澜阁重修建成，丁氏兄弟将补抄后的《四库全书》全部归还文澜阁。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文澜阁《四库全书》已经达到3434种，和原来的数目相差不多。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民国时代，浙江省图书馆首任馆长钱恂继续组织文澜阁藏书补抄事宜，这就是所谓的“乙卯补抄”。这次补抄所用经费主要由徐仲荪及其学生堵申甫二人自费，历时7年，过程甚为艰辛。后来，时任浙江教育厅长的张宗祥被二人的执着打动，由政府出面牵头继续进行补抄，费用全部由浙江籍人募集，历时两年，史称“癸亥补抄”。经过多人的共同努力，文澜阁比先前更为完整，被馆臣删改的文本得以恢复，也成为七阁藏《四库全书》中最具特色的一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杭州岌岌可危，为避战乱，在时任馆长陈训慈的主持下，1937年8月1日至3日，浙江图书馆全馆职工集聚孤山分馆，抢装书籍，共计228箱，库书离馆运往江干码头，装船迁离杭州，先后转存于本省之富阳、建德、龙泉等县，又借途福建、江西、湖南诸省，至1938年4月底运抵贵阳市，秘藏北郊地母洞。历时半年，辗转5省，行程2500公里。其间，除了借助浙赣铁路，大多数时间都只能靠肩挑、人拉和船运。路途遥远，天气寒冷，日机空袭不断，加之运输经费紧缺，让浩大的运输工程变得更为艰难。
陈训慈以将馆藏文澜阁《四库全书》辗转运抵大后方之功，人称“前丁后陈，永垂不朽”。接下来，文澜阁《四库全书》在贵阳市北郊地母洞期间，竺可桢援手护书、蒋介石亲拨书款等事件，于文澜阁库书的大转移也有莫大帮助，亦被引为佳话。
1939年至1940年，蒋介石对储藏贵阳地母洞文澜阁《四库全书》拨保管费和曝晒费，要求“并转饬从速着手曝晒为要”。1944年12月黔境告急，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再转迁重庆市青木关。1945年，抗战勝利，重庆方面成立了以陈训慈等三人为常务委员会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1946年5月7日，在保管会的妥善筹划下，库书经湘赣入浙，7月5日安抵杭州，重归西湖孤山藏书楼—经历了长达8年又11个月辗转万里的流亡历程。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后，在一片备战声中，阁书又被奉命装箱迁运浙江龙泉战备仓库，在山洞里秘藏近7年，终运回杭州，珍藏在浙江省图书馆。
世事变迁，烟云几度，江南三阁仅存的这部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历经数次流转，在战火硝烟中得以保存，于今日还能够以完美的姿态呈献给世人，这在中国以至世界藏书史上堪称奇迹。它的命运就像文澜阁的名字那样，漂浮在难以预料的波澜中，历经时间的惊涛洗礼，却仍然历久弥新。
再看北三阁藏书的命运。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涌入圆明园大施抢掠，携不走者则击而毁之，举全园而火焚之，文源阁和其中的《四库全书》以及贮藏于味腴书屋中的一套《四库全书荟要》也在这场浩劫中被焚毁。阁与书从告竣送藏到被毁，存世仅70余年。乾隆皇帝的御碑已挪至文津街的国家图书馆分馆院内，文字仅存其半。阁中所藏《四库全书》，仅闻民国时湖州刘承干嘉业堂曾藏有钤“文源阁宝”的全书六册，于此一别悠悠，再未现文源阁藏书之一脉。
文渊阁，作为皇家藏书楼阁，至今仍巍然屹立于紫禁城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考虑到故宫文物的安全，南京国民政府做出了文物南迁的决定。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与故宫文物一同开始了南迁之旅。先是安身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所仓库，后又迁至重庆，抗战胜利后运回南京。1948年10月，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荟要》被移往中国台湾，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位于中国台湾台北市郊阳明山脚下，始建于1962年，是仿照北京故宫样式设计的宫殿式建筑。1965年落成，1966年启用，原名中山博物院，后改为“国立故宫博物院”。1986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台湾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文津阁地处热河避暑山庄，第四部《四库全书》送藏以后，热河总管大臣即派专人负责看护。1909年8月，清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唯热河文津阁所藏《四库全书》尚未遗失，奏请将文津阁《四库全书》及避暑山庄各殿宇陈设书籍，移交京师图书馆收藏，图书馆“为学术之渊薮，京师尤系天下观听”，“足以供多士之研求，昭同文之盛治”。获得允准，但始终未曾办理。辛亥革命后，1913年6月北京教育部致函热河都统准备往取《四库全书》。1914年1月6日，热河都统姜桂题派人将文津阁《四库全书》及各殿宇物品押运至京，但书没有交给教育部，而是运往内务部古物陈列所。已经“退位”的清廷企图将书截留内务府，经时任民国教育部佥事鲁迅先生的力争，于1915年10月7日，文津阁《四库全书》正式移交京师图书馆。其后，包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排架图、书架等，由古物陈列所与京师图书馆馆长夏曾佑，经双方点收签字完竣，并陆续装运到馆。经过该馆整理文津阁全书，开始按架陈列。在庋藏的七阁全书中，文津阁《四库全书》是保存最完整的一部，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文溯阁《四库全书》亦经历数次转徙：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沈阳故宫被俄军占领。文溯阁院落沦为俄军的马厩和炮兵营房，阁门洞开，长达两年，文溯阁本《四库全书》间有缺册。1914年，为贺袁世凯称帝而调运盛京皇宫文物进京陈列。翌年，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被运到北京保和殿，成為古物陈列之一部分。1922年，逊位清室以经济困难为借口，想把文溯阁本《四库全书》盗售给日本人，价格议定为120万元。消息传出后，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先生率先致函教育部，竭力反对此事。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逊位清室打消此念。文溯阁本《四库全书》才免于流失海外。
1925年，沈阳方面欲筹办图书馆，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文溯阁《四库全书》。张学良等许多东北有识之士积极奔走，力谋将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运回奉天（今沈阳）。由杨宇霆致电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先生，称文溯阁藏本为“奉省旧物，仍归奉省保存”，并言辞恳切地说：“务请诸公秉公持论，允赐发还，将来东省文化日兴，皆出诸公之所赐也，无任感盼之至！”章士钊先生接电后即提出阁议，多方争取，内阁会议通过，允许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回奉天。于是，冯广民等人紧急邀集旅京的奉天人士30余人，用了8天时间将全书检收包装，共装了810箱，于1925年8月7日运回沈阳。从提议至文溯阁《四库全书》回沈之事落实，历时仅10余天，堪称奇迹。1927年初复将全书入藏文溯阁中。辽宁省教育会并于1931年6月，将镌刻有900字的“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复记碑”刻嵌在于阁之东壁，以志纪念。同时成立阁书保管委员会，专司保管之责。
后来，东北地区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文溯阁本再历风云，书、阁都落入日本人手中。
1932年5月，伪国立奉天图书馆成立。文溯阁《四库全书》划归伪国立奉天图书馆，金毓黻任副馆长（馆长为日本人），成立文溯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伪国立奉天图书馆在清点文溯阁《四库全书》后，因文溯阁多年失修、出现渗漏现象，在文溯阁前西南处修建了一座二层楼书库，称为“新阁”，内部结构皆依照现代之藏书库，不仅无渗漏之虑，对防火险尤为注意。书架皆以钢制，门窗悉包铁叶，以期万全。外部则飞阁雕墙，仍仿旧制。因其建筑为钢筋水泥结构，又俗称“水泥库”。1937年6月新阁竣工，文溯阁《四库全书》和《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全部移入，原配书架仍留在文溯阁之中。新阁藏书顺序不变，书架统一改为四格。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国民政府派员接收了伪满国立奉天图书馆，改称沈阳图书馆（后又改称沈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同时被接管。同年8月对全书进行了清点上架，费时三月始竣。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东北图书馆（现辽宁图书馆）接收了沈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全部藏书，其中文溯阁《四库全书》仍存放在新阁。东北人民政府文物处于1949年6月组织专人对文溯阁《四库全书》进行了清点，清点册数为36315册。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为安全起见，同年10月，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被运往黑龙江省讷河县一所小学校。次年，当地发生洪害，为防备水灾，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又被运往黑龙江省北安县存放。朝鲜战争结束后，1954年1月，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被运回沈阳，存放在故宫文溯阁院内的新阁中。
20世纪60年代中期，文化部报请周恩来总理批准，文溯阁《四库全书》调拨甘肃省图书馆收藏。文溯阁本《四库全书》1966年10月7日开始秘密启运，当时正值“文革”时期，一路上，押运人员饱受艰辛，日夜操心，于10月13日安全运抵甘肃永登县连城土司衙门，于寺庙中保藏。1970年，省政府又在榆中县甘草店为它修建了在甘肃的第一个新家，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在这里度过了将近40年的光阴。为彻底改善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存藏环境，甘肃省政府斥巨资在兰州北山九州台为其新建“文溯阁《四库全书》楼”。2005年7月“文溯阁四库全书楼”落成，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入藏。
七部《四库全书》保存下来的原本尚存三部半，先贤心血，尚有余脉可古今相承。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克扬州，文汇阁、文宗阁及其藏书一起毁于战火。1865年，曾国藩派幕僚莫友芝前往镇扬一带访求佚书，搜寻失散于战火中的藏书，然而却一无所获。160年之后，复建的文宗阁坐落于金山寺东侧湖中小岛上，遵循历史原貌，再现皇家藏书阁风貌。
几乎是同时，太平军在清咸丰十年（1860年）、十一年（1861年）两度攻克杭州，文澜阁焚毁，部分藏书散失。文澜阁遭劫难之时，江南著名藏书楼八千卷楼的主人、出身书香门第的钱塘人丁申、丁丙兄弟，正避祸于杭州城西的西溪。一日，兄弟二人在一间店铺中采购用品，忽而发现用于包装的纸张竟是钤有玺印的《四库全书》，店铺里成堆的包装用纸也都盖有皇帝的玉玺。这些沦落为包装的书页应是文澜阁中的典藏之物。库书流落民间，使丁氏兄弟心急如焚，他们马上进行抢救，收集残籍予以保护，并雇人每日沿街收购散失的书本。如此半年，抢救并购回阁书8689册，但只占全部文澜阁本的1/4。丁氏兄弟从宁波天一阁卢氏抱经楼、汪氏振绮堂、孙氏寿松堂等江南十数藏书名家处借书，招募100多人抄写，组织抄书26000余册。在官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编撰官员曾将一些对清政府不利的文字删除，或将部分书籍排除在丛书之外，还有部分典籍漏收，借此机会正好可以将其收录补齐。此项工程历时7年才完成。1882年，文澜阁重修建成，丁氏兄弟将补抄后的《四库全书》全部归还文澜阁。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文澜阁《四库全书》已经达到3434种，和原来的数目相差不多。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民国时代，浙江省图书馆首任馆长钱恂继续组织文澜阁藏书补抄事宜，这就是所谓的“乙卯补抄”。这次补抄所用经费主要由徐仲荪及其学生堵申甫二人自费，历时7年，过程甚为艰辛。后来，时任浙江教育厅长的张宗祥被二人的执着打动，由政府出面牵头继续进行补抄，费用全部由浙江籍人募集，历时两年，史称“癸亥补抄”。经过多人的共同努力，文澜阁比先前更为完整，被馆臣删改的文本得以恢复，也成为七阁藏《四库全书》中最具特色的一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杭州岌岌可危，为避战乱，在时任馆长陈训慈的主持下，1937年8月1日至3日，浙江图书馆全馆职工集聚孤山分馆，抢装书籍，共计228箱，库书离馆运往江干码头，装船迁离杭州，先后转存于本省之富阳、建德、龙泉等县，又借途福建、江西、湖南诸省，至1938年4月底运抵贵阳市，秘藏北郊地母洞。历时半年，辗转5省，行程2500公里。其间，除了借助浙赣铁路，大多数时间都只能靠肩挑、人拉和船运。路途遥远，天气寒冷，日机空袭不断，加之运输经费紧缺，让浩大的运输工程变得更为艰难。
陈训慈以将馆藏文澜阁《四库全书》辗转运抵大后方之功，人称“前丁后陈，永垂不朽”。接下来，文澜阁《四库全书》在贵阳市北郊地母洞期间，竺可桢援手护书、蒋介石亲拨书款等事件，于文澜阁库书的大转移也有莫大帮助，亦被引为佳话。
1939年至1940年，蒋介石对储藏贵阳地母洞文澜阁《四库全书》拨保管费和曝晒费，要求“并转饬从速着手曝晒为要”。1944年12月黔境告急，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再转迁重庆市青木关。1945年，抗战勝利，重庆方面成立了以陈训慈等三人为常务委员会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1946年5月7日，在保管会的妥善筹划下，库书经湘赣入浙，7月5日安抵杭州，重归西湖孤山藏书楼—经历了长达8年又11个月辗转万里的流亡历程。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后，在一片备战声中，阁书又被奉命装箱迁运浙江龙泉战备仓库，在山洞里秘藏近7年，终运回杭州，珍藏在浙江省图书馆。
世事变迁，烟云几度，江南三阁仅存的这部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历经数次流转，在战火硝烟中得以保存，于今日还能够以完美的姿态呈献给世人，这在中国以至世界藏书史上堪称奇迹。它的命运就像文澜阁的名字那样，漂浮在难以预料的波澜中，历经时间的惊涛洗礼，却仍然历久弥新。
再看北三阁藏书的命运。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涌入圆明园大施抢掠，携不走者则击而毁之，举全园而火焚之，文源阁和其中的《四库全书》以及贮藏于味腴书屋中的一套《四库全书荟要》也在这场浩劫中被焚毁。阁与书从告竣送藏到被毁，存世仅70余年。乾隆皇帝的御碑已挪至文津街的国家图书馆分馆院内，文字仅存其半。阁中所藏《四库全书》，仅闻民国时湖州刘承干嘉业堂曾藏有钤“文源阁宝”的全书六册，于此一别悠悠，再未现文源阁藏书之一脉。
文渊阁，作为皇家藏书楼阁，至今仍巍然屹立于紫禁城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考虑到故宫文物的安全，南京国民政府做出了文物南迁的决定。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与故宫文物一同开始了南迁之旅。先是安身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所仓库，后又迁至重庆，抗战胜利后运回南京。1948年10月，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荟要》被移往中国台湾，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位于中国台湾台北市郊阳明山脚下，始建于1962年，是仿照北京故宫样式设计的宫殿式建筑。1965年落成，1966年启用，原名中山博物院，后改为“国立故宫博物院”。1986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台湾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文津阁地处热河避暑山庄，第四部《四库全书》送藏以后，热河总管大臣即派专人负责看护。1909年8月，清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唯热河文津阁所藏《四库全书》尚未遗失，奏请将文津阁《四库全书》及避暑山庄各殿宇陈设书籍，移交京师图书馆收藏，图书馆“为学术之渊薮，京师尤系天下观听”，“足以供多士之研求，昭同文之盛治”。获得允准，但始终未曾办理。辛亥革命后，1913年6月北京教育部致函热河都统准备往取《四库全书》。1914年1月6日，热河都统姜桂题派人将文津阁《四库全书》及各殿宇物品押运至京，但书没有交给教育部，而是运往内务部古物陈列所。已经“退位”的清廷企图将书截留内务府，经时任民国教育部佥事鲁迅先生的力争，于1915年10月7日，文津阁《四库全书》正式移交京师图书馆。其后，包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排架图、书架等，由古物陈列所与京师图书馆馆长夏曾佑，经双方点收签字完竣，并陆续装运到馆。经过该馆整理文津阁全书，开始按架陈列。在庋藏的七阁全书中，文津阁《四库全书》是保存最完整的一部，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文溯阁《四库全书》亦经历数次转徙：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沈阳故宫被俄军占领。文溯阁院落沦为俄军的马厩和炮兵营房，阁门洞开，长达两年，文溯阁本《四库全书》间有缺册。1914年，为贺袁世凯称帝而调运盛京皇宫文物进京陈列。翌年，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被运到北京保和殿，成為古物陈列之一部分。1922年，逊位清室以经济困难为借口，想把文溯阁本《四库全书》盗售给日本人，价格议定为120万元。消息传出后，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先生率先致函教育部，竭力反对此事。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逊位清室打消此念。文溯阁本《四库全书》才免于流失海外。
1925年，沈阳方面欲筹办图书馆，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文溯阁《四库全书》。张学良等许多东北有识之士积极奔走，力谋将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运回奉天（今沈阳）。由杨宇霆致电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先生，称文溯阁藏本为“奉省旧物，仍归奉省保存”，并言辞恳切地说：“务请诸公秉公持论，允赐发还，将来东省文化日兴，皆出诸公之所赐也，无任感盼之至！”章士钊先生接电后即提出阁议，多方争取，内阁会议通过，允许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回奉天。于是，冯广民等人紧急邀集旅京的奉天人士30余人，用了8天时间将全书检收包装，共装了810箱，于1925年8月7日运回沈阳。从提议至文溯阁《四库全书》回沈之事落实，历时仅10余天，堪称奇迹。1927年初复将全书入藏文溯阁中。辽宁省教育会并于1931年6月，将镌刻有900字的“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复记碑”刻嵌在于阁之东壁，以志纪念。同时成立阁书保管委员会，专司保管之责。
后来，东北地区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文溯阁本再历风云，书、阁都落入日本人手中。
1932年5月，伪国立奉天图书馆成立。文溯阁《四库全书》划归伪国立奉天图书馆，金毓黻任副馆长（馆长为日本人），成立文溯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伪国立奉天图书馆在清点文溯阁《四库全书》后，因文溯阁多年失修、出现渗漏现象，在文溯阁前西南处修建了一座二层楼书库，称为“新阁”，内部结构皆依照现代之藏书库，不仅无渗漏之虑，对防火险尤为注意。书架皆以钢制，门窗悉包铁叶，以期万全。外部则飞阁雕墙，仍仿旧制。因其建筑为钢筋水泥结构，又俗称“水泥库”。1937年6月新阁竣工，文溯阁《四库全书》和《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全部移入，原配书架仍留在文溯阁之中。新阁藏书顺序不变，书架统一改为四格。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国民政府派员接收了伪满国立奉天图书馆，改称沈阳图书馆（后又改称沈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同时被接管。同年8月对全书进行了清点上架，费时三月始竣。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东北图书馆（现辽宁图书馆）接收了沈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全部藏书，其中文溯阁《四库全书》仍存放在新阁。东北人民政府文物处于1949年6月组织专人对文溯阁《四库全书》进行了清点，清点册数为36315册。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为安全起见，同年10月，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被运往黑龙江省讷河县一所小学校。次年，当地发生洪害，为防备水灾，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又被运往黑龙江省北安县存放。朝鲜战争结束后，1954年1月，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被运回沈阳，存放在故宫文溯阁院内的新阁中。
20世纪60年代中期，文化部报请周恩来总理批准，文溯阁《四库全书》调拨甘肃省图书馆收藏。文溯阁本《四库全书》1966年10月7日开始秘密启运，当时正值“文革”时期，一路上，押运人员饱受艰辛，日夜操心，于10月13日安全运抵甘肃永登县连城土司衙门，于寺庙中保藏。1970年，省政府又在榆中县甘草店为它修建了在甘肃的第一个新家，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在这里度过了将近40年的光阴。为彻底改善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存藏环境，甘肃省政府斥巨资在兰州北山九州台为其新建“文溯阁《四库全书》楼”。2005年7月“文溯阁四库全书楼”落成，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入藏。
七部《四库全书》保存下来的原本尚存三部半，先贤心血，尚有余脉可古今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