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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法勤工俭学回国的李立三，1921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和“五卅”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年7月任中共中央五人临时政治局委员，参与南昌起义领导工作。六大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30年6月至9月李立三在全党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对待错误李立三提倡和实行自我批评，他在自我批评中度过了他的后半生。他不居功自傲，不讳疾忌医；他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他光明磊落襟怀坦白，淡泊名利无私无畏。这，就是李立三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岁月峥嵘 贡献卓越
李立三，1899年11月18日生于湖南省醴陵縣。在长沙长郡中学毕业后，到护国军程潜部当兵。1919年， 20岁的李立三赴法勤工俭学，与在这里的赵世炎等组织劳动学会，在旅法的中国学生和工人群众中开展革命活动。1921年回国后入党的李立三受湖南党组织和毛泽东的委派，到安源矿区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和工人俱乐部，任中共安源路矿支部书记、俱乐部主任，同刘少奇等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3年3月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的李立三，作为湖北省代表出席中国国民党一大会议后，任中共上海区委职工委书记、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工委委员。1925年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李立三，参加了“五卅”运动的领导工作。是年10月，李立三受党中央派赴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赤色职工国际会议。1926年回国，到武汉从事工人运动。在第三、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李立三都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任全总组织部长、秘书长、武汉办事处主任，领导华中的工人运动。
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李立三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央工人部部长兼全总党团干事会书记。是年7月任中共中央五人临时政治局委员，参加南昌起义领导工作。起义部队南下后李立三在香港、广州坚持党的秘密工作。年底，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28年出席中共六大的李立三，被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党中央秘书长、宣传部长、农委书记。
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0年的10年间，李立三为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虽然他从不摆功、居功，但是从解密的历史档案里还是可以了解、理解。1939年10月，被关押在苏联监狱里的李立三写下了《我的声明》。他在《声明》中说：“我自1921年入党直至1927年的7年内，在中央和地方先后担任党和工会领导职务期间，从未犯过右倾或左倾错误，一直坚持正确的立场，同各种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他还写道：“中国共产党建立后的10年中，有3个艰苦时期。每逢这样的时期，中共中央就委我以重任，派我到最关键的地方去。”京汉铁路工人总罢工失败后，军阀吴佩孚在汉口枪杀工人和共产党员，汉口党组织完全涣散。此时，党中央派李立三去汉口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李立三在这里通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恢复和发展了武汉地区的党和工会组织。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军阀把广州淹没在血泊中，屠杀了5000多名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党中央及时派李立三来到广州，挑起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重任。这里，白色恐怖氛围严酷；这里，党内和干部中恐慌、气馁、动摇的情绪在滋生。针对这里的实际状况李立三团结立场坚定、信念坚强的党员干部和工农群众，在5个月里不仅恢复发展了党和工农组织，而且在广东建立了苏区。中共六大后，中国大革命失败致白色恐怖十分猖獗。工农革命组织遭破坏，党的组织及活动被迫完全转入“地下”，逃跑、叛变、出卖等屡见不鲜。中央的盲动主义错误使局势更加严峻，党内许多小宗派纷纷抬头联合起来反对中央。这时的李立三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央主要的政治领导人。在六大后的两年中以李立三为主要领导的中共中央执行了正确的路线，克服了内部困难，粉碎了托派和右倾集团，使全党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时恢复和发展了党和工农组织，开展了革命斗争，在国内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和苏区根据地。正如李立三在《声明》中说的：“在这三次艰苦时期我一分钟也没有动摇过，一直为完成党交给我的重要任务而努力”工作。
20岁就投身革命的李立三，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斗争，敌人曾两次悬赏重金取李立三的头颅而未得逞。在5年间党组织为他举行“追悼会”3次，其中有两次为周恩来主持。可是，他从不谈及个人的峥嵘岁月，风云往事。他始终坚持只讲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的丰功伟绩，不讲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功劳。
错误严重 勇敢承担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会议的决议运用和发展了共产国际过分夸大资本主义总危机等“左”的理论，片面夸大国内统治阶级的危机，过高估计革命力量的发展，否认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否认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性，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不切实际地提出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进而在全国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左”的“策略总路线”。不久，李立三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幻想“会师武汉、饮马长江”。随后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个“策略总路线”推行的结果，使城市工作、各地红军和根据地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1930年9月24日至28日在上海召开。会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纠正了部分“左”倾错误。会议进一步批评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这样，中共中央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统治。 李立三在全党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犯了“立三路线”错误，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一些人犯了错误总是躲躲闪闪，生怕丢面子。李立三则不然，他说：“共产党就是提倡自我批评。一个共产党员究竟有没有党性，就看他能不能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共产党员当然不可能不犯错误，只要他不搞阴谋，不谋私利，犯了错误，承认错误，他就可以改正错误。不仅如此，还要把自己犯错误的教训告诉大家。”他还不只一次地说：“如果党需要我当‘反面教员’，我一定当好这个‘反面教员’。”正是有这样对待错误的正确认识和态度，李立三在他后半生的政治生涯中，始终把“自我批评”作為座右铭，自觉地坚持自我批评。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为党和人民工作，努力以优异的成绩作为补偿。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在各种场合襟怀坦白地、积极主动地向同志们、向相识和不相识的人讲自己犯过的错误，公开批判“立三路线”的错误与危害。他不隐讳，努力当好“反面教员”以警后人。
在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李立三就所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动作深刻检查，勇敢地承担起全部责任。他遵照共产国际召令赶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的各种会议上对自己所犯错误、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失进行全面深刻、系统的检查和批判，承认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深刻诚恳的自我批评，得到共产国际大多数执委委员的赞许，认为“立三在这里勇敢的实行自我批评，这是很好的。”库西宁执委当即表示：“我应当说，立三的自我批评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感觉，这里确实没有两面派的手段。”李立三，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
后来，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李立三化名李明，以研究生身份进入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一个周末，学院召开别开生面的讨论会。被指名发言的李立三，自拟发言稿的题目是《批判“立三路线”》。李立三在发言中列举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例，历数“立三路线”给中共和红军造成的危害。讲着讲着，他竟痛哭流涕。讲话吸引住听众，不时为精彩的批判报以热烈的掌声。听众对“立三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更加深恶痛绝。纷纷议论：如果李立三在这里，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发言后的李立三走下台来，人们立刻把他团团围着，问：“你怎么讲得那么活灵活现？好像身临其境亲自经历一样！”面带愧色的李立难过地低下头，说：“我就是李立三。”大家惊愕了，一时说不出话来。
一次，享受副教授待遇的李立三应邀在莫斯科郊外为中国军事学院干部讲授“立三路线”这一课。他认真备课、讲课丰富具体翔实，批判深刻，有相当的理论高度和借鉴意义。当听课的干部知道讲课人就是李立三时，都说李立三对自己的错误有深刻的反省，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承认错误的勇气，认真自我批评的精神。
1931年至1946年，党派李立三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在此期间他曾出席共产国际七大，坚决抵制王明非法召开中共临时代表大会，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和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局（任中文部主任）工作，主持翻译了多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苏联肃反扩大化，李立三被苏联内务部逮捕，坐牢1年零9个月。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举行，身在莫斯科的李立三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中央委员。可见李立三虽然犯过严重错误，但是他正视、承认错误，坚持自我批评改正了错误，同样得到广大党员和党组织的尊重和信任。
剖析自我 诚恳主动
1946年春，李立三回到祖国，任军调部东北三人小组政治顾问、中共首席代表。5月中旬，他乘军调部飞机到了延安，向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过去15年在莫斯科的经历和在东北的工作情况。认真对自己过去所犯错误作自我批评后主动向毛泽东请示：“向在延安的干部和党校学员讲一次话——批判‘立三路线’。”征得毛泽东同意，经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师哲安排，李立三在延安党校大礼堂面对延安的党政军干部、党校学员发表长篇讲话。他登上讲话台，首先自我介绍：“我就是李立三，就是搞‘立三路线’的那个李立三。”然后，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激情满怀地讲述了回国4个月来对中国革命的深刻感受。
有一次，东北民主联军某部在辽阳市召开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部队首长请从苏联回国的李立三给指战员们作形势报告。李立三到会讲了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经过和成功的经验，接着用了两个多小时讲中国革命的历史。讲了陈独秀右倾主义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的损失后，讲到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时提高嗓门说：“李立三错误地估计了中国当时的革命形势，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错误的决议案。随后，又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计划，命令红军攻打南昌、长沙、武汉、九江、柳州等城市，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李立三还提出了“来一次暴动，取得一次成功，一口吃掉国民党”等“左”倾冒险主义。当命令和决定下达和执行过程中，毛泽东等同志提出不同意见，“左”倾冒险主义者不但不听，反而指责这些正确的意见，对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打击和惩罚，结果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后来，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指出了李立三的错误，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人人听得入神，会场格外寂静。突然，李立三向听众发问：“你们认识李立三吗？”台下齐声回答：“不认识。”这时，李立三用手指住自己的鼻子大声说：“我就是李立三！”顿时，会场沸腾了，雷鸣般的掌声四下响起，指战员们无不为李立三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和行动感动。待会场安静下来，李立三殷切地说：“同志们，希望你们从我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发展巩固解放区，扩充部队，努力完成战斗任务。祝同志们身体健康，多打胜仗！”
后来，因工作需要李立三先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联络部部长、城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东北职工委书记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等，创办了东北工人政治大学，创建了全国总工会机关，对中国工会事业颇有建树。 初到李立三身边工作的人员，李立三总要给他们上“入门第一课”。主动地对工作人员说：“我是犯过错误的，要求你们随时对我严格的要求和有力的监督，多多的帮助我。”他鼓励大家对工作中的不同意见，要大胆地提出来，我们一同讨论和争论。这样的“入门课”被李立三坚持下来，主动诚恳要求身边工作人员监督自己。
1949年2月，李立三来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这是他近20年来第一次参加党中央的会议。他主动要求发言，又一次深刻地向全会代表检讨了自己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刘少奇在大会上表扬李立三：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和胆量！
5月初，全国总工会在天津召开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李立三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希望天津的工会领导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放开手足，大胆工作。同时，李立三以惊人的坦率在上千人大会上公开批评“立三路线”错误，受到与会人员的佩服、敬重。
9月上旬，李立三在中央燃料工业处华北电业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知识分子好面子，为了保存面子有缺点不肯承认，不肯改变，越搞越糟。爱面子的结果是丢掉整个面子。我们要帮助这些同志认识到面子是小事，否则丢掉的更多。我们不要怕承认错误，我们共产党员是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的，个人算什么？面子更算什么？我过去犯过严重错误，大家知道历史上的‘立三路线’，我公开批判过我的错误。如以旧思想来看就了不得了，这不是面子上不好看吗？其实对我公开批评之后，可以帮助别人不再犯类似的错误。我们要帮助旧人员丢掉包袱，要他们知道面子是小问题，有什么错误必须向群众公开坦白，并保证不再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气度是宏大的，所以能原谅他们。”
从苏联回国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几年里，李立三主要从事工会工作，作为中共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之一的李立三，他从不在公开场合讲自己在工人运动方面的功劳，而且利用一切机会进行自我批评，用自己所犯的错误教育党内外同志不犯类似错误，用自己坚持自我批评，改正错误的胆量和勇气激励犯过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李立三，为全党树立了“自我批评”的榜样。
自我批评 坚持半生
新中国建立后的1949年11月16日至12月1日，世界工联在北京召开亚澳工会会议。中国、苏联、蒙古、朝鲜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会代表百余人出席。李立三以东道主工会负责人身份作题为《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报告，在报告中李立三向各国工会工作者介绍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取得胜利的经验，还以自己过去的错误为例讲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教训。在中国革命刚获得胜利，一些“开国功臣”正享受人们赞誉时，李立三却公开向外国朋友批评自己的错误，这种风格与品质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
1954年，中央撤销中共中央西南局等6个大区，在北京设立6个地区工作部。1955年初，解散6个工作部重组为中共中央书记处4个办公室，李立三为主管工业和交通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李雪峰）。2月14日，“中三办”召开第一次全体干部大会，主任和副主任与大家见面。个头高大、头发花白，满脸笑容，和蔼可亲的李立三端坐主席台上。当主任作简短介绍后，李立三站起身自我介绍道：“我就是在党内犯过‘立三路线’严重错误的李立三。我在苏联呆了15年，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比同志们要缺乏一大截。我要向同志们学习，请同志们多给我监督和帮助。”他的态度是那样的诚恳、真挚，深深地打动了干部们的心。
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前夕，李立三相对集中时间和精力，认真准备他在党代会上的发言材料。发言稿撰成后首先送给党中央领导审阅，征询意见，争取帮助。毛泽东极为仔细地审读后，8月30日作出批示，“退李立三同志：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只作了一些完全文字的修改，请加酌定。”周恩来阅后批示：“李立三在总工会受到批评之后，不气馁、不消极，继续积极工作，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应有品质。”9月23日，李立三作了大会发言。24日的《人民日报》以《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体会》为题，公开发表。
李立三在发言中重新讲了自己在20多年前发生的、早已纠正了的错误事实后说：“我从自己犯错误的教训中得到一点起码的认识，就是如果不老实检查自己的错误，便会成为思想包袱，便有可能陷入到更大更深的错误中去。同时，我在犯过错误之后，还没有丧失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信心——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心，因而还能够保持为党工作的积极性。这也许可以说是我在犯了几次严重错误之后，还没有丧气，悲观失望，还能不讳疾忌医，切实检讨自己的错误并且力求改正错误的原因之一吧。”这的确是李立三一生最好的写照，他的坦率态度与责己精神，也赢得了党内外一致好评。
毛泽东曾说过：“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检讨“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查。”李立三正是这样，勇于承担责任，尽管他是在党的幼年时期，犯错误时他仅30岁，犯错误的时间只有3个月多点点，却坦率地检讨、自我批评了30多年。他对自己的错误采取的坦率态度，正是他无私高尚品质和坚强党性原则的体现，也是他对党的事业的特殊贡献。
工运领袖 优秀党员
在“文化大革命”中，李立三没有免遭厄运。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之流给李立三编织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使他和他的家属遭到严酷的迫害。在那残酷的日子里他仍然坚持党的原则，宁可自己吃苦受罪，决不损害党和同志的名誉，更不向林彪、江青一伙低头。他爱憎分明的立场和态度，更加触怒了那帮家伙。在遭到连续批斗和禁闭折磨后，不堪忍受的他于1967年6月22日含冤離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作出决定：推翻强加给李立三的诬蔑不实之词，为他平反昭雪。肯定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
岁月峥嵘 贡献卓越
李立三，1899年11月18日生于湖南省醴陵縣。在长沙长郡中学毕业后，到护国军程潜部当兵。1919年， 20岁的李立三赴法勤工俭学，与在这里的赵世炎等组织劳动学会，在旅法的中国学生和工人群众中开展革命活动。1921年回国后入党的李立三受湖南党组织和毛泽东的委派，到安源矿区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和工人俱乐部，任中共安源路矿支部书记、俱乐部主任，同刘少奇等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3年3月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的李立三，作为湖北省代表出席中国国民党一大会议后，任中共上海区委职工委书记、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工委委员。1925年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李立三，参加了“五卅”运动的领导工作。是年10月，李立三受党中央派赴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赤色职工国际会议。1926年回国，到武汉从事工人运动。在第三、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李立三都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任全总组织部长、秘书长、武汉办事处主任，领导华中的工人运动。
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李立三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央工人部部长兼全总党团干事会书记。是年7月任中共中央五人临时政治局委员，参加南昌起义领导工作。起义部队南下后李立三在香港、广州坚持党的秘密工作。年底，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28年出席中共六大的李立三，被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党中央秘书长、宣传部长、农委书记。
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0年的10年间，李立三为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虽然他从不摆功、居功，但是从解密的历史档案里还是可以了解、理解。1939年10月，被关押在苏联监狱里的李立三写下了《我的声明》。他在《声明》中说：“我自1921年入党直至1927年的7年内，在中央和地方先后担任党和工会领导职务期间，从未犯过右倾或左倾错误，一直坚持正确的立场，同各种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他还写道：“中国共产党建立后的10年中，有3个艰苦时期。每逢这样的时期，中共中央就委我以重任，派我到最关键的地方去。”京汉铁路工人总罢工失败后，军阀吴佩孚在汉口枪杀工人和共产党员，汉口党组织完全涣散。此时，党中央派李立三去汉口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李立三在这里通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恢复和发展了武汉地区的党和工会组织。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军阀把广州淹没在血泊中，屠杀了5000多名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党中央及时派李立三来到广州，挑起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重任。这里，白色恐怖氛围严酷；这里，党内和干部中恐慌、气馁、动摇的情绪在滋生。针对这里的实际状况李立三团结立场坚定、信念坚强的党员干部和工农群众，在5个月里不仅恢复发展了党和工农组织，而且在广东建立了苏区。中共六大后，中国大革命失败致白色恐怖十分猖獗。工农革命组织遭破坏，党的组织及活动被迫完全转入“地下”，逃跑、叛变、出卖等屡见不鲜。中央的盲动主义错误使局势更加严峻，党内许多小宗派纷纷抬头联合起来反对中央。这时的李立三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央主要的政治领导人。在六大后的两年中以李立三为主要领导的中共中央执行了正确的路线，克服了内部困难，粉碎了托派和右倾集团，使全党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时恢复和发展了党和工农组织，开展了革命斗争，在国内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和苏区根据地。正如李立三在《声明》中说的：“在这三次艰苦时期我一分钟也没有动摇过，一直为完成党交给我的重要任务而努力”工作。
20岁就投身革命的李立三，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斗争，敌人曾两次悬赏重金取李立三的头颅而未得逞。在5年间党组织为他举行“追悼会”3次，其中有两次为周恩来主持。可是，他从不谈及个人的峥嵘岁月，风云往事。他始终坚持只讲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的丰功伟绩，不讲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功劳。
错误严重 勇敢承担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会议的决议运用和发展了共产国际过分夸大资本主义总危机等“左”的理论，片面夸大国内统治阶级的危机，过高估计革命力量的发展，否认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否认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性，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不切实际地提出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进而在全国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左”的“策略总路线”。不久，李立三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幻想“会师武汉、饮马长江”。随后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个“策略总路线”推行的结果，使城市工作、各地红军和根据地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1930年9月24日至28日在上海召开。会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纠正了部分“左”倾错误。会议进一步批评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这样，中共中央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统治。 李立三在全党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犯了“立三路线”错误，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一些人犯了错误总是躲躲闪闪，生怕丢面子。李立三则不然，他说：“共产党就是提倡自我批评。一个共产党员究竟有没有党性，就看他能不能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共产党员当然不可能不犯错误，只要他不搞阴谋，不谋私利，犯了错误，承认错误，他就可以改正错误。不仅如此，还要把自己犯错误的教训告诉大家。”他还不只一次地说：“如果党需要我当‘反面教员’，我一定当好这个‘反面教员’。”正是有这样对待错误的正确认识和态度，李立三在他后半生的政治生涯中，始终把“自我批评”作為座右铭，自觉地坚持自我批评。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为党和人民工作，努力以优异的成绩作为补偿。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在各种场合襟怀坦白地、积极主动地向同志们、向相识和不相识的人讲自己犯过的错误，公开批判“立三路线”的错误与危害。他不隐讳，努力当好“反面教员”以警后人。
在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李立三就所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动作深刻检查，勇敢地承担起全部责任。他遵照共产国际召令赶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的各种会议上对自己所犯错误、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失进行全面深刻、系统的检查和批判，承认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深刻诚恳的自我批评，得到共产国际大多数执委委员的赞许，认为“立三在这里勇敢的实行自我批评，这是很好的。”库西宁执委当即表示：“我应当说，立三的自我批评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感觉，这里确实没有两面派的手段。”李立三，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
后来，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李立三化名李明，以研究生身份进入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一个周末，学院召开别开生面的讨论会。被指名发言的李立三，自拟发言稿的题目是《批判“立三路线”》。李立三在发言中列举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例，历数“立三路线”给中共和红军造成的危害。讲着讲着，他竟痛哭流涕。讲话吸引住听众，不时为精彩的批判报以热烈的掌声。听众对“立三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更加深恶痛绝。纷纷议论：如果李立三在这里，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发言后的李立三走下台来，人们立刻把他团团围着，问：“你怎么讲得那么活灵活现？好像身临其境亲自经历一样！”面带愧色的李立难过地低下头，说：“我就是李立三。”大家惊愕了，一时说不出话来。
一次，享受副教授待遇的李立三应邀在莫斯科郊外为中国军事学院干部讲授“立三路线”这一课。他认真备课、讲课丰富具体翔实，批判深刻，有相当的理论高度和借鉴意义。当听课的干部知道讲课人就是李立三时，都说李立三对自己的错误有深刻的反省，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承认错误的勇气，认真自我批评的精神。
1931年至1946年，党派李立三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在此期间他曾出席共产国际七大，坚决抵制王明非法召开中共临时代表大会，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和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局（任中文部主任）工作，主持翻译了多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苏联肃反扩大化，李立三被苏联内务部逮捕，坐牢1年零9个月。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举行，身在莫斯科的李立三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中央委员。可见李立三虽然犯过严重错误，但是他正视、承认错误，坚持自我批评改正了错误，同样得到广大党员和党组织的尊重和信任。
剖析自我 诚恳主动
1946年春，李立三回到祖国，任军调部东北三人小组政治顾问、中共首席代表。5月中旬，他乘军调部飞机到了延安，向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过去15年在莫斯科的经历和在东北的工作情况。认真对自己过去所犯错误作自我批评后主动向毛泽东请示：“向在延安的干部和党校学员讲一次话——批判‘立三路线’。”征得毛泽东同意，经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师哲安排，李立三在延安党校大礼堂面对延安的党政军干部、党校学员发表长篇讲话。他登上讲话台，首先自我介绍：“我就是李立三，就是搞‘立三路线’的那个李立三。”然后，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激情满怀地讲述了回国4个月来对中国革命的深刻感受。
有一次，东北民主联军某部在辽阳市召开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部队首长请从苏联回国的李立三给指战员们作形势报告。李立三到会讲了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经过和成功的经验，接着用了两个多小时讲中国革命的历史。讲了陈独秀右倾主义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的损失后，讲到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时提高嗓门说：“李立三错误地估计了中国当时的革命形势，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错误的决议案。随后，又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计划，命令红军攻打南昌、长沙、武汉、九江、柳州等城市，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李立三还提出了“来一次暴动，取得一次成功，一口吃掉国民党”等“左”倾冒险主义。当命令和决定下达和执行过程中，毛泽东等同志提出不同意见，“左”倾冒险主义者不但不听，反而指责这些正确的意见，对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打击和惩罚，结果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后来，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指出了李立三的错误，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人人听得入神，会场格外寂静。突然，李立三向听众发问：“你们认识李立三吗？”台下齐声回答：“不认识。”这时，李立三用手指住自己的鼻子大声说：“我就是李立三！”顿时，会场沸腾了，雷鸣般的掌声四下响起，指战员们无不为李立三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和行动感动。待会场安静下来，李立三殷切地说：“同志们，希望你们从我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发展巩固解放区，扩充部队，努力完成战斗任务。祝同志们身体健康，多打胜仗！”
后来，因工作需要李立三先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联络部部长、城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东北职工委书记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等，创办了东北工人政治大学，创建了全国总工会机关，对中国工会事业颇有建树。 初到李立三身边工作的人员，李立三总要给他们上“入门第一课”。主动地对工作人员说：“我是犯过错误的，要求你们随时对我严格的要求和有力的监督，多多的帮助我。”他鼓励大家对工作中的不同意见，要大胆地提出来，我们一同讨论和争论。这样的“入门课”被李立三坚持下来，主动诚恳要求身边工作人员监督自己。
1949年2月，李立三来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这是他近20年来第一次参加党中央的会议。他主动要求发言，又一次深刻地向全会代表检讨了自己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刘少奇在大会上表扬李立三：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和胆量！
5月初，全国总工会在天津召开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李立三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希望天津的工会领导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放开手足，大胆工作。同时，李立三以惊人的坦率在上千人大会上公开批评“立三路线”错误，受到与会人员的佩服、敬重。
9月上旬，李立三在中央燃料工业处华北电业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知识分子好面子，为了保存面子有缺点不肯承认，不肯改变，越搞越糟。爱面子的结果是丢掉整个面子。我们要帮助这些同志认识到面子是小事，否则丢掉的更多。我们不要怕承认错误，我们共产党员是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的，个人算什么？面子更算什么？我过去犯过严重错误，大家知道历史上的‘立三路线’，我公开批判过我的错误。如以旧思想来看就了不得了，这不是面子上不好看吗？其实对我公开批评之后，可以帮助别人不再犯类似的错误。我们要帮助旧人员丢掉包袱，要他们知道面子是小问题，有什么错误必须向群众公开坦白，并保证不再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气度是宏大的，所以能原谅他们。”
从苏联回国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几年里，李立三主要从事工会工作，作为中共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之一的李立三，他从不在公开场合讲自己在工人运动方面的功劳，而且利用一切机会进行自我批评，用自己所犯的错误教育党内外同志不犯类似错误，用自己坚持自我批评，改正错误的胆量和勇气激励犯过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李立三，为全党树立了“自我批评”的榜样。
自我批评 坚持半生
新中国建立后的1949年11月16日至12月1日，世界工联在北京召开亚澳工会会议。中国、苏联、蒙古、朝鲜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会代表百余人出席。李立三以东道主工会负责人身份作题为《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报告，在报告中李立三向各国工会工作者介绍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取得胜利的经验，还以自己过去的错误为例讲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教训。在中国革命刚获得胜利，一些“开国功臣”正享受人们赞誉时，李立三却公开向外国朋友批评自己的错误，这种风格与品质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
1954年，中央撤销中共中央西南局等6个大区，在北京设立6个地区工作部。1955年初，解散6个工作部重组为中共中央书记处4个办公室，李立三为主管工业和交通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李雪峰）。2月14日，“中三办”召开第一次全体干部大会，主任和副主任与大家见面。个头高大、头发花白，满脸笑容，和蔼可亲的李立三端坐主席台上。当主任作简短介绍后，李立三站起身自我介绍道：“我就是在党内犯过‘立三路线’严重错误的李立三。我在苏联呆了15年，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比同志们要缺乏一大截。我要向同志们学习，请同志们多给我监督和帮助。”他的态度是那样的诚恳、真挚，深深地打动了干部们的心。
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前夕，李立三相对集中时间和精力，认真准备他在党代会上的发言材料。发言稿撰成后首先送给党中央领导审阅，征询意见，争取帮助。毛泽东极为仔细地审读后，8月30日作出批示，“退李立三同志：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只作了一些完全文字的修改，请加酌定。”周恩来阅后批示：“李立三在总工会受到批评之后，不气馁、不消极，继续积极工作，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应有品质。”9月23日，李立三作了大会发言。24日的《人民日报》以《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体会》为题，公开发表。
李立三在发言中重新讲了自己在20多年前发生的、早已纠正了的错误事实后说：“我从自己犯错误的教训中得到一点起码的认识，就是如果不老实检查自己的错误，便会成为思想包袱，便有可能陷入到更大更深的错误中去。同时，我在犯过错误之后，还没有丧失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信心——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心，因而还能够保持为党工作的积极性。这也许可以说是我在犯了几次严重错误之后，还没有丧气，悲观失望，还能不讳疾忌医，切实检讨自己的错误并且力求改正错误的原因之一吧。”这的确是李立三一生最好的写照，他的坦率态度与责己精神，也赢得了党内外一致好评。
毛泽东曾说过：“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检讨“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查。”李立三正是这样，勇于承担责任，尽管他是在党的幼年时期，犯错误时他仅30岁，犯错误的时间只有3个月多点点，却坦率地检讨、自我批评了30多年。他对自己的错误采取的坦率态度，正是他无私高尚品质和坚强党性原则的体现，也是他对党的事业的特殊贡献。
工运领袖 优秀党员
在“文化大革命”中，李立三没有免遭厄运。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之流给李立三编织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使他和他的家属遭到严酷的迫害。在那残酷的日子里他仍然坚持党的原则，宁可自己吃苦受罪，决不损害党和同志的名誉，更不向林彪、江青一伙低头。他爱憎分明的立场和态度，更加触怒了那帮家伙。在遭到连续批斗和禁闭折磨后，不堪忍受的他于1967年6月22日含冤離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作出决定：推翻强加给李立三的诬蔑不实之词，为他平反昭雪。肯定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