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开国皇帝刘邦一介草莽，提三尺之剑，兴兵以取天下。其时群雄并起，在他之前的陈胜、吴广和项羽，虽然一度呈风卷残云之势，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众叛亲离的命运，只有刘邦才让那么多乱世枭雄誓死追随。刘邦深知自己本是一介草莽，大家跟着他打天下，必然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谁也没有把他刘邦当神来看。
　　刘邦一生做得最出色的，便是正视部下的利益诉求，并毫不吝啬地满足他们，使得许多当世枭雄都甘心为他拼死效命。最后的结果是：每位追随者都“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刘邦”。
　　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五月，天下初定。刘邦在与群臣设宴畅饮时，要求在座诸公回答一个问题：朕为什么能够得天下，而项羽为什么会失天下？
　　高起和王陵对答道：陛下虽对人傲慢无礼，但却从不亏待有功之臣。陛下派人去攻城略地时，每有所克，便会以胜利果实来奖赏他们。项羽则不同，他表面上仁慈礼貌，但骨子里却妒贤嫉能。每次打了大胜仗，他把功劳都记在自己一个人头上，舍不得与功臣们分享。这便是他为什么会失天下的原因。
　　刘邦道：“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从表面上看，刘邦的总结比起高、王二人来，似乎更加高屋建瓴，因此也常被后世津津乐道。其实，他们与刘邦的观点的不同仅在于角度：他们讲的是做人的德性，而刘邦讲的是用人的能力，二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更不存在孰高孰低的可比性。况且，作为组织的管理者，做人的德性其实要远比用人的能力要重要得多。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刘邦没那样说，但那样做了。
　　部下们追随刘邦“取天下”时，每天都会面临来自敌人的死亡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刘邦是一位喜怒不形于色、让人琢磨不透的家伙，那么部下们便会煎熬于组织内外两方面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危机感中，自然很少有人能够坚持和他走下去。
　　刘邦身上那种“大智若愚”式的率真，刚好让前方拼命的将士可以没有后顾之忧——他们不用担心“琢磨不透主公的心思”而忐忑不安。在这个前提之下，刘邦身上的许多“流氓恶习”，看上去反而更加可亲可爱，不矫情、不做作。
　　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年底，刘邦灭项羽之后不久便即皇帝位，开始对功臣论功行封。刘邦认为萧何功勋最高，便率先封他为酇侯。其他的功臣都不服气，纷纷找刘邦评理道：我们这些人全都披坚执锐，有攻城略地之功。而萧何只知道动动嘴皮子，为什么反而功居我等之上？
　　刘邦问他们：你们知道什么是猎狗吗？追杀猎物的是猎狗，而部署猎狗去追杀的却是猎人。你们在前方冲锋陷阵，只能算“功狗”，而萧何的功劳在于发现猎物并部署猎狗追杀，因此算得上是“功人”。劉邦说完后功臣尽皆哑口无言。
　　还有一件小事体现了刘邦的性情。
　　刘邦年轻的时候，成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为此也没有少挨其父的奚落责骂。刘邦喜欢结交江湖上的狐朋狗友，常常呼朋唤友去大嫂家蹭饭吃。某日，大嫂见他又带着一群人蹭饭来了，便用饭勺把锅刮得哗哗作响，假装家里已经没有饭了。客人们见状，只得悻悻而散。客人走后，刘邦进屋掀开锅盖一看，分明还有满满一锅粥。他从此便对大嫂心怀不满。
　　后来，刘邦做了皇帝，刘家的子弟或王或侯，均有所封，唯独把大嫂的儿子刘信晾在了一边。刘邦的父亲为孙子鸣不平。刘邦却说：不是我忘了封他，是他老娘不厚道。
　　但怨归怨，毕竟是自己的亲侄子。想来想去，刘邦想出了一个“好”主意，竟然封刘信为“羹颉侯”。“羹颉侯”是一个比较搞笑的名号，所谓“羹”，便是指当年刘信之母假装已经用尽了的那锅粥。“颉”字在当时的发音与“嘎”字相同，是指当年刘信之母用勺刮锅的声音。用今天的语言，或许可以翻译成为“嘎嘎刮锅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