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连皇帝都逃不过谥法的褒贬。皇帝死后就由大臣集议，或史官作评语，像汉朝的文帝、武帝，称谓“文”、“武”，都是谥法给他们的谥号。汉朝最后那个皇帝为献帝，就比较惨了，含有奉献给别人、送上去的悲哀。所以，谥号就是一个人死后的盖棺论定，也就是死后的一字之定评。中国古代做皇帝、做官的最怕这个谥法，怕在死后留下万世骂名。
　　可见这个谥法很厉害。王阳明，是他本人的号，后来加谥号为“文成”。曾国藩，后人称他曾文正公，“文正”两字是清朝给他的谥号。死后的评语够得上称为“文成”、“文正”的，上下五千年历史，却数不出多少人，最多一二十人而已。
　　《论语》有云：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孔文子，姓孔名圉，是卫国的大夫。文子的“文”的来源，就是中国古代的谥法。子贡问孔子：“何以谓之文也？”意思是：一个人一生做人做事，要怎么样才够得上称作“文”？“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孔子说一个人能够敏而好学，再加上不耻下问的谦德，才符合“文”这个字的内涵。曾国藩的了不起，就是幕府中的人才多，他的智囊团组织大，把第一流的人才都聚到一起，大家的智慧变成他的智慧。诸葛亮的了不起，也是幕府人才非常多。所以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才叫做“文”。
　　这些都说明中国文化中谥法的谨严。所以中国人做官也好，做事也好，他的精神目标，是要对后代负责；不但对这一辈子要负责任，对后世仍旧要负责任。
　　如宋代的名臣、理学家赵忭，当过谏议大夫，是很有名的大臣——历史上成为名臣、大臣不容易。我们不希望看到奸臣，也不希望看到忠臣，这话怎么说呢？我们知道文天祥是忠臣，岳飞也是忠臣，但是我们不希望国家遭遇到他们当时那样的时代。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像赵忭那样的名臣、大臣。他最后退下来，回到家里，写了一首诗：“腰佩黄金已退藏，个中消息也寻常，世人欲识高斋老，只是柯村赵四郎。”这里的黄金不是“真金白银”，而是所谓“斗大黄金印，年高白玉堂”。“腰佩黄金已退藏”，是说退还了那颗黄金印。“个中消息也寻常”，一生风云人物，其实很平常。“世人欲识高斋老”，他下来以后所住的地方叫高斋，他说你们以为住在高斋的这个老头子有什么了不起，而想认识认识他是何等样的人吗？“只是柯村赵四郎”，其实还是当年住在柯村的赵老四啊!他是那么平淡，那么平凡。
　　一个最了不起的人，是最平凡的人。而赵忭最后的谥号是两个字“清献”，历史上的赵清献公，就是赵忭，他一生都奉献给国家，而一生清正，到达这个程度是很难的。
　　中国古代的谥法，从周朝开始，一直流传到民国前。现在我们虽不再沿用谥法，但为官者切不要忘记谥法的中国文化精神，以不辱使命，清廉从政，留得清名，万不可盖棺论定时留下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