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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对中国的经济学界有很大的影响。但同时在每个改革阶段也涌现出一些中国本土的学术思想。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双轨制改革思想，90年代模糊产权或过渡性制度安排的思想，还有政治锦标赛思想等。最近几年的新结构经济学更是系统地反思了现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
最近这些年，滕泰博士的“新供给经济学”这个提法也受到关注，且产生了一定社会影响力。他产生这个想法的前提是，2012年以前的十多年中，中国的经济政策决策者把过多的精力用在了关注总需求波动等短期问题，因而就难免忽视长期的、供给侧的经济增长潜力问题，包括对背后的结构性、体制性的改革问题注意不够。滕泰在2012年发表了《新供给主义宣言》，2013年又出版《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呼吁从供给侧重启改革，并逐渐形成他的新供给经济学相关学术思想。
供给经济学这个词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过，那时候里根政府推行的减税与撤销管制促进竞争的政策受到了关注，甚至有人出版《供给学派革命》来加以总结。所以，供给侧受到关注往往与需求侧在政策上受到过度关注有关。不过，与传统供给学派思想不同的是，滕泰认为在绝大部分情况下“萨伊定律”都不成立，比如在供给过剩或供给老化的背景下，供给都无法创造自身等量的需求，因而需要外力的干预。以当下中国经济结构升级的阶段而言，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变化，用滕泰的话说，在老市场中，供给满足需求；而在新市场中，供给创造需求。从长期看，主要是新供给创造需求，供给升级引领消费升级；从短期看，需求也创造供给，消费可以对供给有引导作用。
我很早就知道滕泰这个名字，知道他从2005年就担任中国银河证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2010年起还担任民生证券公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后来又创办独立智库万博新经济研究院。一般而言，像他这样出身金融机构的学者，应该比较偏重经济指标预测，而滕泰却坚持把他的研究延伸到经济政策和学术领域——他不仅多次参加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中财办、发改委等部门的专家决策咨询会，而且还曾应邀出席过两届国务院总理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如今，他又进一步下沉到学术理论探索领域，大力阐释他的新供给经济学的思想。
我與滕泰第一次面对面交流是在第四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前后。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把这次论坛的主题定为“改革开放四十年再出发”，并邀请了改革的亲历者高尚全先生、厉以宁先生和华生先生，还有黄奇帆先生、陈德铭先生共同发表了演讲。滕泰作为复旦经济学院的校友，也受邀回母校参加了本论坛并做了发言。会后，滕泰说：“本次论坛关于改革的学术讨论和实践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学家论坛本身，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点召开，有非常重要的时代意义。”他如此高度评价母校的这次论坛，一方面是因为论坛上专家们讨论的内容的确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实践价值，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他本人也一直在研究经济长期增长问题。几天以后，他就把文章《解放思想永远在路上，迎接改革开放下一个四十年》发给我。文章认为，那些把四十年经济高速增长概括为“中国模式”的学者，可能过多关注了“增长的条件”而忽视了“增长的本质”；而那些否认中国模式的学者则过度强调了“增长的本质”而忽视了“增长条件”。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评价，后来发现这个评价的逻辑是从本书对“新供给经济增长模型”中衍生出来的。
在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滕泰还表达过这样一个判断：“2010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不仅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最长的一轮经济下行，而且在世界经济史的经济下行周期中也算是比较长的。”与会者印象深刻。为什么这样判断？在这本《新供给经济学》中，他用“新供给经济周期”的逻辑做出了回答。他认为，与工业社会早期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造成经济危机不同，与工业社会中期总需求不足造成的经济衰退也不同，中国这一轮经济下行背后的原因是工业社会后期阶段的“供给结构老化”。因此，他认为必须从新供给形成、新供给扩张以及“用改革的办法推动结构转型升级”的应对之策才能确保经济增长回到正常轨道上来。
不久前滕泰来上海公干，与我讨论他的这个话题。我问他，新供给经济学在理论上可纳入什么经济理论的范畴？滕泰倾向于把新供给经济学置于“转型经济学”的范畴。他的理由是，新供给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从“供给老化”型经济如何转型到“新供给扩张”型经济。他解释道，由于中国选择了渐进式的改革道路，虽然比“休克疗法”有更平稳的优势，但渐进式改革也必然有不彻底的一面，难免会留下很多计划经济的“沙砾”。在这本书里，滕泰用“供给约束”来描述这些“砂砾”，并提出了从经济制度、生产要素市场、技术创新等方面“放松供给约束”的一系列改革主张。这些改革主张既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办法，看上去也比20世纪80年代美国供给学派的减税、放松管制等措施要丰富些。当然，新供给经济学要能作为一种在学术界可以被认同的思潮并不容易，还有很多基础性工作要做，尤其是在理论上要有基础性创新和突破。但滕泰敢于思考和孜孜不倦的努力精神值得尊敬。
最后，对《新供给经济学》的出版表示祝贺，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复旦校友都能够像滕泰这样保持独立思考，勇于创新，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作出贡献！
最近这些年，滕泰博士的“新供给经济学”这个提法也受到关注，且产生了一定社会影响力。他产生这个想法的前提是，2012年以前的十多年中，中国的经济政策决策者把过多的精力用在了关注总需求波动等短期问题，因而就难免忽视长期的、供给侧的经济增长潜力问题，包括对背后的结构性、体制性的改革问题注意不够。滕泰在2012年发表了《新供给主义宣言》，2013年又出版《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呼吁从供给侧重启改革，并逐渐形成他的新供给经济学相关学术思想。
供给经济学这个词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过，那时候里根政府推行的减税与撤销管制促进竞争的政策受到了关注，甚至有人出版《供给学派革命》来加以总结。所以，供给侧受到关注往往与需求侧在政策上受到过度关注有关。不过，与传统供给学派思想不同的是，滕泰认为在绝大部分情况下“萨伊定律”都不成立，比如在供给过剩或供给老化的背景下，供给都无法创造自身等量的需求，因而需要外力的干预。以当下中国经济结构升级的阶段而言，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变化，用滕泰的话说，在老市场中，供给满足需求；而在新市场中，供给创造需求。从长期看，主要是新供给创造需求，供给升级引领消费升级；从短期看，需求也创造供给，消费可以对供给有引导作用。
我很早就知道滕泰这个名字，知道他从2005年就担任中国银河证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2010年起还担任民生证券公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后来又创办独立智库万博新经济研究院。一般而言，像他这样出身金融机构的学者，应该比较偏重经济指标预测，而滕泰却坚持把他的研究延伸到经济政策和学术领域——他不仅多次参加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中财办、发改委等部门的专家决策咨询会，而且还曾应邀出席过两届国务院总理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如今，他又进一步下沉到学术理论探索领域，大力阐释他的新供给经济学的思想。
我與滕泰第一次面对面交流是在第四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前后。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把这次论坛的主题定为“改革开放四十年再出发”，并邀请了改革的亲历者高尚全先生、厉以宁先生和华生先生，还有黄奇帆先生、陈德铭先生共同发表了演讲。滕泰作为复旦经济学院的校友，也受邀回母校参加了本论坛并做了发言。会后，滕泰说：“本次论坛关于改革的学术讨论和实践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学家论坛本身，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点召开，有非常重要的时代意义。”他如此高度评价母校的这次论坛，一方面是因为论坛上专家们讨论的内容的确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实践价值，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他本人也一直在研究经济长期增长问题。几天以后，他就把文章《解放思想永远在路上，迎接改革开放下一个四十年》发给我。文章认为，那些把四十年经济高速增长概括为“中国模式”的学者，可能过多关注了“增长的条件”而忽视了“增长的本质”；而那些否认中国模式的学者则过度强调了“增长的本质”而忽视了“增长条件”。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评价，后来发现这个评价的逻辑是从本书对“新供给经济增长模型”中衍生出来的。
在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滕泰还表达过这样一个判断：“2010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不仅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最长的一轮经济下行，而且在世界经济史的经济下行周期中也算是比较长的。”与会者印象深刻。为什么这样判断？在这本《新供给经济学》中，他用“新供给经济周期”的逻辑做出了回答。他认为，与工业社会早期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造成经济危机不同，与工业社会中期总需求不足造成的经济衰退也不同，中国这一轮经济下行背后的原因是工业社会后期阶段的“供给结构老化”。因此，他认为必须从新供给形成、新供给扩张以及“用改革的办法推动结构转型升级”的应对之策才能确保经济增长回到正常轨道上来。
不久前滕泰来上海公干，与我讨论他的这个话题。我问他，新供给经济学在理论上可纳入什么经济理论的范畴？滕泰倾向于把新供给经济学置于“转型经济学”的范畴。他的理由是，新供给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从“供给老化”型经济如何转型到“新供给扩张”型经济。他解释道，由于中国选择了渐进式的改革道路，虽然比“休克疗法”有更平稳的优势，但渐进式改革也必然有不彻底的一面，难免会留下很多计划经济的“沙砾”。在这本书里，滕泰用“供给约束”来描述这些“砂砾”，并提出了从经济制度、生产要素市场、技术创新等方面“放松供给约束”的一系列改革主张。这些改革主张既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办法，看上去也比20世纪80年代美国供给学派的减税、放松管制等措施要丰富些。当然，新供给经济学要能作为一种在学术界可以被认同的思潮并不容易，还有很多基础性工作要做，尤其是在理论上要有基础性创新和突破。但滕泰敢于思考和孜孜不倦的努力精神值得尊敬。
最后，对《新供给经济学》的出版表示祝贺，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复旦校友都能够像滕泰这样保持独立思考，勇于创新，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