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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发掘出1947、1948年北平《世界日报》上有关朱自清的几则珍贵史料，它们分别是讲演《“好”与“妙”》、《文学考证与批评》及佚文《谈个性》。这几则史料对研究朱自清去世前的文学创作与活动，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朱自清；佚文；讲演；史料研究
笔者在翻阅1947、1948年的北平《世界日报》时，发现几则与朱自清有关的史料，非常珍贵。这几则史料分别是：讲演《“好”与“妙”》，刊1947年11月17日《世界日报》“教育界”专栏；讲演《文学考证与批评》，刊1948年2月16日《世界日报》第3版“教育界”专栏；佚文《谈个性》，署名“佩弦”，刊1948年1月1日《世界日报》第6版《明珠》副刊。这几则史料对研究朱自清去世前的文学创作与活动，具有重要价值。
在北京大学讲《“好”与“妙”》
《世界日报》“教育界”1947年11月17日以《“好”与“妙”——朱自清昨在北大“文学讲座”讲演》为题，报道了朱自清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学术讲演：
“好”与“妙”
——朱自清昨在北大“文学讲座”讲演
（本市讯）北大文艺社主办“文学讲座”第一讲，由清华中文系主任朱自清于昨（十六）日下午二时，在北大北楼大礼堂讲“好与妙”。出席同学男女听众近四百人。朱氏首就“好”“妙”二字之意义详加分析，说“好”是“女”“子”二字组成，“女”是女子，“子”是古男子之美称，所以“好”是“配对”“匀称”的意思。至于“妙”子，源于老子的哲学观念，有点虚无缥缈的意思。如“微妙”的“妙”，神“妙”等词。朱并对“妙”字加以历史的分析。认为“妙”字都{1}一向被“雅人”欣赏，与一般小市民无份，“好”比“妙”要强一着，“好”在日常生活中被应用的成分要多，用起来也没有什么坏的意思。如“莫明其妙”、“妙不可言”的“妙”字，有点油腔滑调，发生了反作用。如俗语中的“好说”、“好玩”、“好话”、“好看”，都没有这种反作用。朱氏末了综括而言称：“好”是有规矩，有用，有益，而公道合乎现实，富有积极意义的字眼。“妙”含有微妙性和神秘性，结果弄得反而不妙了。朱氏讲演达一小时半始毕。又该讲座下周为清华中文系教授李广田讲演“作家与作品”。
关于这次讲演，朱自清《日记》1947年11月16日有记载：“到北大演讲。”{2}所谓“到北大演讲”，所指应该就是上述《世界日报》报道的这次演讲。《日记》的记载与《世界日报》的报道可互相佐证。两相比较，《日记》的记载过于简略，而《世界日报》对于朱自清这次学术讲演的记载则要详尽、具体得多，演讲的具体地点、时间及听众的对象、人数，都有明确记载，演讲内容也有详细说明。因此，《世界日报》的这则报道对于朱自清研究的史料价值是很高的。
《世界日报》记载还可补《朱自清年谱》之失。姜建、吴为公编《朱自清年谱》在1947年11月16日所记内容为：“访章廷谦、俞平伯等。赴北京大学听讲演。”{1}《年谱》所记“赴北京大学听讲演”与实际情况恰好相反。朱自清这天不是去北大听讲演，而是去作讲演。其实，《日记》在这天所记很清楚，为“到北大演讲”。《年谱》此处的错误明显出于疏忽大意，是不应该的。
朱自清这次学术讲演来自他此前刚刚完成的一篇文章《“好”与“妙”》。此文经郑振铎之手发表于《文艺复兴》的“中国文学研究号”（上）（1948年9月10日出版），署名“朱自清”。查朱自清《日记》，1947年9月27日有记：“下午开始写《好与妙》，进展颇难。”{2}此后9月29日、9月30日皆有“继续写《好与妙》”的记载。10月1日记载：“写文章。”10月2日记载：“继续写文章，进展迟缓。”10月3日记载：“继续写文章。”10月4日记载：“文章写完。”10月5日记载：“上午修改文章。”1947年10月份这几日所记的“文章”，指的就是《“好”与“妙”》。在修改《“好”与“妙”》这篇文章后相隔一天，即10月7日，《日记》记载：“开始写《论百读不厌》一文。”此后接连两天即8日、9日的日记中皆有“继续写文章”的记录。10月10日的记载为：“终日写文章至半夜十二时始告成，但不够满意。”写完此文后，10月14日又有“开始写《鲁迅先生的杂感》一文”的记载，10月22日有“开始写《论雅俗共赏》一文”的记载。10月23日又有“修改《“好”与“妙”》一文”的记录。这些记载说明，朱自清这段时间写文章非常勤奋，而这些文章中写作难度最大、写得最为艰苦、他最为重视的，当属《“好”与“妙”》一文。
从《日记》中所记载的“进展颇难”、“进展迟缓”等字句可看出，朱自清写作此文时遇到了一定困难，写作过程并不顺利。但朱自清本着做事一贯认真、执着的态度，经过七天艰苦写作，终于完成该文。文章写成后，他还作了两次非常认真的修改，一次是10月5日，一次是10月23日。这充分显示朱自清做学问的一丝不苟。这种认真态度，郑振铎的回忆可进一步证实。郑振铎悼念朱自清的《哭佩弦》曾提到《“好”与“妙”》：“我上半年为《文艺复兴》的‘中国文学研究’号向他要稿子，他寄了一篇《好与巧》③来；这是一篇结实而用力之作。但过了几天，他又来了一封快信，说，还要修改一下，要我把原稿寄回给他。我寄了回去。不久，修改的稿子来了，增加了不少有力的例证。他就是那末不肯马马糊糊的过下去的！”{4}郑振铎回忆与朱自清日记之间也可互相印证。依据朱自清日记，他对《“好”与“妙”》的修改有两次，一次是文章刚完成之后的第二天即1947年10月5日，一次是10月23日。郑振铎回忆中提到的“修改”，应该就是第二次即“10月23日”这次修改。
《“好”与“妙”》现收入《朱自清全集》第8卷，文后没有标明原始出处，只标明日期为“1948年9月10日”。这个日期明显不是朱自清本人标注的，也不可能是文章的写作日期，因为朱自清逝世于1948年8月12日。依据《朱自清日记》，这篇文章开始写于1947年9月，而非“1948年9月10日”。那么，“1948年9月10日”是怎么产生的呢？笔者查了文章发表的刊物《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上卷）的出版日期，发现《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上卷）的出版日期正是“1948年9月10日”。由此可见，“1948年9月10日”是《“好”与“妙”》的发表日期，而非写作日期。但是，依据惯例，一篇文章后所标注日期，一般为写作日期而非发表日期。《全集》编者在编辑《“好”与“妙”》这篇文章时，特意下了一番功夫，核查到这篇文章发表的原始报刊，把文章发表的日期作为写作日期标注在文后，而把发表于何家报刊却省略掉了。这种不必要的“添加”和不应该的“减少”，极大影响了文献的原始性与科学性。 《“好”与“妙”》分析“好”与“妙”两个词语在历史上意义的嬗变，以及它们之间含义的异同，从大处着眼而从小处入手，条分缕析，颇见功力，郑振铎评价其为一篇“结实而用力之作”，实非过誉。文章从论题选择、切入角度到运思论证，无不鲜明体现朱自清的治学兴趣、理念和风格。“好”与“妙”不但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评价词汇，也是中国传统文艺批评中经常出现的一对词语，朱自清对这两个常见的词语的词义演变和异同进行历史考察和仔细辨析，其目的并不仅仅止于语义学意义上的词义分析，而是为了从中窥见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审美规范和价值标准，是他为建立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而作的有益尝试和探索。朱自清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学中，由于各种原因，比起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发展更为艰难，“现在我们固然愿意有些人去试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但更愿意有许多人分头来搜集材料，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这个得认真的仔细的考辨，一个字不放松，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这是从小处入手。希望努力的结果可以阐明批评的价值，化除一般人的成见，并坚强它那新获得的地位”。{1}朱自清在评价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时再次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本书《绪言》中说到‘解释的方法’，有‘辨似’一项，就是分析词语的意义，在研究文学批评是极重要的。文学批评里的许多术语沿用日久，像滚雪球似的，意义越来越多。沿用的人有时取这个意义，有时取那个意义，或依照一般习惯，或依照行文方面，极其错综复杂。要明白这种词语的确切的意义，必须加以精密的分析才成。”{2}朱自清上述两段话，揭示出其治学理念和研究方法，即先从小处入手，以清代朴学家的态度，对批评术语进行考古学式的意义考证和辨析。此种学术理念和方法的最集中实践，就体现在《诗言志辨》一书，该书1947年8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书中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范畴诸如“诗言志”、“思无邪”、“温柔敦厚”、“赋”、“比”、“兴”等，作了仔仔细细的历史追溯和意义辨析。其他学术文章，朱自清也贯彻这种学术理念和方法，如《〈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对“事”、“义”两字含义的辨析；③《论逼真与如画——关于传统的对于自然和艺术的态度的一个考察》对“逼真”与“如画”两个概念在历史中的演变和两词含义的异同辨析。{4}在一些论及时事的散文中，朱自清也很喜欢对一些词语的意义进行辨析，如《论书生的酸气》对“寒”、“酸”意义差异的辨析。{5}
对典型术语概念进行知识考古学的追本溯源与意义辨析，这种研究理念和学术理路，不仅仅为朱自清一人所持有，而且也不仅仅限于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个学科。与朱自清同时的郭绍虞致力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在此方面所获成绩比朱自清更大，其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理路，与朱自清有颇为一致之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1934年出版，朱自清对该书给予很高评价：“郭君还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分析意义，他的书的成功，至少有一半是在这里。例如‘文学’、‘神’、‘气’、‘文笔’、‘道’、‘贯道’、‘载道’这些个重要术语，最是缠夹不清；书中都按着它们在各个时代或各家学说里的关系，仔细辨析它们的意义。懂得这些个术语的意义，才懂得一时代或一家的学说。”⑥对概念、术语的意义界定与分析，属于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因此，它具有一种普适性，适用于任何学科门类。文学研究之外，其他学科如哲学研究，也同样需要这种方法。冯友兰1940年出版的哲学著作《新世训》就以对此种方法的娴熟运用而取得朱自清的肯定与赞赏：“本书的特长在分析意义；这是本书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全书从《绪论》起，差不多随时在分析一些名词的意义，这样，立论便切实不宽泛，不致教人起无所捉摸之感。”“这种多义或歧义的词，用得太久太熟，囫囵看过，总是含混模糊，宽泛而不得要领。……这样是不会确切的，也不能起信。所以非得作一番分析的工夫，不能有严谨的立论。这需要多读书，多见事，有理解力，有逻辑和语文的训练，四样儿缺一不可。”{1}
讲演《文学考证与批评》
1948年2月16日《世界日报》第3版“教育界”专栏以《文学考证与批评——朱自清昨在师范学院讲》为题，详细报道了朱自清1948年2月15日在北平师范学院的一次学术讲演。这篇报道对了解朱自清这次讲演活动具有重要价值，故将其整理如下：
文学考证与批评
——朱自清昨在师范学院讲
【本报讯】师院学生自治会学艺部主办的寒假学术讲演第三讲，昨天下午两点半在大礼堂举行，由清华国文系主任朱自清讲“文学考证与批评”。内容如下：
一般青年人常常问怎样学习文学？可见得大家都愿意知道。但是这要看学习的人希望学多少。照普通的情形，大概只要知道现代的作家，作品，这只是爱好文学，这些人本身职业不是从事文学，而是业余的性质。另外一种学习文学的是专业性的，如大学里国文系的学生，今天在座的，以第一种人比较多，所以愿意从这方面来说。
学习文学旧的传统和新的方法不一样。从前人学习文学有两个办法：（一）“念”——就是诵读。旧文学主要是诗，有一句俗语是：“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事实上熟读几十首也就够了。其次是文。古文也是要读得烂熟，五四时代，革文言的命，认为念古文时摇头摆尾，样子很难看，白话文念起来不能摇头摆尾，要摇也摇不上，摆也摆不起来。诵读于是蜕变成朗诵。（二）解释——旧文学属于四库全书里的“集”部，集部很少考证，因为认为价值不如经，史，子。现代的人不喜欢旧文学，一方面是因为生活的距离太远，一方面是语言问题。旧文学的解释也是用文言，所以一般人没法看懂。但是古希腊、罗马的文学翻译成白话，看的人倒很多，可见语言问题很重要，不完全是由于生活的隔离。要想改变，就要用白话来解释古文学，或是索性翻译出来。
学习文学的新的办法：这就说到了考证。五四运动以后，整理国故，考证的范围很广泛，尤其小说方面，例如《水浒》、《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等都有人考证。胡适曾经以经学的办法来考证小说，用历史学的方法来分析一篇小说的背景，版本，和语言，这办法是受西洋的影响。文学的地位大大地被提高了，不但古文学要考证，对现代文学也要考证，例如鲁迅的一篇文章也发生考证问题，这表示把文学作为一种学问来研究。如果要深一步的研究，不但应该注意考证，进一步要加以解释。就文学以外的范围举例，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研究先秦思想的发展，提出新的方法，这是批评性的解释。文学也应该如此。许多人研究杜甫，因为杜甫的时代虽然远，但是情景和现在相近，他的精神仍然是现代所需要的，所以解释以外应该有批评，只有考据是干燥无味的。下面谈到写作与批评问题。 过去，作者的地位很重要，向来不注重批评，学习创作，在起先是模仿，因为模仿是必经的阶段（不论自觉或不自觉），从前人不说创作，而说“变”。在西洋有专门批评家，一般以为批评家不重要，这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尝过甘苦，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难道说只有厨子才有资格辨别味美不美吗？过去认为只有作者有资格批评人，五四以来，创作和批评分开，这能帮助创作和批评的发展，由专家来指导创作。作者的地位与批评家的地位一样，在过去，作家是兼批评家的，多半做一些选本，批本的工作而已，作用在于解释作品。但是批评流于八股式，而且文学理论也没有成篇的，因此批评家的地位非常低。最近在美国选教授时，要能创作的，我国在五四以后，也改变了。例如鲁迅，胡适，都是作家而兼教授的。现在西洋认为写作和批评的关系很密切，要能创作的人教文学，是因为能使文学和生活相联系。以前特别注重考证，没有意义。总之，文学应该和生活接近，文学研究也应该和生活接近，不要钻牛角尖。
学文学要能比较，首先要比较中外，因为现在天下一家，所以读外国语很重要。本国文学，非汉族的也要知道，如果不会外国语，可以看翻译，多看外国文学作品可以帮助写作，了解，欣赏。五四初期，翻译的技术很差，过于欧化。多看外国文学作品，可以使我们眼光扩大，对批评本国文学作品时也有用，有时甚至于在考证中国文学的时候，也得要找外国材料。其次要比较古今，老先生反对白话，青年人走另一个极端，认为线装书应该丢在茅坑里。当然，时代的潮流是无法抵抗的，但古书也不必丢在茅坑里，如果能够有白话的注明和翻译就行。文言对写作白话文是毫无关系的，就如《水浒传》里的白话文，也不是现代的白话文，有许多名词现在不用了，但是纯按自己说话写起来，有时会错，所以要体会白话文的文艺性。
最后，研究文学需要通才，现在的文学，要从历史，哲学，以及社会科学各方面来了解，尤其是社会科学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纯就社会科学来分析，失之偏颇，也应该注重心理学一方面。从两方面来从事批评，是一种新的态度。
由报道可知，朱自清这次讲演是北平师范学院学生自治会学艺部主办的寒假学术讲演的一部分，讲演具体时间为1948年2月15下午两点半，地点为师院大礼堂。关于这次讲演，朱自清在其日记“1948年2月15日”这天所记非常简单：“到陈通伯、郭修仁家贺年，皆未遇。逛厂甸。演讲。”{1}对于当天讲演的具体时间、地点、组织者皆没有任何记录。而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对该日朱自清的活动则没有任何记载。《世界日报》的这则报道，不但交代了这次讲演的组织者及讲演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而且还详细记录了这次讲演的具体内容，对我们了解朱自清这次讲演活动，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世界日报》对朱自清这次讲演的报道虽然比较简短，但其中涉及的诸多问题，诸如古典文学诵读与解释，新文学的考证与解释、批评，文学的比较研究，文学研究者的知识储备等，都是朱自清此前一直关注的问题，所以，这次讲演对研究朱自清的学术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朱自清这次讲演的题目虽为《文学考证与批评》，但从其讲演内容可以看出，他这次讲演并非完全围绕“文学考证与批评”而展开，他论述的对象其实是中国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的两种不同方式或传统，以及这两种传统之间的关系。朱自清认为中国文学教育和研究已经形成两个传统，一是旧传统，一是五四之后形成的新传统。旧传统有两个，一为诵读，一为解释。新的传统也有两个，一为考证，一为批评或批评性的解释。把“诵读”看作是中国文学教育的一个古老传统，充分说明朱自清对于“诵读教学”的高度重视。朱自清在多篇文章中反复阐述过这个观点，如《诵读教学》、《诵读教学与“文学的国语”》、《论诵读》、《论百读不厌》、《论朗读》。他认为学习文言乃至欣赏文言，吟唱固然有益，但是诵读也许帮助更大。{2}诵读虽然是中国文学教育的“旧传统”，但朱自清认为这个“旧传统”同样也可为新文学所继承，要加速“文学的国语”成长，使白话文念起来上口，同样也要通过“诵读教学”这个步骤。③但白话文的诵读已经蜕变为“朗诵”。这是因为“白话文念起来不能摇头摆尾，要摇也摇不上，摆也摆不起来”。“解释”为文学教育的另一传统，按照朱自清的理解，古代文学或经典的“解释”方式是以文言来解释文言。朱自清认为，为了使传统的文言文学能继续活在现代，对于文言文学的解释方式必须发生改变，“要用白话来解释古文学，或是索性翻译出来”。
考证为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的新传统。考证其实是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并不新，朱自清认为它是一个新传统，其“新”主要体现在考证对象的扩充和变化，由传统的“经、史、子”扩充至“集”。在文学方面，不但古文学需要用考证的方法来研究，新文学也需要用考证的方法来研究。受西方文学观念影响，朱自清在认识到旧文学（古典文学）是一门学问的同时，也认识到新文学（现代文学）同样是一门学问，应该用经学的考证方法来对其进行研究。这种观念在当时很超前。正是出于这种超前的认识，朱自清才最早把新文学引入大学课堂并系统进行研究，《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在他手里产生不是偶然的。在当下的现代文学研究中，考证的方法已经成为一基本方法，甚至可以说现代文学研究中隐隐存在着一个热衷考证、以考证见其学术风格、志趣和优长的“考证学派”。考证不但作为一种方法，还作为一种学术风格和学术思潮，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发展延续着。在考察现代文学研究的考证方法和考证学派的渊源流变时，一定不能忘了朱自清的首倡之功。
考证虽然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但只有考证还是远远不够的。考证解决的只是历史学层面的“真实”或“事实”问题，是“是什么”。至于“为什么”的问题，考证是解决不了的。这就需要“批评”来加以解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自清认为批评构成了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的新传统。什么是“批评”呢？朱自清认为批评是“解释”，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解释，而是“批评性的解释”。作为批评性解释的一个范例，他提出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但这次讲演对这部著作的评价非常简短：“就文学以外的范围举例，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研究先秦思想的发展，提出新的方法，这是批评性的解释。文学也应该如此。”从这段话中，我们还是难以明白朱自清所谓的“批评”到底指的是什么。好在朱自清就《十批判书》写过一篇书评，题为《现代人眼中的古代——介绍郭沫若著〈十批判书〉》。{1}这篇书评的写作与此次讲演的时间相距不远，代表朱自清这一时期对于“批评”问题的持续关注与思考，可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朱自清“批评”一词的意旨所在。由这篇书评可知，朱自清所谓的“批评”包含“解释”和“评价”两个意思，它们构成“批评”的两个步骤。首先是对于研究对象的“客观的解释”，然后是建立在此解释基础之上的“评价”。“客观的解释”是第一步的基础工作。什么是“客观的解释”呢？朱自清以冯友兰提出的“释古”的研究态度为例。“释古”即“客观的解释古代”，而非传统学术研究中的“尊古”、“信古”和近代以来的一味“疑古”。朱自清肯定了“释古”的研究态度：“对古代文化的客观态度，也就是要设身处地理解古人的立场，体会古人的生活态度。盲信古代是将自己一代的愿望投影在古代，这是传统的立场。猜疑古代是将自己一代的经验投影在古代，这倒是现代的立场。但是这两者都不免强古人就我，将自己的生活态度，当作古人的生活态度，都不免主观的偏见。客观的解释古代，的确是进了一步。理解了古代的生活态度，这才能亲切的做那批判的工作”。{2}冯友兰的“释古”及朱自清对“释古”的提倡，与陈寅恪的学术观念之间存在非常一致的地方。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陈寅恪对于研究中国哲学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1}陈寅恪所谓的“了解之同情”与“真了解”，与朱自清、冯友兰所说的“客观的解释”其实是一个意思。非常有意思的是，陈寅恪在上述这段话中，也提到对于古人学说，只有在“了解之同情”与“真了解”的基础上，才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这与朱自清所说的“批评”包含两个步骤即“客观的解释”与“评价”是完全一致的。 关于“批评”的看法，朱自清与陈寅恪在其他方面也有相当一致之处。朱自清所谓的“客观的解释”与“评价”，还包含有另一层意思，即研究者在研究批评古代学说的时候，不可“以今释古”或“以西释中”，用今人的或西方的理论标准来一味规范、评价、硬套古人的、中国的学说，这层意思在《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一文中有较为透彻的表达。朱自清在肯定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的理论贡献的同时，也指出该书存在一些问题：“现在学术界的趋势，往往以西方观念（如‘文学批评’）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姑无论将来是好是坏，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但进一步，直用西方的分类来安插中国材料，却很审慎。”{2}接着他举书中用西方“纯文学”、“杂文学”的文学二分法来分析评价中国传统的各类文体，认为这种分类法并不适合中国传统文体发展的实际，“书中明说各时代文学观念不同，最好各还其本来面目，才能得着亲切的了解；以纯文学、杂文学的观念介乎其间，反多一番纠葛”。③另外他又批评书中对于魏晋南北朝文学观念的肯定是“以我们自己的标准，衡量古人，似乎不大公道。各时代的环境决定各时代的正确标准，我们也是各还其本来面目的好”。{4}当然，朱自清并非完全否定现代理论与西方学说对于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烛照”作用，问题在于在运用西方或现代理论研究中国问题时，要处理好中西与古今之间的平衡问题。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一文在评价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时，就西方“文学批评”与中国传统“诗文评”二者关系的处理问题，发表了非常精彩的见解：“‘文学批评’原是外来的意念，我们的诗文评虽与文学批评相当，却有它自己的发展，上文已经提及。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就难在将这两样比较得恰到好处，教我们能以靠了文学批评这把明镜，照清楚诗文评的面目。诗文评里有一部分与文学批评无干，得清算出去；这是将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是第一步。还得将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按这方向走，才能将我们的材料跟那外来意念打成一片，才能处处抓住要领；抓住要领以后，才值得详细探索起去。”{5}在另一篇文章中，朱自清认为要研究中国的文学批评，应该“借镜于西方”，但同时“只不要忘记自己本来面目”。⑥其意思与《诗文评的发展》大致相同。
朱自清所谓的“将中国还给中国”、“将时代还给时代”，与陈寅恪对学术研究中“穿凿附会之恶习”的批评之间，也存在若合符契、相互呼应之处。陈寅恪认为研究者对于古人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但稍微处理不当，就会流于穿凿附会，以今人学说来规范古人观点：“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失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1}他批评《马氏文通》将印欧语系中属于某种语言之特性者，“亦同视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按条逐句，一一施诸不同系之汉文，有不合者，即指为不通。呜呼！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2}陈寅恪所批评的“穿凿附会”是“以今释古”，他所批评的“不通”是“以西释中”，与朱自清的观点完全一致。
朱自清虽提倡“客观的解释”，但他特意强调所谓的“客观”并非就是排除研究者本人的“立场”。就朱自清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来看，他所说的“立场”大致包括“现代人的立场”和“人民的立场”两方面。“现代人的立场”与“客观的解释”相关，而“人民的立场”则与“评价”有关。
什么是现代人的立场？他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分期为例：“即如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的分期，就根据了种种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而不像从前的学者只是就哲学谈哲学，就文化谈文化。这就是现代人的一种立场。现代知识的发展，让我们知道文化是和政治经济社会分不开的，若将文化孤立起来讨论，那就不能认清它的面目。”③可见，朱自清所说的“现代人的立场”主要是就现代人所拥有的知识结构、理论水准与认识水平而言的。具体而言，这种现代人的立场指的是在研究文化、哲学及其他知识时，能拥有一种综合系统的观念，不是孤立地研究，而是把文化、哲学放在整体的社会结构内，在文化、哲学与政治经济社会的综合互动关系中来把握。当然，文学研究同样也应采用这种立场。在此次讲演中朱自清强调“研究文学需要通才”，不但需要历史、哲学以及社会科学各方面知识的储备，还需要了解心理学知识，只有对于社会科学与心理学知识多方面储备与了解，才能进行文学研究。这种观点就是建立在他所说的“现代人立场”的基础上。
采用现代人的立场是为了更深入解释研究对象。那么，在弄清楚研究对象之后，怎么对于研究对象进行评价呢？朱自清提出了“人民的立场”：“但是只求认清文化的面目，而不去估量它的社会作用，只以解释为满足，而不去批判它对人民的价值，这还只是知识阶级的立场，不是人民的立场。”{4}“现代人的立场”着眼于“客观的解释”，彻底深入弄清楚研究对象的内部结构，属于纯粹的知识探求层面的问题；而“人民的立场”着眼于“评价”，即以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来评价研究对象，属于价值层面的问题。对于“人民的立场”的宣扬，说明朱自清在其后期已经形成了人民本位的思想，这从他对郭沫若《十批判书》人民本位思想的肯定可得到说明。
明白了朱自清所谓的“批评”是什么意思，那么，作为新传统的“考证”与“批评”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朱自清那里又是怎样的呢？这一点也可结合朱自清的此次讲演和其他文章来加以探究。在讲演中朱自清指出：“如果要深一步的研究，不但应该注意考证，进一步要加以解释。……所以解释以外应该有批评，只有考据是干燥无味的。”这说明朱自清认为考证是文学研究第一步的工作，是基础性的，但只有考证还是很不够的，是“干燥无味”的，为了更进一步研究，加大研究的深度与趣味，还需要“批评”。因此，朱自清提倡“考证”与“批评”二者的融合。他赞赏闻一多的《唐诗杂论》为精彩逼人之作，“这些不但将欣赏和考据融化得恰到好处，并且创造了一种诗样精粹的风格，读起来句句耐人寻味”。{5}由于认为“批评”比起“考证”是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朱自清相对更为重视“批评”。与对考证“干燥无味”的评价不同，朱自清认为“批评”可打通古代与现代的距离，使古代在现代人眼中显得亲切可爱。与“考证”相比，朱自清更注重“批评”的实践，并把这种主张贯彻于自身的文学研究和刊物编辑方针中。1946年10月，朱自清为北平《新生报》主编名为《语言与文学》的副刊，在该刊发刊词中他提倡在该刊中实践“忽略精细的考证而着重解释与批评”，其着眼点就在于他认为解释与批评“可以使我们对古代感到亲切些”。{1}在该刊所刊登的讨论古代的学术文章中他“打算着重语言和文学在整个文化里的作用，在时代生活里的作用，而使古代跟现代活泼的连续起来，不那么远迢迢的，冷冰冰的。这是闻一多先生近年治学的态度，我们觉得值得发扬”。{2}所谓“着重语言和文学在整个文化里的作用，在时代生活里的作用”，结合朱自清一贯的思想主张，可明白他这里指的同样是要注重对于“语言和文学”的深入解释与批评，而非单纯的精细考证。 佚文《谈个性》
《谈个性》一文不见于《朱自清全集》及姜建、吴为公编《朱自清年谱》，可确定是一篇佚文。文不长，整理如下：
谈个性
佩弦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个性，所谓“个性”，就是这个人的性格。而且，只要是人，不问他是贫富贵贱，也不问他是男女老少，都有他的个性。所以，若真的给个性下个定义，也可以说个性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么，也就可以说是一个人的行为，言语，思想，嗜好……等等抽象的总和。这些抽象的总和，便等于一个大的抽象的个性。
个性到底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不能叫人把握得住。不过，个性的生成是基于一个人的主观，而世界上人与人的主观却又不尽相同，所以有的个性刚毅，有的个性软弱，有的说话作事讲究痛痛快快，又有的人却扭扭捏捏。不管这些个性是好是坏，只要所表现的是一种真实的，亦即是不带掺假的，好的当然好，坏的也是好。因为，为人做事，第一要义就在一个“真”字。“真”了才能让人同情。不过在社会上有不少人，他所表现的有时刚有时柔，有时真有时假，结果叫认识他的人闹得莫明其妙，含含糊糊。像这种说方不方，说圆不圆，连点准稿子都没有的个性，真叫人遇见他有点提心吊胆，防不胜防。
又有一些人，说起话来，作起文章来，那真够叫有味儿，一派正人君子作风，可是做起事来，就露了马脚，听他的说话，看他的文章，也许就以为这个人的个性是刚直的，观察他的行为，却不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这种伪装的个性，其妙处便在于叫人捉摸不着，可是一旦泄露，就可以名之曰“人格破产”。我们希望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伪装，而是明显的凸出来，刚的就是刚的，柔的就是柔的，准斤十六两，一分一毫都不差一些，这样不但叫人容易认识，也容易叫人发生同情和好感。这种不涂彩的个性，了解也容易，朋友也能交得多，而且能够永久。就是做起学问来，也会是地地道道，不带花样。
所以，社会上宁可多要一些凸出的个性的人，也不要那伪装的个性的人。如果每个人的个性都能凸出，不涂色彩，世界上一切坏事，凡藏在黑暗之幕里的那些虚伪，诈欺和罪恶的伎俩，都会无形中绝了迹。别人大谈消灭战争，高呼和平，我却要来提倡个性的凸出！
《谈个性》一文为朱自清所作，有如下理由。首先，该文署名“佩弦”，这是朱自清的字，也是他发表文章时经常用的一个名字。现代作家中，只有朱自清一人使用“佩弦”这个笔名。因此，由此笔名，便可断定这篇文章出自朱自清之手。其次，1948年朱自清在清华大学任教，而《世界日报》是当时北平一份颇有影响力的报纸，该报的“教育界”版面以跟踪报道北平教育界的新闻事件而著称，特别是北大、清华、燕京等著名大学的新闻，朱自清本人也被多次报道过。该报另一品牌副刊《明珠》，与朱自清也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该文发表于1948年，而12年前即1936年，周作人与清华大学的学生林庚等人编辑《世界日报》的副刊《明珠》时，朱自清就在1936年11月20日《明珠》副刊第51期，发表了《王安石明妃曲》一文，署名同样是“佩弦”。12年后，朱自清又一次使用“佩弦”的名字在这个报纸上发表文章，而且同样发表于该报的品牌副刊《明珠》上。只不过，这时的《明珠》已今非昔比，版面空间不断压缩，只占豆腐块那么一小点地方，且时出时停，每期所发文章不但过于简短，数量也很有限，刊物的影响力也就越来越小。而在1948年1月1日元旦这一重要日子，编辑可能想选择这一天重振《明珠》雄风，《明珠》的版面被突然扩大，文章数量也增加到了六篇之多，其中就包括朱自清这篇文章。可惜的是，《明珠》的重光也仅仅这么一天，第二天一切又仍复其旧，不久就停刊了。其三，这篇文章所谈话题与观点，与朱自清此前所写文章也有一定关联。朱自清40年代曾写过一系列谈人论事的说理性散文，这些散文后被他命名为《人生的一角》，收入《语文影及其他》一书中。《人生的一角》是朱自清列入计划而未完成的一部散文集，40年代后期，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所写的《论吃饭》（1947年）、《论气节》（1947年）等文，应该就是“人生的一角”系列的一个延续。《谈个性》一文，提倡个性的“真”，痛斥虚伪和矫饰，认为“如果每个人的个性都能凸出，不涂色彩，世界上一切坏事，凡藏在黑暗之幕里的那些虚伪，诈欺和罪恶的伎俩，都会无形中绝了迹”。文章写作时正值中国内战，别人著文大谈消灭战争，而作者却提出个性的真伪问题，应该是针对现实的丑恶现象而发的。
【责任编辑 穆海亮】
关键词：朱自清；佚文；讲演；史料研究
笔者在翻阅1947、1948年的北平《世界日报》时，发现几则与朱自清有关的史料，非常珍贵。这几则史料分别是：讲演《“好”与“妙”》，刊1947年11月17日《世界日报》“教育界”专栏；讲演《文学考证与批评》，刊1948年2月16日《世界日报》第3版“教育界”专栏；佚文《谈个性》，署名“佩弦”，刊1948年1月1日《世界日报》第6版《明珠》副刊。这几则史料对研究朱自清去世前的文学创作与活动，具有重要价值。
在北京大学讲《“好”与“妙”》
《世界日报》“教育界”1947年11月17日以《“好”与“妙”——朱自清昨在北大“文学讲座”讲演》为题，报道了朱自清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学术讲演：
“好”与“妙”
——朱自清昨在北大“文学讲座”讲演
（本市讯）北大文艺社主办“文学讲座”第一讲，由清华中文系主任朱自清于昨（十六）日下午二时，在北大北楼大礼堂讲“好与妙”。出席同学男女听众近四百人。朱氏首就“好”“妙”二字之意义详加分析，说“好”是“女”“子”二字组成，“女”是女子，“子”是古男子之美称，所以“好”是“配对”“匀称”的意思。至于“妙”子，源于老子的哲学观念，有点虚无缥缈的意思。如“微妙”的“妙”，神“妙”等词。朱并对“妙”字加以历史的分析。认为“妙”字都{1}一向被“雅人”欣赏，与一般小市民无份，“好”比“妙”要强一着，“好”在日常生活中被应用的成分要多，用起来也没有什么坏的意思。如“莫明其妙”、“妙不可言”的“妙”字，有点油腔滑调，发生了反作用。如俗语中的“好说”、“好玩”、“好话”、“好看”，都没有这种反作用。朱氏末了综括而言称：“好”是有规矩，有用，有益，而公道合乎现实，富有积极意义的字眼。“妙”含有微妙性和神秘性，结果弄得反而不妙了。朱氏讲演达一小时半始毕。又该讲座下周为清华中文系教授李广田讲演“作家与作品”。
关于这次讲演，朱自清《日记》1947年11月16日有记载：“到北大演讲。”{2}所谓“到北大演讲”，所指应该就是上述《世界日报》报道的这次演讲。《日记》的记载与《世界日报》的报道可互相佐证。两相比较，《日记》的记载过于简略，而《世界日报》对于朱自清这次学术讲演的记载则要详尽、具体得多，演讲的具体地点、时间及听众的对象、人数，都有明确记载，演讲内容也有详细说明。因此，《世界日报》的这则报道对于朱自清研究的史料价值是很高的。
《世界日报》记载还可补《朱自清年谱》之失。姜建、吴为公编《朱自清年谱》在1947年11月16日所记内容为：“访章廷谦、俞平伯等。赴北京大学听讲演。”{1}《年谱》所记“赴北京大学听讲演”与实际情况恰好相反。朱自清这天不是去北大听讲演，而是去作讲演。其实，《日记》在这天所记很清楚，为“到北大演讲”。《年谱》此处的错误明显出于疏忽大意，是不应该的。
朱自清这次学术讲演来自他此前刚刚完成的一篇文章《“好”与“妙”》。此文经郑振铎之手发表于《文艺复兴》的“中国文学研究号”（上）（1948年9月10日出版），署名“朱自清”。查朱自清《日记》，1947年9月27日有记：“下午开始写《好与妙》，进展颇难。”{2}此后9月29日、9月30日皆有“继续写《好与妙》”的记载。10月1日记载：“写文章。”10月2日记载：“继续写文章，进展迟缓。”10月3日记载：“继续写文章。”10月4日记载：“文章写完。”10月5日记载：“上午修改文章。”1947年10月份这几日所记的“文章”，指的就是《“好”与“妙”》。在修改《“好”与“妙”》这篇文章后相隔一天，即10月7日，《日记》记载：“开始写《论百读不厌》一文。”此后接连两天即8日、9日的日记中皆有“继续写文章”的记录。10月10日的记载为：“终日写文章至半夜十二时始告成，但不够满意。”写完此文后，10月14日又有“开始写《鲁迅先生的杂感》一文”的记载，10月22日有“开始写《论雅俗共赏》一文”的记载。10月23日又有“修改《“好”与“妙”》一文”的记录。这些记载说明，朱自清这段时间写文章非常勤奋，而这些文章中写作难度最大、写得最为艰苦、他最为重视的，当属《“好”与“妙”》一文。
从《日记》中所记载的“进展颇难”、“进展迟缓”等字句可看出，朱自清写作此文时遇到了一定困难，写作过程并不顺利。但朱自清本着做事一贯认真、执着的态度，经过七天艰苦写作，终于完成该文。文章写成后，他还作了两次非常认真的修改，一次是10月5日，一次是10月23日。这充分显示朱自清做学问的一丝不苟。这种认真态度，郑振铎的回忆可进一步证实。郑振铎悼念朱自清的《哭佩弦》曾提到《“好”与“妙”》：“我上半年为《文艺复兴》的‘中国文学研究’号向他要稿子，他寄了一篇《好与巧》③来；这是一篇结实而用力之作。但过了几天，他又来了一封快信，说，还要修改一下，要我把原稿寄回给他。我寄了回去。不久，修改的稿子来了，增加了不少有力的例证。他就是那末不肯马马糊糊的过下去的！”{4}郑振铎回忆与朱自清日记之间也可互相印证。依据朱自清日记，他对《“好”与“妙”》的修改有两次，一次是文章刚完成之后的第二天即1947年10月5日，一次是10月23日。郑振铎回忆中提到的“修改”，应该就是第二次即“10月23日”这次修改。
《“好”与“妙”》现收入《朱自清全集》第8卷，文后没有标明原始出处，只标明日期为“1948年9月10日”。这个日期明显不是朱自清本人标注的，也不可能是文章的写作日期，因为朱自清逝世于1948年8月12日。依据《朱自清日记》，这篇文章开始写于1947年9月，而非“1948年9月10日”。那么，“1948年9月10日”是怎么产生的呢？笔者查了文章发表的刊物《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上卷）的出版日期，发现《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上卷）的出版日期正是“1948年9月10日”。由此可见，“1948年9月10日”是《“好”与“妙”》的发表日期，而非写作日期。但是，依据惯例，一篇文章后所标注日期，一般为写作日期而非发表日期。《全集》编者在编辑《“好”与“妙”》这篇文章时，特意下了一番功夫，核查到这篇文章发表的原始报刊，把文章发表的日期作为写作日期标注在文后，而把发表于何家报刊却省略掉了。这种不必要的“添加”和不应该的“减少”，极大影响了文献的原始性与科学性。 《“好”与“妙”》分析“好”与“妙”两个词语在历史上意义的嬗变，以及它们之间含义的异同，从大处着眼而从小处入手，条分缕析，颇见功力，郑振铎评价其为一篇“结实而用力之作”，实非过誉。文章从论题选择、切入角度到运思论证，无不鲜明体现朱自清的治学兴趣、理念和风格。“好”与“妙”不但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评价词汇，也是中国传统文艺批评中经常出现的一对词语，朱自清对这两个常见的词语的词义演变和异同进行历史考察和仔细辨析，其目的并不仅仅止于语义学意义上的词义分析，而是为了从中窥见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审美规范和价值标准，是他为建立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而作的有益尝试和探索。朱自清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学中，由于各种原因，比起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发展更为艰难，“现在我们固然愿意有些人去试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但更愿意有许多人分头来搜集材料，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这个得认真的仔细的考辨，一个字不放松，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这是从小处入手。希望努力的结果可以阐明批评的价值，化除一般人的成见，并坚强它那新获得的地位”。{1}朱自清在评价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时再次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本书《绪言》中说到‘解释的方法’，有‘辨似’一项，就是分析词语的意义，在研究文学批评是极重要的。文学批评里的许多术语沿用日久，像滚雪球似的，意义越来越多。沿用的人有时取这个意义，有时取那个意义，或依照一般习惯，或依照行文方面，极其错综复杂。要明白这种词语的确切的意义，必须加以精密的分析才成。”{2}朱自清上述两段话，揭示出其治学理念和研究方法，即先从小处入手，以清代朴学家的态度，对批评术语进行考古学式的意义考证和辨析。此种学术理念和方法的最集中实践，就体现在《诗言志辨》一书，该书1947年8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书中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范畴诸如“诗言志”、“思无邪”、“温柔敦厚”、“赋”、“比”、“兴”等，作了仔仔细细的历史追溯和意义辨析。其他学术文章，朱自清也贯彻这种学术理念和方法，如《〈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对“事”、“义”两字含义的辨析；③《论逼真与如画——关于传统的对于自然和艺术的态度的一个考察》对“逼真”与“如画”两个概念在历史中的演变和两词含义的异同辨析。{4}在一些论及时事的散文中，朱自清也很喜欢对一些词语的意义进行辨析，如《论书生的酸气》对“寒”、“酸”意义差异的辨析。{5}
对典型术语概念进行知识考古学的追本溯源与意义辨析，这种研究理念和学术理路，不仅仅为朱自清一人所持有，而且也不仅仅限于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个学科。与朱自清同时的郭绍虞致力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在此方面所获成绩比朱自清更大，其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理路，与朱自清有颇为一致之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1934年出版，朱自清对该书给予很高评价：“郭君还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分析意义，他的书的成功，至少有一半是在这里。例如‘文学’、‘神’、‘气’、‘文笔’、‘道’、‘贯道’、‘载道’这些个重要术语，最是缠夹不清；书中都按着它们在各个时代或各家学说里的关系，仔细辨析它们的意义。懂得这些个术语的意义，才懂得一时代或一家的学说。”⑥对概念、术语的意义界定与分析，属于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因此，它具有一种普适性，适用于任何学科门类。文学研究之外，其他学科如哲学研究，也同样需要这种方法。冯友兰1940年出版的哲学著作《新世训》就以对此种方法的娴熟运用而取得朱自清的肯定与赞赏：“本书的特长在分析意义；这是本书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全书从《绪论》起，差不多随时在分析一些名词的意义，这样，立论便切实不宽泛，不致教人起无所捉摸之感。”“这种多义或歧义的词，用得太久太熟，囫囵看过，总是含混模糊，宽泛而不得要领。……这样是不会确切的，也不能起信。所以非得作一番分析的工夫，不能有严谨的立论。这需要多读书，多见事，有理解力，有逻辑和语文的训练，四样儿缺一不可。”{1}
讲演《文学考证与批评》
1948年2月16日《世界日报》第3版“教育界”专栏以《文学考证与批评——朱自清昨在师范学院讲》为题，详细报道了朱自清1948年2月15日在北平师范学院的一次学术讲演。这篇报道对了解朱自清这次讲演活动具有重要价值，故将其整理如下：
文学考证与批评
——朱自清昨在师范学院讲
【本报讯】师院学生自治会学艺部主办的寒假学术讲演第三讲，昨天下午两点半在大礼堂举行，由清华国文系主任朱自清讲“文学考证与批评”。内容如下：
一般青年人常常问怎样学习文学？可见得大家都愿意知道。但是这要看学习的人希望学多少。照普通的情形，大概只要知道现代的作家，作品，这只是爱好文学，这些人本身职业不是从事文学，而是业余的性质。另外一种学习文学的是专业性的，如大学里国文系的学生，今天在座的，以第一种人比较多，所以愿意从这方面来说。
学习文学旧的传统和新的方法不一样。从前人学习文学有两个办法：（一）“念”——就是诵读。旧文学主要是诗，有一句俗语是：“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事实上熟读几十首也就够了。其次是文。古文也是要读得烂熟，五四时代，革文言的命，认为念古文时摇头摆尾，样子很难看，白话文念起来不能摇头摆尾，要摇也摇不上，摆也摆不起来。诵读于是蜕变成朗诵。（二）解释——旧文学属于四库全书里的“集”部，集部很少考证，因为认为价值不如经，史，子。现代的人不喜欢旧文学，一方面是因为生活的距离太远，一方面是语言问题。旧文学的解释也是用文言，所以一般人没法看懂。但是古希腊、罗马的文学翻译成白话，看的人倒很多，可见语言问题很重要，不完全是由于生活的隔离。要想改变，就要用白话来解释古文学，或是索性翻译出来。
学习文学的新的办法：这就说到了考证。五四运动以后，整理国故，考证的范围很广泛，尤其小说方面，例如《水浒》、《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等都有人考证。胡适曾经以经学的办法来考证小说，用历史学的方法来分析一篇小说的背景，版本，和语言，这办法是受西洋的影响。文学的地位大大地被提高了，不但古文学要考证，对现代文学也要考证，例如鲁迅的一篇文章也发生考证问题，这表示把文学作为一种学问来研究。如果要深一步的研究，不但应该注意考证，进一步要加以解释。就文学以外的范围举例，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研究先秦思想的发展，提出新的方法，这是批评性的解释。文学也应该如此。许多人研究杜甫，因为杜甫的时代虽然远，但是情景和现在相近，他的精神仍然是现代所需要的，所以解释以外应该有批评，只有考据是干燥无味的。下面谈到写作与批评问题。 过去，作者的地位很重要，向来不注重批评，学习创作，在起先是模仿，因为模仿是必经的阶段（不论自觉或不自觉），从前人不说创作，而说“变”。在西洋有专门批评家，一般以为批评家不重要，这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尝过甘苦，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难道说只有厨子才有资格辨别味美不美吗？过去认为只有作者有资格批评人，五四以来，创作和批评分开，这能帮助创作和批评的发展，由专家来指导创作。作者的地位与批评家的地位一样，在过去，作家是兼批评家的，多半做一些选本，批本的工作而已，作用在于解释作品。但是批评流于八股式，而且文学理论也没有成篇的，因此批评家的地位非常低。最近在美国选教授时，要能创作的，我国在五四以后，也改变了。例如鲁迅，胡适，都是作家而兼教授的。现在西洋认为写作和批评的关系很密切，要能创作的人教文学，是因为能使文学和生活相联系。以前特别注重考证，没有意义。总之，文学应该和生活接近，文学研究也应该和生活接近，不要钻牛角尖。
学文学要能比较，首先要比较中外，因为现在天下一家，所以读外国语很重要。本国文学，非汉族的也要知道，如果不会外国语，可以看翻译，多看外国文学作品可以帮助写作，了解，欣赏。五四初期，翻译的技术很差，过于欧化。多看外国文学作品，可以使我们眼光扩大，对批评本国文学作品时也有用，有时甚至于在考证中国文学的时候，也得要找外国材料。其次要比较古今，老先生反对白话，青年人走另一个极端，认为线装书应该丢在茅坑里。当然，时代的潮流是无法抵抗的，但古书也不必丢在茅坑里，如果能够有白话的注明和翻译就行。文言对写作白话文是毫无关系的，就如《水浒传》里的白话文，也不是现代的白话文，有许多名词现在不用了，但是纯按自己说话写起来，有时会错，所以要体会白话文的文艺性。
最后，研究文学需要通才，现在的文学，要从历史，哲学，以及社会科学各方面来了解，尤其是社会科学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纯就社会科学来分析，失之偏颇，也应该注重心理学一方面。从两方面来从事批评，是一种新的态度。
由报道可知，朱自清这次讲演是北平师范学院学生自治会学艺部主办的寒假学术讲演的一部分，讲演具体时间为1948年2月15下午两点半，地点为师院大礼堂。关于这次讲演，朱自清在其日记“1948年2月15日”这天所记非常简单：“到陈通伯、郭修仁家贺年，皆未遇。逛厂甸。演讲。”{1}对于当天讲演的具体时间、地点、组织者皆没有任何记录。而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对该日朱自清的活动则没有任何记载。《世界日报》的这则报道，不但交代了这次讲演的组织者及讲演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而且还详细记录了这次讲演的具体内容，对我们了解朱自清这次讲演活动，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世界日报》对朱自清这次讲演的报道虽然比较简短，但其中涉及的诸多问题，诸如古典文学诵读与解释，新文学的考证与解释、批评，文学的比较研究，文学研究者的知识储备等，都是朱自清此前一直关注的问题，所以，这次讲演对研究朱自清的学术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朱自清这次讲演的题目虽为《文学考证与批评》，但从其讲演内容可以看出，他这次讲演并非完全围绕“文学考证与批评”而展开，他论述的对象其实是中国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的两种不同方式或传统，以及这两种传统之间的关系。朱自清认为中国文学教育和研究已经形成两个传统，一是旧传统，一是五四之后形成的新传统。旧传统有两个，一为诵读，一为解释。新的传统也有两个，一为考证，一为批评或批评性的解释。把“诵读”看作是中国文学教育的一个古老传统，充分说明朱自清对于“诵读教学”的高度重视。朱自清在多篇文章中反复阐述过这个观点，如《诵读教学》、《诵读教学与“文学的国语”》、《论诵读》、《论百读不厌》、《论朗读》。他认为学习文言乃至欣赏文言，吟唱固然有益，但是诵读也许帮助更大。{2}诵读虽然是中国文学教育的“旧传统”，但朱自清认为这个“旧传统”同样也可为新文学所继承，要加速“文学的国语”成长，使白话文念起来上口，同样也要通过“诵读教学”这个步骤。③但白话文的诵读已经蜕变为“朗诵”。这是因为“白话文念起来不能摇头摆尾，要摇也摇不上，摆也摆不起来”。“解释”为文学教育的另一传统，按照朱自清的理解，古代文学或经典的“解释”方式是以文言来解释文言。朱自清认为，为了使传统的文言文学能继续活在现代，对于文言文学的解释方式必须发生改变，“要用白话来解释古文学，或是索性翻译出来”。
考证为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的新传统。考证其实是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并不新，朱自清认为它是一个新传统，其“新”主要体现在考证对象的扩充和变化，由传统的“经、史、子”扩充至“集”。在文学方面，不但古文学需要用考证的方法来研究，新文学也需要用考证的方法来研究。受西方文学观念影响，朱自清在认识到旧文学（古典文学）是一门学问的同时，也认识到新文学（现代文学）同样是一门学问，应该用经学的考证方法来对其进行研究。这种观念在当时很超前。正是出于这种超前的认识，朱自清才最早把新文学引入大学课堂并系统进行研究，《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在他手里产生不是偶然的。在当下的现代文学研究中，考证的方法已经成为一基本方法，甚至可以说现代文学研究中隐隐存在着一个热衷考证、以考证见其学术风格、志趣和优长的“考证学派”。考证不但作为一种方法，还作为一种学术风格和学术思潮，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发展延续着。在考察现代文学研究的考证方法和考证学派的渊源流变时，一定不能忘了朱自清的首倡之功。
考证虽然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但只有考证还是远远不够的。考证解决的只是历史学层面的“真实”或“事实”问题，是“是什么”。至于“为什么”的问题，考证是解决不了的。这就需要“批评”来加以解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自清认为批评构成了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的新传统。什么是“批评”呢？朱自清认为批评是“解释”，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解释，而是“批评性的解释”。作为批评性解释的一个范例，他提出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但这次讲演对这部著作的评价非常简短：“就文学以外的范围举例，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研究先秦思想的发展，提出新的方法，这是批评性的解释。文学也应该如此。”从这段话中，我们还是难以明白朱自清所谓的“批评”到底指的是什么。好在朱自清就《十批判书》写过一篇书评，题为《现代人眼中的古代——介绍郭沫若著〈十批判书〉》。{1}这篇书评的写作与此次讲演的时间相距不远，代表朱自清这一时期对于“批评”问题的持续关注与思考，可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朱自清“批评”一词的意旨所在。由这篇书评可知，朱自清所谓的“批评”包含“解释”和“评价”两个意思，它们构成“批评”的两个步骤。首先是对于研究对象的“客观的解释”，然后是建立在此解释基础之上的“评价”。“客观的解释”是第一步的基础工作。什么是“客观的解释”呢？朱自清以冯友兰提出的“释古”的研究态度为例。“释古”即“客观的解释古代”，而非传统学术研究中的“尊古”、“信古”和近代以来的一味“疑古”。朱自清肯定了“释古”的研究态度：“对古代文化的客观态度，也就是要设身处地理解古人的立场，体会古人的生活态度。盲信古代是将自己一代的愿望投影在古代，这是传统的立场。猜疑古代是将自己一代的经验投影在古代，这倒是现代的立场。但是这两者都不免强古人就我，将自己的生活态度，当作古人的生活态度，都不免主观的偏见。客观的解释古代，的确是进了一步。理解了古代的生活态度，这才能亲切的做那批判的工作”。{2}冯友兰的“释古”及朱自清对“释古”的提倡，与陈寅恪的学术观念之间存在非常一致的地方。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陈寅恪对于研究中国哲学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1}陈寅恪所谓的“了解之同情”与“真了解”，与朱自清、冯友兰所说的“客观的解释”其实是一个意思。非常有意思的是，陈寅恪在上述这段话中，也提到对于古人学说，只有在“了解之同情”与“真了解”的基础上，才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这与朱自清所说的“批评”包含两个步骤即“客观的解释”与“评价”是完全一致的。 关于“批评”的看法，朱自清与陈寅恪在其他方面也有相当一致之处。朱自清所谓的“客观的解释”与“评价”，还包含有另一层意思，即研究者在研究批评古代学说的时候，不可“以今释古”或“以西释中”，用今人的或西方的理论标准来一味规范、评价、硬套古人的、中国的学说，这层意思在《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一文中有较为透彻的表达。朱自清在肯定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的理论贡献的同时，也指出该书存在一些问题：“现在学术界的趋势，往往以西方观念（如‘文学批评’）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姑无论将来是好是坏，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但进一步，直用西方的分类来安插中国材料，却很审慎。”{2}接着他举书中用西方“纯文学”、“杂文学”的文学二分法来分析评价中国传统的各类文体，认为这种分类法并不适合中国传统文体发展的实际，“书中明说各时代文学观念不同，最好各还其本来面目，才能得着亲切的了解；以纯文学、杂文学的观念介乎其间，反多一番纠葛”。③另外他又批评书中对于魏晋南北朝文学观念的肯定是“以我们自己的标准，衡量古人，似乎不大公道。各时代的环境决定各时代的正确标准，我们也是各还其本来面目的好”。{4}当然，朱自清并非完全否定现代理论与西方学说对于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烛照”作用，问题在于在运用西方或现代理论研究中国问题时，要处理好中西与古今之间的平衡问题。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一文在评价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时，就西方“文学批评”与中国传统“诗文评”二者关系的处理问题，发表了非常精彩的见解：“‘文学批评’原是外来的意念，我们的诗文评虽与文学批评相当，却有它自己的发展，上文已经提及。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就难在将这两样比较得恰到好处，教我们能以靠了文学批评这把明镜，照清楚诗文评的面目。诗文评里有一部分与文学批评无干，得清算出去；这是将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是第一步。还得将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按这方向走，才能将我们的材料跟那外来意念打成一片，才能处处抓住要领；抓住要领以后，才值得详细探索起去。”{5}在另一篇文章中，朱自清认为要研究中国的文学批评，应该“借镜于西方”，但同时“只不要忘记自己本来面目”。⑥其意思与《诗文评的发展》大致相同。
朱自清所谓的“将中国还给中国”、“将时代还给时代”，与陈寅恪对学术研究中“穿凿附会之恶习”的批评之间，也存在若合符契、相互呼应之处。陈寅恪认为研究者对于古人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但稍微处理不当，就会流于穿凿附会，以今人学说来规范古人观点：“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失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1}他批评《马氏文通》将印欧语系中属于某种语言之特性者，“亦同视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按条逐句，一一施诸不同系之汉文，有不合者，即指为不通。呜呼！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2}陈寅恪所批评的“穿凿附会”是“以今释古”，他所批评的“不通”是“以西释中”，与朱自清的观点完全一致。
朱自清虽提倡“客观的解释”，但他特意强调所谓的“客观”并非就是排除研究者本人的“立场”。就朱自清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来看，他所说的“立场”大致包括“现代人的立场”和“人民的立场”两方面。“现代人的立场”与“客观的解释”相关，而“人民的立场”则与“评价”有关。
什么是现代人的立场？他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分期为例：“即如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的分期，就根据了种种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而不像从前的学者只是就哲学谈哲学，就文化谈文化。这就是现代人的一种立场。现代知识的发展，让我们知道文化是和政治经济社会分不开的，若将文化孤立起来讨论，那就不能认清它的面目。”③可见，朱自清所说的“现代人的立场”主要是就现代人所拥有的知识结构、理论水准与认识水平而言的。具体而言，这种现代人的立场指的是在研究文化、哲学及其他知识时，能拥有一种综合系统的观念，不是孤立地研究，而是把文化、哲学放在整体的社会结构内，在文化、哲学与政治经济社会的综合互动关系中来把握。当然，文学研究同样也应采用这种立场。在此次讲演中朱自清强调“研究文学需要通才”，不但需要历史、哲学以及社会科学各方面知识的储备，还需要了解心理学知识，只有对于社会科学与心理学知识多方面储备与了解，才能进行文学研究。这种观点就是建立在他所说的“现代人立场”的基础上。
采用现代人的立场是为了更深入解释研究对象。那么，在弄清楚研究对象之后，怎么对于研究对象进行评价呢？朱自清提出了“人民的立场”：“但是只求认清文化的面目，而不去估量它的社会作用，只以解释为满足，而不去批判它对人民的价值，这还只是知识阶级的立场，不是人民的立场。”{4}“现代人的立场”着眼于“客观的解释”，彻底深入弄清楚研究对象的内部结构，属于纯粹的知识探求层面的问题；而“人民的立场”着眼于“评价”，即以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来评价研究对象，属于价值层面的问题。对于“人民的立场”的宣扬，说明朱自清在其后期已经形成了人民本位的思想，这从他对郭沫若《十批判书》人民本位思想的肯定可得到说明。
明白了朱自清所谓的“批评”是什么意思，那么，作为新传统的“考证”与“批评”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朱自清那里又是怎样的呢？这一点也可结合朱自清的此次讲演和其他文章来加以探究。在讲演中朱自清指出：“如果要深一步的研究，不但应该注意考证，进一步要加以解释。……所以解释以外应该有批评，只有考据是干燥无味的。”这说明朱自清认为考证是文学研究第一步的工作，是基础性的，但只有考证还是很不够的，是“干燥无味”的，为了更进一步研究，加大研究的深度与趣味，还需要“批评”。因此，朱自清提倡“考证”与“批评”二者的融合。他赞赏闻一多的《唐诗杂论》为精彩逼人之作，“这些不但将欣赏和考据融化得恰到好处，并且创造了一种诗样精粹的风格，读起来句句耐人寻味”。{5}由于认为“批评”比起“考证”是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朱自清相对更为重视“批评”。与对考证“干燥无味”的评价不同，朱自清认为“批评”可打通古代与现代的距离，使古代在现代人眼中显得亲切可爱。与“考证”相比，朱自清更注重“批评”的实践，并把这种主张贯彻于自身的文学研究和刊物编辑方针中。1946年10月，朱自清为北平《新生报》主编名为《语言与文学》的副刊，在该刊发刊词中他提倡在该刊中实践“忽略精细的考证而着重解释与批评”，其着眼点就在于他认为解释与批评“可以使我们对古代感到亲切些”。{1}在该刊所刊登的讨论古代的学术文章中他“打算着重语言和文学在整个文化里的作用，在时代生活里的作用，而使古代跟现代活泼的连续起来，不那么远迢迢的，冷冰冰的。这是闻一多先生近年治学的态度，我们觉得值得发扬”。{2}所谓“着重语言和文学在整个文化里的作用，在时代生活里的作用”，结合朱自清一贯的思想主张，可明白他这里指的同样是要注重对于“语言和文学”的深入解释与批评，而非单纯的精细考证。 佚文《谈个性》
《谈个性》一文不见于《朱自清全集》及姜建、吴为公编《朱自清年谱》，可确定是一篇佚文。文不长，整理如下：
谈个性
佩弦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个性，所谓“个性”，就是这个人的性格。而且，只要是人，不问他是贫富贵贱，也不问他是男女老少，都有他的个性。所以，若真的给个性下个定义，也可以说个性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么，也就可以说是一个人的行为，言语，思想，嗜好……等等抽象的总和。这些抽象的总和，便等于一个大的抽象的个性。
个性到底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不能叫人把握得住。不过，个性的生成是基于一个人的主观，而世界上人与人的主观却又不尽相同，所以有的个性刚毅，有的个性软弱，有的说话作事讲究痛痛快快，又有的人却扭扭捏捏。不管这些个性是好是坏，只要所表现的是一种真实的，亦即是不带掺假的，好的当然好，坏的也是好。因为，为人做事，第一要义就在一个“真”字。“真”了才能让人同情。不过在社会上有不少人，他所表现的有时刚有时柔，有时真有时假，结果叫认识他的人闹得莫明其妙，含含糊糊。像这种说方不方，说圆不圆，连点准稿子都没有的个性，真叫人遇见他有点提心吊胆，防不胜防。
又有一些人，说起话来，作起文章来，那真够叫有味儿，一派正人君子作风，可是做起事来，就露了马脚，听他的说话，看他的文章，也许就以为这个人的个性是刚直的，观察他的行为，却不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这种伪装的个性，其妙处便在于叫人捉摸不着，可是一旦泄露，就可以名之曰“人格破产”。我们希望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伪装，而是明显的凸出来，刚的就是刚的，柔的就是柔的，准斤十六两，一分一毫都不差一些，这样不但叫人容易认识，也容易叫人发生同情和好感。这种不涂彩的个性，了解也容易，朋友也能交得多，而且能够永久。就是做起学问来，也会是地地道道，不带花样。
所以，社会上宁可多要一些凸出的个性的人，也不要那伪装的个性的人。如果每个人的个性都能凸出，不涂色彩，世界上一切坏事，凡藏在黑暗之幕里的那些虚伪，诈欺和罪恶的伎俩，都会无形中绝了迹。别人大谈消灭战争，高呼和平，我却要来提倡个性的凸出！
《谈个性》一文为朱自清所作，有如下理由。首先，该文署名“佩弦”，这是朱自清的字，也是他发表文章时经常用的一个名字。现代作家中，只有朱自清一人使用“佩弦”这个笔名。因此，由此笔名，便可断定这篇文章出自朱自清之手。其次，1948年朱自清在清华大学任教，而《世界日报》是当时北平一份颇有影响力的报纸，该报的“教育界”版面以跟踪报道北平教育界的新闻事件而著称，特别是北大、清华、燕京等著名大学的新闻，朱自清本人也被多次报道过。该报另一品牌副刊《明珠》，与朱自清也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该文发表于1948年，而12年前即1936年，周作人与清华大学的学生林庚等人编辑《世界日报》的副刊《明珠》时，朱自清就在1936年11月20日《明珠》副刊第51期，发表了《王安石明妃曲》一文，署名同样是“佩弦”。12年后，朱自清又一次使用“佩弦”的名字在这个报纸上发表文章，而且同样发表于该报的品牌副刊《明珠》上。只不过，这时的《明珠》已今非昔比，版面空间不断压缩，只占豆腐块那么一小点地方，且时出时停，每期所发文章不但过于简短，数量也很有限，刊物的影响力也就越来越小。而在1948年1月1日元旦这一重要日子，编辑可能想选择这一天重振《明珠》雄风，《明珠》的版面被突然扩大，文章数量也增加到了六篇之多，其中就包括朱自清这篇文章。可惜的是，《明珠》的重光也仅仅这么一天，第二天一切又仍复其旧，不久就停刊了。其三，这篇文章所谈话题与观点，与朱自清此前所写文章也有一定关联。朱自清40年代曾写过一系列谈人论事的说理性散文，这些散文后被他命名为《人生的一角》，收入《语文影及其他》一书中。《人生的一角》是朱自清列入计划而未完成的一部散文集，40年代后期，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所写的《论吃饭》（1947年）、《论气节》（1947年）等文，应该就是“人生的一角”系列的一个延续。《谈个性》一文，提倡个性的“真”，痛斥虚伪和矫饰，认为“如果每个人的个性都能凸出，不涂色彩，世界上一切坏事，凡藏在黑暗之幕里的那些虚伪，诈欺和罪恶的伎俩，都会无形中绝了迹”。文章写作时正值中国内战，别人著文大谈消灭战争，而作者却提出个性的真伪问题，应该是针对现实的丑恶现象而发的。
【责任编辑 穆海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