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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翁方纲与王渔洋的“神韵”立异，推崇实学，认为诗歌当“切己言志”，并以此作为诗歌评点的标准。他认为渔洋大部分诗作都“不切实”，并爱作熟语，故而总体上呈现“少真”的情状。翁方纲对渔洋“诗中无人”的指摘是对“神韵”的有力反对。其实这正是因为二人的审美认同不一致。
关键词：翁方纲；王渔洋；不切；熟语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16）01-0191-02
Abstract： The poems of Weng Fanggang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Wang Yuyang. He promotes that poem writing should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ecific things， time and the poet himself， which is the work of realism. But Wang Yuyang， the predecessor of Weng Fangang， addicted to use some wonderful sentences and images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his writing， lack the real emotions. As a result， Wang's poems show us the pursuit of common feelings. The cause of this kind of criticism is the difference in aesthetic identity.
Keywords： Weng fanggang； Wang yuyang； lack of real emotions； idioms
翁方纲在《唐人律诗论》一文中言：“作诗则切己言志，又非代古立言之比。”① “切己言志”，即诗人作诗必须切合并体现当时自身事境。这正是他指摘的明代格调派的缺点。他们用唐人的格调，“代古立言”，点滴求似，只能得其貌。正是因为作诗“不切己”，写出的诗就缺失了“真”的要求。翁方纲认为渔洋的神韵说是明代李何七子复古格调论的变称，那么，他也是从这方面评价王渔洋诗作。
翁方纲褒贬渔洋的诗歌，多从切实与否出发。我们首先来看赠别诗，如《送汤荆岘侍讲使浙江》，翁方纲批点道“不切其人”。赠答诗必有赠答的对象，而渔洋的诗，专心写的是西湖景物，“湖光与山绿，乐事输吴儿”，“钱塘八月潮，诡异天下奇”，“酾酒临樟亭，江海为东驰”……所以翁方纲感叹道：“送汤公岂宜仅作此等语！”②无论写得西湖景色如何有神韵，但与当下送别之人关系终究不大。读者期望的是能与送别之人进行感情交流。但此诗呈现的状态却是普遍化的西湖景致。西湖景致年年变化不大，也就是作于西湖的送别诗，都能套用这首，那就消解了诗人作诗的意义了。
这首诗因不切甚至成为时人共同批评以警示的例子，姚鼐等人也有类似的评语。这是对某一类诗作普遍化写作的批评。
又如渔洋《送吴天章归中条》诗，翁方纲《复初斋诗评》认为，人们的分离场景，与时间地点、情感或悲或愉，是否适意有很大的关系，如此才能呈现不同的“词气”。而此次吴天章归中条，是因为其应召试不遇。毕竟只是诸种分别中的一类。但王渔洋作此诗，“不问其何人何时何情何事”，便显得“无文理”了③。翁方纲对于诗作切“实”的要求是非常细的。切实不仅要切题之“归”，不同的原因归去，应当有不同的情感、风物与之相符。应召不遇，乃是失意而归，作诗当“问其何人何时何情何事”，体现这件事情所带来的真实情感。吴天章及送别之人当时的情感，应该是失意落寞，又努力自寻慰藉的。而从渔洋这首诗中这种失意的表现太淡了，完全不切其事，换个题目，仍可成立。在翁方纲看来，诗作若没有表现与题目相切的情感，包括切时切事切人，那么，读者就无法从诗作中将此物与彼物，此时与彼时区别开来。
翁方纲执着地要求诗歌贴近本事。这样的评价，后来遭到了陈衍的批评。他认为对于吴天章落第一事，王渔洋已经作了一首七古，这里不必再发牢骚。而此诗末句“萧然何所求”，正是王渔洋学王、孟却有变化得手的地方。翁方纲过分苛求，把诗人的作品单独分析，没有关照其他篇章，看似义正言辞，实则大可商榷。
我们合看所举的《送汤荆岘侍讲使浙江》及《送吴天章归中条》二诗，除却不同地点导致的风物有所区别外，似乎看不出诗人对确定的人及确定的缘由而赠别的不同。故而陈衍的指摘是值得商榷的。翁方纲所着眼的是一诗一句，同时也是大量阅读后的总体印象。因为渔洋诗，即如赠别一类，整体上呈现趋同的情感及表现手法，落入了过于追求格调的窠臼。翁方纲指摘的正是如此，他认为对于诗坛领袖王渔洋来说，要求每一首诗都可作标范。
翁方纲对于王渔洋诗歌指摘最多的是《蜀道集》。《蜀道集》是王渔洋典试蜀中所成的诗集。作为主考官典试地方，是莫大的荣耀，翁方纲认为相应诗歌本来应该是充满“主考神气”，作诗必须切中当时的情境，特定的情境之下必有特定的情感，诗人需要做的正是要把这种特定的情感表达出来，也就是必须与题目所设定的“时”和“事”相切。但是王渔洋集中却出现大多数像“飘零万里一归人”（《嘉阳登舟》）这样的诗句，以“飘零”及“万里”的强烈反差，呈现出极为孤寂的状态，与盛世情怀、无上荣耀格格不入。翁方纲叹道：这不过“格调似唐人耳”④，正是王渔洋过于刻意追求王孟的原因。
与此相关的，王渔洋还有好用熟语的毛病。翁方纲曾言：“先生诗如海佑拣取明玑紫贝制作仙子五铢之服，随手凑补，皆合五城十二楼中装饰，但寒者不可以为衣耳。”⑤虽然很美，但不必示意给后人学习者。这种表现的极致，便是王渔洋的《焦山古鼎诗同西樵赋》。这首诗王渔洋与其兄王士禄之作都非常有名。但翁方纲却不以为然，认为此诗“似钟鼎文字之《事类赋》” ⑥，也就是《蘇斋笔记》说的“全篇皆借金石语料”⑦。 我们要注意的是，翁方纲所谓“事类赋”的批评，重点不是“铺陈”的方式——铺陈是他所赞成的，尤其是针对金石题材的书写——而是“事类赋”，如“上文为雷回，下文为云纭”，“辛壬与丁甲，世次迷夏殷”，“蛟龙杂蝌蚪，五指不敢扪”……都是在堆砌与古鼎有关的知识材料。类书汇聚了所有相关的材料，都是器物一般性的特征，而翁方纲认为，以《焦山鼎》为诗，那么焦山鼎就是一个特指的对象，它所具有的特性，需要花费专门的考察功夫。翁方纲作有《焦山鼎铭考》⑧，所以他对王渔洋诗的评语是有见地有依据的。王渔洋《焦山古鼎诗同西樵赋》，只是把与金文有关的典故堆砌起来，就像作类书一样。这是“以学入诗”的败笔。没有人会认为一部类书是成功的文学作品。诗中并没有突出焦山鼎的特点和古意。而这首诗中的语汇，同样可以通用于其他古鼎。其实，王渔洋《池北偶谈》曾记载焦山古鼎的特点，而且非常详实⑨，只是在这首诗里他没有完整呈现而已。
综合前面提到的王渔洋诗，我们可以看到，翁方纲最重要的评语就是“不切实”。诗歌与所写对象的时间、地点、特定事件、具体特点都不符合，或者说这些都没有在诗歌里被体现。翁方纲分析王渔洋诗歌，其用意在于探索王渔洋诗学的症结。他认为，王渔洋在论诗中，“曰典曰远曰谐曰则”，这些要求都非常符合“雅正”的要求。但是，这其中恰恰少了一个最基本的要求，那就是“真”。王渔洋是从司空图、严羽一路而来，强调“韵味”，强调“味”， 讲求“兴象”。而这个能兴起诗人情感的“象”，可能是全部，也可能是最具特点的部分。所以，在对应情感的处理上，翁方纲和王渔洋就会出现很大的分歧，因为他们对“真”的要求不同。
事实上，诗人的创作心理是复杂的。对于与赠别诗题目不切的诗作，我们并没有理由否认，这恰恰是诗人当下的兴会适然。我们有理由相信，诗人绝对可以在某种情境下，由“分离”衍生出别的情感，而题目所指出的其时其人其事，不过是这种情感的触发由头而已。这种情感，不可谓不“真”。渔洋多用熟语，当然也出于他喜爱诗句的原因，以及作诗才情的不足。这正是他学古的痕迹，但也理解为刻意追求与古人共鸣。如此，虽然翁方纲一直提倡“一时有一时神理”，对诗作的时间、地点、事件都有规定，本意是要去范式化的，但他忽视了创作的复杂性，却似乎更是陷入了范式化的危险之中。如他所要求的，典试之诗当有主考之“神气”，出使南海之诗当有蒙恩之感喟，与某人分别当写出分别的理由，那么，到四川典试、到南海出使这类的诗歌，只能与地方有关，而四川、南海的景致人文，在一定时间内变化不大；再如如果一群人与某一个人分别，他们都处于同样的时间人物事件之中，其诗歌唱和是否都相差无几呢？这样的话，文学似乎只能被规定为一定数量的写作。其实，也正是一种模式的规范。而同时，其实我们无法否认渔洋或许才是“一时之神理”的体现。只不过这个“一时之神理”，更有个性，更私密，而在很多地方，却表现得更近似于一种共性了。实际上，这是王渔洋、翁方纲二人对“兴会”與“规范”的不同趋向的表现。翁方纲如此理性客观严格的诗歌，消解了渔洋从审美精神上对诗歌把握和实践的意义。至于对古器物的写作，精通金石之学的翁方纲显然比王渔洋更具有发言权。诗作中不但要写出对承载厚重历史的古器物的情感，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求在诗作中体现琐碎的考证，以体现对这个写作对象的最完整最权威的把握。这些数据倒是很具有说服力，但是会导致诗歌变得破碎不成篇，“掉书袋”之讥也会随之而来。
注释
①[清]翁方纲.唐人律诗论[A].复初斋文集：卷8[M].续修四库全书：第1455册[C].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25-426.
②周兴陆.渔洋精华录汇评[M].齐鲁书社，2007：466-467.
③周兴陆.渔洋精华录汇评[M].齐鲁书社，2007：428.
④周兴陆.渔洋精华录汇评[M].齐鲁书社，2007：289.
⑤[清]翁方纲.跋渔洋精华录笺注[A].沈津.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C].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2.
⑥周兴陆.渔洋精华录汇评[M].齐鲁书社，2007：226-228.
⑦[清]翁方纲.苏斋笔记[A].清代稿本百种汇刊·复初斋文集：卷102[C].（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卷十一.
⑧[清]翁方纲.焦山鼎铭考.钱大昕跋[A].四库未收书辑刊：壹辑30册[C].北京出版社，2000：210.
⑨[清]王士 池北偶谈[M].（台湾）广文书局，1991，卷十九，P9-10.
关键词：翁方纲；王渔洋；不切；熟语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16）01-0191-02
Abstract： The poems of Weng Fanggang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Wang Yuyang. He promotes that poem writing should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ecific things， time and the poet himself， which is the work of realism. But Wang Yuyang， the predecessor of Weng Fangang， addicted to use some wonderful sentences and images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his writing， lack the real emotions. As a result， Wang's poems show us the pursuit of common feelings. The cause of this kind of criticism is the difference in aesthetic identity.
Keywords： Weng fanggang； Wang yuyang； lack of real emotions； idioms
翁方纲在《唐人律诗论》一文中言：“作诗则切己言志，又非代古立言之比。”① “切己言志”，即诗人作诗必须切合并体现当时自身事境。这正是他指摘的明代格调派的缺点。他们用唐人的格调，“代古立言”，点滴求似，只能得其貌。正是因为作诗“不切己”，写出的诗就缺失了“真”的要求。翁方纲认为渔洋的神韵说是明代李何七子复古格调论的变称，那么，他也是从这方面评价王渔洋诗作。
翁方纲褒贬渔洋的诗歌，多从切实与否出发。我们首先来看赠别诗，如《送汤荆岘侍讲使浙江》，翁方纲批点道“不切其人”。赠答诗必有赠答的对象，而渔洋的诗，专心写的是西湖景物，“湖光与山绿，乐事输吴儿”，“钱塘八月潮，诡异天下奇”，“酾酒临樟亭，江海为东驰”……所以翁方纲感叹道：“送汤公岂宜仅作此等语！”②无论写得西湖景色如何有神韵，但与当下送别之人关系终究不大。读者期望的是能与送别之人进行感情交流。但此诗呈现的状态却是普遍化的西湖景致。西湖景致年年变化不大，也就是作于西湖的送别诗，都能套用这首，那就消解了诗人作诗的意义了。
这首诗因不切甚至成为时人共同批评以警示的例子，姚鼐等人也有类似的评语。这是对某一类诗作普遍化写作的批评。
又如渔洋《送吴天章归中条》诗，翁方纲《复初斋诗评》认为，人们的分离场景，与时间地点、情感或悲或愉，是否适意有很大的关系，如此才能呈现不同的“词气”。而此次吴天章归中条，是因为其应召试不遇。毕竟只是诸种分别中的一类。但王渔洋作此诗，“不问其何人何时何情何事”，便显得“无文理”了③。翁方纲对于诗作切“实”的要求是非常细的。切实不仅要切题之“归”，不同的原因归去，应当有不同的情感、风物与之相符。应召不遇，乃是失意而归，作诗当“问其何人何时何情何事”，体现这件事情所带来的真实情感。吴天章及送别之人当时的情感，应该是失意落寞，又努力自寻慰藉的。而从渔洋这首诗中这种失意的表现太淡了，完全不切其事，换个题目，仍可成立。在翁方纲看来，诗作若没有表现与题目相切的情感，包括切时切事切人，那么，读者就无法从诗作中将此物与彼物，此时与彼时区别开来。
翁方纲执着地要求诗歌贴近本事。这样的评价，后来遭到了陈衍的批评。他认为对于吴天章落第一事，王渔洋已经作了一首七古，这里不必再发牢骚。而此诗末句“萧然何所求”，正是王渔洋学王、孟却有变化得手的地方。翁方纲过分苛求，把诗人的作品单独分析，没有关照其他篇章，看似义正言辞，实则大可商榷。
我们合看所举的《送汤荆岘侍讲使浙江》及《送吴天章归中条》二诗，除却不同地点导致的风物有所区别外，似乎看不出诗人对确定的人及确定的缘由而赠别的不同。故而陈衍的指摘是值得商榷的。翁方纲所着眼的是一诗一句，同时也是大量阅读后的总体印象。因为渔洋诗，即如赠别一类，整体上呈现趋同的情感及表现手法，落入了过于追求格调的窠臼。翁方纲指摘的正是如此，他认为对于诗坛领袖王渔洋来说，要求每一首诗都可作标范。
翁方纲对于王渔洋诗歌指摘最多的是《蜀道集》。《蜀道集》是王渔洋典试蜀中所成的诗集。作为主考官典试地方，是莫大的荣耀，翁方纲认为相应诗歌本来应该是充满“主考神气”，作诗必须切中当时的情境，特定的情境之下必有特定的情感，诗人需要做的正是要把这种特定的情感表达出来，也就是必须与题目所设定的“时”和“事”相切。但是王渔洋集中却出现大多数像“飘零万里一归人”（《嘉阳登舟》）这样的诗句，以“飘零”及“万里”的强烈反差，呈现出极为孤寂的状态，与盛世情怀、无上荣耀格格不入。翁方纲叹道：这不过“格调似唐人耳”④，正是王渔洋过于刻意追求王孟的原因。
与此相关的，王渔洋还有好用熟语的毛病。翁方纲曾言：“先生诗如海佑拣取明玑紫贝制作仙子五铢之服，随手凑补，皆合五城十二楼中装饰，但寒者不可以为衣耳。”⑤虽然很美，但不必示意给后人学习者。这种表现的极致，便是王渔洋的《焦山古鼎诗同西樵赋》。这首诗王渔洋与其兄王士禄之作都非常有名。但翁方纲却不以为然，认为此诗“似钟鼎文字之《事类赋》” ⑥，也就是《蘇斋笔记》说的“全篇皆借金石语料”⑦。 我们要注意的是，翁方纲所谓“事类赋”的批评，重点不是“铺陈”的方式——铺陈是他所赞成的，尤其是针对金石题材的书写——而是“事类赋”，如“上文为雷回，下文为云纭”，“辛壬与丁甲，世次迷夏殷”，“蛟龙杂蝌蚪，五指不敢扪”……都是在堆砌与古鼎有关的知识材料。类书汇聚了所有相关的材料，都是器物一般性的特征，而翁方纲认为，以《焦山鼎》为诗，那么焦山鼎就是一个特指的对象，它所具有的特性，需要花费专门的考察功夫。翁方纲作有《焦山鼎铭考》⑧，所以他对王渔洋诗的评语是有见地有依据的。王渔洋《焦山古鼎诗同西樵赋》，只是把与金文有关的典故堆砌起来，就像作类书一样。这是“以学入诗”的败笔。没有人会认为一部类书是成功的文学作品。诗中并没有突出焦山鼎的特点和古意。而这首诗中的语汇，同样可以通用于其他古鼎。其实，王渔洋《池北偶谈》曾记载焦山古鼎的特点，而且非常详实⑨，只是在这首诗里他没有完整呈现而已。
综合前面提到的王渔洋诗，我们可以看到，翁方纲最重要的评语就是“不切实”。诗歌与所写对象的时间、地点、特定事件、具体特点都不符合，或者说这些都没有在诗歌里被体现。翁方纲分析王渔洋诗歌，其用意在于探索王渔洋诗学的症结。他认为，王渔洋在论诗中，“曰典曰远曰谐曰则”，这些要求都非常符合“雅正”的要求。但是，这其中恰恰少了一个最基本的要求，那就是“真”。王渔洋是从司空图、严羽一路而来，强调“韵味”，强调“味”， 讲求“兴象”。而这个能兴起诗人情感的“象”，可能是全部，也可能是最具特点的部分。所以，在对应情感的处理上，翁方纲和王渔洋就会出现很大的分歧，因为他们对“真”的要求不同。
事实上，诗人的创作心理是复杂的。对于与赠别诗题目不切的诗作，我们并没有理由否认，这恰恰是诗人当下的兴会适然。我们有理由相信，诗人绝对可以在某种情境下，由“分离”衍生出别的情感，而题目所指出的其时其人其事，不过是这种情感的触发由头而已。这种情感，不可谓不“真”。渔洋多用熟语，当然也出于他喜爱诗句的原因，以及作诗才情的不足。这正是他学古的痕迹，但也理解为刻意追求与古人共鸣。如此，虽然翁方纲一直提倡“一时有一时神理”，对诗作的时间、地点、事件都有规定，本意是要去范式化的，但他忽视了创作的复杂性，却似乎更是陷入了范式化的危险之中。如他所要求的，典试之诗当有主考之“神气”，出使南海之诗当有蒙恩之感喟，与某人分别当写出分别的理由，那么，到四川典试、到南海出使这类的诗歌，只能与地方有关，而四川、南海的景致人文，在一定时间内变化不大；再如如果一群人与某一个人分别，他们都处于同样的时间人物事件之中，其诗歌唱和是否都相差无几呢？这样的话，文学似乎只能被规定为一定数量的写作。其实，也正是一种模式的规范。而同时，其实我们无法否认渔洋或许才是“一时之神理”的体现。只不过这个“一时之神理”，更有个性，更私密，而在很多地方，却表现得更近似于一种共性了。实际上，这是王渔洋、翁方纲二人对“兴会”與“规范”的不同趋向的表现。翁方纲如此理性客观严格的诗歌，消解了渔洋从审美精神上对诗歌把握和实践的意义。至于对古器物的写作，精通金石之学的翁方纲显然比王渔洋更具有发言权。诗作中不但要写出对承载厚重历史的古器物的情感，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求在诗作中体现琐碎的考证，以体现对这个写作对象的最完整最权威的把握。这些数据倒是很具有说服力，但是会导致诗歌变得破碎不成篇，“掉书袋”之讥也会随之而来。
注释
①[清]翁方纲.唐人律诗论[A].复初斋文集：卷8[M].续修四库全书：第1455册[C].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25-426.
②周兴陆.渔洋精华录汇评[M].齐鲁书社，2007：466-467.
③周兴陆.渔洋精华录汇评[M].齐鲁书社，2007：428.
④周兴陆.渔洋精华录汇评[M].齐鲁书社，2007：289.
⑤[清]翁方纲.跋渔洋精华录笺注[A].沈津.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C].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2.
⑥周兴陆.渔洋精华录汇评[M].齐鲁书社，2007：226-228.
⑦[清]翁方纲.苏斋笔记[A].清代稿本百种汇刊·复初斋文集：卷102[C].（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卷十一.
⑧[清]翁方纲.焦山鼎铭考.钱大昕跋[A].四库未收书辑刊：壹辑30册[C].北京出版社，2000：210.
⑨[清]王士 池北偶谈[M].（台湾）广文书局，1991，卷十九，P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