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假洋鬼子是《阿Q正传》中的一个人物。对于这个人物，历来的论者都认为他是一个“投机革命的反革命”，这种观点也反映在我们的教学中，比如高中语文《教育参考书》就称他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混血儿”，“是个表面投机革命，实际却又镇压革命的反革命两面派”。(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3页)
然而，如果我们不受任何传统观点的影响，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看待假洋鬼子，就可以发现说假洋鬼子是“投机革命的反革命两面派”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们至今仍然把假洋鬼子说成是“投机革命的反革命两面派”，则是假洋鬼子悲剧的延续。因此，我们有必要还假洋鬼子以本来面目。
一、假洋鬼子之所以被认为是“表面投机革命”，而“实际上却是镇压革命的刽子手”，他的诨名起着重要的作用。是中国人却又剪掉辫子，打扮成外国人的样子，在当时中国人的眼里，自然成了“里通外国的人”，成了一个“假洋鬼子”。而“鬼子”正是人民所深恶痛绝的，故而他也就自然成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混血儿”。这正是一般人的思维定式。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单凭一个诨名就给人定性是靠不住的。我们知道，古老的中华帝国曾经是一个闭关自守而又夜郎自大的国度。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在中华大地上肆意横行，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慨。而清政府在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又使得绝大多数落后的人们产生了一种自卑心理。于是，如同鲁迅先生曾经指出的那样，“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随感录四十八》《鲁迅全集》第一卷3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由于中国的积贫积弱，落后的人们不敢向外国人抗争，就把矛头指向自己的同胞。鲁迅先生对此也曾有过极为精辟的论述：“我觉得中国人所蕴积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反而在弱者身上发泄。”(《杂忆》《鲁迅全集》第一卷225页)于是，那些留学外国的国人便成了他们泄愤的对象。他们认为那些留学生“将灵魂卖给洋鬼子，要加倍地奚落而且排斥”，(《(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463页)而这种奚落和排斥的方法，则“中国老例，凡要排斥异己的时候，常给对手起一个诨名”(《补白》《鲁迅全集》第三卷03页)，“只要给与一种特异的名称，即可以放心割刃”。(《杂忆》《鲁迅全集》第一卷225页)“假洋鬼子”即是这种“特异的名称”，而假洋鬼子也就成了人们“向弱者发泄”的牺牲品。
以上这些仅仅是理性的分析，其实我们也可以从鲁迅先生的切身经历以及他在其他作品的描述中得到感性的佐证。在这里就不赘言了。
二、人的诨名不能作为评价人物的根据，评价一个人物，只能从他的言行入手。那么假洋鬼子的言行究竟如何呢?许多论者认为，假洋鬼子“依仗着地主阶级的权势和买办阶级的本领，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这大概是他们为洋鬼子定性的一个依据。然而尽管假洋鬼子确实是地主的儿子，他也的确留学东洋，但翻遍整部《阿Q正传》，我们始终找不到他利用封建势力或者投靠帝国主义而“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真凭实据。小说中唯一算得上“横行”的，只有他拿着“哭丧棒”打阿Q的那一次。然而这是在阿Q骂他以后他所采取的行动。固然这种做法似乎过于粗暴，似乎有“横行”的嫌疑，然而毕竟是事出有因的无奈之举。是他用来对付恶语秽言的一种无奈的自卫手段。
说假洋鬼子是“投机革命的反革命”，论者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他们认为在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假洋鬼子“见有机可乘，立即见风使舵，投机革命”。然而我们仔细的阅读原著就可以看出，这也是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且不说假洋鬼子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剪掉了那根象征着封建思想意识的辫子(尽管他母亲说“这辫子是被坏人灌醉了酒剪去的”，但这仅仅是一面之词，不足为证)，也不说小说中找不出他在辛亥革命之前做过的哪怕是小小的一件危害革命的事情，假洋鬼子对革命的到来没有任何惧怕，他奔走于城乡之间，发展组织、宣传革命。尽管他发展的其实是革命的對象，宣传也有言过其实之处，但毕竟他是在为辛亥革命出力。
三、如上所说，《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并没有做任何直接危害革命的事情，我们不应该把他当成“投机革命的反革命两面派”。然而假洋鬼子在进行革命的时候，却与封建势力的代表赵秀才勾结在一起，而把革命真正应该依靠的力量阿Q排斥在革命之外。从表面现象来看，这似乎与一个革命者所应该有的作为背道而驰，似乎有“镇压革命”的嫌疑。人们大概也正是把这一点作为假洋鬼子是“投机革命”的“反革命两面派”的“有力”的佐证的。然而这些人们忘记了这样一个准则：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应该简单地就事论事，以偏概全，更不能超越时代的限制，用我们现在的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而是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用历史的眼光去评价历史人物。
假洋鬼子生活在辛亥革命蓬勃兴起的历史转折关头，孙中山领导着中国的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过殊死的搏斗。然而，这场席卷全国的大革命实际上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政治家、历史学家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时，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中国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们有着与生俱来的软弱性，这导致了他们在革命高潮来临之际，(1)不相信群众，不敢发动群众，从而使他们的革命严重地脱离群众；(2)在革命的过程中与封建势力相妥协。
至于假洋鬼子在未庄的革命仅仅是砸了一块镌有“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这一事实，也并不是假洋鬼子“投机革命”的佐证，而正是鲁迅先生对辛亥革命的实质的正确认识。毛泽东同志曾经深刻地指出：辛亥革命的唯一成果，就是赶走了一个满清皇帝。两位伟人的看法竟是如此惊人的一致。毛泽东从理论上总结了辛亥革命，而鲁迅先生则艺术地再现了这一革命。因此我们可以说，砸龙牌正是假洋鬼子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有力的证据。
四、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假洋鬼子并不像人们一向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投机革命的反革命两面派”，而是一个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的资产阶级革命者。那么，我们这样的看法是否有悖于《阿Q正传》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呢?这是我们的立论能否成立的关键。
让我们再看看《阿Q正传》所要反映的主题。毋庸讳言，尽管阿Q出身贫苦，受尽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但在他的身上，几乎集中了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统治所积沉的全部的民族劣根性：他愚昧、麻木、趋炎附势、欺软怕硬……他是中国落后农民的代表。然而他们的精神面貌和悲惨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毛泽东同志所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使得许许多多像阿Q一样的曾经是落后的贫苦农民成长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但是，阿Q却没有丝毫的改变，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资产阶级革命者不能如同无产阶级那样与农民结成最广泛的同盟，反而把他们排斥在革命之外。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才促使阿Q加快了走向“大团圆”的最终的悲惨结局。我们不能说假洋鬼子是自觉地“镇压革命”的刽子手，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假洋鬼子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他不准阿Q革命，在客观上起着扼杀革命的作用。
这正是假洋鬼子的悲剧!这正是辛亥革命的悲剧!
如果说《药》告诉我们，资产阶级脱离群众的革命不是改变中国面貌的良药，那么《阿Q正传》则进一步使我们认识到，资产阶级脱离群众的革命，同样不是改变中国农民悲惨命运的良药!
我们深信，这是符合鲁迅先生原意的。
然而，如果我们不受任何传统观点的影响，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看待假洋鬼子，就可以发现说假洋鬼子是“投机革命的反革命两面派”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们至今仍然把假洋鬼子说成是“投机革命的反革命两面派”，则是假洋鬼子悲剧的延续。因此，我们有必要还假洋鬼子以本来面目。
一、假洋鬼子之所以被认为是“表面投机革命”，而“实际上却是镇压革命的刽子手”，他的诨名起着重要的作用。是中国人却又剪掉辫子，打扮成外国人的样子，在当时中国人的眼里，自然成了“里通外国的人”，成了一个“假洋鬼子”。而“鬼子”正是人民所深恶痛绝的，故而他也就自然成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混血儿”。这正是一般人的思维定式。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单凭一个诨名就给人定性是靠不住的。我们知道，古老的中华帝国曾经是一个闭关自守而又夜郎自大的国度。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在中华大地上肆意横行，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慨。而清政府在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又使得绝大多数落后的人们产生了一种自卑心理。于是，如同鲁迅先生曾经指出的那样，“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随感录四十八》《鲁迅全集》第一卷3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由于中国的积贫积弱，落后的人们不敢向外国人抗争，就把矛头指向自己的同胞。鲁迅先生对此也曾有过极为精辟的论述：“我觉得中国人所蕴积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反而在弱者身上发泄。”(《杂忆》《鲁迅全集》第一卷225页)于是，那些留学外国的国人便成了他们泄愤的对象。他们认为那些留学生“将灵魂卖给洋鬼子，要加倍地奚落而且排斥”，(《(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463页)而这种奚落和排斥的方法，则“中国老例，凡要排斥异己的时候，常给对手起一个诨名”(《补白》《鲁迅全集》第三卷03页)，“只要给与一种特异的名称，即可以放心割刃”。(《杂忆》《鲁迅全集》第一卷225页)“假洋鬼子”即是这种“特异的名称”，而假洋鬼子也就成了人们“向弱者发泄”的牺牲品。
以上这些仅仅是理性的分析，其实我们也可以从鲁迅先生的切身经历以及他在其他作品的描述中得到感性的佐证。在这里就不赘言了。
二、人的诨名不能作为评价人物的根据，评价一个人物，只能从他的言行入手。那么假洋鬼子的言行究竟如何呢?许多论者认为，假洋鬼子“依仗着地主阶级的权势和买办阶级的本领，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这大概是他们为洋鬼子定性的一个依据。然而尽管假洋鬼子确实是地主的儿子，他也的确留学东洋，但翻遍整部《阿Q正传》，我们始终找不到他利用封建势力或者投靠帝国主义而“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真凭实据。小说中唯一算得上“横行”的，只有他拿着“哭丧棒”打阿Q的那一次。然而这是在阿Q骂他以后他所采取的行动。固然这种做法似乎过于粗暴，似乎有“横行”的嫌疑，然而毕竟是事出有因的无奈之举。是他用来对付恶语秽言的一种无奈的自卫手段。
说假洋鬼子是“投机革命的反革命”，论者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他们认为在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假洋鬼子“见有机可乘，立即见风使舵，投机革命”。然而我们仔细的阅读原著就可以看出，这也是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且不说假洋鬼子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剪掉了那根象征着封建思想意识的辫子(尽管他母亲说“这辫子是被坏人灌醉了酒剪去的”，但这仅仅是一面之词，不足为证)，也不说小说中找不出他在辛亥革命之前做过的哪怕是小小的一件危害革命的事情，假洋鬼子对革命的到来没有任何惧怕，他奔走于城乡之间，发展组织、宣传革命。尽管他发展的其实是革命的對象，宣传也有言过其实之处，但毕竟他是在为辛亥革命出力。
三、如上所说，《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并没有做任何直接危害革命的事情，我们不应该把他当成“投机革命的反革命两面派”。然而假洋鬼子在进行革命的时候，却与封建势力的代表赵秀才勾结在一起，而把革命真正应该依靠的力量阿Q排斥在革命之外。从表面现象来看，这似乎与一个革命者所应该有的作为背道而驰，似乎有“镇压革命”的嫌疑。人们大概也正是把这一点作为假洋鬼子是“投机革命”的“反革命两面派”的“有力”的佐证的。然而这些人们忘记了这样一个准则：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应该简单地就事论事，以偏概全，更不能超越时代的限制，用我们现在的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而是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用历史的眼光去评价历史人物。
假洋鬼子生活在辛亥革命蓬勃兴起的历史转折关头，孙中山领导着中国的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过殊死的搏斗。然而，这场席卷全国的大革命实际上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政治家、历史学家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时，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中国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们有着与生俱来的软弱性，这导致了他们在革命高潮来临之际，(1)不相信群众，不敢发动群众，从而使他们的革命严重地脱离群众；(2)在革命的过程中与封建势力相妥协。
至于假洋鬼子在未庄的革命仅仅是砸了一块镌有“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这一事实，也并不是假洋鬼子“投机革命”的佐证，而正是鲁迅先生对辛亥革命的实质的正确认识。毛泽东同志曾经深刻地指出：辛亥革命的唯一成果，就是赶走了一个满清皇帝。两位伟人的看法竟是如此惊人的一致。毛泽东从理论上总结了辛亥革命，而鲁迅先生则艺术地再现了这一革命。因此我们可以说，砸龙牌正是假洋鬼子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有力的证据。
四、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假洋鬼子并不像人们一向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投机革命的反革命两面派”，而是一个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的资产阶级革命者。那么，我们这样的看法是否有悖于《阿Q正传》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呢?这是我们的立论能否成立的关键。
让我们再看看《阿Q正传》所要反映的主题。毋庸讳言，尽管阿Q出身贫苦，受尽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但在他的身上，几乎集中了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统治所积沉的全部的民族劣根性：他愚昧、麻木、趋炎附势、欺软怕硬……他是中国落后农民的代表。然而他们的精神面貌和悲惨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毛泽东同志所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使得许许多多像阿Q一样的曾经是落后的贫苦农民成长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但是，阿Q却没有丝毫的改变，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资产阶级革命者不能如同无产阶级那样与农民结成最广泛的同盟，反而把他们排斥在革命之外。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才促使阿Q加快了走向“大团圆”的最终的悲惨结局。我们不能说假洋鬼子是自觉地“镇压革命”的刽子手，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假洋鬼子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他不准阿Q革命，在客观上起着扼杀革命的作用。
这正是假洋鬼子的悲剧!这正是辛亥革命的悲剧!
如果说《药》告诉我们，资产阶级脱离群众的革命不是改变中国面貌的良药，那么《阿Q正传》则进一步使我们认识到，资产阶级脱离群众的革命，同样不是改变中国农民悲惨命运的良药!
我们深信，这是符合鲁迅先生原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