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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民主”的多，倡导“科学”的少
“五四”至今已经95年，接近百年。近百年来，纪念“五四”、怀念“五四”、发扬“五四”、追寻“五四”、批评“五四”始终不绝。何谓“五四”精神？有人说是爱国主义，有人说是民主与科学，有的说是思想解放、崇尚理性、尊重个性，还有的总结是勇于探索、追求真理。我读中学的时代，课本上说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因此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当然，说“德先生”和“赛先生”是精神内核的最多，因为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将民主与科学称之为“德先生”与“赛先生”，说：“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上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改革开放，我们知道原来“火烧”和“痛打”之时，当时的中国政府并没有签字，此后曹汝霖在华北沦陷后也没有走出卖国的一步，还援助了不少普通百姓。还明白了其实“五四”主要是一场启蒙，“科学”与“民主”才是基本的口号和高扬的旗帜。不过，从此以后，人们谈论“五四”精神时，呼唤“民主”的一面多，而倡导“科学”的一面少，即使讲，也是泛泛而论。这恐怕是因为人们始终认为，科学的问题在中国早已经解决，谁还反对“科学”？谁还不认同“科学”？
事实也的确如此，早在晚清，从“师夷长技以制夷”，承认西方的“船坚炮利”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都已经肯定了科学技术的先进性。“科学”一词，与中国近现代很多词汇一样，本身就来自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日本。进入民国，“科学”更成为一个受人尊崇的名词，即便在20世纪20年代初爆发的那场著名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无论哪一方也都不反对科学，只是在讨论科学是否可以用在形而上，是否可以用在人生观，是否万能时，才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观点。胡适曾评论清末民初的这种风气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文革”时期，科技并未都受到摧残
1949年后，李四光、钱学森、华罗庚、王淦昌、周培源、茅以升、竺可桢、吴有训、童第周等各个领域的一大批自然科学家不仅享有优良的研究环境，还被委以政治、行政的重任，尽管其中有人在1949年前就拥有旧时代的各类头衔，在阶级斗争主导一切的年代本应该属于被审查和被打倒之列，但还是能得到保护，顺利过关。而倪志福，这位工人出身的科技革新能手、“倪钻”的发明人，始终都是受重视的对象。
“文革”结束时，很多批判“文革”的文字都提到“文革”“摧残科学”，其实，说“文革”迫害了很多科学家，扰乱了科研秩序、破坏了科研环境、耽误了科学家的大好时光，确实没错，但将“文革”期间都说成是摧残科学，也不确切。因为，在那个年代，有些科学家还得到了高层的特别保护，科学技术从政治需要出发，仍然被提升到相当的高度。
自“文革”前夕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文革”期间又有1967年6月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6年12月24日，各报头版头条都报道了“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的消息，《人民日报》在头条新闻的下方又用近半个版的篇幅发表社论《用毛泽东思想打开“生命之谜”的大门》；随后，还有铁路通车、轮船下海、大桥建成、断肢再植、超高压标准电容器、计算机、精密平面磨床、静压传动内燃机车、日全食观测、电子显微镜、杂交水稻、针灸等科技成果的问世。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每次试验成功，报纸都是头版报道，而且还配以社论高度赞扬，尽管将这一切都归功于政治和领袖，归功于“文革”，但对科学技术的关切不能说不存在。
“文革”前，陈伯达已身居要职，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可还兼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当他研究了日本等国正在全力发展电子技术的情况后，就提出“以发展电子技术为中心，开展新的工业革命”的意见。在中国科学院的几次谈话中，陈伯达都认为要研究电子学与其他各种学科的关系、电子技术与其他新技术的关系、电子工业和其他各种工业的关系，还希望能制订电子工业的发展规划。在他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后，仍然坚持发展电子科学技术的观点，只有他倒台那阵子，出于政治的原因，“电子中心论”才成为批判的靶子。
“文革”期间的杂志有限，1955年创刊的《无线电》却能在1973年10月复刊，当时正值举国上下欢庆中共十大召开之际。这本16开、32页的月刊，虽然在复刊号“致读者、作者”中充满了“文革”式的话语，但最终还是总结这本刊物的宗旨是“普及无线电电子学知识，交流技术革新经验”，希望来稿反映在无线电技术革新中的典型事例和新成就。那个年代，我家的亲戚和好友，只要喜欢半导体且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无不订阅这份刊物。可以说，《无线电》为中国的电子事业培养了几代人才，据说累计发行量已有3億多册。“文革”后期，林彪事件发生后，社会生活趋于稳定，在城市街头，如果有出售半导体材料的商店，就会有三五成群的青少年聚集在门口，明里交流经验，暗里交换器材。制作矿石收音机、玩弄线路板，是那个年代很多青少年的嗜好。
1973年2月，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陈景润完成了对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新华社记者得知后采访了陈景润，写出内参，刊登在《国内动态清样》上。其中说道，陈景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住在只有6平方米的小房间，屋内的光线非常暗淡，连一张桌子都没有，工作时就把被褥翻起来，拿床板当桌子用。由于房间潮湿、阴暗，陈景润患了肺结核，还经常腹胀、腹痛。江青看完这篇内参后流下了眼泪。由于江青的介入，陈景润住进了医院，随后论文也以最快的速度发表。陈景润是因改革开放后徐迟的报告文学才得以名闻天下，但他的人生转折，却与江青密不可分。
“文革”时期，除了马恩列斯外，在新华书店看不到外国书，在图书馆也是偷着借，连苏联的那些革命文学都成了禁书，但我们却忽然间听说了李约瑟和他的《中国科技史》。原来李约瑟还曾多次访问中国，与毛主席有交谈，与周总理有深交，江青对李约瑟著述的评价也很高。 改革开放后，科学技术更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被认定为“第一生产力”。
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
所有这些，是否就能说明“五四”倡导之“科学”在我国已经不成问题了呢？
其实，“五四”先贤所提倡的“科学”并非我们几十年来所熟知的那些科学技术，而应该解读为科学精神、科学思维、科学方法。
1915年9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称：“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在这里，科学被认为是一种思维方式。“五四”的另一位领军人物胡适后来对“五四”所讲的科学概念有了更为成熟的说法：“民主的意义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科学的真意只是一个态度，一个方法。”“科学不是坚甲利兵，飞机大炮，也不是声、光、电、化。那些东西都是科学的出产品，并不是科学本身。科学本身只是一个方法，一个态度，一种精神”。
“五四”倡导的科学精神，发展到今天，若要概括的话，主要内涵应该是务实、求真、开放、理性、包容、怀疑、实证，此外，批评精神也不可或缺。回顾近百年历史，可以看到，对民族素质的养成、民族品格的培育、民族心智的启迪，科学精神的作用要远大于科学技术及其产品，而科学技术之受青睐并不代表科学精神之受尊重。在很多时候，科学成就还常常与科学精神相脱节，一边是高端科技的频频出现，一边却又是科学精神的步步沦丧。
最令人尴尬的是，在纪念“五四”调门最高的时候，对陈独秀和胡适这两位“五四”新文化领袖人物的评判，几十年时间里却一直处于既不理性，也不包容的状态，完全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背道而驰。陈独秀成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子”，胡适则是“帝国主义的买办文人”。
在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科技成就不断产生的年代，却可以出现“亩产万斤粮”的浮夸风，“赶英超美”的“大跃进”，以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妄语。“文革”时期，就在科研成果一再登上报纸头版并被热烈颂扬时，就在陈景润论证“哥德巴赫猜想”的同时，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却成了大批判的靶子。中科院专门成立了学习班，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的严重错误就是目前阻碍自然科学前进的最大绊脚石之一”，要“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相对论的罪名是：“地地道道的主观主义和诡辩论”。在一篇《相对论批判》的文字中还举例说：如果按照相对论所说的那样，同时性是相对的，那么1969年3月，在中苏边界上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中，我们说苏联开第一枪，苏联说我们开第一枪——事实上究竟哪一方开第一枪，就无法作出客观判断。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早在“文革”前就已经开始，与他们同一个下场的还有社会学，也被认定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
“科学精神”的基本就是求真，求真起码要讲真话，可是历次政治运动，从批判武训到“文革”，每一次都是践踏科学精神的结果，而且还都是在实事求是喊得震天价响的年月里。这些运动让说假话成风，让违心表态普及，假话的变种则是空话、套话，空话和套话的泛滥，使我们每个人至今深受其害。政治运动的语言和思维是极端的，什么都达到了极致，非好即坏的二元判断影响深远，这种极端的思维、语言和行为的恶果就是对开放、理性、包容的排斥，让科学精神难以成活。运动中惯用的揭发、控诉，无不添油加醋，充满水分，导致冤假错案横行，这更是对科学精神的反动。批判固然是政治运动的一大法宝，但这种批判不是追求真理的批判，而是一边倒的大批判，在批判中不容许持不同的意见。一言堂的大批判，与科学精神更是背道而驰的。
科学是一种态度、一种方法、一种精神，所以，科学不仅仅存在于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中，而且贯穿在我们的所有生活里。科学家或许在科研工作中具有求真精神，但在科研之外，很可能违背科学精神，或说出有悖科学常识的话，做出违反科学方法的行为。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科学家以外的人，或许不懂科学技术的专门研究，但在社会生活中务实、明理，同样可以看作是秉持了科学精神。
在我們的生活中，“科学”这个名词早已经泛滥，动不动就以科学的、科学地为前提，连“文革”这样的环境里，“科学总结”、“科学发展”都成了常用词，让科学成为反科学精神的保护伞。可什么才是科学，至今仍含混不清。大话和空话，尽管已被很多人厌倦，但那些艺术化的大话、美丽的空话，还没有被人识破，依旧大受欢迎。譬如今日，翻开我们的中小学生守则，四下望望各城市的那些“城市精神”，空洞、千篇一律、放之四海而皆准，是其一大特色。胡适所说的“可解”，是我们识别这些话语的钥匙，“可解的”才是科学的，“不可解的”则是朦胧诗，是意识流，是遐想，如果泛滥，则是空话、废话。政治、法律、经济，直至我们的社会生活，假如都是这些空话、废话在支撑，恐怕就会让人永远摸不着头脑。
理性是科学精神的根本，没有理性，就不叫科学，而是迷信和糊涂。当你走到任何公共场合时就会发现，多数人的习惯思维都与理性相距甚远，盲从、跟风是普遍的现象，损人不利己的行为比比皆是。今天别人的困难，明天就是你的困难，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公共道德的这些基本思维和共识，远没有深入人心。逻辑，如今仍然是个严重的缺项，逻辑混乱不能不说是常态。
科学精神，原本是知识分子的长项，但目前在各种公共讨论中，关于房价、关于中西方社会比较、关于陪酒女、关于提前退休，非理性的情绪、没逻辑的话语，恰恰成了一些大学教授的专属，并且还被大肆宣传，连情绪化的网民都忍受不了，以为望尘莫及。
怀疑和批判，既是科学精神的内容，也是科学精神实现的条件。无论求真、务实还是实证，必须对习惯的事情、不合理的事物敢于怀疑，怀疑之后的求证要经过批判来完成。这种批判不是一言堂的批判，不是无理性的批判，不是缺乏基本逻辑的批判，不是哗众取宠的批判，而是容许别人反驳、听从别人更为合理的意见的批判，是一种在宽容环境下不同思想和意见相互交锋的批判。一如“五四”那样，有激进，有保守，有中间，各抒己见，甚至言词激烈，但都可以生存，都可以畅所欲言，都可以在大学讲堂和舆论中占一席之地，唯其如此，才是 “五四”精神的发扬，才是真正继承了“五四”的科学精神。
“五四”将近百年，但“五四”倡导的民主和科学，依然任重道远。
“五四”至今已经95年，接近百年。近百年来，纪念“五四”、怀念“五四”、发扬“五四”、追寻“五四”、批评“五四”始终不绝。何谓“五四”精神？有人说是爱国主义，有人说是民主与科学，有的说是思想解放、崇尚理性、尊重个性，还有的总结是勇于探索、追求真理。我读中学的时代，课本上说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因此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当然，说“德先生”和“赛先生”是精神内核的最多，因为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将民主与科学称之为“德先生”与“赛先生”，说：“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上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改革开放，我们知道原来“火烧”和“痛打”之时，当时的中国政府并没有签字，此后曹汝霖在华北沦陷后也没有走出卖国的一步，还援助了不少普通百姓。还明白了其实“五四”主要是一场启蒙，“科学”与“民主”才是基本的口号和高扬的旗帜。不过，从此以后，人们谈论“五四”精神时，呼唤“民主”的一面多，而倡导“科学”的一面少，即使讲，也是泛泛而论。这恐怕是因为人们始终认为，科学的问题在中国早已经解决，谁还反对“科学”？谁还不认同“科学”？
事实也的确如此，早在晚清，从“师夷长技以制夷”，承认西方的“船坚炮利”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都已经肯定了科学技术的先进性。“科学”一词，与中国近现代很多词汇一样，本身就来自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日本。进入民国，“科学”更成为一个受人尊崇的名词，即便在20世纪20年代初爆发的那场著名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无论哪一方也都不反对科学，只是在讨论科学是否可以用在形而上，是否可以用在人生观，是否万能时，才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观点。胡适曾评论清末民初的这种风气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文革”时期，科技并未都受到摧残
1949年后，李四光、钱学森、华罗庚、王淦昌、周培源、茅以升、竺可桢、吴有训、童第周等各个领域的一大批自然科学家不仅享有优良的研究环境，还被委以政治、行政的重任，尽管其中有人在1949年前就拥有旧时代的各类头衔，在阶级斗争主导一切的年代本应该属于被审查和被打倒之列，但还是能得到保护，顺利过关。而倪志福，这位工人出身的科技革新能手、“倪钻”的发明人，始终都是受重视的对象。
“文革”结束时，很多批判“文革”的文字都提到“文革”“摧残科学”，其实，说“文革”迫害了很多科学家，扰乱了科研秩序、破坏了科研环境、耽误了科学家的大好时光，确实没错，但将“文革”期间都说成是摧残科学，也不确切。因为，在那个年代，有些科学家还得到了高层的特别保护，科学技术从政治需要出发，仍然被提升到相当的高度。
自“文革”前夕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文革”期间又有1967年6月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6年12月24日，各报头版头条都报道了“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的消息，《人民日报》在头条新闻的下方又用近半个版的篇幅发表社论《用毛泽东思想打开“生命之谜”的大门》；随后，还有铁路通车、轮船下海、大桥建成、断肢再植、超高压标准电容器、计算机、精密平面磨床、静压传动内燃机车、日全食观测、电子显微镜、杂交水稻、针灸等科技成果的问世。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每次试验成功，报纸都是头版报道，而且还配以社论高度赞扬，尽管将这一切都归功于政治和领袖，归功于“文革”，但对科学技术的关切不能说不存在。
“文革”前，陈伯达已身居要职，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可还兼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当他研究了日本等国正在全力发展电子技术的情况后，就提出“以发展电子技术为中心，开展新的工业革命”的意见。在中国科学院的几次谈话中，陈伯达都认为要研究电子学与其他各种学科的关系、电子技术与其他新技术的关系、电子工业和其他各种工业的关系，还希望能制订电子工业的发展规划。在他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后，仍然坚持发展电子科学技术的观点，只有他倒台那阵子，出于政治的原因，“电子中心论”才成为批判的靶子。
“文革”期间的杂志有限，1955年创刊的《无线电》却能在1973年10月复刊，当时正值举国上下欢庆中共十大召开之际。这本16开、32页的月刊，虽然在复刊号“致读者、作者”中充满了“文革”式的话语，但最终还是总结这本刊物的宗旨是“普及无线电电子学知识，交流技术革新经验”，希望来稿反映在无线电技术革新中的典型事例和新成就。那个年代，我家的亲戚和好友，只要喜欢半导体且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无不订阅这份刊物。可以说，《无线电》为中国的电子事业培养了几代人才，据说累计发行量已有3億多册。“文革”后期，林彪事件发生后，社会生活趋于稳定，在城市街头，如果有出售半导体材料的商店，就会有三五成群的青少年聚集在门口，明里交流经验，暗里交换器材。制作矿石收音机、玩弄线路板，是那个年代很多青少年的嗜好。
1973年2月，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陈景润完成了对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新华社记者得知后采访了陈景润，写出内参，刊登在《国内动态清样》上。其中说道，陈景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住在只有6平方米的小房间，屋内的光线非常暗淡，连一张桌子都没有，工作时就把被褥翻起来，拿床板当桌子用。由于房间潮湿、阴暗，陈景润患了肺结核，还经常腹胀、腹痛。江青看完这篇内参后流下了眼泪。由于江青的介入，陈景润住进了医院，随后论文也以最快的速度发表。陈景润是因改革开放后徐迟的报告文学才得以名闻天下，但他的人生转折，却与江青密不可分。
“文革”时期，除了马恩列斯外，在新华书店看不到外国书，在图书馆也是偷着借，连苏联的那些革命文学都成了禁书，但我们却忽然间听说了李约瑟和他的《中国科技史》。原来李约瑟还曾多次访问中国，与毛主席有交谈，与周总理有深交，江青对李约瑟著述的评价也很高。 改革开放后，科学技术更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被认定为“第一生产力”。
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
所有这些，是否就能说明“五四”倡导之“科学”在我国已经不成问题了呢？
其实，“五四”先贤所提倡的“科学”并非我们几十年来所熟知的那些科学技术，而应该解读为科学精神、科学思维、科学方法。
1915年9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称：“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在这里，科学被认为是一种思维方式。“五四”的另一位领军人物胡适后来对“五四”所讲的科学概念有了更为成熟的说法：“民主的意义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科学的真意只是一个态度，一个方法。”“科学不是坚甲利兵，飞机大炮，也不是声、光、电、化。那些东西都是科学的出产品，并不是科学本身。科学本身只是一个方法，一个态度，一种精神”。
“五四”倡导的科学精神，发展到今天，若要概括的话，主要内涵应该是务实、求真、开放、理性、包容、怀疑、实证，此外，批评精神也不可或缺。回顾近百年历史，可以看到，对民族素质的养成、民族品格的培育、民族心智的启迪，科学精神的作用要远大于科学技术及其产品，而科学技术之受青睐并不代表科学精神之受尊重。在很多时候，科学成就还常常与科学精神相脱节，一边是高端科技的频频出现，一边却又是科学精神的步步沦丧。
最令人尴尬的是，在纪念“五四”调门最高的时候，对陈独秀和胡适这两位“五四”新文化领袖人物的评判，几十年时间里却一直处于既不理性，也不包容的状态，完全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背道而驰。陈独秀成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子”，胡适则是“帝国主义的买办文人”。
在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科技成就不断产生的年代，却可以出现“亩产万斤粮”的浮夸风，“赶英超美”的“大跃进”，以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妄语。“文革”时期，就在科研成果一再登上报纸头版并被热烈颂扬时，就在陈景润论证“哥德巴赫猜想”的同时，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却成了大批判的靶子。中科院专门成立了学习班，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的严重错误就是目前阻碍自然科学前进的最大绊脚石之一”，要“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相对论的罪名是：“地地道道的主观主义和诡辩论”。在一篇《相对论批判》的文字中还举例说：如果按照相对论所说的那样，同时性是相对的，那么1969年3月，在中苏边界上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中，我们说苏联开第一枪，苏联说我们开第一枪——事实上究竟哪一方开第一枪，就无法作出客观判断。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早在“文革”前就已经开始，与他们同一个下场的还有社会学，也被认定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
“科学精神”的基本就是求真，求真起码要讲真话，可是历次政治运动，从批判武训到“文革”，每一次都是践踏科学精神的结果，而且还都是在实事求是喊得震天价响的年月里。这些运动让说假话成风，让违心表态普及，假话的变种则是空话、套话，空话和套话的泛滥，使我们每个人至今深受其害。政治运动的语言和思维是极端的，什么都达到了极致，非好即坏的二元判断影响深远，这种极端的思维、语言和行为的恶果就是对开放、理性、包容的排斥，让科学精神难以成活。运动中惯用的揭发、控诉，无不添油加醋，充满水分，导致冤假错案横行，这更是对科学精神的反动。批判固然是政治运动的一大法宝，但这种批判不是追求真理的批判，而是一边倒的大批判，在批判中不容许持不同的意见。一言堂的大批判，与科学精神更是背道而驰的。
科学是一种态度、一种方法、一种精神，所以，科学不仅仅存在于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中，而且贯穿在我们的所有生活里。科学家或许在科研工作中具有求真精神，但在科研之外，很可能违背科学精神，或说出有悖科学常识的话，做出违反科学方法的行为。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科学家以外的人，或许不懂科学技术的专门研究，但在社会生活中务实、明理，同样可以看作是秉持了科学精神。
在我們的生活中，“科学”这个名词早已经泛滥，动不动就以科学的、科学地为前提，连“文革”这样的环境里，“科学总结”、“科学发展”都成了常用词，让科学成为反科学精神的保护伞。可什么才是科学，至今仍含混不清。大话和空话，尽管已被很多人厌倦，但那些艺术化的大话、美丽的空话，还没有被人识破，依旧大受欢迎。譬如今日，翻开我们的中小学生守则，四下望望各城市的那些“城市精神”，空洞、千篇一律、放之四海而皆准，是其一大特色。胡适所说的“可解”，是我们识别这些话语的钥匙，“可解的”才是科学的，“不可解的”则是朦胧诗，是意识流，是遐想，如果泛滥，则是空话、废话。政治、法律、经济，直至我们的社会生活，假如都是这些空话、废话在支撑，恐怕就会让人永远摸不着头脑。
理性是科学精神的根本，没有理性，就不叫科学，而是迷信和糊涂。当你走到任何公共场合时就会发现，多数人的习惯思维都与理性相距甚远，盲从、跟风是普遍的现象，损人不利己的行为比比皆是。今天别人的困难，明天就是你的困难，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公共道德的这些基本思维和共识，远没有深入人心。逻辑，如今仍然是个严重的缺项，逻辑混乱不能不说是常态。
科学精神，原本是知识分子的长项，但目前在各种公共讨论中，关于房价、关于中西方社会比较、关于陪酒女、关于提前退休，非理性的情绪、没逻辑的话语，恰恰成了一些大学教授的专属，并且还被大肆宣传，连情绪化的网民都忍受不了，以为望尘莫及。
怀疑和批判，既是科学精神的内容，也是科学精神实现的条件。无论求真、务实还是实证，必须对习惯的事情、不合理的事物敢于怀疑，怀疑之后的求证要经过批判来完成。这种批判不是一言堂的批判，不是无理性的批判，不是缺乏基本逻辑的批判，不是哗众取宠的批判，而是容许别人反驳、听从别人更为合理的意见的批判，是一种在宽容环境下不同思想和意见相互交锋的批判。一如“五四”那样，有激进，有保守，有中间，各抒己见，甚至言词激烈，但都可以生存，都可以畅所欲言，都可以在大学讲堂和舆论中占一席之地，唯其如此，才是 “五四”精神的发扬，才是真正继承了“五四”的科学精神。
“五四”将近百年，但“五四”倡导的民主和科学，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