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英国人麦边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名为蓝格志拓植的公司，公司声称经营橡胶种植园、开发石油、煤炭、木材等生意。当时，由于汽车工业的发展以及胶鞋、三轮车、橡皮雨衣等一些与橡胶有关的新型产业的出现，国际上对于橡胶的需求量日益增大，许多金融资本家纷纷在适合橡胶生长的南洋地区设厂，同时把总部设在远东金融中心上海，橡胶股票炙手可热。
　　蓝格志拓植也是跟着这股“橡胶热”应景而生。但是，这家公司是打着橡胶旗号炒卖股票的众多空壳公司之一。而麦边，只是一个地道的金融炒家和投机客。
　　麦边和其他外国投机者一道，不断在上海的报纸上宣传橡胶产业的前景和自身公司的业绩。他们在上海市场以高价购买橡胶股票，炒高后大笔转让，然后再以更高的价格回收。
　　仅仅几年时间，橡胶投资潮已经席卷了整个上海。不但上海的富人竞相倾家购买，连老百姓也不惜借贷，一些阔太太甚至当掉金银首饰换购橡胶股票。只要有新股出现，数月间价格便会轻易翻上几倍。在这场橡胶大战中，华商直接投入的白银总量接近3000万两，并且还在伦敦市场投入了1400万两。而蓝格志拓植公司开办那年，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才刚刚超过1亿两白银。
　　流向橡胶市场的巨额白银，大都出自上海的钱庄、银号和票号，其中以正元、兆康、谦余最大。他们一方面向投机者贷款购买橡胶股，然后再以股票作抵押进行二次借贷；另一方面自己也直接参与炒卖，钱庄不惜以实业和庄票进行抵押向外国银行拆款（一种几天期限的短期贷款方式）。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些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多年的传统金融机构，正在用与生俱来的粗犷方式，加速自己和这个国家在新规则下的解体。
　　到1910年春天，橡胶行情开始急速倒退。6月，伦敦股市暴跌，上海橡胶股票随之崩盘。外国银行当即“变脸”，停止了对中国钱庄的拆款，并且马上催要先前欠款。此前，像麦边一样的外国投机者早已捞够白银，在将全部股票套现后，恰时退出了上海橡胶市场。
　　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橡胶股票风潮。它不仅让深陷战争和赔款中的晚清经济雪上加霜，更让数以千万的白银外流，掠走了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有限资本。在这场危机中，与大清银行、交通银行同为当时中国金融稳定擎天柱的地下钱庄相继倒闭。这种萌芽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旧式金融机构，曾一度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流通和发展，但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已经在现代雏形下的西方金融资本面前明显地不堪一击。
　　翌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走上共和道路。随同政治体制一起改头换面的，还有千疮百孔的中国金融业。当时代表实业派人士的“棉纱大王”穆藕初曾感慨：“实业虽为社会所需要，然在在赖金融之调剂，纵览各国历史，农工商百业发展之主因，无不以金融机关为入手先著。金融与百业发生之关系，无异乎血脉与人体。血脉旺则人体健，金融流通无滞，而后百业始有发挥之余地。”一大批和穆藕初一样的实业救国者开始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要图强，必须发展金融业，而发展金融业，在依靠民间金融机构的同时，更要凭借大型国资银行的有力后盾。
　　这是另外一场革命，甚至于政治革命之先酝酿。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资银行开始进入中国，逐渐掌控中国金融命脉。辛亥革命前的几十年，晚清多次爆发大规模的金融危机，背后几乎都有外国资本从中参与，即便是“红顶商人”胡雪岩，也难逃因其破产。为了对抗实力雄厚的外国银行，从1897年到1911年，晚清共设立过包括中国通商银行、大清银行、交通银行在内的十七家官办银行。清朝灭亡时，还有十二家留存。
　　与中国近代金融业启蒙伴生的，还有一大批近代金融银行家。中华民国建立后，以吴鼎昌、宋汉章、张公权、贝祖贻为代表的一代民国金融家苦心经营，利用新生的国家银行为后盾，逐步探索出了一套专业化的金融管理运作方法，为中国近代金融体系的出现贡献了自己的才干，他们带来的是一场悄然无声的金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