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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毒疮的眼睛
我七八岁的时候，得了一种怪病。
成年以后，父亲母亲老是说，我从小营养不良，大大的脑袋，黄唧唧的头发，深陷下去的眼眶，又细又长的脖颈，一副弱不禁风病殃殃的样子，着实让人担心。在那些日子里，我经常发恶心，成天不停地流着哈喇子。只要静静地坐下来，过不上三五分钟，我的面前准会留下一大滩清口水。
为这事，愁坏了我的父亲母亲。
父亲不止一次带着我上医院看医生。那位戴着厚厚的眼镜，唇上的胡须和牙齿一样稀疏的老中医，把我细麻秆一样的手腕把玩了半天，然后要我长长地伸出舌头。老中医把眼镜推到前额上，两只青灰的眼睛凑过来把我的舌头研究得又酸又麻，还舍不得让我的嘴巴合下来。老中医研究的结论，是毛边纸上几排手指拇大的字儿。那树疙篼一样的字，虬枝缠绕，虽然过了很多年我才弄懂，那是写在处方上的药名和剂量，但一点不影响父亲母亲催我吃中药的耐心。那些又苦又涩的中药，我捏着鼻子不知吃了多少，还是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倒是父亲在医院开的宝塔糖，起了一定的作用。这玩意儿没有把我流哈喇子的病治好，可是我在排便的时候排出了很多蛔虫，让父亲母亲多了几分安慰：把这些长在肚子里的虫灭杀掉，娃娃身体就好起来了！
父亲母亲的担忧远不止这些。那些日子，最糟糕的是我对周围世界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只要我一个人，在家里待不上三五分钟，我会觉得无比的害怕，身上毛骨悚然，血脉贲张，就像一条受到惊吓的小狗，巴不得逃到外面安全的地方去。
為此，我没有少挨父母的责骂和奚落。
父亲母亲用长吁短叹抚熨岁月的忧伤，他们把我得的怪病归罪于神灵。在历经苦苦的煎熬后，他们下决心请端公跳大神，期望把附在我身上的鬼魂拿住，以保佑我健康成长。
端公进门支好香案，掐指一算，说是我的魂让一个远方的野鬼衔起跑了，得想办法把魂撵回来。端公指挥父亲把家里那只打鸣的公鸡宰了，把鸡血往院子里、房间里、门上到处洒。所有的门上，都贴上了沾着鸡毛的神符。端公在堂屋里点燃香蜡纸钱，就开始作法，背神，驱鬼。烟雾缭绕的堂屋里，端公咚咚咚敲着锣鼓，呜呜呜吹着螺号，一会儿握着竹剑四处挥舞，一会儿赤着脚跳来跳去。嘴里吚吚呀呀，或唱或吟或哼，摇头晃脑，不停地祷念着咒语。满屋的烟雾，呛得人鼻涕眼泪直流。屋里的苍蝇蚊子早被烟雾薰得半死，嘤嘤嗡嗡进行严正的抗议。
到了下半夜，端公瞪着熬得通红的眼睛，哈哈一笑，说：“这个死瘟的鬼了不得，我作了七七四十六道大法，才把它勒住……”
端公咕咕咕的笑声犹如一把锈迹斑斑的锯子，把黑沉沉的夜割得连打了几个冷噤。端公就着我家那半边陈年老火腿，喝光了家里仅有的一桶酒，醉得左脚绊右脚，拍着他干瘪瘪的胸脯千保证万保证，什么鬼都不可能再出来作祟。
可是，一想起他作法时候那鬼哭狼嚎般的唱腔，以及叮当作响的法器，我就觉得无比的害怕。我经常夜里一声尖叫，醒过来已是大汗淋漓。
后来，父亲又找人为我烧鸡蛋，占卜，打卦，不仅没有收到好的效果，反而让我的恐惧与日俱增。
伯父见我家常常夜里闹得左邻右舍不得安宁，就对父亲说：“真正有病，还得上医院。再说，神仙都有打瞌睡的时候，说不定娃娃长大点，这个毛病自然就好了，成天瞎折腾起啥用？”
伯父读过初中，父亲当然掂量得出哥哥这话的分量。果然，家里谁也不再提这事儿，这莫名的恐惧在我的潜意识里就一天天淡下去。
这一年冬天，风裹挟着寒冷，把树上那些黄透的叶子一把一把揪下来，为来年树梢披上绿装做着准备。入冬以后，父亲和寨子里的青壮年被派到另外一个公社修水库，十天半个月难得回家一次。这天一大早，母亲跟着几个乡亲到柴山修地埂去了，家里只剩下我和五岁的弟弟。
那块地是农业学大寨的产物。借助上面有一个小型水电站，硬生生在金沙江大峡谷的半坡上开出了两百来亩地，全部种上了甘蔗。从我们寨子到柴山，有三十来里陡峭的山路，其中有十多里长的悬崖，走在上面让人头晕目眩。过去，我曾经跟母亲去过一次，我站在妈妈背着的篮子里，只见悬崖下面烟雾缭绕，眼睛根本不敢往下看。那时候我当然还不知道有恐高这一说，但一想到那个地方心里就发怵。
太阳迈着急匆匆的脚步，一点一点往西边的山头上移。寨子上空弥散着饭菜的香味，不用说有人已经开始准备晌午。劳累了一天，他们可以有短暂的闲暇，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享受简朴的晚餐。可是，我和弟弟还在眼巴巴的盼着，妈妈能够早一点回来。
我的心都快跳起来了。妈妈一大早就出了门，怎么这个时候还不回家呢？到柴山那一段悬崖绝壁，山上经常有飞石滚落，脚下偶尔也有松动的岩石，每隔三两年总会听到有人在那条路上死伤的坏消息。
一想起这些，我更为担心。天这么晚了，妈妈从那地方过，万一遇上落石，或不小心一脚踩空，那该怎么办？
就在这个时候，有个人影从门前一闪，就到房后去了。我心里一喜，赶紧揉揉眼睛，顺着那条人影就跟了过去。
太阳已经跌落西边的山头，暮色让远远近近的山更加凝重。脚步快的风占据树梢发出尖锐的低鸣，还有相当一部分性子慢的，在地上翻捡着落叶，显得极有耐心。房后有一间用包谷秆搭成的茅厕，这个人已经钻了进去。
凭直觉，进厕所的人不是母亲。即便没有看清母亲的身影，但她的脚步声老远我就能够辨别出来。父亲曾经给我们讲过鬼故事，每到黄昏，就是女鬼出没的最佳时刻。可是，我顾不了这么多，拉开门，用叮咚作响的心跳为自己壮胆，一步步朝房后趟了过去。此时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想知道茅厕里的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我的母亲。
几只藏在树丛中的小鸟，叽叽喳喳，呼儿唤娘，声音清脆凄婉。屋后的风很轻，有一搭无一搭把玩着茅厕上没有压实的草。简易的茅厕前面有一块遮羞的草帘，隔着那层帘子，无法看清里面的情况。
“妈——！”我觉得底气不足，这个字从嘴里嘣出来的时候显得犹犹豫豫。 里面有了一声响亮的咳嗽声。那样的声音我很熟悉，寨子里不分男女厕所，在里面方便的听到响动，一般都用咳嗽或其它声响警示外面的人。事隔多年，这样的默契在广大乡村依然存在。
我敢肯定，那一声咳嗽不是母亲发出来的。但我不死心，我依然想探究清楚。
“妈，你在哪里？”我用手揭着帘子。
可是，我低估了茅厕里那只手的力量。我往左边拉，里面的手往右边扯;我往右边拉，里面的手往左边拽。里面除了有人在喘气外，我什么也没有看到。
“死娃儿，滚过去玩！”
是三婶凶巴巴的声音。
她不是跟母亲一起到柴山去了吗，怎么她回来了，母亲还没有到家呢？我还是不甘心，加大了手上拉扯帘子的力度。
“死娃儿，你想干啥？干啥？！”
三婶咆哮的声音从茅厕里汹涌而出，每颗唾沫星子中都是咄咄逼人的恼怒。
我想干什么，我不就是想问问母亲怎么还没有回来吗？可是，三婶并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她把门帘一掀，一手提着裤子，另外一只手毫不犹豫地探过来，张牙舞爪地寻找我的耳朵。
我那时已经上小学二年级，当然不会轻易让三婶的阴谋得逞。三婶见我跑开，把那只手收回来叉在她已经开始发福的腰上，嘴里热辣辣地喷着一句事隔多年仍然让我耳热心跳的话：
“小龟儿的不学好，你就不怕眼睛上生毒疮？”
三婶骂完，气冲冲地回家了。就在我和三婶斗智斗勇的时候，五岁的弟弟也跟了出来，紧张地在我的身后默默进行声援。
我像落敗了的仔公鸡，垂头丧气把弟弟带回家，却有了意外的惊喜：母亲已经进了家门。原来，母亲回来后，在自家菜园地里找了些猪草，晚到了几步。
三婶后来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母亲知道事情的原委并没有过多的责怪。这一天，我五岁的弟弟突然偏起头，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哥哥，你的眼睛怎么还没有长毒疮呢？”
“你瞎说啥？”我大为惊骇，没想到五岁的弟弟会冒出这样一句话来，凶巴巴地冲弟弟嚷道：“我的眼睛怎么会长毒疮呢？”
“干妈说，看女人尿尿，眼睛是会长毒疮的！”
“呸，我啥时候看过？”
“那天，你不是在看三婶上茅厕吗？”弟弟把鼻子里的浓鼻涕紧了回去，伸出他那只脏乎乎的手，就要来看我的眼睛。
我百口难辨，双手往地上一拍，说：“嗨，我什么都没有看到，眼睛怎么会长毒疮呢？”
发现了一个贼
老家是一辈子值得回味的地方。
我的老家阳光充足，土地肥沃，水草丰盛，不管种什么都有好收成。在我的印象中，小地方的人善良真诚，田里地里有的是瓜果蔬菜，今天你来我家抱个瓜，明天我去你家地里扯棵菜，谁也不会计较。最难得的是我们老家门前有一条小路，经常有外地人通过这条路到寨子里去。我的父亲母亲碰见了，总是高声招呼：
“小哥，你们从哪儿来，到我家吃饭去！”
“走嘛，进屋去喝杯水，把饭吃了，明天慢慢走……”
父亲母亲满面笑容里没有半点虚情假意。在父亲母亲看来，有人来无外乎锅里多添把米，桌上多双筷子而已，生多大的关系。
于是，经常有走村串户的外地人，在我家简陋的院子里操着天南地北的方言，就着父亲自家地里种的兰花烟，用呱嗒呱嗒的闲龙门阵温暖着岁月的苍凉。母亲则忙进忙出，为远道而来的客人张罗饭食。暖融融的阳光下，母亲忙碌的身影，宾客乐哈哈的笑声，在农家小院里氤氲出一道独特的风景。
俗话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参加工作以后，和外面接触的人多了，也知道江湖世道的险恶，我也曾善意地提醒一天天年迈的父母，对这些来路不明的人，多少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至少要有点安全防范意识。母亲听到这样的话题，不时点着头，脸上多少有些不安。父亲却不是这样，哈哈一笑，说：“有啥不安全的？人家大老远来，难道说我们请他吃饭，他还会起心害我们？”
事实上，跟父亲母亲说这些话是多余的。来的都是客，下次有人来，照样还是老远就热情地打着招呼，生怕把远方的客人怠慢了。
乡下人就是用这样的质朴厚道，把简朴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在一天天拉长的岁月里镌刻下温馨的记忆。
我们家门前，有三棵枝繁叶茂的树：桑树、柿子树和槐树。金沙江畔的农家，普遍养牛养猪养羊，我们家也不例外。院子里圈舍里，牲畜的粪便，加上父亲母亲割来的草料，沤烂以后都是上好的农家肥。到了夏天，雨水倒灌进来，这些污浊的东西就会顺着墙根往外渗。院子外面的三棵树暗中占了便宜，一棵棵长得粗壮憨实，如盖的浓阴枝枝蔓蔓彰显着脚下这片土地的肥沃。
三棵树品种各异，分工也有所不同。又粗又壮的桑树上，桑葚拇指般粗大，表面那层细微的绒毛下闪着黑油油的光泽，勾引着小孩子目光里的馋虫。杮子树则不一样，从春天冒出嫩芽，抽条疯长，开花结果，从来就没有停歇过蓬勃向上的脚步，直到入秋后枝头挂满又红又大的杮子。那棵短粗的槐树同样绿阴如盖，父亲早早就把它的主干拦腰锯断，让它的几根侧枝尽可能伸长，因为它的下面种了一大蓬洋丝瓜，每年墨绿的瓜蔓顺着它的枝叶往上爬，让大大小小的洋丝瓜缀在上面，它就成了天然的瓜架。
夏天的傍晚，黄褐色的甲壳虫成群结队从地里钻出来，嘤嘤嗡嗡飞在门前的树上，咬得树叶吱吱喳喳地响。那一只只肥硕的虫子，紧贴在肉上的翅膀短，飞行的速度并不快，看上去憨实而笨拙。这些肉肉的虫子，吃饱喝足，多半飞回家了，还有很多因为吃得太撑，掉落在地上，慢慢寻找回家的路。每天早上，母亲会把我们撵起来，把树下那些还没睡醒或撑得奄奄一息的虫子捡在罐子里，作为家里那一群鸡的饲料。
这一天早上，妈妈从地里回来，风风火火忙着做饭，嘴上一刻也没有闲着，把我和弟弟从床上催起来。那是我们哥俩每天的功课，大到捡麦穗稻穗，背柴抱草，小到帮着妈妈到地里扯棵葱拔颗蒜。过了很多年，我一直这样认为，母亲的唠叨的习惯，就是从我们哥俩身上磨练出来的。母亲怕我们闲着，她老是说，人的懒惰，都是小时候闲出来惯出来的。 这个时节，从树叶上落下的虫子，又让妈妈找到了催促我们起床的理由。我们哥俩揉着酸涩的眼睛，蓬松着乱哄哄的头发，用粘乎乎的哈欠对母亲的唠叨表示不满，晕晕乎地提着罐子开始了早起的家庭作业。
天蓝得醉人，风还躲在被窝里睡觉，一点声响没有。太阳懒洋洋地在山头涂上的那一抹淡淡的嫩黄，把山下雨后蓬蓬勃勃的树衬托得更加苍翠。林子里早起的鸟雀一定做好了早餐，正在扯着嗓子找它的同伴過来品尝，欢快的声音婉转，嘹亮，悠长。门前的几棵树跟我们一样，似乎才从睡梦中醒过来，傻乎乎地聆听着鸟儿的欢唱，让我和弟弟的呼吸在寂静的早晨显得越发凝重。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哥俩就发现了一个秘密。
一个急匆匆的身影，从我家门前经过。门前的槐树下，茂盛的洋丝瓜藤蔓已经密密实实地铺在树上，上面结满了大大小小的洋丝瓜。可是，这个人从树下走过的时候，扬起头，叭叭就摘了两个瓜，看样子还不解气，用衣襟把这两个瓜篼起来，又摘了几个才心满意足地走了。
我们哥俩目瞪口呆。
那可是我家的洋丝瓜呀，这个家伙目中无人不说，一口气摘了七八个，就是再好的瓜也经不起这样打劫。我们恨得牙痒痒的，憋了一肚子气，却没有地方发泄出来！
因为，摘洋丝瓜的人，是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伯娘。
我们哥俩实在想不通，伯娘怎么会是贼呢？伯娘经常到我们家里来，做了好吃的也会端一些过来，两家人一起分享。可是，不管怎么说，眼见为实，我们眼睁睁看着她摘了这么多瓜。
伯娘一走，我们就赶紧回家，弟弟抢着跟母亲说：“妈，你晓得不？今天我们看到一个贼！”
母亲大为惊赅，瞪大了眼睛，脸上的笑挤成一团，说：“啥？贼——”
弟弟说：“贼，真的是贼！”
母亲收敛起脸上的笑容，说：“不要乱说，大白天的哪来的贼？”
弟弟赶紧作了补充：“不是白天，是今天早上看见的！”
母亲把弟弟脸上的鼻涕收拾干净，说：“你在哪儿看到的，人家偷了啥？”
弟弟直往母亲怀里凑，说：“我家伯娘，她偷我们家的洋丝瓜，偷了好多好多！”
母亲脸上多了几分惊讶：“是不是啊……”
“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我相信自己的眼睛，对于具体数目一定不会记错，我打断母亲的话，说：“我数了的，她偷了8个！”
“有啥稀奇的，树上地上到处是。就是摘去送人家，人家也不耐烦要哩！”母亲摇摇头，显然没有把这么重大的事放在心上。
“那她为啥还要偷我们家的？”
母亲没有更多的解释，撵苍蝇般挥了几下手，就下了最后通牒：“你弟兄俩，不许喳起嘴巴乱说！”
母亲的武断，并没有消除我们哥俩心中的不满。
吃过饭，我和弟弟从家里出来，伯娘刚好端着一个盆子，和一个女的说说笑笑往河边走。我和弟弟抓住伯娘从我们面前经过的机会，狠狠地睕了她一眼。回来的时候，伯娘还在河边洗衣服，我们哥俩跑过去对着她狠狠地翻着白眼。为了增强我们心中的愤怒，以及渲染出悲剧性的效果，我们还朝着地上，吐了一泡口水，并在上面用力地跺了几脚。
这天下午，伯娘提了只菜篮子进来。伯娘把菜篮子上面的两棵白菜拿出来，指着半篮子洋丝瓜，对母亲说：“幺妹，我摘几个洋丝瓜还你家！”
母亲愣了一下，急忙把菜篮子往外推：“还洋丝瓜？二嫂开啥玩笑，洋丝瓜到处都是，你这是唱的是哪一折？”
伯娘双手往大腿上一拍，脸上虽然还挂着笑，但已经相当一本正经了：“早上家里来了个客，回家走得急，顺手在你家瓜架上摘了几个洋丝瓜……”
母亲赶紧打断伯娘的话，说：“嫂子，不就是几个洋丝瓜嘛，好稀奇！”
“你家两个娃儿，拿双白眼瞪了我一天，嗨，这两个小砍脑壳的儿子！”伯娘又在大腿上拍了一下，指着我们，哈哈哈地笑起来。
“嘿，这些挨刀的，他们晓得啥屁香屁臭！”母亲沉下脸来，顺手就捡起了门后那根细竹棍，吓得我和弟弟夺门而逃。
母亲去地里扯了几个胖萝卜，摘了些平时连我们都舍不吃的花红梨，一起提到了伯娘家。不知道两个女人遇上了什么开心事，院子外面老远都能听到她们欢快的笑声。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母亲又一次郑重告诫我们：娃娃家不要喳起嘴开黄腔，啥贼不贼的，不能乱说！
早晨的阳光纷纷扬扬地筛落在院子里。一点风也没有，连屋外喜欢拍打手掌的杮树叶都悄无声息。这事让我们郁闷了很久：明明别人偷了我们家的东西，为啥我们反倒做得不对？
直到有一天伯娘到我们家串门，说了一句话才让我慢慢缓过劲来：
那天也是，该给他哥俩说一声！
责任编辑 包倬
我七八岁的时候，得了一种怪病。
成年以后，父亲母亲老是说，我从小营养不良，大大的脑袋，黄唧唧的头发，深陷下去的眼眶，又细又长的脖颈，一副弱不禁风病殃殃的样子，着实让人担心。在那些日子里，我经常发恶心，成天不停地流着哈喇子。只要静静地坐下来，过不上三五分钟，我的面前准会留下一大滩清口水。
为这事，愁坏了我的父亲母亲。
父亲不止一次带着我上医院看医生。那位戴着厚厚的眼镜，唇上的胡须和牙齿一样稀疏的老中医，把我细麻秆一样的手腕把玩了半天，然后要我长长地伸出舌头。老中医把眼镜推到前额上，两只青灰的眼睛凑过来把我的舌头研究得又酸又麻，还舍不得让我的嘴巴合下来。老中医研究的结论，是毛边纸上几排手指拇大的字儿。那树疙篼一样的字，虬枝缠绕，虽然过了很多年我才弄懂，那是写在处方上的药名和剂量，但一点不影响父亲母亲催我吃中药的耐心。那些又苦又涩的中药，我捏着鼻子不知吃了多少，还是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倒是父亲在医院开的宝塔糖，起了一定的作用。这玩意儿没有把我流哈喇子的病治好，可是我在排便的时候排出了很多蛔虫，让父亲母亲多了几分安慰：把这些长在肚子里的虫灭杀掉，娃娃身体就好起来了！
父亲母亲的担忧远不止这些。那些日子，最糟糕的是我对周围世界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只要我一个人，在家里待不上三五分钟，我会觉得无比的害怕，身上毛骨悚然，血脉贲张，就像一条受到惊吓的小狗，巴不得逃到外面安全的地方去。
為此，我没有少挨父母的责骂和奚落。
父亲母亲用长吁短叹抚熨岁月的忧伤，他们把我得的怪病归罪于神灵。在历经苦苦的煎熬后，他们下决心请端公跳大神，期望把附在我身上的鬼魂拿住，以保佑我健康成长。
端公进门支好香案，掐指一算，说是我的魂让一个远方的野鬼衔起跑了，得想办法把魂撵回来。端公指挥父亲把家里那只打鸣的公鸡宰了，把鸡血往院子里、房间里、门上到处洒。所有的门上，都贴上了沾着鸡毛的神符。端公在堂屋里点燃香蜡纸钱，就开始作法，背神，驱鬼。烟雾缭绕的堂屋里，端公咚咚咚敲着锣鼓，呜呜呜吹着螺号，一会儿握着竹剑四处挥舞，一会儿赤着脚跳来跳去。嘴里吚吚呀呀，或唱或吟或哼，摇头晃脑，不停地祷念着咒语。满屋的烟雾，呛得人鼻涕眼泪直流。屋里的苍蝇蚊子早被烟雾薰得半死，嘤嘤嗡嗡进行严正的抗议。
到了下半夜，端公瞪着熬得通红的眼睛，哈哈一笑，说：“这个死瘟的鬼了不得，我作了七七四十六道大法，才把它勒住……”
端公咕咕咕的笑声犹如一把锈迹斑斑的锯子，把黑沉沉的夜割得连打了几个冷噤。端公就着我家那半边陈年老火腿，喝光了家里仅有的一桶酒，醉得左脚绊右脚，拍着他干瘪瘪的胸脯千保证万保证，什么鬼都不可能再出来作祟。
可是，一想起他作法时候那鬼哭狼嚎般的唱腔，以及叮当作响的法器，我就觉得无比的害怕。我经常夜里一声尖叫，醒过来已是大汗淋漓。
后来，父亲又找人为我烧鸡蛋，占卜，打卦，不仅没有收到好的效果，反而让我的恐惧与日俱增。
伯父见我家常常夜里闹得左邻右舍不得安宁，就对父亲说：“真正有病，还得上医院。再说，神仙都有打瞌睡的时候，说不定娃娃长大点，这个毛病自然就好了，成天瞎折腾起啥用？”
伯父读过初中，父亲当然掂量得出哥哥这话的分量。果然，家里谁也不再提这事儿，这莫名的恐惧在我的潜意识里就一天天淡下去。
这一年冬天，风裹挟着寒冷，把树上那些黄透的叶子一把一把揪下来，为来年树梢披上绿装做着准备。入冬以后，父亲和寨子里的青壮年被派到另外一个公社修水库，十天半个月难得回家一次。这天一大早，母亲跟着几个乡亲到柴山修地埂去了，家里只剩下我和五岁的弟弟。
那块地是农业学大寨的产物。借助上面有一个小型水电站，硬生生在金沙江大峡谷的半坡上开出了两百来亩地，全部种上了甘蔗。从我们寨子到柴山，有三十来里陡峭的山路，其中有十多里长的悬崖，走在上面让人头晕目眩。过去，我曾经跟母亲去过一次，我站在妈妈背着的篮子里，只见悬崖下面烟雾缭绕，眼睛根本不敢往下看。那时候我当然还不知道有恐高这一说，但一想到那个地方心里就发怵。
太阳迈着急匆匆的脚步，一点一点往西边的山头上移。寨子上空弥散着饭菜的香味，不用说有人已经开始准备晌午。劳累了一天，他们可以有短暂的闲暇，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享受简朴的晚餐。可是，我和弟弟还在眼巴巴的盼着，妈妈能够早一点回来。
我的心都快跳起来了。妈妈一大早就出了门，怎么这个时候还不回家呢？到柴山那一段悬崖绝壁，山上经常有飞石滚落，脚下偶尔也有松动的岩石，每隔三两年总会听到有人在那条路上死伤的坏消息。
一想起这些，我更为担心。天这么晚了，妈妈从那地方过，万一遇上落石，或不小心一脚踩空，那该怎么办？
就在这个时候，有个人影从门前一闪，就到房后去了。我心里一喜，赶紧揉揉眼睛，顺着那条人影就跟了过去。
太阳已经跌落西边的山头，暮色让远远近近的山更加凝重。脚步快的风占据树梢发出尖锐的低鸣，还有相当一部分性子慢的，在地上翻捡着落叶，显得极有耐心。房后有一间用包谷秆搭成的茅厕，这个人已经钻了进去。
凭直觉，进厕所的人不是母亲。即便没有看清母亲的身影，但她的脚步声老远我就能够辨别出来。父亲曾经给我们讲过鬼故事，每到黄昏，就是女鬼出没的最佳时刻。可是，我顾不了这么多，拉开门，用叮咚作响的心跳为自己壮胆，一步步朝房后趟了过去。此时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想知道茅厕里的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我的母亲。
几只藏在树丛中的小鸟，叽叽喳喳，呼儿唤娘，声音清脆凄婉。屋后的风很轻，有一搭无一搭把玩着茅厕上没有压实的草。简易的茅厕前面有一块遮羞的草帘，隔着那层帘子，无法看清里面的情况。
“妈——！”我觉得底气不足，这个字从嘴里嘣出来的时候显得犹犹豫豫。 里面有了一声响亮的咳嗽声。那样的声音我很熟悉，寨子里不分男女厕所，在里面方便的听到响动，一般都用咳嗽或其它声响警示外面的人。事隔多年，这样的默契在广大乡村依然存在。
我敢肯定，那一声咳嗽不是母亲发出来的。但我不死心，我依然想探究清楚。
“妈，你在哪里？”我用手揭着帘子。
可是，我低估了茅厕里那只手的力量。我往左边拉，里面的手往右边扯;我往右边拉，里面的手往左边拽。里面除了有人在喘气外，我什么也没有看到。
“死娃儿，滚过去玩！”
是三婶凶巴巴的声音。
她不是跟母亲一起到柴山去了吗，怎么她回来了，母亲还没有到家呢？我还是不甘心，加大了手上拉扯帘子的力度。
“死娃儿，你想干啥？干啥？！”
三婶咆哮的声音从茅厕里汹涌而出，每颗唾沫星子中都是咄咄逼人的恼怒。
我想干什么，我不就是想问问母亲怎么还没有回来吗？可是，三婶并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她把门帘一掀，一手提着裤子，另外一只手毫不犹豫地探过来，张牙舞爪地寻找我的耳朵。
我那时已经上小学二年级，当然不会轻易让三婶的阴谋得逞。三婶见我跑开，把那只手收回来叉在她已经开始发福的腰上，嘴里热辣辣地喷着一句事隔多年仍然让我耳热心跳的话：
“小龟儿的不学好，你就不怕眼睛上生毒疮？”
三婶骂完，气冲冲地回家了。就在我和三婶斗智斗勇的时候，五岁的弟弟也跟了出来，紧张地在我的身后默默进行声援。
我像落敗了的仔公鸡，垂头丧气把弟弟带回家，却有了意外的惊喜：母亲已经进了家门。原来，母亲回来后，在自家菜园地里找了些猪草，晚到了几步。
三婶后来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母亲知道事情的原委并没有过多的责怪。这一天，我五岁的弟弟突然偏起头，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哥哥，你的眼睛怎么还没有长毒疮呢？”
“你瞎说啥？”我大为惊骇，没想到五岁的弟弟会冒出这样一句话来，凶巴巴地冲弟弟嚷道：“我的眼睛怎么会长毒疮呢？”
“干妈说，看女人尿尿，眼睛是会长毒疮的！”
“呸，我啥时候看过？”
“那天，你不是在看三婶上茅厕吗？”弟弟把鼻子里的浓鼻涕紧了回去，伸出他那只脏乎乎的手，就要来看我的眼睛。
我百口难辨，双手往地上一拍，说：“嗨，我什么都没有看到，眼睛怎么会长毒疮呢？”
发现了一个贼
老家是一辈子值得回味的地方。
我的老家阳光充足，土地肥沃，水草丰盛，不管种什么都有好收成。在我的印象中，小地方的人善良真诚，田里地里有的是瓜果蔬菜，今天你来我家抱个瓜，明天我去你家地里扯棵菜，谁也不会计较。最难得的是我们老家门前有一条小路，经常有外地人通过这条路到寨子里去。我的父亲母亲碰见了，总是高声招呼：
“小哥，你们从哪儿来，到我家吃饭去！”
“走嘛，进屋去喝杯水，把饭吃了，明天慢慢走……”
父亲母亲满面笑容里没有半点虚情假意。在父亲母亲看来，有人来无外乎锅里多添把米，桌上多双筷子而已，生多大的关系。
于是，经常有走村串户的外地人，在我家简陋的院子里操着天南地北的方言，就着父亲自家地里种的兰花烟，用呱嗒呱嗒的闲龙门阵温暖着岁月的苍凉。母亲则忙进忙出，为远道而来的客人张罗饭食。暖融融的阳光下，母亲忙碌的身影，宾客乐哈哈的笑声，在农家小院里氤氲出一道独特的风景。
俗话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参加工作以后，和外面接触的人多了，也知道江湖世道的险恶，我也曾善意地提醒一天天年迈的父母，对这些来路不明的人，多少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至少要有点安全防范意识。母亲听到这样的话题，不时点着头，脸上多少有些不安。父亲却不是这样，哈哈一笑，说：“有啥不安全的？人家大老远来，难道说我们请他吃饭，他还会起心害我们？”
事实上，跟父亲母亲说这些话是多余的。来的都是客，下次有人来，照样还是老远就热情地打着招呼，生怕把远方的客人怠慢了。
乡下人就是用这样的质朴厚道，把简朴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在一天天拉长的岁月里镌刻下温馨的记忆。
我们家门前，有三棵枝繁叶茂的树：桑树、柿子树和槐树。金沙江畔的农家，普遍养牛养猪养羊，我们家也不例外。院子里圈舍里，牲畜的粪便，加上父亲母亲割来的草料，沤烂以后都是上好的农家肥。到了夏天，雨水倒灌进来，这些污浊的东西就会顺着墙根往外渗。院子外面的三棵树暗中占了便宜，一棵棵长得粗壮憨实，如盖的浓阴枝枝蔓蔓彰显着脚下这片土地的肥沃。
三棵树品种各异，分工也有所不同。又粗又壮的桑树上，桑葚拇指般粗大，表面那层细微的绒毛下闪着黑油油的光泽，勾引着小孩子目光里的馋虫。杮子树则不一样，从春天冒出嫩芽，抽条疯长，开花结果，从来就没有停歇过蓬勃向上的脚步，直到入秋后枝头挂满又红又大的杮子。那棵短粗的槐树同样绿阴如盖，父亲早早就把它的主干拦腰锯断，让它的几根侧枝尽可能伸长，因为它的下面种了一大蓬洋丝瓜，每年墨绿的瓜蔓顺着它的枝叶往上爬，让大大小小的洋丝瓜缀在上面，它就成了天然的瓜架。
夏天的傍晚，黄褐色的甲壳虫成群结队从地里钻出来，嘤嘤嗡嗡飞在门前的树上，咬得树叶吱吱喳喳地响。那一只只肥硕的虫子，紧贴在肉上的翅膀短，飞行的速度并不快，看上去憨实而笨拙。这些肉肉的虫子，吃饱喝足，多半飞回家了，还有很多因为吃得太撑，掉落在地上，慢慢寻找回家的路。每天早上，母亲会把我们撵起来，把树下那些还没睡醒或撑得奄奄一息的虫子捡在罐子里，作为家里那一群鸡的饲料。
这一天早上，妈妈从地里回来，风风火火忙着做饭，嘴上一刻也没有闲着，把我和弟弟从床上催起来。那是我们哥俩每天的功课，大到捡麦穗稻穗，背柴抱草，小到帮着妈妈到地里扯棵葱拔颗蒜。过了很多年，我一直这样认为，母亲的唠叨的习惯，就是从我们哥俩身上磨练出来的。母亲怕我们闲着，她老是说，人的懒惰，都是小时候闲出来惯出来的。 这个时节，从树叶上落下的虫子，又让妈妈找到了催促我们起床的理由。我们哥俩揉着酸涩的眼睛，蓬松着乱哄哄的头发，用粘乎乎的哈欠对母亲的唠叨表示不满，晕晕乎地提着罐子开始了早起的家庭作业。
天蓝得醉人，风还躲在被窝里睡觉，一点声响没有。太阳懒洋洋地在山头涂上的那一抹淡淡的嫩黄，把山下雨后蓬蓬勃勃的树衬托得更加苍翠。林子里早起的鸟雀一定做好了早餐，正在扯着嗓子找它的同伴過来品尝，欢快的声音婉转，嘹亮，悠长。门前的几棵树跟我们一样，似乎才从睡梦中醒过来，傻乎乎地聆听着鸟儿的欢唱，让我和弟弟的呼吸在寂静的早晨显得越发凝重。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哥俩就发现了一个秘密。
一个急匆匆的身影，从我家门前经过。门前的槐树下，茂盛的洋丝瓜藤蔓已经密密实实地铺在树上，上面结满了大大小小的洋丝瓜。可是，这个人从树下走过的时候，扬起头，叭叭就摘了两个瓜，看样子还不解气，用衣襟把这两个瓜篼起来，又摘了几个才心满意足地走了。
我们哥俩目瞪口呆。
那可是我家的洋丝瓜呀，这个家伙目中无人不说，一口气摘了七八个，就是再好的瓜也经不起这样打劫。我们恨得牙痒痒的，憋了一肚子气，却没有地方发泄出来！
因为，摘洋丝瓜的人，是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伯娘。
我们哥俩实在想不通，伯娘怎么会是贼呢？伯娘经常到我们家里来，做了好吃的也会端一些过来，两家人一起分享。可是，不管怎么说，眼见为实，我们眼睁睁看着她摘了这么多瓜。
伯娘一走，我们就赶紧回家，弟弟抢着跟母亲说：“妈，你晓得不？今天我们看到一个贼！”
母亲大为惊赅，瞪大了眼睛，脸上的笑挤成一团，说：“啥？贼——”
弟弟说：“贼，真的是贼！”
母亲收敛起脸上的笑容，说：“不要乱说，大白天的哪来的贼？”
弟弟赶紧作了补充：“不是白天，是今天早上看见的！”
母亲把弟弟脸上的鼻涕收拾干净，说：“你在哪儿看到的，人家偷了啥？”
弟弟直往母亲怀里凑，说：“我家伯娘，她偷我们家的洋丝瓜，偷了好多好多！”
母亲脸上多了几分惊讶：“是不是啊……”
“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我相信自己的眼睛，对于具体数目一定不会记错，我打断母亲的话，说：“我数了的，她偷了8个！”
“有啥稀奇的，树上地上到处是。就是摘去送人家，人家也不耐烦要哩！”母亲摇摇头，显然没有把这么重大的事放在心上。
“那她为啥还要偷我们家的？”
母亲没有更多的解释，撵苍蝇般挥了几下手，就下了最后通牒：“你弟兄俩，不许喳起嘴巴乱说！”
母亲的武断，并没有消除我们哥俩心中的不满。
吃过饭，我和弟弟从家里出来，伯娘刚好端着一个盆子，和一个女的说说笑笑往河边走。我和弟弟抓住伯娘从我们面前经过的机会，狠狠地睕了她一眼。回来的时候，伯娘还在河边洗衣服，我们哥俩跑过去对着她狠狠地翻着白眼。为了增强我们心中的愤怒，以及渲染出悲剧性的效果，我们还朝着地上，吐了一泡口水，并在上面用力地跺了几脚。
这天下午，伯娘提了只菜篮子进来。伯娘把菜篮子上面的两棵白菜拿出来，指着半篮子洋丝瓜，对母亲说：“幺妹，我摘几个洋丝瓜还你家！”
母亲愣了一下，急忙把菜篮子往外推：“还洋丝瓜？二嫂开啥玩笑，洋丝瓜到处都是，你这是唱的是哪一折？”
伯娘双手往大腿上一拍，脸上虽然还挂着笑，但已经相当一本正经了：“早上家里来了个客，回家走得急，顺手在你家瓜架上摘了几个洋丝瓜……”
母亲赶紧打断伯娘的话，说：“嫂子，不就是几个洋丝瓜嘛，好稀奇！”
“你家两个娃儿，拿双白眼瞪了我一天，嗨，这两个小砍脑壳的儿子！”伯娘又在大腿上拍了一下，指着我们，哈哈哈地笑起来。
“嘿，这些挨刀的，他们晓得啥屁香屁臭！”母亲沉下脸来，顺手就捡起了门后那根细竹棍，吓得我和弟弟夺门而逃。
母亲去地里扯了几个胖萝卜，摘了些平时连我们都舍不吃的花红梨，一起提到了伯娘家。不知道两个女人遇上了什么开心事，院子外面老远都能听到她们欢快的笑声。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母亲又一次郑重告诫我们：娃娃家不要喳起嘴开黄腔，啥贼不贼的，不能乱说！
早晨的阳光纷纷扬扬地筛落在院子里。一点风也没有，连屋外喜欢拍打手掌的杮树叶都悄无声息。这事让我们郁闷了很久：明明别人偷了我们家的东西，为啥我们反倒做得不对？
直到有一天伯娘到我们家串门，说了一句话才让我慢慢缓过劲来：
那天也是，该给他哥俩说一声！
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