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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49—1950年《银行周报》上的栏目与之前大体一致分为：专裁，论著，经济杂志，法令，国内要闻，国外要闻等。分析两年间《银行周报》的主要内容后发现，1949—1950年间的《银行周报》与之前侧重不同。首先，《银行周报》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及当时社会大众所关心的重要经济问题，分析了当时的经济金融环境。其次，又对国内外建设经验进行了总结介绍。最后，还利用自身影响力对解放后经济政策作了宣传。
关键词：时代价值、史料价值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4-0127-02
1、时代价值
第一，代表各方面的利益发表意见及建议。
纵观1949—1950年《银行周报》的主要内容，除国内要闻、国际要闻、各地工商业消息及行庄检查调查资料外，《银行周报》实际上是一个舆论平台，代表各方面的利益发表自己的意见及建议，而且《银行周报》尤其注重以上海银行业为代表的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两年间《银行周报》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三类：
首先，宣传建立现代的经济金融体系。1949—1950年《银行周报》正好处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时期，旧的体制已经被推翻，新的经济金融体制处于讨论及初创过程中，为此，《银行周报》借鉴国外先进体制，结合我国实际，宣传介绍各国经济金融体制的构建，登载许多讨论国内经济金融问题的文章。
其次，讨论现实的财政金融问题，并力所能及的提出意见。解放前，经济金融秩序混乱，政府利用公权肆意剥夺人民财富，一系列的财政金融问题难以得到解决。1949—1950年《银行周报》借社会发生转型的机会，研究这些问题，提出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及如何解决的建议。同时，这也为后人研究这些问题保留了史料。
最后，翔实的统计数据的发布。如果说个人或报社的论述及观点可能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缺乏说服力的话，《银行周报》上每期专门发布统计数据的统计栏目，则是用不带人为色彩的数据来客观的反映出社会经济的状况。通过分析统计数据，能够反证出时人对时事的看法及观点正确与否。
第二，两年间《银行周报》上的论述分析时事及问题的文章，切入点选择准确，论点鲜明论据有力。
刊物的优劣，取决于该刊物所登载文章的优劣，而文章的优劣又直接关系于文章的作者，及选用文章的编辑，《银行周报》编辑本身就是财经界的专业人士，对于所选用的文章的质量自然优中选优。报刊选择哪些问题论述是受报刊本身性质的限制，同时也能够反映出该报刊对于社会大众的心理把握能力。历来《银行周报》选择的论题都是当时的热点问题，1949至1950年间也不例外，如，财政金融问题、税收问题、货币问题及物价问题等，体现出《银行周报》看问题的预见性及准确性。切入点再准确如果超出了文章作者的能力，也会显得苍白无力，甚至弄巧成拙事倍功半，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而1949—1950年《银行周报》上的文章综合来看，因为作者大多是银钱业从业者、财政经济部门官员、经济金融类的专家学者等，故在论述问题时，专业性极强，论点鲜明，论据有力，社会大众看了文章后，会相对容易接受作者想表达的观点，即使是反对者，在有力的论据面前也难以轻易驳倒对方。
第三，两年间的《银行周报》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巨大，为人民大众对经济的恢复与建设树立了信心。
报刊的影响力既包括该刊自身受众的广泛程度，也包括文章的权威性及消息的及时性，同时，报刊所持立场的公允与否也很重要。《银行周报》出版之初，仅千余册的销量，二十年后，每期销量增加至两万余册，成长之快，令人侧目。《银行周报》社，自己曾根据订阅用户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国内，江苏省居首位，河北省次之，四川，广东，浙江再次之。国外，日本，新加坡最多，美国，英国次之，暹罗，俄国再次之。彼时距离1936年已经过去十余年，《银行周报》的受众群体及范围有增无减。1949至1950年间《银行周报》上所登载文章的作者大多是当时社会名流，也是财经专业人士，权威性自然能够得到保证。《银行周报》所持立场公正，例如，《上海解放以来之物价》一文就没有一味迎合政府，而是毫不避讳的将解放后上海物价仍有起伏的事实提了出来。因此，这两年间的《银行周报》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巨大。
1949至1950年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在此过程中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浮动，作为社会公共媒体的《银行周报》却基本上坚持了每周发行，所发各期包含了丰富的信息，登载专业人士的文章，所登内容都具有针对性，都是时人所关心的问题。例如，解放后，大众担心银钱业破产，自己在银行钱庄的存款将要付之东流，《银行周报》登载了鹤夫的《京津银钱业概况》一文，将社会大众关心的问题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发布。
2、史料价值
1949—1950年间，《银行周报》仍不失其为专业金融刊物的水准，通过登载经济金融消息、论著、法令等文章，以及通过刊物向政府提出经济建设意见的方式，发挥着自己独特的影响。在为以后同类刊物的创办提供借鉴的同时，两年间的《银行周报》也为日后研究1949—1950年间的经济金融保留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第一，1949—1950年间我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开始建立，经济金融思想随之发生变化。1949—1950年间《银行周报》体例开放成熟，办报风格民主，不屈从于权威，对金融创新业务积极探索，为后来刊物树立了榜样。同时，成为研究近代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资料。
在专业金融刊物中，《银行周报》创刊早，刊期长，在其所积累的丰富编辑经验及思想基础上，开创出较为系统成熟的编辑体例，对后来者影响较大，争相效仿。《银行周报》在1949—1950年间经过以前的探索体例已经成熟，每期主要栏目包括：论著，译述，调查，经济杂志，统计，法令，附录等。除附录一般用于登载国内、国际消息外，其余占最大比例的就是论著、译述、经济杂志及统计。论著及译述栏目，主要登载对经济金融形势的分析文章，国内外经验的介绍，及提出政策参考意见，例如，对香港黄金问题的研究，谈到了香港为什么会管制黄金失败。经济杂志主要是发布一周左右的经济数据，分析经济形势。统计栏目则发布金融及重要商品统计数据。这两年间《银行周报》成熟的编辑体例为后来众多经济专业刊物效仿。
《银行周报》至创刊以来所持宗旨“报告金融消息，研究财政经济情事，以供业界参考，学者讨论”，故周报坚持独立民主办报，不屈从于权威，该立场在1949至1950年一直得以保持。例如，《解放后上海的米价》、《解放后上海的纱价》等文章就没有曲意迎合政府，而是毫不隐晦的将解放后上海米、纱等物质价格仍有起伏的事实提了出来，并分析了原因，因此，这两年间的《银行周报》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巨大。此点值得后来者借鉴学习。
此外，这两年间《银行周报》还积极探讨金融创新，探索 新的金融业务。例如，既对折实储蓄，折实公债等新兴业务进行了探讨，也探讨了传统的银行业务，指出解放后银行的投机行为已然消失，银行自身的发展已经与生产的发展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并根据这一变化，提出了“在公私兼顾的原则下，以服务民众为目标，协助建设工业的中国”的方针，另外还结合新的形势，讨论了今后银行制度发展的三大原则“一、实施计划化的金融制度，二、加速建立金融生产和资本市场，三、辅导商业银行的发展”。从以上言论及分析知道1949—1950年间《银行周报》一直把探讨金融创新，探索新的金融业务放在重要位置。
纵观这两年的《银行周报》，体例成熟，风格开放，记录了两年间各方面的经济思想，在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史料中应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为以后许多经济金融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1949—1950年间，上海经济金融业面临许多重大而难以解决的问题，《银行周报》发挥自己作为金融专业刊物的优势，登载分析问题的专业文章，并根据分析的结论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例如，《解放后我国的财政》一文，先分析了解放前财政权落入官僚资本主义之手的原因，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最后提出，发展壮大国营经济，利用国营经济的收益补充财政；财政的支出也要追求合理化的建议。还有其他许多具有决策参考价值的建议，这许多由专业人士撰写的文章及提出的建议，颇有见地，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为新生政权准确判断经济金融形势提供了参考，在日后遇到同类问题时仍然可以加以借鉴开拓思路。
第三，为日后研究1949—1950年间的经济金融情况，保留了珍贵的史料。
在研究1949—1950年经济金融问题时，少有人对《银行周报》上的内容加以利用。其实，1949—1950年间《银行周报》的刊行从未间断，因此，其上连续登载了大量的数据，这就为日后纵向研究两年间的经济金融问题提供了可能。在利用这些资料研究经济问题方面，较有影响的研究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峰、彭凯翔的《我国长期米价研究(1644—2000)》，该著作获得2004—2005年度《经济学(季刊)》最佳论文奖，在研究1949年上海米价时，著作就是以1949年7月4日刊行的《银行周报》第33卷第26、27期合刊上登载的《月度中等粳米批发价》作为原始数据加以研究。由此可见，在研究1949—1950年的经济金融问题时，对两年间的《银行周报》善加利用，深入发掘，会对研究有非常大的帮助。
3、结 语
1949—1950年两年间的《银行周报》积极地为上海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然而，《银行周报》毕竟代表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他提的一系列观点与看法必然是从维护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例如，上海解放后，《银行周报》上的大量文章都谈到了私营银钱业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呼吁政府在调整经济金融政策的过程中对其加以照顾。
另外《银行周报》作为专业金融刊物，在长达33年的刊期内历经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汪伪政权三个不同时期，一如既往的保持原有特色，其中缘由值得深究。在此提出几点，仅供以后研究者参考：一、编辑《银行周报》的人士大多精于专业，同时，对周刊事业持之以恒。二、《银行周报》生逢其时，正好处于社会变革时期，各方都需要专业中立的参考意见。三、善于从实际中寻找问题，在实践解决问题，使得《银行周报》被广泛接受，从经营角度出发《银行周报》也必须保持其特色。
参考文献：
[1]宋应离，朱联营，李明山，中国期刊发展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
[2]戴建兵，白银与近代中国经济；1890—1935[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李婧，民国时期银行法研究探析——以30年代《银行周报》为考察视角[J]，法学杂志，2009，(3)
[4]张天政，海内外关于上海银行公会研究的新进展，历史教学，2003，(9)
[5]王艳菊，银行学会考论(1932—1950)，史学月刊，2005，(8)
[6]吴景平，张徐乐，建国前后对上海私营金融业的整顿管理，社会科学，2003，(5)
关键词：时代价值、史料价值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4-0127-02
1、时代价值
第一，代表各方面的利益发表意见及建议。
纵观1949—1950年《银行周报》的主要内容，除国内要闻、国际要闻、各地工商业消息及行庄检查调查资料外，《银行周报》实际上是一个舆论平台，代表各方面的利益发表自己的意见及建议，而且《银行周报》尤其注重以上海银行业为代表的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两年间《银行周报》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三类：
首先，宣传建立现代的经济金融体系。1949—1950年《银行周报》正好处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时期，旧的体制已经被推翻，新的经济金融体制处于讨论及初创过程中，为此，《银行周报》借鉴国外先进体制，结合我国实际，宣传介绍各国经济金融体制的构建，登载许多讨论国内经济金融问题的文章。
其次，讨论现实的财政金融问题，并力所能及的提出意见。解放前，经济金融秩序混乱，政府利用公权肆意剥夺人民财富，一系列的财政金融问题难以得到解决。1949—1950年《银行周报》借社会发生转型的机会，研究这些问题，提出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及如何解决的建议。同时，这也为后人研究这些问题保留了史料。
最后，翔实的统计数据的发布。如果说个人或报社的论述及观点可能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缺乏说服力的话，《银行周报》上每期专门发布统计数据的统计栏目，则是用不带人为色彩的数据来客观的反映出社会经济的状况。通过分析统计数据，能够反证出时人对时事的看法及观点正确与否。
第二，两年间《银行周报》上的论述分析时事及问题的文章，切入点选择准确，论点鲜明论据有力。
刊物的优劣，取决于该刊物所登载文章的优劣，而文章的优劣又直接关系于文章的作者，及选用文章的编辑，《银行周报》编辑本身就是财经界的专业人士，对于所选用的文章的质量自然优中选优。报刊选择哪些问题论述是受报刊本身性质的限制，同时也能够反映出该报刊对于社会大众的心理把握能力。历来《银行周报》选择的论题都是当时的热点问题，1949至1950年间也不例外，如，财政金融问题、税收问题、货币问题及物价问题等，体现出《银行周报》看问题的预见性及准确性。切入点再准确如果超出了文章作者的能力，也会显得苍白无力，甚至弄巧成拙事倍功半，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而1949—1950年《银行周报》上的文章综合来看，因为作者大多是银钱业从业者、财政经济部门官员、经济金融类的专家学者等，故在论述问题时，专业性极强，论点鲜明，论据有力，社会大众看了文章后，会相对容易接受作者想表达的观点，即使是反对者，在有力的论据面前也难以轻易驳倒对方。
第三，两年间的《银行周报》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巨大，为人民大众对经济的恢复与建设树立了信心。
报刊的影响力既包括该刊自身受众的广泛程度，也包括文章的权威性及消息的及时性，同时，报刊所持立场的公允与否也很重要。《银行周报》出版之初，仅千余册的销量，二十年后，每期销量增加至两万余册，成长之快，令人侧目。《银行周报》社，自己曾根据订阅用户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国内，江苏省居首位，河北省次之，四川，广东，浙江再次之。国外，日本，新加坡最多，美国，英国次之，暹罗，俄国再次之。彼时距离1936年已经过去十余年，《银行周报》的受众群体及范围有增无减。1949至1950年间《银行周报》上所登载文章的作者大多是当时社会名流，也是财经专业人士，权威性自然能够得到保证。《银行周报》所持立场公正，例如，《上海解放以来之物价》一文就没有一味迎合政府，而是毫不避讳的将解放后上海物价仍有起伏的事实提了出来。因此，这两年间的《银行周报》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巨大。
1949至1950年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在此过程中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浮动，作为社会公共媒体的《银行周报》却基本上坚持了每周发行，所发各期包含了丰富的信息，登载专业人士的文章，所登内容都具有针对性，都是时人所关心的问题。例如，解放后，大众担心银钱业破产，自己在银行钱庄的存款将要付之东流，《银行周报》登载了鹤夫的《京津银钱业概况》一文，将社会大众关心的问题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发布。
2、史料价值
1949—1950年间，《银行周报》仍不失其为专业金融刊物的水准，通过登载经济金融消息、论著、法令等文章，以及通过刊物向政府提出经济建设意见的方式，发挥着自己独特的影响。在为以后同类刊物的创办提供借鉴的同时，两年间的《银行周报》也为日后研究1949—1950年间的经济金融保留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第一，1949—1950年间我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开始建立，经济金融思想随之发生变化。1949—1950年间《银行周报》体例开放成熟，办报风格民主，不屈从于权威，对金融创新业务积极探索，为后来刊物树立了榜样。同时，成为研究近代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资料。
在专业金融刊物中，《银行周报》创刊早，刊期长，在其所积累的丰富编辑经验及思想基础上，开创出较为系统成熟的编辑体例，对后来者影响较大，争相效仿。《银行周报》在1949—1950年间经过以前的探索体例已经成熟，每期主要栏目包括：论著，译述，调查，经济杂志，统计，法令，附录等。除附录一般用于登载国内、国际消息外，其余占最大比例的就是论著、译述、经济杂志及统计。论著及译述栏目，主要登载对经济金融形势的分析文章，国内外经验的介绍，及提出政策参考意见，例如，对香港黄金问题的研究，谈到了香港为什么会管制黄金失败。经济杂志主要是发布一周左右的经济数据，分析经济形势。统计栏目则发布金融及重要商品统计数据。这两年间《银行周报》成熟的编辑体例为后来众多经济专业刊物效仿。
《银行周报》至创刊以来所持宗旨“报告金融消息，研究财政经济情事，以供业界参考，学者讨论”，故周报坚持独立民主办报，不屈从于权威，该立场在1949至1950年一直得以保持。例如，《解放后上海的米价》、《解放后上海的纱价》等文章就没有曲意迎合政府，而是毫不隐晦的将解放后上海米、纱等物质价格仍有起伏的事实提了出来，并分析了原因，因此，这两年间的《银行周报》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巨大。此点值得后来者借鉴学习。
此外，这两年间《银行周报》还积极探讨金融创新，探索 新的金融业务。例如，既对折实储蓄，折实公债等新兴业务进行了探讨，也探讨了传统的银行业务，指出解放后银行的投机行为已然消失，银行自身的发展已经与生产的发展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并根据这一变化，提出了“在公私兼顾的原则下，以服务民众为目标，协助建设工业的中国”的方针，另外还结合新的形势，讨论了今后银行制度发展的三大原则“一、实施计划化的金融制度，二、加速建立金融生产和资本市场，三、辅导商业银行的发展”。从以上言论及分析知道1949—1950年间《银行周报》一直把探讨金融创新，探索新的金融业务放在重要位置。
纵观这两年的《银行周报》，体例成熟，风格开放，记录了两年间各方面的经济思想，在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史料中应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为以后许多经济金融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1949—1950年间，上海经济金融业面临许多重大而难以解决的问题，《银行周报》发挥自己作为金融专业刊物的优势，登载分析问题的专业文章，并根据分析的结论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例如，《解放后我国的财政》一文，先分析了解放前财政权落入官僚资本主义之手的原因，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最后提出，发展壮大国营经济，利用国营经济的收益补充财政；财政的支出也要追求合理化的建议。还有其他许多具有决策参考价值的建议，这许多由专业人士撰写的文章及提出的建议，颇有见地，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为新生政权准确判断经济金融形势提供了参考，在日后遇到同类问题时仍然可以加以借鉴开拓思路。
第三，为日后研究1949—1950年间的经济金融情况，保留了珍贵的史料。
在研究1949—1950年经济金融问题时，少有人对《银行周报》上的内容加以利用。其实，1949—1950年间《银行周报》的刊行从未间断，因此，其上连续登载了大量的数据，这就为日后纵向研究两年间的经济金融问题提供了可能。在利用这些资料研究经济问题方面，较有影响的研究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峰、彭凯翔的《我国长期米价研究(1644—2000)》，该著作获得2004—2005年度《经济学(季刊)》最佳论文奖，在研究1949年上海米价时，著作就是以1949年7月4日刊行的《银行周报》第33卷第26、27期合刊上登载的《月度中等粳米批发价》作为原始数据加以研究。由此可见，在研究1949—1950年的经济金融问题时，对两年间的《银行周报》善加利用，深入发掘，会对研究有非常大的帮助。
3、结 语
1949—1950年两年间的《银行周报》积极地为上海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然而，《银行周报》毕竟代表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他提的一系列观点与看法必然是从维护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例如，上海解放后，《银行周报》上的大量文章都谈到了私营银钱业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呼吁政府在调整经济金融政策的过程中对其加以照顾。
另外《银行周报》作为专业金融刊物，在长达33年的刊期内历经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汪伪政权三个不同时期，一如既往的保持原有特色，其中缘由值得深究。在此提出几点，仅供以后研究者参考：一、编辑《银行周报》的人士大多精于专业，同时，对周刊事业持之以恒。二、《银行周报》生逢其时，正好处于社会变革时期，各方都需要专业中立的参考意见。三、善于从实际中寻找问题，在实践解决问题，使得《银行周报》被广泛接受，从经营角度出发《银行周报》也必须保持其特色。
参考文献：
[1]宋应离，朱联营，李明山，中国期刊发展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
[2]戴建兵，白银与近代中国经济；1890—1935[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李婧，民国时期银行法研究探析——以30年代《银行周报》为考察视角[J]，法学杂志，2009，(3)
[4]张天政，海内外关于上海银行公会研究的新进展，历史教学，2003，(9)
[5]王艳菊，银行学会考论(1932—1950)，史学月刊，2005，(8)
[6]吴景平，张徐乐，建国前后对上海私营金融业的整顿管理，社会科学，2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