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到父亲办公室，父亲总会让我坐在他的位子上，交给我几张白纸和一根铅笔，由我乱涂。每次我都会画花，先画个小小的圆圈，表示花心，再像勾鱼鳞往外加上一圈又一圈的花瓣。最后画根直直的花茎，左右对称地添上两片叶子。
　　说实话，我画得死板极了，但是父亲非但叫好，还会要同事们过来看。大家少不得也跟着赞美，说我画的花真活、真漂亮，一定是牡丹。
　　牡丹！牡丹！几乎每个人都说我画牡丹，问题是我从没见过牡丹，问父亲牡丹是什么，他只说是富贵花、天下最美的花，再加一句：“可惜台湾看不到。”我问牡丹是什么颜色，父亲说多半是红的。听他这么形容，我后来以铅笔勾完花，还会用红蜡笔把花瓣狠狠涂一遍。
　　妙的是，父亲还一个劲儿地叫好，说：“我儿真棒！画得就像真牡丹。”他还会拿另一张白纸跟我的“红牡丹”紧紧贴着，再放到电灯泡上烤，蜡油被烤化了，自然印到另一张纸上。而今五十七年过去，父亲当时站在床上，双手把画举到灯泡前，那明明灭灭的灯光，还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
　　父亲没帮我“复制”几张牡丹，就因大肠癌离开这个世界。从那以后，我依然画画，画各种花，只是，不再画牡丹。
　　直到二十年后，台北故宫博物院从日本空运几十盆牡丹，在“至善园”的长廊上展出，我才带了写生簿去，画了平生第一朵真正的牡丹。
　　那些牡丹都不大，叶子也贫弱得好似雏菊。但我还是很感动，一口气写生了四五张。
　　隔年新正，台北宾馆又有牡丹花展，我又带了写生册去，老远就闻到一股幽香，挤过围在四周的人群，只见几棵足有人高的花树，挂满红紫色的花，每一朵都有汤碗大。那天我没写生，一方面因为四周人太多，一方面因为花太多，太大，让我不知从何落笔。只是，我懂了！为什么小时候用红蜡笔涂成一大团，父亲会说：“就像真牡丹！”
　　再见到牡丹，已经人在美国。有一天，去個豪门，女主人拉着我进花园，穿过整片盛开的石楠、榅桲和茱萸，得意地弯下身，指着一朵直径不过十厘米的小黄花说：“瞧，黄牡丹！”
　　那花挺香，有点柠檬味，可是矮矮小小，花瓣也不多，实在不太有“富贵花”和“一团红”的样子，为什么女主人好像很得意呢？我虽然学四周的贵妇，用高呼的方式表示惊艳，只是直到我搬到纽约多年后才搞懂，那是稀有的牡丹名品“姚黄”。
　　纽约的芍药很多，却难得看到牡丹，所幸我任教的大学附近，有一户人家就在门前种了株一米多高的粉红牡丹。年年花开时，我都特意去写生。
　　隔年，我又去那家画牡丹，只是牡丹不见了，倒是看见一个中国人正在整院子，才知道老太婆死了，房子被这中国人买去。我问牡丹花呢？新屋主一怔，问：“什么牡丹？”经我解说，他才懊悔万分地说，冬天搬过去，只见前院一棵小枯树，于是挖掉扔了。
　　所以当我后来自己种了牡丹，每年冬天，都会在枝头绑上黄丝带。好几个邻居问我是不是盼什么人归来。我说，不是盼人，是盼花。希望园丁别以为那些看来干枯的枝子是死树，而把它们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