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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共八大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会。此会议历来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特别是近20年来，学界对中共八大的研究更是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表现在八大能制定正确路线的原因、八大的历史贡献、领导人对八大的贡献、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的原因以及八大正确路线的中断原因等方面。此项研究成果可喜且值得充分肯定，但同时也应看到，此项研究亦存在一些不足有待完善，需要进一步在创新研究内容、发掘研究视角、寻绎新鲜史料等方面继续做出努力。
关键词：近二十年来；中共八大；研究综述；60周年纪念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16.05.06
文章编号：1009-6922（2016）05-24-05
众所周知，中共八大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这次会议对我国此后的发展路向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中共八大历来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命题。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学界对中共八大的研究更是取得了重大进展。笔者在搜集文献资料的过程中，首先借助了中国知网平台进行了匹配检索，以1996—2016年为时间段，搜寻到篇名中含有关键词“中共八大”的学术论文共有1300余篇。从这些文章的类别来看，其中绝大多数是学术期刊论文，很少一部分是会议论文和报纸文章，硕博士学位论文几乎是处于空场状态。其次，笔者借助读秀数据库检索，书名中含有主题词“中共八大”的专著共有4本，包括王双梅、谭利平主编的《刘少奇与中共八大》、程波的《中共“八大”决策内幕 》、杨胜群、陈晋主编的《五十年的回望—中共八大纪实》以及石仲泉主编的《中共八大史》。除去这4本研究中共八大的专门性论著，另外还有一些学术会议论文集，这主要包括胡文澜主编的《中共八大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 》和张启华主编的《纪念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论十大关系〉发表、中共八大召开四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由上可见，近二十年来学界对中共八大的研究已取得了可喜成果。通过梳理这些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论者们对中共八大的研究高度聚焦于以下五个方面：
一、中共八大能制定正确路线的原因
我们知道，中共八大之所以是党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会，就是因为它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指明了我国此后发展的新航向。那么中共八大为什么能够制定正确路线呢？也就是中共八大能够制定正确路线的原因是什么呢？很多学者针对此诘问不断进行探寻答案。有学者把中共八大召开的1956年置于党史中去考察，认为中共八大之所以能成功召开并制定正确的路线，是缘于国际国内方面均出现了有利条件。在国际方面，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充分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更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强有力的震撼，这极大地触发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对发展路线的深刻思考，从而为中共八大制定正确的路线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在国内方面，中共八大召开之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承此基础，毛泽东还完成了《论十大关系》这部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典力作。而这都为中共八大制定正确的路线提供了科学依据。另外，该学者还立足党内作风的视角指出，领导集体的谦虚谨慎以及党内的民主气氛也为中共八大制定正确的路线创设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和重要的思想保证。
二、中共八大的历史贡献
（一）中共八大与执政党建设
在党的历史上，中共八大第一次提出了执政党建设概念，特别是近些年随着党对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重视，中共八大与执政党建设研究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学者们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中共八大与执政党建设的内在联系。
1.思想建设方面。孙金根认为，中共八大党章中特别指出了实事求是的重要作用。实事求是不仅是党的思想路线，同时也是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基础。所以，促进执政党建设，就要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的中共八大路线，具体要做到：“第一，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努力提高党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第二，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第三，切实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可以说，思想建设为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加强自身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2.作风建设。陈答才认为无论是从会议的筹备、进行来看，还是从会议的选举来看，中共八大都体现了浓厚的民主会风。中共八大这种蕴涵民主因子的会风会有助于促进执政党建设。李捷认为中共八大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正确处理领袖和集体、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和对党员的条件作了更为严格的规定，并特别提出了反对党员中的“特权”思想的问题。另外，还有学者指出要贯彻和落实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和反对官僚主义，这是中共八大提出的执政党建设的群众基础。总之，作风建设可以增进党内民主气氛，促进与民主党派的合作，有利于加强执政党建设。
3.制度建设。制度建设是中共八大关于执政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学者们对此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释。中共八大党章曾做过明确的阐述：“民主集中制，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孙金根由此认为民主集中制是中共八大所提出的执政党建设的制度保证，同时这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所以，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就要着力去解决关于民主集中制的三个方面的基本问题：“第一，关于民主集中制中的上下级关系问题；第二，关于各级党组织中的集体领导问题；第三，关于反对个人崇拜问题。”针对中共八大前后出现的个人崇拜现象，李捷认为这是涉及领袖和集体、个人和群众的重大关系问题。为此，需要通过建立一定的制度机制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从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另外，李捷还指出中共八大一方面对中共中央领导体制做出了必要的调整，这有利于党和国家的安全；另一方面，中共八大主张实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常任制和定期召开代表会议等举措，这有利于发展党内的民主生活。上述这些体现发展党内民主生活、扩大党内民主基础的制度安排，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此外，亦有学者立足中共八大探索的局限性对中共八大在执政党建设过程中的有益启示加以确证。正如张国宏和汪博武认为，对中共八大的探索只是刚刚起步，执政党思维还没有完全确立，执政意识还没有十分明确；对执政党与政府的关系、执政党内部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和阐述还不是很充分。但毋庸置疑，这种无法克服的时代局限，更加有力地彰显了中共八大思想弥足珍贵。要而言之，中共八大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二）中共八大与民主法制建设
除去执政党建设方面，中共八大对于民主法制建设亦具有重要贡献。我们知道，当时历史境遇下的中国共产党以苏联破坏民主法制的惨痛教训为戒鉴，加之结合中国的实际境况，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简而言之，就是中共八大使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明确和统一的认识。
王会军认为，中共八大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探索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第一，中共八大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把健全法制作为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紧迫任务；第二，中共八大在深刻分析不重视、不遵守法制现象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的基础上，系统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依法办事思想；第三，中共八大在总结人民民主法制历史经验和批判忽视法制现象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党对人民民主法制工作的领导；第四，中共八大借鉴苏联经验教训，提出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权力监督和制约的主张。”此外，曹普还认为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特别强调了民主监督对于克服官僚主义的重要意义，他具体提出要从四个方面加强对“国家工作”的全方位监督： “一是加强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 二是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对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 三是加强各级政府机关的由上而下的监督和由下而上的监督；四是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另外，他还特别提及了民主党派的监督对于营造民主生活氛围具有重要作用。综上所言，这些思想均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这表征着共产党人法治意识的逐渐萌发。
三、领导人对中共八大的贡献
中共八大的圆满召开，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探索密切关联。立足现实回望那段历史，他们对中共八大的突出贡献关乎着此后党的前途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方向。为此，学界对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于中共八大贡献的研究也成为学术探讨的热点。学者们对此命题均各抒高见，形成百家争鸣之势，但代表性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毛泽东的贡献
有学者立足宏观整体过程的视角，指出毛泽东无论是在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文件的起草还是文件内容的形成等环节均发挥了重要作用。熊华源认为毛泽东对于中共八大的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毛泽东确立了中共八大会议主题和指导思想并主持制定了中共八大路线；其次，毛泽东领导和主持了中共八大主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包括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党章的修改报告以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再次，毛泽东对执政党的领导体制作了积极探索，充实和完善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储备了大批高级干部，提供了组织保障。也有学者从加强和改进中央领导体制的视角出发去审视毛泽东对中共八大的理论与实践贡献。此种观点以王钦双为典型代表，他指出毛泽东对于中共八大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加强和改进中央领导机构，即增设党的副主席和中央总书记，改革中央书记处；第二，提出建立科学中央的设想，这是党加强对科学技术工作领导的必然要求；第三，提出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这是加强执政党建设和发展党内民主的一项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第四，酝酿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概而言之，尽管论者们在概述毛泽东的历史贡献时视角殊异，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毛泽东对中共八大的重要贡献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这些贡献具有前瞻性的探索价值，对后续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邓小平的贡献
中共八大筹备期间，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是筹备中共八大的具体负责人。有学者对邓小平的贡献做了一个概括：其一，邓小平不仅承担了大量的大会组织工作，而且还同时参加了中共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其二，邓小平提出的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共八大讨论的主题具有积极作用；其三，他所认持的中共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以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的改革论断均是对中共八大路线这份丰厚历史遗产的直接继承。还有学者从大会筹备的视角审察邓小平的贡献：首先是具体负责中共八大的筹备组织工作，包括草拟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起草和审改会议的各种文件、组织中共八大代表的选举工作、审改与会代表发言稿等各项事务，这为大会的顺利召开做了充分准备；其次是主持修改党章和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提出在全国执政情况下加强党的建设的主要方针，从而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建设的理论基础； 再次是参加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讨论和修改工作，并明确提出会议报告要突出经济建设的重要地位，这对中共八大正确路线的制定发挥了积极作用。综上学者们所概述的邓小平为中共八大会议召开和运行所做的各项工作，足以确证和说明邓小平之于中共八大的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三）刘少奇的贡献
当前学界除了对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中的贡献进行重点探究外，也有一部分学者对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中的作用和贡献进行了考察。诸如丁俊萍从生产力的视角解读刘少奇对中共八大的贡献。她认为刘少奇对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道路有过思考，即中国将会走社会主义或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工业化道路。此外，她还认为刘少奇曾提出过关于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使之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思想，具体表现为：“第一，对农业生产关系方面存在的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第二，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分配关系问题给予了精辟论述；第三，对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见解。”这些关于经济发展的思想结晶对于中共八大正确路线的制定无疑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有学者立足中共八大对于执政党建设贡献的视角，指出刘少奇在执政党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方面具有突出的成就，这些成就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共八大在加强执政党建设中发挥作用产生重要影响。那么由此可观，刘少奇对于中共八大的重要贡献自然也就不言而喻。由上述可知，刘少奇在经济发展和执政党建设两个维度层面对中共八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中共八大未提“毛泽东思想”的原因
我们知道，中共七大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然而十一年后召开的中共八大，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就是在党章和文件中没有提及“毛泽东思想”。这种鲜明的变化对比引起了学界的密切关注。由此，学者们对此变化的缘由立足内外因的二重向度展开了争鸣探讨。
从外因看，论者们普遍认同中共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与苏联所持态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卢志强对这种联系的内在机理进行了剖析：首先是苏联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不感兴趣，拒绝承认这个提法；其次是中共出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根本利益的考虑，即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团结的需要而做出的一种低姿态。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对“毛泽东思想”的删改以此来衬显苏联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其三，中共选择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是在中苏论战全面爆发之后，这彰显的是中国的态度和原则，当然也从侧面映现了之前不提“毛泽东思想”与苏联所持的态度有着密切的关联。
从内因看，其一，论者们大都认为中共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不存在党内论争，是毛泽东的本人意愿，并由中央根据其意见集体做出的政治决定。也有论者的主张与这一观点大相径庭。沈志华认为在中共八大和有关文件中不提“毛泽东思想”，绝非毛泽东的主观愿望，乃是由客观形势所迫。其二，从中共内在的秉性层面看，夏淑清指出谦虚谨慎、力戒骄傲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作风，这种优良的传统是中共八大未提“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因。
从理论层面探讨中共八大未提“毛泽东思想”的原因有助于我们理解后来历史发展的极端趋向。由于中共八大未明确划分“毛泽东思想”是个人思想还是集体智慧，加之把“毛泽东思想”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没有认识到“毛泽东思想”还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这种认识误区导致对“毛泽东思想”理解的偏狭，将其教条化、庸俗化，并把崇拜真理与崇拜个人混同，导致尔后一系列错误方针的实施。
概而言之，中共八大在文字表述上虽未提及“毛泽东思想”，但实际上也充分体现和贯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毋庸置疑，不提“毛泽东思想”也丝毫没有影响其实际指导作用和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五、中共八大路线中断的原因
众所周知，中共八大所制定的路线无疑是正确的，可以说，这是我国当时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指南。但是我国此后的发展却没能循着这条正确路线轨道行进，究其缘由是由于中共八大路线的中断。那么中共八大路线中断的原因是什么呢？学界对此问题展开了热烈探讨。主要有“思想准备不足说”“阶级斗争和反右扩大化影响说”“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群众基础认识不清说”“上层领导没有达成共识说”以及“成员结构单一说”等代表性观点。下文笔者将对这些见仁见智的观点进行具体呈现。
首先是“思想准备不足说”。由于邓小平曾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及：“中共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中共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据此论断，有学者认同思想准备不足是当时中共八大路线中断的原因。持有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赵飞虎，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了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思想认识不足的两个层面：其一是全党对“过渡时期”认识不清。中共八大把“过渡时期”理解为从建国直到社会主义建成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其二是党对迅速到来的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准备不足。在急于求成的思想促使下，只是要求一味地加快建设速度。就是在这种思想准备不足的历史遭遇中，中共八大路线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改弦易辙了。
其次是“阶级斗争和反右扩大化影响说”。有学者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阶级斗争问题的错误分析和判断，为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错误的理论依据。结果酿致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阶级斗争连续不断并逐步升级，这严重地干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而阻断了中共八大所制定的正确发展路线。
再次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群众基础认识不清说”。沈慧认为，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却没有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中共八大正确路线中断的根本梗阻。张倩指出，中共八大路线是在历史突变的形势下仓促形成的，全党对这一正确路线缺乏深刻的认识是中共八大路线中断的重要因素。黎见春还提到，中共八大路线没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形成广泛的共识，亦即导致中共八大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缺乏深厚的社会群众基础是中共八大路线中断的重要原因。
复次是“上层领导没有达成共识说”。张倩认为，最高领导层对中共八大路线中的一些重要内容没有达成共识是中共八大路线中断的推动因素。虽然其中的有些方针政策毛泽东承认并表示赞同，但是在思想上的接受程度同中央其他领导人是有明显区别的，这也就为路线中断埋下了伏笔。
最后是“成员结构单一说”。就如黎见春所指出，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结构单一：“首先，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知识结构来看，知识分子和经济建设的专家级人才不多。其次，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阶级出身来看，绝大部分出身于农民阶级，来自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较少。最后，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职业构成和社会心理来看，他们大多是职业军人出身，而军人的特点是服从命令和权威。”如此单一的成员结构就导致中共八大路线在执行时会缺乏强有力的组织保障，这无疑会是影响中共八大路线中断的一方面原因。
综上所述可见，近二十年来学界不断对中共八大的研究给予关注，并取得了很大程度的进展。可以说，研究视角更加多元，研究范围更加广泛，研究问题也更加深入。但是在某些层面上，这项研究还存在着一些需要改进和完善的问题。首先，学者们对中共八大的内容和后续影响研究多，而对召开的原因和前期铺垫关涉较少，未来学界应该在召开的原因和前期铺垫层面上加大着墨力度。其次，研究视野仍有待开拓。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大多是立足中共党史的视角，而鲜有论者从其他交叉学科，诸如社会学、政策学、政治学、生态学的角度去对中共八大展开研究，未来学界需要对这一方面的研究空间进行大力开掘。再次，近些年研究动力略显不足，很多论著都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机械性重复，而难觅新的洞见。未来学界应该进一步寻绎新鲜史料，找到新的切入点和突破点，进而加强对中共八大的创新性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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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近二十年来；中共八大；研究综述；60周年纪念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16.05.06
文章编号：1009-6922（2016）05-24-05
众所周知，中共八大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这次会议对我国此后的发展路向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中共八大历来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命题。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学界对中共八大的研究更是取得了重大进展。笔者在搜集文献资料的过程中，首先借助了中国知网平台进行了匹配检索，以1996—2016年为时间段，搜寻到篇名中含有关键词“中共八大”的学术论文共有1300余篇。从这些文章的类别来看，其中绝大多数是学术期刊论文，很少一部分是会议论文和报纸文章，硕博士学位论文几乎是处于空场状态。其次，笔者借助读秀数据库检索，书名中含有主题词“中共八大”的专著共有4本，包括王双梅、谭利平主编的《刘少奇与中共八大》、程波的《中共“八大”决策内幕 》、杨胜群、陈晋主编的《五十年的回望—中共八大纪实》以及石仲泉主编的《中共八大史》。除去这4本研究中共八大的专门性论著，另外还有一些学术会议论文集，这主要包括胡文澜主编的《中共八大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 》和张启华主编的《纪念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论十大关系〉发表、中共八大召开四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由上可见，近二十年来学界对中共八大的研究已取得了可喜成果。通过梳理这些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论者们对中共八大的研究高度聚焦于以下五个方面：
一、中共八大能制定正确路线的原因
我们知道，中共八大之所以是党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会，就是因为它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指明了我国此后发展的新航向。那么中共八大为什么能够制定正确路线呢？也就是中共八大能够制定正确路线的原因是什么呢？很多学者针对此诘问不断进行探寻答案。有学者把中共八大召开的1956年置于党史中去考察，认为中共八大之所以能成功召开并制定正确的路线，是缘于国际国内方面均出现了有利条件。在国际方面，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充分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更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强有力的震撼，这极大地触发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对发展路线的深刻思考，从而为中共八大制定正确的路线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在国内方面，中共八大召开之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承此基础，毛泽东还完成了《论十大关系》这部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典力作。而这都为中共八大制定正确的路线提供了科学依据。另外，该学者还立足党内作风的视角指出，领导集体的谦虚谨慎以及党内的民主气氛也为中共八大制定正确的路线创设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和重要的思想保证。
二、中共八大的历史贡献
（一）中共八大与执政党建设
在党的历史上，中共八大第一次提出了执政党建设概念，特别是近些年随着党对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重视，中共八大与执政党建设研究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学者们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中共八大与执政党建设的内在联系。
1.思想建设方面。孙金根认为，中共八大党章中特别指出了实事求是的重要作用。实事求是不仅是党的思想路线，同时也是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基础。所以，促进执政党建设，就要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的中共八大路线，具体要做到：“第一，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努力提高党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第二，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第三，切实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可以说，思想建设为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加强自身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2.作风建设。陈答才认为无论是从会议的筹备、进行来看，还是从会议的选举来看，中共八大都体现了浓厚的民主会风。中共八大这种蕴涵民主因子的会风会有助于促进执政党建设。李捷认为中共八大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正确处理领袖和集体、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和对党员的条件作了更为严格的规定，并特别提出了反对党员中的“特权”思想的问题。另外，还有学者指出要贯彻和落实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和反对官僚主义，这是中共八大提出的执政党建设的群众基础。总之，作风建设可以增进党内民主气氛，促进与民主党派的合作，有利于加强执政党建设。
3.制度建设。制度建设是中共八大关于执政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学者们对此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释。中共八大党章曾做过明确的阐述：“民主集中制，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孙金根由此认为民主集中制是中共八大所提出的执政党建设的制度保证，同时这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所以，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就要着力去解决关于民主集中制的三个方面的基本问题：“第一，关于民主集中制中的上下级关系问题；第二，关于各级党组织中的集体领导问题；第三，关于反对个人崇拜问题。”针对中共八大前后出现的个人崇拜现象，李捷认为这是涉及领袖和集体、个人和群众的重大关系问题。为此，需要通过建立一定的制度机制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从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另外，李捷还指出中共八大一方面对中共中央领导体制做出了必要的调整，这有利于党和国家的安全；另一方面，中共八大主张实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常任制和定期召开代表会议等举措，这有利于发展党内的民主生活。上述这些体现发展党内民主生活、扩大党内民主基础的制度安排，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此外，亦有学者立足中共八大探索的局限性对中共八大在执政党建设过程中的有益启示加以确证。正如张国宏和汪博武认为，对中共八大的探索只是刚刚起步，执政党思维还没有完全确立，执政意识还没有十分明确；对执政党与政府的关系、执政党内部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和阐述还不是很充分。但毋庸置疑，这种无法克服的时代局限，更加有力地彰显了中共八大思想弥足珍贵。要而言之，中共八大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二）中共八大与民主法制建设
除去执政党建设方面，中共八大对于民主法制建设亦具有重要贡献。我们知道，当时历史境遇下的中国共产党以苏联破坏民主法制的惨痛教训为戒鉴，加之结合中国的实际境况，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简而言之，就是中共八大使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明确和统一的认识。
王会军认为，中共八大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探索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第一，中共八大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把健全法制作为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紧迫任务；第二，中共八大在深刻分析不重视、不遵守法制现象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的基础上，系统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依法办事思想；第三，中共八大在总结人民民主法制历史经验和批判忽视法制现象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党对人民民主法制工作的领导；第四，中共八大借鉴苏联经验教训，提出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权力监督和制约的主张。”此外，曹普还认为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特别强调了民主监督对于克服官僚主义的重要意义，他具体提出要从四个方面加强对“国家工作”的全方位监督： “一是加强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 二是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对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 三是加强各级政府机关的由上而下的监督和由下而上的监督；四是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另外，他还特别提及了民主党派的监督对于营造民主生活氛围具有重要作用。综上所言，这些思想均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这表征着共产党人法治意识的逐渐萌发。
三、领导人对中共八大的贡献
中共八大的圆满召开，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探索密切关联。立足现实回望那段历史，他们对中共八大的突出贡献关乎着此后党的前途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方向。为此，学界对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于中共八大贡献的研究也成为学术探讨的热点。学者们对此命题均各抒高见，形成百家争鸣之势，但代表性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毛泽东的贡献
有学者立足宏观整体过程的视角，指出毛泽东无论是在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文件的起草还是文件内容的形成等环节均发挥了重要作用。熊华源认为毛泽东对于中共八大的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毛泽东确立了中共八大会议主题和指导思想并主持制定了中共八大路线；其次，毛泽东领导和主持了中共八大主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包括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党章的修改报告以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再次，毛泽东对执政党的领导体制作了积极探索，充实和完善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储备了大批高级干部，提供了组织保障。也有学者从加强和改进中央领导体制的视角出发去审视毛泽东对中共八大的理论与实践贡献。此种观点以王钦双为典型代表，他指出毛泽东对于中共八大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加强和改进中央领导机构，即增设党的副主席和中央总书记，改革中央书记处；第二，提出建立科学中央的设想，这是党加强对科学技术工作领导的必然要求；第三，提出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这是加强执政党建设和发展党内民主的一项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第四，酝酿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概而言之，尽管论者们在概述毛泽东的历史贡献时视角殊异，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毛泽东对中共八大的重要贡献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这些贡献具有前瞻性的探索价值，对后续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邓小平的贡献
中共八大筹备期间，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是筹备中共八大的具体负责人。有学者对邓小平的贡献做了一个概括：其一，邓小平不仅承担了大量的大会组织工作，而且还同时参加了中共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其二，邓小平提出的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共八大讨论的主题具有积极作用；其三，他所认持的中共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以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的改革论断均是对中共八大路线这份丰厚历史遗产的直接继承。还有学者从大会筹备的视角审察邓小平的贡献：首先是具体负责中共八大的筹备组织工作，包括草拟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起草和审改会议的各种文件、组织中共八大代表的选举工作、审改与会代表发言稿等各项事务，这为大会的顺利召开做了充分准备；其次是主持修改党章和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提出在全国执政情况下加强党的建设的主要方针，从而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建设的理论基础； 再次是参加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讨论和修改工作，并明确提出会议报告要突出经济建设的重要地位，这对中共八大正确路线的制定发挥了积极作用。综上学者们所概述的邓小平为中共八大会议召开和运行所做的各项工作，足以确证和说明邓小平之于中共八大的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三）刘少奇的贡献
当前学界除了对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中的贡献进行重点探究外，也有一部分学者对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中的作用和贡献进行了考察。诸如丁俊萍从生产力的视角解读刘少奇对中共八大的贡献。她认为刘少奇对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道路有过思考，即中国将会走社会主义或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工业化道路。此外，她还认为刘少奇曾提出过关于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使之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思想，具体表现为：“第一，对农业生产关系方面存在的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第二，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分配关系问题给予了精辟论述；第三，对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见解。”这些关于经济发展的思想结晶对于中共八大正确路线的制定无疑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有学者立足中共八大对于执政党建设贡献的视角，指出刘少奇在执政党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方面具有突出的成就，这些成就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共八大在加强执政党建设中发挥作用产生重要影响。那么由此可观，刘少奇对于中共八大的重要贡献自然也就不言而喻。由上述可知，刘少奇在经济发展和执政党建设两个维度层面对中共八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中共八大未提“毛泽东思想”的原因
我们知道，中共七大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然而十一年后召开的中共八大，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就是在党章和文件中没有提及“毛泽东思想”。这种鲜明的变化对比引起了学界的密切关注。由此，学者们对此变化的缘由立足内外因的二重向度展开了争鸣探讨。
从外因看，论者们普遍认同中共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与苏联所持态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卢志强对这种联系的内在机理进行了剖析：首先是苏联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不感兴趣，拒绝承认这个提法；其次是中共出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根本利益的考虑，即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团结的需要而做出的一种低姿态。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对“毛泽东思想”的删改以此来衬显苏联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其三，中共选择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是在中苏论战全面爆发之后，这彰显的是中国的态度和原则，当然也从侧面映现了之前不提“毛泽东思想”与苏联所持的态度有着密切的关联。
从内因看，其一，论者们大都认为中共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不存在党内论争，是毛泽东的本人意愿，并由中央根据其意见集体做出的政治决定。也有论者的主张与这一观点大相径庭。沈志华认为在中共八大和有关文件中不提“毛泽东思想”，绝非毛泽东的主观愿望，乃是由客观形势所迫。其二，从中共内在的秉性层面看，夏淑清指出谦虚谨慎、力戒骄傲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作风，这种优良的传统是中共八大未提“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因。
从理论层面探讨中共八大未提“毛泽东思想”的原因有助于我们理解后来历史发展的极端趋向。由于中共八大未明确划分“毛泽东思想”是个人思想还是集体智慧，加之把“毛泽东思想”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没有认识到“毛泽东思想”还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这种认识误区导致对“毛泽东思想”理解的偏狭，将其教条化、庸俗化，并把崇拜真理与崇拜个人混同，导致尔后一系列错误方针的实施。
概而言之，中共八大在文字表述上虽未提及“毛泽东思想”，但实际上也充分体现和贯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毋庸置疑，不提“毛泽东思想”也丝毫没有影响其实际指导作用和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五、中共八大路线中断的原因
众所周知，中共八大所制定的路线无疑是正确的，可以说，这是我国当时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指南。但是我国此后的发展却没能循着这条正确路线轨道行进，究其缘由是由于中共八大路线的中断。那么中共八大路线中断的原因是什么呢？学界对此问题展开了热烈探讨。主要有“思想准备不足说”“阶级斗争和反右扩大化影响说”“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群众基础认识不清说”“上层领导没有达成共识说”以及“成员结构单一说”等代表性观点。下文笔者将对这些见仁见智的观点进行具体呈现。
首先是“思想准备不足说”。由于邓小平曾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及：“中共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中共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据此论断，有学者认同思想准备不足是当时中共八大路线中断的原因。持有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赵飞虎，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了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思想认识不足的两个层面：其一是全党对“过渡时期”认识不清。中共八大把“过渡时期”理解为从建国直到社会主义建成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其二是党对迅速到来的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准备不足。在急于求成的思想促使下，只是要求一味地加快建设速度。就是在这种思想准备不足的历史遭遇中，中共八大路线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改弦易辙了。
其次是“阶级斗争和反右扩大化影响说”。有学者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阶级斗争问题的错误分析和判断，为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错误的理论依据。结果酿致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阶级斗争连续不断并逐步升级，这严重地干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而阻断了中共八大所制定的正确发展路线。
再次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群众基础认识不清说”。沈慧认为，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却没有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中共八大正确路线中断的根本梗阻。张倩指出，中共八大路线是在历史突变的形势下仓促形成的，全党对这一正确路线缺乏深刻的认识是中共八大路线中断的重要因素。黎见春还提到，中共八大路线没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形成广泛的共识，亦即导致中共八大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缺乏深厚的社会群众基础是中共八大路线中断的重要原因。
复次是“上层领导没有达成共识说”。张倩认为，最高领导层对中共八大路线中的一些重要内容没有达成共识是中共八大路线中断的推动因素。虽然其中的有些方针政策毛泽东承认并表示赞同，但是在思想上的接受程度同中央其他领导人是有明显区别的，这也就为路线中断埋下了伏笔。
最后是“成员结构单一说”。就如黎见春所指出，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结构单一：“首先，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知识结构来看，知识分子和经济建设的专家级人才不多。其次，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阶级出身来看，绝大部分出身于农民阶级，来自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较少。最后，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职业构成和社会心理来看，他们大多是职业军人出身，而军人的特点是服从命令和权威。”如此单一的成员结构就导致中共八大路线在执行时会缺乏强有力的组织保障，这无疑会是影响中共八大路线中断的一方面原因。
综上所述可见，近二十年来学界不断对中共八大的研究给予关注，并取得了很大程度的进展。可以说，研究视角更加多元，研究范围更加广泛，研究问题也更加深入。但是在某些层面上，这项研究还存在着一些需要改进和完善的问题。首先，学者们对中共八大的内容和后续影响研究多，而对召开的原因和前期铺垫关涉较少，未来学界应该在召开的原因和前期铺垫层面上加大着墨力度。其次，研究视野仍有待开拓。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大多是立足中共党史的视角，而鲜有论者从其他交叉学科，诸如社会学、政策学、政治学、生态学的角度去对中共八大展开研究，未来学界需要对这一方面的研究空间进行大力开掘。再次，近些年研究动力略显不足，很多论著都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机械性重复，而难觅新的洞见。未来学界应该进一步寻绎新鲜史料，找到新的切入点和突破点，进而加强对中共八大的创新性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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