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拨回大概一年前——2018年11月16日，死里逃生的四川航空3U8633机组复飞。那是张涵予第一次见到机长刘传健，也是他得知要扮演刘传健后，第一次坐上川航3U8883（原川航3U8633）。
　　这是一架“传说”中的飞机，2018年5月14日，3U8633在重庆飞拉萨途中，驾驶舱右座挡风玻璃脱落，舱内瞬间施压，千钧一发;这是一位“传说”中的机长，3万英尺高空，零下40摄氏度，仪器多数失灵，他靠顽强意志和一流技术，带着119名乘客和8名机组成员，冲出青藏高原的死亡乌云，平安降落在成都双流机场。
　　复飞开始前，张涵予暗自观察刘传健。这位英雄机长不苟言笑，眼神像鹰一样，锐利得直抵人心。张涵予心想：他会不会盯着挡风玻璃看？他有阴影吗？他在想些什么？……
　　从重庆飞往拉萨，再从拉萨飞回重庆，一个来回结束，两人互加了微信。张涵予给刘传健发去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当玻璃破裂，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
　　刘传健回复道：脑子突然闪了一下，这一趟走远了，可能回不来了。
　　“走远了”三个字，让张涵予瞬间体悟到何为生死一线。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真正走近了“中国机长”。

一点点偏差，就可能机毁人亡

　　张涵予接到博纳影业总裁于冬的电话，是在“3U8633事件”发生3个月后。这是一个没有剧本的出演邀请，但张涵予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事件发生时我就一直焦急地守在电视前，飞机安全备降后，我又把这事儿梳理了一遍，对机组人员由衷赞叹，太伟大了。当时就想，这拍成电影一定震撼。”
　　一口答应后，张涵予心里开始打鼓：这个角色不好演。他演过很多英雄，但刘传健与那些角色都不太相似。首先，这是个原型人物，全中国人都认识，而且刚刚认识，“演得像不像，直接影响电影质量”。其次，机长是比较为大众熟悉的职业，如何真实展现他们的平凡与不凡，难度不小。更重要的是，电影大半时间围绕事件过程，张涵予的戏基本在驾驶舱内完成，镜头大多特写，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更深入地了解和揣摩角色心理。因此，张涵予给剧组提了要求，尽早跟刘传健接触，进行采访。
　　与《环球人物》记者聊起初见刘传健的感受，“冷”是张涵予最先想到的字。“他话很少，不怎么笑，但条理非常清晰严谨，问他一个问题，他会直接给出一个答案，没有废话，每一句都戳中要害。”只要身穿制服，刘传健的四周就围绕着紧张又警惕的气氛。一开始，张涵予对此有些不适应，直到第一次坐上模拟机。
　　“电影拍摄前，我们先是理论课的学习，然后到模拟机上实际操作，开的就是3U8633的空客319机型，训练的主要科目就是手动起飞和手动降落。”操纵杆异常灵敏，降落训练考验的不仅是驾驶员的判断能力，还有手腕上的控制力。“所以我第一次降落时，就‘Duang’砸在了跑道上，瞬间全黑。”那是一次毛骨悚然的体验，它让张涵予真切意识到：在驾驶舱里，一点点偏差，就可能机毁人亡。
　　之后3个月，张涵予每天都在揣摩力度，反复地练，反复地砸，再反复地练。“后来我就找到了着力点，在降落的瞬间用小拇哥掰那么一下，再一松，用一个巧劲儿，就咚——落地了。当我最后一次练得特别平稳的时候，教官说行了，可以给你发驾驶证了。”
　　演员只是体验生活，真机长的训练才叫极限任务。张涵予和导演刘伟强观看飞行员模拟机训练，飞行中突然起火，整个模拟机内火光四射，一片混乱，飞行员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找出解决办法，否则便是“死亡”。而进行“高高原”线路飞行的刘传健，需要经过上万次更严苛的模拟训练——即便他已经实战飞了上百次重庆至拉萨的航线，每次飞行前都还要进行特情处置准备。
　　训练结束，张涵予开始理解機长为什么这么“冷”。“他们每天的状态就是紧张，工作、训练，都是如履薄冰，必须时刻保持冷静。”

是每一天的努力创造了奇迹

　　2018年底，《中国机长》正式开机。导演刘伟强委托西安模拟机制造厂1：1打造了高仿真的3U8633。为了这架模拟机，制造厂停掉了一大半订单，把原本10个月的工期生生压缩到了3个月。
　　电影中最揪心的画面几乎都在这架模拟机里拍摄完成。青藏高原上空，3U8633在山尖上空飞行，驾驶舱右侧挡风玻璃突然出现裂痕。刘传健立刻向ATC（空中交通管制）报告故障，申请下调高度。汇报完“风挡裂了”不到2秒，“嘭”的一声巨响，3层玻璃全爆，副驾驶上半身直接被抛出舱外，仪表盘全部立起来，所有通信设备失灵，只剩下ATC单方呼叫“四川8633，成都叫你”。缺氧、极寒、座舱释压，穿着短袖的刘传健一手抓住副驾驶，一手操作维持飞机稳定，强大的气流让他一度无法戴上氧气面罩。一路缺氧，一路盲飞，单纯靠着记忆和经验，人工操作返航成都。 　　“拍摄这些画面的时候，有七八个风机、风筒对着我们吹，一边吹一边颠，每天眼睛都睁不开，整个人都快散架了，完全不敢想象当时机长们是经历了怎样的情形。”张涵予开玩笑说，“我们几个演员私下交流，说为什么在剧组的时候老是肚子胀，吃不下饭，还老想放屁，转头想一定是每天‘喝风’喝多了。”

　　对观众而言，《中国机长》最精彩的部分可能是中段那刺激的脱险故事——人人都想知道飞机在遇险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在张涵予看来，一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才是电影的精神内核：开场，张涵予拿手机计时，一边洗冷水澡，一边憋气4分钟，而这正是刘传健的日常;早晨不到6点，袁泉饰演的乘务长就组织航前准备会，现实中的工作人员可能更早;每架飞机起飞后，塔台、ATC等民航组织里有上千人在后方确保飞行安全……这是一群极度自律的人，因为他们的每一次工作都关乎成千上万人的安全，容不得一丝闪失。
　　与刘传健的接触中，一些细节让张涵予深受触动。刘传健每天早睡早起，不抽烟、不喝酒，坚持运动，“因为要时刻保持说飞就能飞的状态”;床头放着《飞行机组操作手册》，睡前都要看一眼，“必须不断学习”;每次飞行结束后到家，还要不断回忆、反思当天的操作，找出改进方法……
　　2009年，全美航空飞机迫降哈德逊河震动全球，当时的机长萨利说：“并非那35秒，而是一生的努力让我把飞机安全地降落在了哈德逊河上。”中国机长同样如此。“3U8633的奇迹，绝对不是偶然，” 张涵予说，“是刘传健和机组成员每一天的训练和坚持，才能在最危急的时刻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最后一场戏，飞机平稳降落双流机场，驾驶舱里3位机长一言不发，待了几分钟后，刘传健开口：“运气不错，我们都还活着。”张涵予说很多人以为这是编剧写的台词，但其实是场景重现。等到所有乘客下飞机，刘传健例行公事绕客舱检查。拍摄时，张涵予看着凌乱垂落的氧气面罩，狼藉的机舱，一下子理解了刘传健跟他说的：“那一刻，千言万语，像做梦。”

　　2019年9月30日，《中国机长》作为国庆献礼片上映，8天票房突破20亿。宣传时，张涵予来到中国飞行员的摇篮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一位国家功勋飞行员穿着整齐的机长服握住他的手，说：“张涵予，你这个机长演得比机长还像机长。”

活在旧时光的人

　　《环球人物》记者每次采访张涵予，都是因为献礼片。在圈内，他也被称为“主旋律专业户”。
　　“其实仔细看，这些角色都不算大人物，谷子地（《集结号》），一连长;杨子荣（《智取威虎山》）是一排长;高刚（《湄公河行动》）是缉毒队长;刘传健是一名普通的机长。都是普通岗位上的平凡人，但就像刘传健说的，平凡的事情做到极致就是非凡。”
　　张涵予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从小就是个充满英雄情结的人。“小时候每天看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欧阳海的故事，总觉得自己也能成为英雄人物，受人瞩目。那时候不懂，老盼着打仗，一打仗就能上战场，像电影里一样。小时候看电影，只要解放军一冲锋，我们在电影院里就疯了，‘啊——啊——’，都跟着一块儿喊。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杨子荣，每天除了睡觉，枪都别在身上，吃饭的时候也不拿下来，帽子、小围巾什么的都戴着，我姥姥喊我都是‘杨子荣，吃饭了’。谁知道后来因缘际会，我真的演上了杨子荣。”
　　连他的一炮而红，也是因为内心情怀。《集结号》前，张涵予的人生简历是20年配音，7年跑龙套，冯小刚御用配角。2006年，冯小刚筹拍《集结号》，张涵予负责给来试谷子地戏份的男演员搭戏。第一次看到剧本，张涵予就被感动到蹲在地上，边看边抹眼泪。“谷子地是一个受委屈的英雄，他觉得自己的兄弟不能白死，是一个较劲的老兵。那种对生命的尊重特别打动我。”
　　给十几个大明星搭完戏后，张涵予终于鼓起勇气向冯小刚毛遂自荐，没想到被无视——冯小刚担心，这么一部大制作，张涵予撑不起票房。然而，选角色到最后，冯小刚发现没一个男演员比搭戏的张涵予更“硬汉”，于是给了他一个试戏机会。这一试，一锤定音。
　　《集结号》拍了将近半年，在零下20摄氏度的东北，张涵予没日没夜地拍戏，从130斤瘦到了110斤。演的时候，他不停流泪，“我想我是把这辈子的眼泪都流出来了”。《集结号》成为2007年中国影片票房冠军，张涵予拿下百花奖、华表奖、金马奖三座“最佳男主角”，从此成为硬汉代表。之后的10年，他在《风声》里演亦正亦邪的卧底“老枪”，一场扎针酷刑被評为“每一寸肌肉都在演戏”;《厨子戏子痞子》里，他是一边唱戏，一边冒死完成任务的地下党员;《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张力十足;《湄公河行动》更把主旋律英雄形象和商业大片融合起来，让国人看到了一个既带光环又接地气的边境缉毒战士……
　　冯小刚评价张涵予是一个“活在旧时光里的人”，成长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崇尚集体主义，满腔家国热血。小学时，张涵予就拖着行李，拿了家里20块钱，独自去兰州军区投奔亲戚，“但那时候太小，没能当成兵，只能每天在军营里看人家训练，也觉得很过瘾”。后来踏进演艺圈，军人、警察、平民英雄成为他诠释得最多的角色类型。
　　“我们这代人，受的教育都是集体主义观念，爱国主义，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把这些英雄人物用真实生动的手法展现给大众。”采访最后，记者请张涵予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做个评价，他回答得真诚：“文艺工作者就是要明白该传递什么样的信息给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如果，大家能在电影中对我们的国家、民族和历史多一些认知和感动，那么我想自己就算是不辱使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