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正因为《公民身份法》修正案（CAA）抗议而焦头烂额的印度人民党政府又在其执政党的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那里承受了额外的压力：RSS在和政府代表舉行的一系列谈话中要求政府更加关注高等学校中的“震荡”和“国家问题的阐述”，言下之意即要求印政府进一步推动落实2019年5月出台的新教育政策草案。而该草案在向社会公布之初便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它除了要求进一步强化“印度传统语言和文化”教育之外，还大谈诸如塞瓦（sewa，锡克教奉献精神）、不杀生（ahimsa）、真善（satya）、洁净（Swachhta）等“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性。一些媒体分析认为，该草案违背印度《宪法》中规定的在国民教育中不得提供宗教教育的准则。新教育政策草案得到了RSS及其领衔同盟家族（在RSS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包括印人党在内的一系列右翼政治社会组织的集合）的大力支持。RSS主席莫汉·巴格瓦特在就新教育政策草案表态时直言不讳地声称，“教育应具有印度价值观，否则就毫无意义”。
　　RSS一直坚称自己并非政治或宗教组织，而是一个文化组织和社会福利组织，这确实也是其自我认同。而改变印度的公共教育政策和教育系统，用自身的历史观来影响、塑造乃至重写印度的国家意识和国族认同，正是RSS自1925年成立以来孜孜以求的目标。莫迪第一个任期内，印度教右翼的诸多议程得到顺利推进，但RSS却不满意在教育方面的进展，其迫切地希望能够在莫迪的第二个任期内建立“婆罗多的教育系统”。

“婆罗多”和“罗摩之治”

　　印度教右翼派别形成于20世纪初印度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和当时追求印度独立的其他政治派别相比，该派别有着一个清晰、直接的政治目标：将印度建设成为一个“印度教国家”（Hindu Rashtra）。其认为，印度教国家是历史上存在过的，因而其观点准确地说是要“重建”原来的印度教之国。正因为如此，“婆罗多”这个对恒河上中游地区的古称，被大量地用于印度教右翼的话语之中，以取代“印度”一词。这并非RSS首开先河或独有，在独立运动期间，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们便用婆罗多来指代整个南亚次大陆，以“大婆罗多”来表达成立泛南亚国家的理想。对于RSS和其他印度教右翼势力而言，婆罗多这个词是神圣的，代表着“印度教民族”构成的纯粹的“印度教社会”所在的“圣地”，三者不可分割。用婆罗多来指代印度，也表达出了印度教右翼试图摒弃“外来观念”对次大陆的定义、按照自身理念重建“净土”的强烈愿望。
　　这种观念使印度教右翼势力对外来文化对印度的影响持较为消极的态度。在其历史观中，印度的屈辱史并不仅局限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而是“1000多年的外国统治”，也就是说从8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印度次大陆、穆斯林统治者在次大陆上建立“异族政权”之后，“古老的婆罗多”的纯洁和荣耀就已经支离破碎。在印度教右翼眼中，英国人正是利用了印度社会中不同社群之间（特别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才得以长期维系殖民统治。在印度教右翼主持修订的历史教科书中，印度各族群长期共存的历史被用一连串的冲突事件加以描述，如穆斯林统治者马茂哈德焚烧印度教寺庙、莫卧儿王朝对印度教徒征收重税等。与此同时，印度教民族主义又将叙事重心放在了对反抗莫卧儿帝国统治的马拉塔军事领袖希瓦吉这样历史人物的塑造上。印度教右翼的历史叙事一遍遍地重复外来的宗教、政治、语言和文化都是“入侵产物”，因此需要使之“重新皈依”印度教传统，或者将其排除出印度社会。
　　现代化大众媒体在印度的蓬勃发展为印度教右翼将其历史叙事转化为大众叙事提供了便利。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网络媒体、社交软件的勃兴更是为RSS和其他印度教右翼势力宣扬其历史观提供了最好的平台。在每个人都能参与到对国族认同话语建构的时代，印度教右翼的历史叙事在圈子内迅速传播并形成了叙事的自动再生产。与此同时，对印度教右翼历史观的反对意见则更容易遭到群起围攻和排挤，被进一步边缘化。
　　传统的历史研究表明，印度文明是在一次次不同文明的碰撞和融合中产生的。印度教右翼的历史观也在很多方面与已有的历史证据相悖，如已有的研究成果认为，印度文明的源头是雅利安人在公元前2000年?前1000年间进入南亚次大陆与当地文明逐渐融合而诞生的。但这样的研究成果相当于把雅利安人放在了“外来者”的位置上，让印度教右翼完全不能接受。为此，1998年印人党成为执政党后，曾在有大量争议的情况下将“哈拉帕文明中的马匹图案”（哈拉帕文明是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一般认为马匹驯化是后来进入次大陆的雅利安人带到次大陆的）加入到新编纂的历史教科书中，以维护“雅利安人是次大陆原住民”的观点。2000年时，这一图案被揭穿系伪造，导致“虚构之马”事件成为印度历史上最大的教育和学术丑闻之一。然而，即便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丑闻，RSS和其他印度教右翼势力依然坚持其历史观，否定外来文化的正面影响。在他们的语境中，印度教文明是一个“天启（Shruti）”式的文明，它从一开始就是完美而正确的，因此人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拨乱反正，使得历史“重回轨道”。而印度本土文字记载历史文献匮乏的状况又为实现历史重构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当然，印度教右翼也并不想求助于历史上真正存在过的王朝或帝国，例如阿育王的孔雀王朝、笈多王朝、戒日帝国等，他们的理想国是“吠陀黄金时代”的“罗摩之治”，也就是印度神话传说中的圣君罗摩统治下道德完美无瑕、社会繁荣昌盛的印度。阿约提亚神庙的寺庙之争也可以放在这种背景下来理解：印度教右翼坚称穆斯林统治者巴布尔毁灭了曾在阿约提亚存在过的罗摩诞生地神庙，在废墟上建起了巴布里清真寺，因此印度教徒也完全有权利摧毁清真寺并要求穆斯林归还圣地。这场争议涉及复杂的宗教、政治和法律议题，也体现了两种历史观念的对决：一种历史观要求切实的考古和文献证据来证明罗摩和“罗摩之治”的存在;而在另一种历史观中，“曾被穆斯林统治者毁灭的罗摩神庙”就是印度教国家的黄金时代被外来者毁灭的最好“证据”。

“黃金时代”的构建

　　通常意义上的印度教实际上是多种流派、多种思想的集合。在南亚次大陆，无论是习俗还是理念方面，不同地域和阶层的印度教徒之间都有着巨大差异。而印度教相关数量庞大的宗教文献一直被不断添加和编纂，从未曾有过系统的集合和筛别，也从未出现过被大多数信众认可的宗教领袖勘定的版本，各种记载多有含糊、矛盾之处。印度教所呈现出的这种状况也为对历史和传统的重写提供了便利，印度教右翼可以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引经据典地贴合“现代”的思想，去描述“历史上”无比包容、开明、完美的“黄金时代”。在印度教右翼的历史叙事中，种姓制度在历史上只是平等的职业分工;妇女一贯得到尊重;早在上古的吠陀时代就已经有了符合现代科学定义的种种伟大创举和发现。印度教右翼的每一种论述都有足够的“历史依据”或者可以在某本宗教文献中寻找到“依据”。因此，如果印度想要达到任何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最好的方式并不是开拓未来，而是通过彻底摆脱“千年外族统治”的阴影，回归“完美”的过去。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回归美好过去”的思维模式在人类社会中事实上普遍存在，且在印度也并非单单只存在于印度教右翼中，如甘地本人就一直将田园牧歌般的前殖民时代印度乡村视为理想社会，尼赫鲁也在印度文明的辉煌传统中汲取力量并树立了他的大国理想。而在印度亟需树立自身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的当下，对古老传统文化的尊崇更是成为了无论左右都必须恪守的“政治正确”，这也酿成了今日印度中左翼在在政治和学术论战中软弱无力的状况，其生存空间日益遭到挤压。
　　正因为历史如此重要，历史应当如何被讲述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印度教右翼的历史叙事是其力图塑造印度国族认同的重要工具，也构成了印人党政府最重要的合法性来源之一。RSS最为关注的事实上也正是对公共教育系统的彻底改造，他们希望将 “西方的”“左翼的”历史学家的观念从公众教育和印度的教科书中彻底移除。例如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之后，印度公共教育和研究的许多重要机构（包括印度历史研究委员会、国家教育、研究和培训委员会等）的负责人都被替换为支持或同情印度教右翼意识形态的人。与此同时印度教右翼也不断地对学界和高校发起冲击，试图通过国家机器加强对公立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印度教右翼也没有忘记要改写一些涉及自身的历史。1998年后，刺杀圣雄甘地者是RSS成员这一历史事实开始在教科书中抹去。就在不久前的2020年1月，泰米尔纳德邦政府迫于RSS的压力，在其中学的社会教科书中删去了涉及RSS的历史。这些“修正”历史的尝试和企图有时也会产生巨大的争议。如2014RSS负责宣传的主导人物巴特拉向古吉拉特邦的数千所中小学校提供了教科书，书中声称汽车是印度发明的，器官移植和再生的灵感来自于印度古代史诗。印度历史研究委员会的首脑拉奥则称印度人在5000年前就已经乘坐飞机和进行干细胞研究，甚至说仅仅凭借印度史诗就足以理解古代世界，而无需历史文献或考古证据。
　　无疑，印度的公众历史教育已经日益与宗教民族主义政治议程相融合。新版本的历史叙事成为对“黄金时代”和这个“黄金时代”在外来入侵下沦落的叙述，未来则是要朝着“历史”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