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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農学体系并不仅仅局限在技术性层面，在“三才”理论与“重农”思想的影响，许多非技术性的内容也包含在传统农学之中。通过对古农书与古典书目的反思，可以发现传统农学存在技术、兴趣、政治三个不同的面向，而在这三个面向中，主体分别是农民、士人与官府。通过构筑以上这种农学体系，一方面有助于跳出“技术史”框架，而从整体把握古代农学知识;另一方面则可以挖掘农学知识的多重含义，由此揭示知识在不同文本、不同语境中的不同意义。
关键词：技术性农学;兴趣性农学;政治性农学;传统农学体系;农学史
中图分类号：F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9）05-0133-07
如何理解传统“农学”？从业已出版的两部《中国农学史》来看，传统农学的基本内容仍与现今农业科学相仿，都是以农业技术为核心的知识体系，例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认为：“中国农学史研究的内容，也就是以这些农学著作为主。这些农学著作及其有关文献，多数是叙述农业技术的，所以我们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农业技术。”[1]从形而上的角度来看，传统农学离不开古代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尤其是阴阳论、气论）的影响[2];从形而下的角度来看，精耕细作、粪田肥田、种养结合、轮作复种等农业经营与技术手段成了传统农学几乎全部的内容[3]。不过曾雄生在氏著《中国农学史》中颇为敏锐地注意到：“今人定义农学，是指研究农业生产的理论和实践的学科。……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农学概念。他们将与农相关的内容都可能称之为农家。虽然历代也存在分歧，时而宽泛，时而狭窄。……由此可见，古代农学的范畴要比今天宽泛得多。”[4]即曾氏认为，仅仅从技术，尤其是现代农业技术角度去理解古代传统农学会遮蔽许多本该加以研究的内容。对此，其学生杜新豪进一步反思了传统农学的不同面向。在《金汁：中国传统肥料知识与技术实践研究（10-19世纪）》中，杜氏重新定义了“农业技术”概念，将原本作为制肥外延领域的收集、整理、运输等活动也纳入到考察范围，并且将传统农业技术知识分化为“士人农学”与“农民农学”两个概念，从中梳理出传统农学发展中的两条线索[5]。
曾、杜对传统农学知识体系的反思都旨在扬弃近代以来科学话语在农史研究中的影响，而试图通过新的概念与范式去更为贴切地理解并描绘古代中国农学的实况。笔者在对传统农学反思的基础上[6-7]，结合近期研究，对农学知识体系又有了新的认识，在此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传统农学的不同面向：古典书目的反思
在传统中国学术体系中，“农学”并不天然存在，存在的是“农家”。一方面，“农家”不可能也不用等于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农学”;另一方面，“农家”其实只是古典书目分类体系中的小类，该类别中所著录的“农书”确实也反映了传统中国的农业知识。宋人郑樵有言：“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8]因此既然有著录农书的“农家”，那就存在记载了农业知识的“农学”。换言之，为了理解中国古典农学体系的若干面向，古典书目仍不失为最直观的资料。尤其是明代以前的官私书目，大多不是后世那种“账簿式”的记载，而是具有“兼学术之史”的功能[9]。现存最早记载农家的目录是《汉书·艺文志》，其中的小序较为准确地概括了时人对于“农家/农学”学的理解：“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10]由此可见，古人对于农学的理解也从技术的角度切入，强调“播百谷，劝耕桑”。但是“以足衣食”的技术活动绝不仅仅局限在农业层面，传统农学中所包含的技术活动往往超过了现今农学的范畴。例如作为传统农学早期总结的《齐民要术》，便在农业技术知识之外，加入了大量关于食品制法与杂物制作的内容，而这些知识分布在卷七至卷九，占到《齐民要术》近三分之一，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将《齐民要术》看作是封建地主经济的经营指南，远比将它仅看作农书要恰当得多。”[11]而这样一种杂录日常知识的撰写模式一直影响了古农书的写作，像是元明时期诞生的《墨娥小录》《多能鄙事》等农书中，照样录有大量“杂学”。因此，杜新豪最近的论文所体现出的对于传统农业技术范畴的质疑便值得思考，他认为农学技术并不局限于那些与现代农业科技相匹配的领域，类似肥料搜集这样的简单活动也是一种农学技术[12]。由此可见，传统农学的技术性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第一，传统农学的技术仍包括了现今农业科学技术领域所关注的若干内容，且集中体现在“播百谷，劝耕桑”层面上;第二，传统农学的技术也包括了被现今农业科学技术所排斥的一些部分，它们通常可以冠名为“日用技术”或“日常技术”。
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汉唐间的农学观念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隋志》农家类小序云：“农者，所以播五谷、艺桑麻，以供衣食也。”[13]这样的论述几乎与前引的《汉志》一模一样。但是唐中期以后，古典书目中的农家类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扩张态势[6]。而到了南宋，这种农学观念上的扩张逐步显现在那些“花茶谱录”之上[7]，例如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农家类中共著录了18种农书，其中有13种是《茶经》《荔枝谱》等与“衣食”关系不大的谱录[14]。毫无疑问，花谱与茶书虽然并非“播百谷，劝耕桑”的农学知识，但其中也包含了对于花卉、茶叶品种与种植技术的记录，例如陆羽《茶经》便在“三之造”中对采茶之法作了详细介绍。不过，这些“花茶谱录”也不全然是技术性的，王子凡与李娜娜分别梳理了传统中国的菊花谱录与牡丹谱录，根据他们的研究，可以明显发现技术性的文本仅仅是花谱所包含的一种，除此之外，品种谱、品诗类谱与同时包含技术和非技术的综合谱才是更为突出的部分[15-16]。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花茶谱录”更多代表了士大夫们的兴趣，而并非农业生产活动。对于士大夫们来说，花卉、茶叶的种植技术固然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确是关于它们的品评与鉴赏。像是被奉为“典范”的欧阳修之《洛阳牡丹记》，其实书中并无多少关于牡丹栽培技术的介绍，而主要内容在于品评各地牡丹的高下：“初，姚黄未出时，牛黄为第一;牛黄未出时，魏花为第一;魏花未出时，左花为第一。”[17]6当然，品评也少不了士人们的诗词歌赋，许多撰写了技术性花谱文本的作者也会同时撰写类似的诗歌集，例如卢璧曾作《东篱品汇录》介绍菊花的种植技术，但是他也同时辑录了《东篱品汇诗》“附于种植之法之后者”[18]340。至于明清以后大量的茶书，则基本如同花谱一般，“只是一种消遣小品，很少参考价值”[19]。通过以上的论述可见，随着“花茶谱录”在古典农书/农家中的崛起，传统农学的第二个面向也就呼之欲出，那就是“兴趣”：一方面，技术知识仍是代表了“兴趣”的“花茶谱录”的固有内容;另一方面，“兴趣”所指导下的传统农学也包含了很多技术之外的品评与鉴赏层面的知识。 坦率地说，对于“花茶谱录”的出现，并不是所有的士人都保持着乐观态度。宋人陈振孙便表露出了不满：“农家者流，本于农稷之官，勤耕桑以足衣食。……而花果、栽植之事犹以农圃一体附见于此，其实则浮末之病本者也。”[20]可见陈氏认为“花茶谱录”只是农家的“浮末”，并不能与传统的“耕桑”技术知识相提并论。但是，陈振孙的观点只是士人中的特例，明代以后私人书目的撰修者几乎都支持“花茶谱录”进入农家，反而是代表了官方农学理念的官修书目《文渊阁书目》《国史经籍志》等支持了陈氏的看法[21]。换言之，对于农学内容的认识在宋代以后出现了官、私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在官修书目中，那些“浮末”的“花茶谱录”往往被剔除了出去，这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尤为明显：“农家条目，至为芜杂，诸家著录，大抵辗转旁牵，……今逐类汰除，惟存本业，用以见重农贵粟，其道至大，其义至深，庶几不失《豳风》《无逸》之初旨。茶事一类，与农家稍近，然龙团凤饼之制，银匙玉碗之华，终非耕织者所事，今亦别入谱录类，明不以末先本也。”[22]由此可见，官府对于农学的认识似乎集中在前面所揭示的“耕桑”技术层面。但是白馥兰对于官修农书的观察，认为：“官修农书，……其目的在于让民众受利（利民），让国家的、社会的、道德宇宙观的秩序得以维护。”[23]例如元代官修的《农桑辑要》，其对于农业技术知识记载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这些知识去教导、统治民众，从而达到“大治”的理想状态：“大哉，农桑之业，真斯民衣食之源，有国者富强之本;王者所以兴教化，厚风俗，敦孝悌，崇礼让，致太平。”[24]550换言之，在官府层面来看，农业技术的推广是与政治统治的稳固无法分割开的。有意思的是，根据万国鼎先生的观察，先秦的农家并不如同《汉志》中所言那般专注在技术知识，而是一种与儒家、法家、道家类似的政治理念[25]。也就是说，传统农家诞生之初便与政治密不可分，而降至帝制时代，在技术文本的表象背后，“政治”也是传统农学的一个面向，在这一面向中，技术是必须的，但它只是手段，传统农学的“政治”面向更关心技术是否可以维护现有的统治秩序，而不关心技术更新与否。
通过以上简单的论述，笔者大体勾勒出了传统农学体系的三重面向：技术、兴趣、政治。而且这三重面向所对应的主体也不完全一致，简单地说来，技术性农学对应农民，兴趣性农学对应士人，政治性农学对应官府。
二、技术性农学：以民为主体
传统农学体系中的技术性面向，并不是指古农书或其他相关文献中的农业技术知识，其实，任何农业技术知识都可能出现在笔者所定义的不同面向的传统农学中。技术性农学是指农书及其相关文献所记载的知识，其目的在于指导日常农业及其相关的生产活动。因此，技术性农学所包含的便不仅仅是农业技术知识，更包括了与整个传统社会农村生活密切相关的种种“日用杂学”。正如远德玉所强调的那般，“技术是一个过程”[26]。作为学术研究，我们固然可以将符合现代科学技术的传统农学知识抽离出来探讨，但是也不应该忘记从宏观上把握传统之时，需要将这些农业技术视作整体农人生活的一部分。
《齐民要术》之后，唐宋农书中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岁时类农书的增多，例如《新唐书·艺文志》所增补的11种唐代农家类书籍中，有9种都是诸如《千金月令》《四时记》《四时纂要》等岁时书[27]。虽然这些农书大部分已经佚失，但是从《四时纂要》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关于农村生活的种种杂事完全是传统农学应有之意。该书按十二月记载各时应行之事，其中“嫁树法”“收豆法”“浸麻子法”等农业技术活动占据了绝对多数，但是每月所载的末尾仍会记载诸种“杂事”，这些事情包括了制作各种食物的方法，也包括斋戒祭祀活动，还包括了修筑房屋、晒书晒画等与农业技术完全不相干的内容[28]。这样的农书撰写模式，又被后世的“日用通书”所继承，而这些书籍在古典书目的分类体系中仍是处在农家之下的，例如明末最为重要的书目《澹生堂藏书目》农家类中便收录了《墨娥小录》《多能鄙事》《致富奇书》《居家必用》等“日用通书”[29]，至于这些书籍所载的内容不妨以《便民图纂》为例（见表1）。
可以看出，以《便民图纂》为代表的农书虽然大体上仍是以农业技术知识为主导的，但是其中的内容涉及农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了某些神秘的、形而上的祭祀活动。较为可惜的是，在前人的传统农学研究中，这些内容都是被屏蔽的。因此，笔者所定义的技术性农学，实质是农村生活中作为过程的技术性实践活动，而这类活动的主体自然就是一般的农人，也就是庶民。
第一，传统社会中的农民是技术性农学知识的主要生产者。虽然一般认为古代中国掌握了知识的阶层是士大夫，但是对于农桑之类的自然知识，孔子尚言“吾不如老圃”，由此可见农民在农业技术知识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在后世诸种农书中，往往见到士人记下与“老圃”“老农”相交往来获取到具体技术知识的文字，例如《农说》的撰者马一龙，便经常在山林间“觅老成人考论农事”[30]，而在那些属于士人兴趣领域的花谱之中，农民仍是提供具体花卉种植知识的主体，如《花小名》的序言：“花问园丁名，始知业司于专也。”[31]
第二，农民不仅是技术性知识的生产者，也是技术性知识的主要实践者。在识字率低下的传统社会，农书的阅读者并不是农民，而是那些劝民耕田的勸农官与部分参与农业生产经营的地主。《齐民要术》的写作目的，贾思勰很直白地表示：“鄙意晓示家童，未敢闻之有议，故丁宁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尚浮辞。”[32]19官修的《农桑辑要》也是希望地方的劝农官能通过该书具体指导一般农民的农业生产活动：“农司诸公，又虑夫田里之人，虽能勤身从事;而播殖之宜，蚕缲之节，或未得其述，则力劳而功寡，获约而不丰矣。”[24]550当然，也会有些经营地主与农民一道共同参加农业生产，《沈氏农书》中甚至记载了与雇农相处的“做工之法”：“只要生活做好，监督如法，宁可少而静密，不可多而草率。”[33]
第三，农民是技术性农学知识的主体，并不是说士人与官府就完全与这一类型农学无关。一方面，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士人与官府都撰写或编修过记录了农人所生产的农学知识的古农书，同时又以这些技术知识进一步指导农人;另一方面，士人与官府也会直接参与技术性知识的生产活动，这主要是指士人私下的或官府公开的一些农业实验。这方面，以徐光启等官僚在明末华北的水稻种植与肥料生产为例，杜新豪做了相当深入的探究[34]。总体看来，很多技术性实验最终仍是以失败告终，但它们毕竟丰富了传统农学在技术层面的内容。 三、兴趣性农学：以士为主体
技术性农学没有明确的内容指向，无论是从事农桑本业活动，还是艺植花茶末业，都难以离开最基本的种植技术知识，因此即便是那些“花茶谱录”也包含在了技术性农学的既有之意中。那么，笔者又为何在技术性农学之外，揭示出传统农学尚存在着“兴趣”这一面向呢？这是因为技术性农学的归宿是具体从事生产实践活动的农民，而兴趣性农学的主体却是很少参与这样实践活动——士人。当然，笔者并不是说士大夫阶层就不会参与具体的种植活动，而是说当他们远离具体耕桑活动却又好谈花果园艺之时，兴趣性农学便诞生了。因此，与技术性农学的宽泛不同，兴趣性农学在内容上天然的局限在士大夫们所关注的那些“休闲”领域，也就是竹木、花草甚至动物等，落实到农书之上，便是诸种“花茶谱录”。
从历史的脉络来看，兴趣性农学正是伴随着士人力量的崛起而诞生，《汉志》《隋志》的农家类中并没有所谓的“花茶谱录”，贾思勰更是在《齐民要术》中指斥那种关于花卉种植的技术知识：“花草之流，可以悦目，徒有春花，而无秋实，匹诸浮伪，盖不足存。”[32]19与唐代及以前的贵族政治不同，宋代恰好是作为科举出身的士人崛起的时代。伴随着这种阶级的崛起，适合这些士人的兴趣领域也逐步开始形成文本，罗桂环便注意到了这一时期“鸟兽草木”文献的繁荣，他较为确切地指出：“宋代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本质而言，是由于文人官吏所处的经济地位优越，对现赏花草鱼虫方面投入大量精力的结果。这些人并不太在乎一般的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认为那些是俗务;关注花草和美果可以得到更多的精神享受，在他们认为这是雅事。”[35]仅就花卉文献来看，《宋代农书考论》可以统计出多达45种花谱及其相关文献[36]。到了明代，士人的权势与地位不减，因此“花茶谱录”也在这一时期发展到了极盛。以茶书为例，章传政的研究显示：“以朝代分，唐和五代为16种，宋元47种，明代79种，清代42种。”[37]由此可见，这些“花茶谱录”的发展脉络几乎是与宋明士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共时的，且随着清代皇权专制的进一步加强而萎缩。那么，以“花茶谱录”为代表的兴趣性农学在士人社会中表征是什么呢？兴趣性农学又与前揭的技术性农学有着何种差异呢？
首先，正如前文所言，“花茶谱录”中包含了技术性知识，士大夫仍需要通过与“老农”的交流获取到一些种植方法。从明代诸多花谱的记载来看，“老圃”确实为士人提供了相当多的花卉知识，卢璧自云：“日与林翁野老相接。”他在书中也确实录入了这些庶民给他提供的资料，如其书中介绍“一搻雪”这一菊花品种时，便写道：“老圃曰，其花硕大有实色，其瓣茸茸然如雪。”[18]359但是，士人倒也不是完全就接受“老圃”的一些认识，他们还会有自己的判断，如王路一直疑惑“石菊”的“有实无实”问题，于是“遂问诸老圃，皆云未尝有结实者”。
但是，随后（“至甲辰八月”）王路“于僧舍见紫色一种”，且确在其中见到了“实”，因此王氏感叹：“予初为老圃所惑，故详记之。”[38]
其次，兴趣性农学与技术性农学的不同在于，在“花茶谱录”中技术是服务于士人的品鉴活动的。林秋云对于宋代花谱的观察，发现这一时期的诸如《洛阳牡丹记》《扬州芍药谱》《刘氏菊谱》等“都注重搜罗各色品种，并按照一定的原则，评判其高下”，而不是记录相应的种植技术知识，因此林氏认为：“宋代花谱强调的是作者的观感与评价。”[39]同样，士人的茶书撰写也主要是以品鉴为思路的，例如明人黄龙德云：“若吴中虎丘者上，罗岕者次之，而天池、龙井、伏龙则又次之。”[40]415而且除了品茶之外，茶书还进一步牵扯到品水，像是徐献忠的《水品》更是从“源”“清”“流”“甘”“寒”等五个角度建构了“水”的品鉴体系[40]208-220。
最后，兴趣性农学的焦点不在于技术性农学中人与自然的交往，而更加落脚于人与人的交往，自然与自然知识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成为了媒介。种植花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裹腹”，而是为了欣赏与品鉴，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往往不是“独乐乐”，而是“众乐乐”，甚至下层民众也能参与到这种活动中。欧阳修记载牡丹花期时：“洛阳风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遨游，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并张帷帟，笙歌之声相闻。”[17]6而士人更是组织多种“花会”，许多花谱实际上正是这些“花会”的产物，杨安道所撰的《南中幽芳录》即是如此，据杨氏所载：“自洪武壬申，宝姬归宗隐居兰溪，建兰苑于溪边，引无为寺侧溪入苑，建曲廊书斋，春来邀友为笔会，安道集名兰三十八品为谱志。”[41]
四、政治性农学：以官为主体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传统中国的官府似乎很少主动生产传播知识。从农书角度来看，除了已经佚失的唐代的《兆人本业》外，仅元代司农司所编的《农桑辑要》与清代官方编撰的《授时通考》，可以算作官修農书。其实，这种对于古代官府有关农书编修活动的认识并不全面：第一，古代官府对于农学知识的参与并不仅仅体现在编撰农书之上，组织官员校刻已有的农书也是一种参与活动，例如宋代中央政府便曾刻印过《齐民要术》与《四时纂要》，“宋朝天禧四年（1020）八月二十六日利州转运使李昉请颁行《四时纂要》《齐民要术》二书，诏馆阁校刊镂本摹赐。”[42]第二，以往的探讨过于关注中央层面，实际上，地方官府对于农书的编修与刊刻远比中央积极的多，像是明代最重要的农书《农政全书》，便完全是由当时南直隶与松江府官方在徐光启原本的基础上组织编修与刻印的，“《农政全书》，公经纶之一种。张大中丞与方郡伯两公，笃念民生，嘱陈卧子进士编次广传。”[43]1第三，官府对农业领域的关注并不仅仅是《农桑辑要》与《授时通考》中所记载的种植知识，从《农政全书》所反映的来看，维持农业生产所必须的“水利”与恢复农业生产所必须的“荒政”，也是官府应当关注的问题，因此在《四库全书总目》的农家类下，也录有《救荒本草》《泰西水法》《野菜博录》等与水利、荒政相关的书籍，换言之，这些书籍也是一种广义的农书。 通过以上三点梳理，传统社会官府对于农学参与的图景便有了很大的变化。根据笔者对于明代官刻农书的统计，当时的官员对于广义上的农书刊刻仍是相当热衷的，而且能够从内容的区分来把握这些官员的关注之处，见表2。
上表能明显看出，不是士人们兴趣所在的“花茶谱录”，而是具体指导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书”与指导官员与农民保持或恢复农业生产的“水利荒政书”，才是官府所关注的农书的主流。因此，笔者所言的“政治性农学”大概有三个特点：
第一，这种农学取向同样与技术性农学有着重合，实际上很多技术性农学文本也都是在官府的资助与参与之下才开始流通的。例如前面所言的《齐民要术》，它的初次刊刻正是在宋代中央政府的直接参与下完成，而该书在南宋的翻刻则成于地方官员：“绍兴甲子夏，四月十八日，龙舒张使君，专使贻书曰：‘比因暇日，以《齐民要术》刊板成书;将广其传’。”[45]后来到了明代，该书流传复渐稀少，又是地方官员马纪出面刊刻了该书：“尔侍御钧阳马公直卿按治湖湘，获古善本，阅之喟然曰：‘此王政之实也。’乃命刻梓范民。”[46]官员除了刊刻这些技术性农书外，也会参与到技术性农书的撰写，例如袁黄在宝坻的治理活动中，便试图将江南的水田耕作技术引入北方，并将相关的经验撰写成《宝坻劝农书》，进一步传播相关的技术性农学知识[47]。
第二，这种农学取向也与兴趣性农学类似，有着较为独特的关注领域，那就是水利与荒政。传统中国社会，民间力量相对孱弱，类似兴建水利设施的大型工程，几乎都要依靠政府的参与才可顺利进行。荒政层面也是一样，由于传统社会“小农”的脆弱性，一遇较大范围的灾害，几乎没有自救的可能。因此，水利书与荒政书大多是作为“政书”而被执政者所重视的，但是这些领域关注的仍是一般农人的生活，故而在一些学者的眼中，这些书籍完全是“农政”范畴的。这一点在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有着非常直接的体现，是书一共六十卷，其中专讲水利的有九卷（卷十二至二十），专讲荒政的更是多达十八卷（卷四十三至六十），换言之，《农政全书》有近一半的内容都在水利与荒政之上，故而编者陈子龙有言：“水利者，农之本也，无水则无田矣。……此编（指荒政），凡本朝诏令，前贤经画，条目详实，所以重民命而遏乱萌也。”[43]3-4
第三，政治性农学与技术性农学、兴趣性农学的根本差异，在于这一取向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持既有统治。这在那些水利书、荒政书的角度很好理解，因为对于官府来说，只有维持良好的地方水利运转，才能维持地方社会的生产，同时，在灾害发生之时，也只有通过较好的实行荒政，才能较快地恢复地方秩序。但是，其实在那些看似全然与政治无关的日用杂书中，官府仍是希望寓教化于技术的，例如《多能鄙事》這种日用杂书，明代河南布政使右参政范惟一刊刻的目的正是希望通过书中“巨细”之事对民众的规训，从而实现“天下无不可化之人”[48]。因此，政治性农学本质上并不在乎技术的进步与适合与否，它更加关注一种农业技术是否有利于当前政府的统治。
五、结论：一种知识，三个面向
综上所述，本文从古典书目中的农家分类出发，重新检讨了传统农学体系的种种面向。根据笔者的分析，传统时代的农学知识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面进行探讨：技术性农学、兴趣性农学、政治性农学。而且，这些不同的面向也可以从主体、内容与目的等层面进行概括，从而可以构筑一种自圆其说的传统农学体系，见表3。
当然，笔者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这样的划分绝对不是静态的，由于主体的变迁，同样一种知识可能在不同的语境与文本流动中展示出不同的意义与目的，即：一种看似单纯的农学知识，很有可能在流转、改造、接受的过程中演变出三种不一样的目的取向。因此，本文固然是为进一步理解传统农学提供一种较为切合实际的体系构造，但是，笔者也必须强调，以上的体系更多的是一种方法论的指导，它一方面能扩展我们对于传统农学内容的认定，另一方面也能让我们跳出既有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框架，去从不同层面把握古代自然知识的复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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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技术性农学;兴趣性农学;政治性农学;传统农学体系;农学史
中图分类号：F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9）05-0133-07
如何理解传统“农学”？从业已出版的两部《中国农学史》来看，传统农学的基本内容仍与现今农业科学相仿，都是以农业技术为核心的知识体系，例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认为：“中国农学史研究的内容，也就是以这些农学著作为主。这些农学著作及其有关文献，多数是叙述农业技术的，所以我们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农业技术。”[1]从形而上的角度来看，传统农学离不开古代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尤其是阴阳论、气论）的影响[2];从形而下的角度来看，精耕细作、粪田肥田、种养结合、轮作复种等农业经营与技术手段成了传统农学几乎全部的内容[3]。不过曾雄生在氏著《中国农学史》中颇为敏锐地注意到：“今人定义农学，是指研究农业生产的理论和实践的学科。……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农学概念。他们将与农相关的内容都可能称之为农家。虽然历代也存在分歧，时而宽泛，时而狭窄。……由此可见，古代农学的范畴要比今天宽泛得多。”[4]即曾氏认为，仅仅从技术，尤其是现代农业技术角度去理解古代传统农学会遮蔽许多本该加以研究的内容。对此，其学生杜新豪进一步反思了传统农学的不同面向。在《金汁：中国传统肥料知识与技术实践研究（10-19世纪）》中，杜氏重新定义了“农业技术”概念，将原本作为制肥外延领域的收集、整理、运输等活动也纳入到考察范围，并且将传统农业技术知识分化为“士人农学”与“农民农学”两个概念，从中梳理出传统农学发展中的两条线索[5]。
曾、杜对传统农学知识体系的反思都旨在扬弃近代以来科学话语在农史研究中的影响，而试图通过新的概念与范式去更为贴切地理解并描绘古代中国农学的实况。笔者在对传统农学反思的基础上[6-7]，结合近期研究，对农学知识体系又有了新的认识，在此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传统农学的不同面向：古典书目的反思
在传统中国学术体系中，“农学”并不天然存在，存在的是“农家”。一方面，“农家”不可能也不用等于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农学”;另一方面，“农家”其实只是古典书目分类体系中的小类，该类别中所著录的“农书”确实也反映了传统中国的农业知识。宋人郑樵有言：“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8]因此既然有著录农书的“农家”，那就存在记载了农业知识的“农学”。换言之，为了理解中国古典农学体系的若干面向，古典书目仍不失为最直观的资料。尤其是明代以前的官私书目，大多不是后世那种“账簿式”的记载，而是具有“兼学术之史”的功能[9]。现存最早记载农家的目录是《汉书·艺文志》，其中的小序较为准确地概括了时人对于“农家/农学”学的理解：“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10]由此可见，古人对于农学的理解也从技术的角度切入，强调“播百谷，劝耕桑”。但是“以足衣食”的技术活动绝不仅仅局限在农业层面，传统农学中所包含的技术活动往往超过了现今农学的范畴。例如作为传统农学早期总结的《齐民要术》，便在农业技术知识之外，加入了大量关于食品制法与杂物制作的内容，而这些知识分布在卷七至卷九，占到《齐民要术》近三分之一，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将《齐民要术》看作是封建地主经济的经营指南，远比将它仅看作农书要恰当得多。”[11]而这样一种杂录日常知识的撰写模式一直影响了古农书的写作，像是元明时期诞生的《墨娥小录》《多能鄙事》等农书中，照样录有大量“杂学”。因此，杜新豪最近的论文所体现出的对于传统农业技术范畴的质疑便值得思考，他认为农学技术并不局限于那些与现代农业科技相匹配的领域，类似肥料搜集这样的简单活动也是一种农学技术[12]。由此可见，传统农学的技术性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第一，传统农学的技术仍包括了现今农业科学技术领域所关注的若干内容，且集中体现在“播百谷，劝耕桑”层面上;第二，传统农学的技术也包括了被现今农业科学技术所排斥的一些部分，它们通常可以冠名为“日用技术”或“日常技术”。
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汉唐间的农学观念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隋志》农家类小序云：“农者，所以播五谷、艺桑麻，以供衣食也。”[13]这样的论述几乎与前引的《汉志》一模一样。但是唐中期以后，古典书目中的农家类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扩张态势[6]。而到了南宋，这种农学观念上的扩张逐步显现在那些“花茶谱录”之上[7]，例如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农家类中共著录了18种农书，其中有13种是《茶经》《荔枝谱》等与“衣食”关系不大的谱录[14]。毫无疑问，花谱与茶书虽然并非“播百谷，劝耕桑”的农学知识，但其中也包含了对于花卉、茶叶品种与种植技术的记录，例如陆羽《茶经》便在“三之造”中对采茶之法作了详细介绍。不过，这些“花茶谱录”也不全然是技术性的，王子凡与李娜娜分别梳理了传统中国的菊花谱录与牡丹谱录，根据他们的研究，可以明显发现技术性的文本仅仅是花谱所包含的一种，除此之外，品种谱、品诗类谱与同时包含技术和非技术的综合谱才是更为突出的部分[15-16]。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花茶谱录”更多代表了士大夫们的兴趣，而并非农业生产活动。对于士大夫们来说，花卉、茶叶的种植技术固然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确是关于它们的品评与鉴赏。像是被奉为“典范”的欧阳修之《洛阳牡丹记》，其实书中并无多少关于牡丹栽培技术的介绍，而主要内容在于品评各地牡丹的高下：“初，姚黄未出时，牛黄为第一;牛黄未出时，魏花为第一;魏花未出时，左花为第一。”[17]6当然，品评也少不了士人们的诗词歌赋，许多撰写了技术性花谱文本的作者也会同时撰写类似的诗歌集，例如卢璧曾作《东篱品汇录》介绍菊花的种植技术，但是他也同时辑录了《东篱品汇诗》“附于种植之法之后者”[18]340。至于明清以后大量的茶书，则基本如同花谱一般，“只是一种消遣小品，很少参考价值”[19]。通过以上的论述可见，随着“花茶谱录”在古典农书/农家中的崛起，传统农学的第二个面向也就呼之欲出，那就是“兴趣”：一方面，技术知识仍是代表了“兴趣”的“花茶谱录”的固有内容;另一方面，“兴趣”所指导下的传统农学也包含了很多技术之外的品评与鉴赏层面的知识。 坦率地说，对于“花茶谱录”的出现，并不是所有的士人都保持着乐观态度。宋人陈振孙便表露出了不满：“农家者流，本于农稷之官，勤耕桑以足衣食。……而花果、栽植之事犹以农圃一体附见于此，其实则浮末之病本者也。”[20]可见陈氏认为“花茶谱录”只是农家的“浮末”，并不能与传统的“耕桑”技术知识相提并论。但是，陈振孙的观点只是士人中的特例，明代以后私人书目的撰修者几乎都支持“花茶谱录”进入农家，反而是代表了官方农学理念的官修书目《文渊阁书目》《国史经籍志》等支持了陈氏的看法[21]。换言之，对于农学内容的认识在宋代以后出现了官、私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在官修书目中，那些“浮末”的“花茶谱录”往往被剔除了出去，这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尤为明显：“农家条目，至为芜杂，诸家著录，大抵辗转旁牵，……今逐类汰除，惟存本业，用以见重农贵粟，其道至大，其义至深，庶几不失《豳风》《无逸》之初旨。茶事一类，与农家稍近，然龙团凤饼之制，银匙玉碗之华，终非耕织者所事，今亦别入谱录类，明不以末先本也。”[22]由此可见，官府对于农学的认识似乎集中在前面所揭示的“耕桑”技术层面。但是白馥兰对于官修农书的观察，认为：“官修农书，……其目的在于让民众受利（利民），让国家的、社会的、道德宇宙观的秩序得以维护。”[23]例如元代官修的《农桑辑要》，其对于农业技术知识记载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这些知识去教导、统治民众，从而达到“大治”的理想状态：“大哉，农桑之业，真斯民衣食之源，有国者富强之本;王者所以兴教化，厚风俗，敦孝悌，崇礼让，致太平。”[24]550换言之，在官府层面来看，农业技术的推广是与政治统治的稳固无法分割开的。有意思的是，根据万国鼎先生的观察，先秦的农家并不如同《汉志》中所言那般专注在技术知识，而是一种与儒家、法家、道家类似的政治理念[25]。也就是说，传统农家诞生之初便与政治密不可分，而降至帝制时代，在技术文本的表象背后，“政治”也是传统农学的一个面向，在这一面向中，技术是必须的，但它只是手段，传统农学的“政治”面向更关心技术是否可以维护现有的统治秩序，而不关心技术更新与否。
通过以上简单的论述，笔者大体勾勒出了传统农学体系的三重面向：技术、兴趣、政治。而且这三重面向所对应的主体也不完全一致，简单地说来，技术性农学对应农民，兴趣性农学对应士人，政治性农学对应官府。
二、技术性农学：以民为主体
传统农学体系中的技术性面向，并不是指古农书或其他相关文献中的农业技术知识，其实，任何农业技术知识都可能出现在笔者所定义的不同面向的传统农学中。技术性农学是指农书及其相关文献所记载的知识，其目的在于指导日常农业及其相关的生产活动。因此，技术性农学所包含的便不仅仅是农业技术知识，更包括了与整个传统社会农村生活密切相关的种种“日用杂学”。正如远德玉所强调的那般，“技术是一个过程”[26]。作为学术研究，我们固然可以将符合现代科学技术的传统农学知识抽离出来探讨，但是也不应该忘记从宏观上把握传统之时，需要将这些农业技术视作整体农人生活的一部分。
《齐民要术》之后，唐宋农书中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岁时类农书的增多，例如《新唐书·艺文志》所增补的11种唐代农家类书籍中，有9种都是诸如《千金月令》《四时记》《四时纂要》等岁时书[27]。虽然这些农书大部分已经佚失，但是从《四时纂要》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关于农村生活的种种杂事完全是传统农学应有之意。该书按十二月记载各时应行之事，其中“嫁树法”“收豆法”“浸麻子法”等农业技术活动占据了绝对多数，但是每月所载的末尾仍会记载诸种“杂事”，这些事情包括了制作各种食物的方法，也包括斋戒祭祀活动，还包括了修筑房屋、晒书晒画等与农业技术完全不相干的内容[28]。这样的农书撰写模式，又被后世的“日用通书”所继承，而这些书籍在古典书目的分类体系中仍是处在农家之下的，例如明末最为重要的书目《澹生堂藏书目》农家类中便收录了《墨娥小录》《多能鄙事》《致富奇书》《居家必用》等“日用通书”[29]，至于这些书籍所载的内容不妨以《便民图纂》为例（见表1）。
可以看出，以《便民图纂》为代表的农书虽然大体上仍是以农业技术知识为主导的，但是其中的内容涉及农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了某些神秘的、形而上的祭祀活动。较为可惜的是，在前人的传统农学研究中，这些内容都是被屏蔽的。因此，笔者所定义的技术性农学，实质是农村生活中作为过程的技术性实践活动，而这类活动的主体自然就是一般的农人，也就是庶民。
第一，传统社会中的农民是技术性农学知识的主要生产者。虽然一般认为古代中国掌握了知识的阶层是士大夫，但是对于农桑之类的自然知识，孔子尚言“吾不如老圃”，由此可见农民在农业技术知识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在后世诸种农书中，往往见到士人记下与“老圃”“老农”相交往来获取到具体技术知识的文字，例如《农说》的撰者马一龙，便经常在山林间“觅老成人考论农事”[30]，而在那些属于士人兴趣领域的花谱之中，农民仍是提供具体花卉种植知识的主体，如《花小名》的序言：“花问园丁名，始知业司于专也。”[31]
第二，农民不仅是技术性知识的生产者，也是技术性知识的主要实践者。在识字率低下的传统社会，农书的阅读者并不是农民，而是那些劝民耕田的勸农官与部分参与农业生产经营的地主。《齐民要术》的写作目的，贾思勰很直白地表示：“鄙意晓示家童，未敢闻之有议，故丁宁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尚浮辞。”[32]19官修的《农桑辑要》也是希望地方的劝农官能通过该书具体指导一般农民的农业生产活动：“农司诸公，又虑夫田里之人，虽能勤身从事;而播殖之宜，蚕缲之节，或未得其述，则力劳而功寡，获约而不丰矣。”[24]550当然，也会有些经营地主与农民一道共同参加农业生产，《沈氏农书》中甚至记载了与雇农相处的“做工之法”：“只要生活做好，监督如法，宁可少而静密，不可多而草率。”[33]
第三，农民是技术性农学知识的主体，并不是说士人与官府就完全与这一类型农学无关。一方面，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士人与官府都撰写或编修过记录了农人所生产的农学知识的古农书，同时又以这些技术知识进一步指导农人;另一方面，士人与官府也会直接参与技术性知识的生产活动，这主要是指士人私下的或官府公开的一些农业实验。这方面，以徐光启等官僚在明末华北的水稻种植与肥料生产为例，杜新豪做了相当深入的探究[34]。总体看来，很多技术性实验最终仍是以失败告终，但它们毕竟丰富了传统农学在技术层面的内容。 三、兴趣性农学：以士为主体
技术性农学没有明确的内容指向，无论是从事农桑本业活动，还是艺植花茶末业，都难以离开最基本的种植技术知识，因此即便是那些“花茶谱录”也包含在了技术性农学的既有之意中。那么，笔者又为何在技术性农学之外，揭示出传统农学尚存在着“兴趣”这一面向呢？这是因为技术性农学的归宿是具体从事生产实践活动的农民，而兴趣性农学的主体却是很少参与这样实践活动——士人。当然，笔者并不是说士大夫阶层就不会参与具体的种植活动，而是说当他们远离具体耕桑活动却又好谈花果园艺之时，兴趣性农学便诞生了。因此，与技术性农学的宽泛不同，兴趣性农学在内容上天然的局限在士大夫们所关注的那些“休闲”领域，也就是竹木、花草甚至动物等，落实到农书之上，便是诸种“花茶谱录”。
从历史的脉络来看，兴趣性农学正是伴随着士人力量的崛起而诞生，《汉志》《隋志》的农家类中并没有所谓的“花茶谱录”，贾思勰更是在《齐民要术》中指斥那种关于花卉种植的技术知识：“花草之流，可以悦目，徒有春花，而无秋实，匹诸浮伪，盖不足存。”[32]19与唐代及以前的贵族政治不同，宋代恰好是作为科举出身的士人崛起的时代。伴随着这种阶级的崛起，适合这些士人的兴趣领域也逐步开始形成文本，罗桂环便注意到了这一时期“鸟兽草木”文献的繁荣，他较为确切地指出：“宋代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本质而言，是由于文人官吏所处的经济地位优越，对现赏花草鱼虫方面投入大量精力的结果。这些人并不太在乎一般的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认为那些是俗务;关注花草和美果可以得到更多的精神享受，在他们认为这是雅事。”[35]仅就花卉文献来看，《宋代农书考论》可以统计出多达45种花谱及其相关文献[36]。到了明代，士人的权势与地位不减，因此“花茶谱录”也在这一时期发展到了极盛。以茶书为例，章传政的研究显示：“以朝代分，唐和五代为16种，宋元47种，明代79种，清代42种。”[37]由此可见，这些“花茶谱录”的发展脉络几乎是与宋明士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共时的，且随着清代皇权专制的进一步加强而萎缩。那么，以“花茶谱录”为代表的兴趣性农学在士人社会中表征是什么呢？兴趣性农学又与前揭的技术性农学有着何种差异呢？
首先，正如前文所言，“花茶谱录”中包含了技术性知识，士大夫仍需要通过与“老农”的交流获取到一些种植方法。从明代诸多花谱的记载来看，“老圃”确实为士人提供了相当多的花卉知识，卢璧自云：“日与林翁野老相接。”他在书中也确实录入了这些庶民给他提供的资料，如其书中介绍“一搻雪”这一菊花品种时，便写道：“老圃曰，其花硕大有实色，其瓣茸茸然如雪。”[18]359但是，士人倒也不是完全就接受“老圃”的一些认识，他们还会有自己的判断，如王路一直疑惑“石菊”的“有实无实”问题，于是“遂问诸老圃，皆云未尝有结实者”。
但是，随后（“至甲辰八月”）王路“于僧舍见紫色一种”，且确在其中见到了“实”，因此王氏感叹：“予初为老圃所惑，故详记之。”[38]
其次，兴趣性农学与技术性农学的不同在于，在“花茶谱录”中技术是服务于士人的品鉴活动的。林秋云对于宋代花谱的观察，发现这一时期的诸如《洛阳牡丹记》《扬州芍药谱》《刘氏菊谱》等“都注重搜罗各色品种，并按照一定的原则，评判其高下”，而不是记录相应的种植技术知识，因此林氏认为：“宋代花谱强调的是作者的观感与评价。”[39]同样，士人的茶书撰写也主要是以品鉴为思路的，例如明人黄龙德云：“若吴中虎丘者上，罗岕者次之，而天池、龙井、伏龙则又次之。”[40]415而且除了品茶之外，茶书还进一步牵扯到品水，像是徐献忠的《水品》更是从“源”“清”“流”“甘”“寒”等五个角度建构了“水”的品鉴体系[40]208-220。
最后，兴趣性农学的焦点不在于技术性农学中人与自然的交往，而更加落脚于人与人的交往，自然与自然知识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成为了媒介。种植花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裹腹”，而是为了欣赏与品鉴，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往往不是“独乐乐”，而是“众乐乐”，甚至下层民众也能参与到这种活动中。欧阳修记载牡丹花期时：“洛阳风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遨游，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并张帷帟，笙歌之声相闻。”[17]6而士人更是组织多种“花会”，许多花谱实际上正是这些“花会”的产物，杨安道所撰的《南中幽芳录》即是如此，据杨氏所载：“自洪武壬申，宝姬归宗隐居兰溪，建兰苑于溪边，引无为寺侧溪入苑，建曲廊书斋，春来邀友为笔会，安道集名兰三十八品为谱志。”[41]
四、政治性农学：以官为主体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传统中国的官府似乎很少主动生产传播知识。从农书角度来看，除了已经佚失的唐代的《兆人本业》外，仅元代司农司所编的《农桑辑要》与清代官方编撰的《授时通考》，可以算作官修農书。其实，这种对于古代官府有关农书编修活动的认识并不全面：第一，古代官府对于农学知识的参与并不仅仅体现在编撰农书之上，组织官员校刻已有的农书也是一种参与活动，例如宋代中央政府便曾刻印过《齐民要术》与《四时纂要》，“宋朝天禧四年（1020）八月二十六日利州转运使李昉请颁行《四时纂要》《齐民要术》二书，诏馆阁校刊镂本摹赐。”[42]第二，以往的探讨过于关注中央层面，实际上，地方官府对于农书的编修与刊刻远比中央积极的多，像是明代最重要的农书《农政全书》，便完全是由当时南直隶与松江府官方在徐光启原本的基础上组织编修与刻印的，“《农政全书》，公经纶之一种。张大中丞与方郡伯两公，笃念民生，嘱陈卧子进士编次广传。”[43]1第三，官府对农业领域的关注并不仅仅是《农桑辑要》与《授时通考》中所记载的种植知识，从《农政全书》所反映的来看，维持农业生产所必须的“水利”与恢复农业生产所必须的“荒政”，也是官府应当关注的问题，因此在《四库全书总目》的农家类下，也录有《救荒本草》《泰西水法》《野菜博录》等与水利、荒政相关的书籍，换言之，这些书籍也是一种广义的农书。 通过以上三点梳理，传统社会官府对于农学参与的图景便有了很大的变化。根据笔者对于明代官刻农书的统计，当时的官员对于广义上的农书刊刻仍是相当热衷的，而且能够从内容的区分来把握这些官员的关注之处，见表2。
上表能明显看出，不是士人们兴趣所在的“花茶谱录”，而是具体指导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书”与指导官员与农民保持或恢复农业生产的“水利荒政书”，才是官府所关注的农书的主流。因此，笔者所言的“政治性农学”大概有三个特点：
第一，这种农学取向同样与技术性农学有着重合，实际上很多技术性农学文本也都是在官府的资助与参与之下才开始流通的。例如前面所言的《齐民要术》，它的初次刊刻正是在宋代中央政府的直接参与下完成，而该书在南宋的翻刻则成于地方官员：“绍兴甲子夏，四月十八日，龙舒张使君，专使贻书曰：‘比因暇日，以《齐民要术》刊板成书;将广其传’。”[45]后来到了明代，该书流传复渐稀少，又是地方官员马纪出面刊刻了该书：“尔侍御钧阳马公直卿按治湖湘，获古善本，阅之喟然曰：‘此王政之实也。’乃命刻梓范民。”[46]官员除了刊刻这些技术性农书外，也会参与到技术性农书的撰写，例如袁黄在宝坻的治理活动中，便试图将江南的水田耕作技术引入北方，并将相关的经验撰写成《宝坻劝农书》，进一步传播相关的技术性农学知识[47]。
第二，这种农学取向也与兴趣性农学类似，有着较为独特的关注领域，那就是水利与荒政。传统中国社会，民间力量相对孱弱，类似兴建水利设施的大型工程，几乎都要依靠政府的参与才可顺利进行。荒政层面也是一样，由于传统社会“小农”的脆弱性，一遇较大范围的灾害，几乎没有自救的可能。因此，水利书与荒政书大多是作为“政书”而被执政者所重视的，但是这些领域关注的仍是一般农人的生活，故而在一些学者的眼中，这些书籍完全是“农政”范畴的。这一点在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有着非常直接的体现，是书一共六十卷，其中专讲水利的有九卷（卷十二至二十），专讲荒政的更是多达十八卷（卷四十三至六十），换言之，《农政全书》有近一半的内容都在水利与荒政之上，故而编者陈子龙有言：“水利者，农之本也，无水则无田矣。……此编（指荒政），凡本朝诏令，前贤经画，条目详实，所以重民命而遏乱萌也。”[43]3-4
第三，政治性农学与技术性农学、兴趣性农学的根本差异，在于这一取向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持既有统治。这在那些水利书、荒政书的角度很好理解，因为对于官府来说，只有维持良好的地方水利运转，才能维持地方社会的生产，同时，在灾害发生之时，也只有通过较好的实行荒政，才能较快地恢复地方秩序。但是，其实在那些看似全然与政治无关的日用杂书中，官府仍是希望寓教化于技术的，例如《多能鄙事》這种日用杂书，明代河南布政使右参政范惟一刊刻的目的正是希望通过书中“巨细”之事对民众的规训，从而实现“天下无不可化之人”[48]。因此，政治性农学本质上并不在乎技术的进步与适合与否，它更加关注一种农业技术是否有利于当前政府的统治。
五、结论：一种知识，三个面向
综上所述，本文从古典书目中的农家分类出发，重新检讨了传统农学体系的种种面向。根据笔者的分析，传统时代的农学知识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面进行探讨：技术性农学、兴趣性农学、政治性农学。而且，这些不同的面向也可以从主体、内容与目的等层面进行概括，从而可以构筑一种自圆其说的传统农学体系，见表3。
当然，笔者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这样的划分绝对不是静态的，由于主体的变迁，同样一种知识可能在不同的语境与文本流动中展示出不同的意义与目的，即：一种看似单纯的农学知识，很有可能在流转、改造、接受的过程中演变出三种不一样的目的取向。因此，本文固然是为进一步理解传统农学提供一种较为切合实际的体系构造，但是，笔者也必须强调，以上的体系更多的是一种方法论的指导，它一方面能扩展我们对于传统农学内容的认定，另一方面也能让我们跳出既有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框架，去从不同层面把握古代自然知识的复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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