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生态文明新时代”需要坚定不移的行动。为了行动，我们必须首先搞清楚“生态文明新时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时代？
　　为了弄清这一问题，需要正确理解“文明”一词的含意。在“生态文明新时代”语境下，“文明”显然不是对个体人的言行举止的判断，而是对社会的判断。要认识或判断一个“社会”是属于什么文明，应该看这个社会的组织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在这三个方式背后起主导作用的主流价值观。
　　弄清楚“文明”的概念以后，可以深入地明白，为什么说人类迄今已经历了原始文明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和工业文明时代（实际应为工商文明时代）。当前的问题是，继工业文明时代之后，人类社会将进入一个什么样的文明时代？而且，我们今天是否已到了走向新文明时代的转折关头。能否对这两个问题有正确且深刻地认识，对能否真正地去“建设生态文明新时代”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此我们需要知道，生态文明新时代与工业文明时代相比有些什么根本性的不同？首先，在理念上，生态文明时代强调的是“自然环境是社会存在及其一切发展活动的基础。”其次，在理论上，生态文明时代强调的是：“自然环境是生产力”“人类的一切发展活动都依托于环境生产力和环境承载力”。第三，在承认“保护自然环境是发展经济，创造财富的不竭源泉”的前提下，去努力探寻具体道路。
　　继之，要探索的是如何去建设“生态文明新时代”？
　　“文明时代”原本是后代人对前人历史总结概括基础上对历史阶段的划分，而当时的人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更谈不上去进行有意识的“建设”。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的各个文明时代都是自然形成的，而非有意识的去“建”成的。即便如当年走向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类活动，也没有一项是为了“建设”工业文明时代而进行的。
　　但是，“生态文明新时代”却不能由工业文明时代“自然”的长入，而是要去“建设”，也就是说要自觉的（有意识的）、主动的去进行。其原因在于“生态文明”时代与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三大文明时代有着重大的根本性的差别。因为前三个文明时代都是人类从自然界中“求生存”，慢慢演变到“求富裕”，进而又演变到“求主宰”的足迹，是以自然环境作“对象”乃至“对手”的过程。因此可以说，这三个文明最后走上的是一条体现人类控制欲、征服欲的道路，一条抛弃了人类追求美好幸福生存的不归路。
　　走到今天，自然环境被破坏得“遍体鳞伤”，贫富“两极分化”愈演愈烈，人类自身的健康生存也已岌岌可危。于是人群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反思人类自身所走过的路，发现我们的失足点在于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人与人之间的协同共赢”这一根本目标忽视了，抛弃了。痛定思痛，就是说，人类若想在自然环境中继续生存下去，而且生存得越来越好，就必须走另一条发展道路。我们把这一条道路称之为“可持续发展之路”，或“生态文明之路”。可见，“生态文明新时代”是人类的自觉选择，也就是说人类必须主动的，自觉的去进行“建设”！
　　“时代”是对人类社会而言的。社会的进步与转型都有赖于社会主体的努力。在当今，社会的主体大体上可以分为三部分，即政府（广义的）、企业与公众。在过去，社会的进步主要依赖于这三方的竞争与斗争。认为，竞争与博弈推动着社会的进步。然而这种“进步”（社会财富在极少数人手中的集聚）的背后是沉重的社会代价，最终社会真正的进步被严重的滞后，即使不断的改朝换代也收效甚微，甚至无济于事。
　　生态文明建设只能反其道而行之，走合作共赢之路，即在政府引导下走政府、企业、公众“三方协力”之路。合作是根本的生产力。合作才能有效的遏制贪婪，才能使社会走上健康发展之路。因此，“生态文明新时代”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与转型。
　　“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建设是人类历史的一次根本性的转折，一切需要创新。观念要创新，制度（体制与机制）要创新、技术（包括方法）要创新。而且这三大创新要联动。在以往的文明演变中，创新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三大创新被割裂了，甚至在不少方面被对立了，因此难以收到应有的效果。
　　以现在为例，我们有多少有前景的技术创新因制度创新没跟上而得不到发挥和应用，其损失之大是难以估量的，又有多少制度创新因得不到观念创新的引领而举步维艰。反过来，又有多少观念的创新因制度创新跟不上而落不到实处，发挥不了作用。如果真能静下心来加以统计和认真的分析，一定可以发现三创新的脱节与割裂的损失。
　　由此可见，“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建设，必须倡导“在观念创新引领下三创新联动”。这是在主体协同之后另一层面上必须明确的原则。缺了正确的观念创新的引领，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都不可能使社会得到健康发展。
　　最后，在目标层面和行动准则层面上还必须强调和坚持“三生共赢”。
　　所谓“三生共赢”是指生态、生活、生产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得到改善和提高。这里的生态指自然环境中生态系统的质量，生活指人群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生产指该地域中的经济活动。能否实现“共赢”的关键在于对“生产”的把握。
　　以往，这三个“生”是分别得到重视的，但分属不同的部门管理，因此一旦它们之间产生矛盾的时候，往往是确保“生产”，抑制“生态”，忽视“生活”，其结果则是以牺牲生态和生活来发展“生产”。殊不知，损害“生态”和“生活”的“生产”已从根本上背离了发展“生产”的目的和初衷。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思想上和理论上有意无意的认为“经济与环境不可兼得”，“不知道”破坏了生态就是损害了环境生产力（物质财富生产力的源泉）；在实践上和方法上没有找到（也不去寻找）保护环境创造经济财富的方法。所以，在工业文明时代，保护环境成了一个只有经济投入没有经济产出的活动。只能成了单一的公益活动。试问，如果保护环境不能创造物质财富，无异于就是确认创造经济财富就只能去破坏环境的谬论。
　　其实，若保护自然环境只能消耗物质财富或放慢经济发展的步伐，而不能创造比工业文明时代更多、更好，更有利于人群健康生存的经济财富，那就没有什么“生态文明”也不可能让青山绿水成为金山银山。
　　因此，这里的关键是探索和创造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使之能在保障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运行的前提下获得经济财富的方法。就是说，没有前面说的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就谈不上什么“三生共赢”，没有“三生共赢”也不可能真正走上建设“生态文明新时代”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