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国民教育司帮办(即副司长)张天麟衔国民党中央丁睢汾、朱家骅之命到济南与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计议：改“山东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为“国立山东师范学院”及内定张天麟为院长的事宜。其时，我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办公室秘书，且与张天麟有旧，故亦在座。
　　谈话中间，王耀武提到曾与张天麟同时在德国留学的几个人，如济南电气公司总工程师徐士高险国解放后任电子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山东省立医院院长王宝楹(全国解放后任武汉市市立医院院长)及著名生物学家庄孝德(全国解放后任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等人，认为他们都学有专长，做事稳重踏实，似与留学英美者有所不同，不知这是何故?张说：“此与他们留学时在所在国家所受的感染不同有关。”王又问：“他们几个人学术造诣都很好，他们中究竟谁高谁低?”因为我对他们几位都熟识，亦都相当了解，此时便插言道：“论读书之多，学问之广，他们加在一起，跟不上一个季羡林。”
　　王耀武这个人素有听到有学问者必拜的习性，听我之言，他说：“既如此，我们有什么方法拜识拜识这位季先生?”张说：“这很容易，季羡林家住济南，虽说任教北京大学，每年暑假照例回家省亲，昭建兄与之是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召致不难!”这是王耀武对季羡林景仰的开始。
　　暑假一到，王耀武就急不可待地让我陪他到季羡林家登门拜望。当我先行到佛山街季羡林家与之相约时，季说：“他来不如我去。”于是当天下午，我便陪着季直达“第二绥靖区司令部”王耀武的官邸。一见面，王就握着季的手说：我本想登门拜望的，岂意先生竟先贵临，太失礼了!立即备晚宴欢迎，畅谈直到9点多钟。王托季氏给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之先生和北大文学院院长杨振声先生捎去两封信，致以敬意与问候，并邀请胡适之先生在方便的时候莅临济南作学术演讲，对山东教育作指导；邀请杨振声先生回山东对教育作具体指导并建议他在“华东片”竞选中央立法委员，自己决心全力助其有成。旋即得到他们两人的回信，胡适之先生答应相机来济南与教育界同行们共同研究山东的教育。杨振声先生的回信直言：山东教育有赵太侔(国立山东大学校长)、李泰华(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二兄在，何庸我多置喙；所谈立法委员一节，敬谢高谊，振声不是其材亦甚不乐为，幸其万勿触及。
　　这是那个时候的一段史实，也是一段趣事。全国解放之后，则已成昨日黄花，未再提及。
　　2008年5月，季羡林先生的两位高足，一是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季羡林国际学术研究院院长卞毓方先生，一是山东大学《文史哲》主编兼山东大学哲学系主任蔡德贵教授，先后来敝处作访，问及季羡林先生青少年时期的一些往事，这令我对1947年季羡林与王耀武的那段往事重新提起。事虽已隔60多年，我尚记忆犹新，爰笔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