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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回到故乡的县城，住在县招待所里写一部长诗。我的一个写诗的学生周玉在县城工作，经常去看我，还接我到她家里吃饭。周玉家里就只有她和母亲两人，她母亲五十来岁，清秀苍白，善良却又有些忧郁，一看就是个有经历有故事的人。
我问了周玉，周玉说：“刘老师你看人真准，关于我母亲，我写了一篇稿子，你有时间帮我看看，你看完了，就知道我的母亲有多么苦了。”
我把周玉的稿子读完了，深深为周玉的母亲担忧，但我无能为力。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在一堆旧稿中发现了当年周玉给我的这篇稿子，就稍加整理，成一篇中篇小说，以周玉在三十多年前的口吻叙述。
1
我像掉了魂一样，总感觉有人要来敲我家的门，会问：这是刘翠翠的家吗？来人会望着我母亲说：您就是刘翠翠？他心里会想，这样个瘦老太婆偏要叫这样好个名字。来人或者是个邮递员，递给我们一封信。这封信是辗转送到这个山区小县来的，信封都揉得很旧了，信封上写着：刘翠翠收。我看那在国内很少看到的邮票上盖的戳子中隐隐约约的两个字：台湾。或许不是，这封信是另一个地方寄来的，香港或是美国。上班时，我很注意电话，或者县里的统战部政协民政局的哪个人打电话找我，问：你是刘翠翠的女儿吗？我答：是呀。这个打电话的人说：是这样的，三十八年前......
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的了，他是谁？他是我的什么人？我是他的什么人？他要是真的来信了或回来了，我代母亲给他回信吗？他假如问我是谁，我准会立即回答我是刘翠翠的女儿。他可能觉得他的刘翠翠是没有女儿的，有过，他也不知道。
他是我母亲过去的丈夫，他还在吗？他会不会回来？我不知道。
我的母亲已经皈依了，她的心已如我们老家的那口废弃了的井。母亲的工作就是帮一对夫妻带好孩子，为我做三餐饭，再就是跪在供在她那个黑房间里的木头菩萨前，口里喃喃诉说着。我曾经躲在一边努力地听过，也没听出来她喃喃地说了些什么，只看见她发涩的嘴唇在不停地动着。
那个木头菩萨一尺来高，是个蓄了胡须的干巴老头，木头菩萨的底座上，用朱笔写著“南无阿弥陀佛”几个字。这是母亲不在时，我潜入她的房间看到的。
我十六岁的那一年，有一天的傍晚，落日在小县城西边的山头上似乎被人捅了一刀，喷溅出一片淋漓的鲜血，殷红殷红的，染透了那半壁云彩和山上的草木。我不敢朝那边望，太怕人了，我躲进屋里做作业。一道数学题，我做了许久才做出来。
母亲已经做好了晚饭，弟弟在门前逗小狗玩。我们家的小黄狗跟弟弟最好，弟弟上小学，作业比我少多了。
我们等父亲回来吃晚饭，父亲久久没有回来。而且，从这个傍晚以后，父亲就一直没有回来。
父亲被抓起来了，被判了十年徒刑。
父亲把他开的大卡车停在车库里，锁上了车库的铁门，把钥匙串挂在裤腰带上，走起路来叮叮当当响。他是地质队的司机，是个好司机老司机，车开得稳，技术熟练，他的车爬山过岭最安全。在父亲被抓去后，我在一只箱子里发现父亲历年来获得的十几张奖状。可是父亲坐了牢，这十几张花花纸能说明什么呢？
父亲锁好车库门应该回家来的，他一天的工作干完了。看看天色还早，父亲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就折身朝地质队机关办公的一排房子走去，他敲开了保卫科的门。
保卫科长一个人在，他们俩还坐下来抽起了烟，是保卫科长的烟，我父亲揿的打火机。
事后，人们有各种各样的传说。父亲和保卫科长是战友，一起当过兵，一起转业到地质队，他们的关系很不错。那些说父亲因为嫉妒他的战友当了科长，而自己还是个司机，因而放响了那一枪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我的父亲从不嫉妒人。在张叔叔当了科长之后，他常常来我家里找父亲走象棋。如果没有出车任务，父亲就让母亲炒盘黄豆，他们两个还要喝几盅。父亲对他的驾驶工作很热爱，而且当司机的野外津贴高，实际上比当科长实惠得多，我想不出父亲为什么会嫉妒张叔叔。不是这个原因，绝不是。
有的说，他们俩“文化大革命”中不是一派的，他们结下了冤仇。不对，父亲“文化大革命时”没有派，他是个不大关心政治的人，一定要划他派，那他就是逍遥派。他钓鱼，他做木工，他活得蛮孤独的，他跟张叔叔没有仇。
人们想不通，我也想不通。事情发生了后，父亲什么也不说，科长就只说我父亲持枪杀人，是凶手。父亲被抓走了。父亲为什么要向张叔叔（不，是张科长，我再不叫他张叔叔了）开枪？父亲不说，张叔叔也不说，办案的人也问不出什么。朝保卫科长开枪是事实，有这就够了，父亲判了十年徒刑。
那天，父亲和张科长抽完了一支烟，父亲站起来准备走了。
张科长也站起身，说：“怎么，不坐了！星期天再到你屋里下棋啊，只三盘定输赢怎么样？”
父亲抬头从窗户里看到西边山头上那幅雄奇的血淋淋的火烧云惨景，他愣了愣，叹了口气，双眼转过来盯着张科长。
张科长朝他笑了笑。
父亲从张科长的笑里发现了什么，他似乎一切都明白了。父亲朝屋子里打量了一眼，到底是当过兵的，他一眼把房子看得清楚。这是保卫科办公室，墙壁上挂着支七九步枪，那枪很老，也有好久没擦油了，上面有灰尘。
突然，父亲一个箭步跨到墙根，伸手摘下了挂着的枪，哗啦一声打开了保险，枪口寻找着目标。
张科长吓得面如土色，一头钻进办公室里摆着的一张木板床下。这张床是保卫科人员值夜班用的，床上的被子脏得要命。
我父亲扣响了扳机，砰！枪响了，地质队大院惊动了，等人们赶到时，父亲已扔了枪，呆呆地望着大伙。张科长的头钻在床底下不敢伸出来，他的屁股被我父亲一枪打了个洞，只流了一些血。父亲的这一枪打得并不准，毕竟他离开部队已经好多年没摸过枪了。
窗外，傍晚前的火烧云已慢慢散去，真正的夜马上就要来临了。那时我的数学作业已经做完，弟弟还在玩他的黄狗。 我母亲做好晚餐后，又跪在她的木头菩萨前，嘴里喃喃着。
父亲没能吃上这最后的晚餐。
没有人来我们的小平房里安慰我们，我们忽然成了持枪杀人犯的家属和子女，我们被突如其来的事变弄糊涂了。
上小学的弟弟睁着大得无比的眼睛，怀里紧紧地抱着他的小黄狗。我们突然没有被喊作父亲的人了。弟弟还有小黄狗，我呢，只有母亲。可母亲对我们只是尽她的责任，她的心早就交给了她的木头菩萨了。
母亲呆呆的，脸色苍白得发青，眼睛死死地盯着院子里的一只未归笼的鸡。我和弟弟一齐望着她，我们感到好冷。
许久许久，母亲的眼角才迸出了泪珠，第一滴，第二滴，接着是一串串地流。这时，我和弟弟才一起张开大嘴哭了起来，声音好大，我们很久没有这样哭过了。
父亲被送到很远的劳改农场去服刑。
地质队负责通知家属准备必要的衣物送去。
来通知我们的是长络腮胡子的李伯伯。李伯伯是行政科的班长，调配车辆的。李伯伯在我家门口对我母亲说：“这个二虻子是为啥事呢？偏偏要拿枪打人，他们俩蛮合得来的嘛！莫名其妙莫名其妙！”说完这几句就搓了搓他的大手掌，走了。
那是个春天，星期日，我和弟弟没有上学。母亲头天晚上把父亲的各种衣服找出来，打了个包。
我们走在去公安局看守所的路上。路边草儿青青，流水亮亮，雀鸟在树枝上喳喳，油菜花在地里开得好黄，麦田里的麦苗青得发亮，肥油油的腻人。一个老头，穿件破袄，横骑在牛背上，牛在啃草，啃出嗞嗞的声响，尾巴一甩甩的好舒服。老头望着我们，母亲拉着我和弟弟，胳膊间夹着衣物包，走快了起来。母亲没有说话，脸还是那样的白。远一点的地方，有头小牛犊子昂头“哞哞”地叫了两声，被老头压在屁股下的老牛抬起头，看都不看地“哞哞”两声，算是回答。
跟在弟弟屁股后的小黄狗也汪汪地叫了两声，像凑热闹。
地质队离看守所两里多路，地质队在县城的东北角，看守所在县城的西南角。
母亲走得快，我勉强赶得上，弟弟却要小跑了。
弟弟说：“妈，还有多远啦？”
母亲停下来等弟弟半分钟，说：“不远不远，就到了。”
我们朝前看去，果然就到了。在一处有很高的围墙的院子门前，站着拿枪的兵，围墙上还有铁丝网，跟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一样。我和弟弟都有些怕，就紧紧挨近母亲。我觉得母亲的嘴唇在颤抖着。
父亲来了，父亲的眼睛变得好大好大，父亲的胡子好长好长，父亲的头剃得光滑溜的，父亲高高的身躯有些佝偻。
这是我们的父亲吗？好陌生啊，我和弟弟朝母亲身边靠了靠，母亲颤抖得更厉害了。父亲的大眼睛直瞪瞪地望着我们。
我和弟弟有些怕这个父亲了。
母亲本来苍白的脸显得更惨白了，一句话也不说，把我和弟弟朝父亲身边推了推。
父亲用手摸摸弟弟的头，对我说：“小玉，要听你妈的话，照顾好弟弟和娘，你十六岁了，要好好念高中。”
父亲说这几句后，眼泪流出来了。父亲是从来不哭的，父亲今天流眼泪了。我也想哭，但弟弟一点也不想哭。
小黄狗在屋子外头玩，弟弟从父亲身边走开了，出屋去找小黄狗。父亲叫我出去看着弟弟不让他乱跑。
我在屋门口的窗子下蹲着，看弟弟和小黄狗在院子里走，我听见父亲说：“孩子他妈，我要走十年，对不住你。你再苦也要把两个孩子带大，我周二虻一輩子忘不了你呀！你娘儿们要受很多苦的。”
我没听见母亲的声音。
父亲又说，“孩子他妈，我这辈子对不住你，要是太难，你就再走一家吧，把两个孩子送到乡下老二家里，求他们抚养！”
突然，我听到“啪”的一声响，就伸头往门里看去。母亲打了父亲一个耳刮子，父亲没有动，眼泪却像水一样地涌流。母亲也抱头抽泣着，她瘦削的肩膀不停地颤抖着。
好久，父亲叹口气说了三个字：“黄晓娟。”
我知道黄晓娟，她是地质队的会计，是个很好的阿姨，平时很整洁很干净的，蛮受人看的。
但黄晓娟怎么了？和父亲有什么相干？
有个人出来把父亲带走了。父亲回过头来望望我们，慢慢地随那个人走进了一个大铁门，铁门哗啦一声关上了。
几天后，黄晓娟和她爱人一起调到省城去了，我再也没有见到这个黄晓娟阿姨了。
2
当年，我母亲刘翠翠还是个十八岁的新媳妇。我母亲那时长得很标致，皮肤白皙，身材适中，脸面像那三月的梨花，芳香娇嫩又不妖冶。姥爷住的村子叫刘大庄，刘大庄的刘翠翠是个好女子，有多少人上门来求亲。我姥爷在村里开个杂货铺，自己还有几亩地，亦农亦商，家境在乡下算是厚实的。
姥爷要为我母亲择一个门第相当人才出众的丈夫，他没轻易应允那些人家。姥爷内查外调，看准了黄家大湾面铺的黄燕明。姥爷能运筹帷幄，具有较高的组织能力和安排事情的天赋，要是现在，让姥爷领导一个单位或主持一家企业，准能成为一个不错的领导或成功的企业家。
姥爷看准了的事情，一切都有条不紊地按他设计的步骤来，我母亲体面地出嫁到黄家大湾面铺屋里。
迎亲的花轿停在门口，鞭炮放得轰隆隆的，吹鼓手们将嘴巴吹得像只红汽球，唢呐呜里哇啦响得三里外都能听见，而鞭炮的轰响却传到五里外了。母亲后来对我说，那时候的鞭炮才响哩，如今的鞭炮又贵又不响，现在的唢呐吹得像蚊子叫，哪有那时的唢呐响亮！
母亲穿着红祅红裤红缎子绣花鞋，头上顶块很大的红布。母亲在红布下嘤嘤嗡嗡地哭得很上劲，哭成一支美妙的曲子，哭成一首直抒胸襟的诗。
其实她心里，恨不得快点离开这个家，越快嫁到黄家去越好。我姥爷是个专横的乡下人，他既有经营头脑又有一个长者的威严。为了保持小康之家的水平，姥爷用尽了心计，也用鞭子抽他的几个子女和我姥姥，拼命做事劳动，拼命节俭。我姥姥是个没有任何主意的乡下妇女，一切都听姥爷的。我母亲的全家都怕姥爷，他的眼睛一瞪，脸上的横肉抖动，就要叫人遭殃了，母亲在家是战战兢兢地长到十八岁的。姥爷说，棍子底下能成才。事实是我的三个舅舅都不成才，没有造就。土改时，姥爷家是富农，富农的子弟有什么造就，连当灰扑扑的农民都要低人一等。 黄家开面铺，乡下人用麦子在他家换面粉，他家有磨坊，有两头小毛驴，有日夜嗡嗡不停转的大石磨。给他家做儿媳不亏，黄家的家底子厚哩！那个黄燕明着实逗人爱，母亲在不知道自己要做他的媳妇时偶尔看到他，母亲看到他时心里慌跳着，羞得低了头。母亲听姥爷宣布她要做黄燕明的媳妇时，当时表面装着羞涩，背地里却几个夜晚睡不着觉，喜得乐滋滋的。
黄燕明虽说在镇上读中学，但也被我母亲的美貌与温柔俘虏了，竟成天沉浸融化在我母亲的情爱中，他拜倒在这位十八岁正含苞欲放的少女面前。他们夜夜欢娱，不知餍足。今天，作为母亲的女儿我写这些时，脸都红了，心里直在慌跳。
我想把这段跳过去，但想想也无所谓，我都二十多岁了，已进入谈婚论嫁的年龄，样样事情我都见过，我当然清楚男人们都是些什么样的德性。
光阴似箭，母亲的丈夫黄燕明在夜夜贪欢中不知不觉过了旧历年，又过了正月十五。乡下人说，年过月尽了，该干点正经事了吧！母亲的公公对儿子的所作所为似乎有些生气，但这个老头子不像我姥爷，用鞭子发号施令，他只用眼睛暗示法。
于是，我母亲和黄燕明觉得他们是得分开了，黄燕明还有正经事要做，他还有学业啊！母亲的公公花那么多钱叫黄燕明读书，可不是为了黄燕明回来当面铺老板的，他对儿子寄有希望，希望儿子精忠报国，光宗耀祖地干番事业。这些都是母亲从她公公的眼睛里读出来的。
母亲开始催黄燕明走了。
正月十六那天，和黄燕明一起在镇上读中学的两个同学，到黄家大湾邀黄燕明一道上省城，考个不要钱的学校读读，他们已经把镇上中学的最高年级读完了。他们都要寻找一条出路。乡下的土财主供个中学生已经不简单了，他们比不上城里的有钱人，他们希望有既能读书又不要钱的学校招收他们的子女。
母亲的公公为黄燕明准备了去省城的路费，据说钱不够，还到刘大庄找我姥爷借了五块银洋。这五块银洋一直没有还。我姥爷新中国成立后去世时，对我母亲还叨唠过这件事，说黄家欠他的钱已经这么多年了。可是，那时我母亲的公公已死了，黄家已经没有人了。这钱要还，就只有我母亲，我母亲曾经做过黄家的儿媳妇啊！
我母亲的丈夫和他的两个同学决定正月十八上路，他们选了个带八的日子。黄家面铺就黄燕明这个儿子，另有个闺女已出了嫁，我母亲的婆婆是个个子小脚小胆子也小的女人，成天像只老鼠样生活着。婆婆在家庭没有一点地位，一切都听公公的。那时，婆媳俩一起准备黄燕明出远门的一切：穿的和吃的，带了一包衣服和一包烙饼。
临走的那一天，离别的气氛越来越浓了，我母亲躲在新房里不出来。我母亲像被人摘走了心肝一样，痛苦得不得了，黄燕明就在房里陪着我母亲。
正月十七的那个夜晚，我母亲和她的丈夫早早地歇下了，两人在床上紧紧地抱着。我母亲比平日更温顺柔软，任她的丈夫亲着抚摸着，我母亲嘤嘤嗡嗡地哭起来，哭出了十二分的韵味来，哭得像泪人，使得她的丈夫心都要碎了。他们两人就这样哭着亲着折腾着，就好像要生离死别一样，赶快抓紧最后的一点时间来享受夫妻间的情爱。我母亲有个预感，她觉得这是她与丈夫的最后一个夜晚，她将要失去他。可怕的是母亲的预感却是那么准，果真黄燕明就此一去不返了，整整后半辈子。
那夜，我母亲有种特殊的销魂荡魄的感觉，就是这一夜，我母亲怀上了她的第一个孩子。听母亲说那孩子叫妞妞，是我异父同母却没有见过面的姐姐。那夜，我母亲和她的丈夫很累，后来就睡着了，直到我母亲的公公敲他们的房门叫吃早饭，他们才醒来。
起来一看，好一场大雪，满世界一片白，早起的村人在雪地里踩出了一个个的黑窟蔭。我母亲当时心里可能一喜，这么大的雪，她的丈夫可能不会走的。
可是黄燕明的两个同学都冒雪来了，黄燕明从父亲的眼睛里也得到了今天就是下刀子也要走的暗示，他决定告别我母亲。
这时我母亲回到房里，她的丈夫也跟了进去，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母亲又哭了。
黄燕明说：“我们等会谁也不要哭，谁哭谁就是小狗。”
母亲点点头。
我母亲把她丈夫和两个同学送到村口，我母亲还是哭了。黄燕明说：“说好了不哭的，你当了小狗了！”
我母亲永远记住了这句话，这句话常伴随着她的梦境。
同行的两个同学说：“燕明，你不走算了，你有这漂亮这嫩的媳妇，舍得吗？”说完两人笑了笑。
黄燕明没作声，背好了包袱，扭头就走进了雪地，再也没有回头。他不敢回头，他怕回头后就真的不愿走了。
男人好狠心呀！
1948年的那场大雪好白好厚，有三个黑点子慢慢消逝在白色的雪野里。
那年，我母亲的丈夫二十岁。
3
从我懂事时起，我就发现父亲和母亲的生活过得不协调，缺少一种和谐圆满性。我的母亲总是郁郁的，很少看见她笑。是日子太苦了吧！我们一家四口，就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母亲和我与弟弟的户口都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才由农村户口变成居民户口的。母亲一直没有正式工作，靠做临时工或在家里搞点手工赚点钱补贴日子。家里有部老牌的“飞人牌”缝纫机，母亲总是在这部很旧的机子上做口罩，给一家人做质地很差的布料衣服，或改旧翻新。母亲很会持家，我们的日子虽然穷苦，但我们从没缺吃少穿的。父亲节俭，一套工作服穿好多年，穿旧了，母亲再改给她自己或我穿。
我们家有那么一种冷冷的气氛，有一团阴影，我越长大越感觉到这一点。母亲对我和弟弟尽了一个母亲的责任，但我们从她那里得不到多少温暖和愉快。是什么原因呢？是那块破木头菩萨吧！母亲的心全在那上面，她總跪在那木头菩萨前喃喃着。
幸亏我们有个好父亲，父亲是疼爱我和弟弟的，这点我感受特别深。弟弟可能感觉不到，他像我母亲，也有点冷，可能是他吃的母亲的奶是冷的。我推算出，在弟弟还怀在母亲肚里时，母亲的心就冷了。
父亲常出车，有时出去几天才回来，那时我就特别想父亲。父亲回来了，虽说我都十来岁了，我总要扑到父亲怀里，让父亲用他的胡茬子扎我，我还爬到父亲的膝上坐着。这时弟弟就站在一边，望着我们，脸上没什么表情。 我只好嘟着嘴回到厨房里。
父亲趴在地下，让弟弟骑在身上，父亲就满地爬呀笑呀，可弟弟却不笑。我怀疑弟弟有痴呆症。但是弟弟长大后不痴不呆，初中毕业了还考上了中专。
父亲在地上做马，口里还叫：“小舵，快点赶马呀，你赶我打我，我就跑得快些。”
弟弟就伸出他的小手，无情地在父亲的屁股上、头上，打得啪啪响，口里就喊：“快跑快跑，你这个不中用的老马。”
弟弟打父亲，打得我的心都痛了，而弟弟和母亲都无动于衷。我真想让母亲制止一下弟弟的顽劣，母亲在忙忙碌碌地干她的事，一声不响。
父亲在弟弟的驱赶下，跑得更快了，他一边跑一边笑着：“小蛇你骑好咧，小心我把你掀翻在地，摔你的屁墩子。”
父亲和弟弟玩过了，我看见父亲一头一脸的汗，弟弟却没事一样，又在一边待着。
吃过饭，父亲就检查我的作业，夸奖我得了三个一百分。作业检查完了，父亲就拉我坐在他身边，叫母亲递把梳子过来，父亲为我梳两只小辫子。父亲那样笨拙，把我的头发扯痛了。
父亲说：“小玉呀，不小了哇，干什么不把头梳好，像个疯丫头样，嗯？”
我都流泪了，为我梳头的为什么不是母亲？父亲你出车一天了，你累了。
父亲见我流出了泪，忙说：“好，我轻轻地轻轻地，扯痛了你吧！就梳好了。”
今天回想起父亲的络腮胡子，父亲为我梳头时的那慈祥的样子，我又要流泪了。父亲再不可能为他的二十多岁的女儿梳头了，父亲已经老了。父亲，在远方服刑，每年都寄两次明信片回来，说明他还活着。
在那个春夜，我覺得我成熟了。我同情父亲，我却不理解母亲，甚至有点恨母亲。我是在了解了母亲的经历后，才不恨她了。但我仍然深深地为父亲叹息，父亲是很可怜的。
父亲出车一个多星期后回来。父亲是运什么东西到一个城市，回来后给我和弟弟带了不少好吃的东西，父亲还给了我一个日记本，作为对我学习好的奖励。我是用父亲送给我的这个日记本开始写下我生平的第一篇日记的。父亲给母亲买了件铁灰色的涤卡春装，那时人们能有这么件据说能穿好多年都不破的涤卡衣服，是生活水平高的标志。
我看见母亲接过衣服时，嘴角抽动了一下，我以为母亲要笑的。哪晓得母亲扯扯嘴角没笑出来，只用眼睛默默地望了父亲一眼，脸又恢复了她的木然。
晚饭后父亲和弟弟玩了阵子，又给我梳了头，检查了我的作业，一家人就都睡觉了。
父亲母亲睡在上房，我和弟弟睡在下房。弟弟早早进入了梦乡，鼻息声轻轻的，很有节奏。也许是得了父亲一个日记本的奖励，我竟激动得好久没有睡着。就在我刚要蒙昽入睡时，上房传来的声音又使我惊醒了。
我听见父亲母亲睡的大木床响了一下，接着有窸窸窣窣的声响。
父亲说：“来吧！”声音柔柔。
母亲说：“算了，人累死了，我不想。”声音冷冷的。
父亲说：“来吧，我求你了！老这样的，我受不了，两个月了。”父亲的声音好可怜。
“算了，我真的一点心思都没有。老周，忍忍吧，莫折磨我了。”好久没听见父亲的声音，我的心慌跳着，无意间，我发现了大人们的秘密。那时，我上小学六年级了，对男女间的事情了解得不深不透隐隐约约似是而非的。父母亲晚间的事情，我这还是第一次耳闻。
母亲又说话了：“老周，原谅我吧，对不住你了！你是个好人，可是我不能啊！每有一回，我就恶心，就痛苦，就一连好多天像掉了魂样，心里像有把刀子在戳着。老周，你就算了吧！”
只听父亲长叹了一口气。一会儿，我竟听见父亲嗡嗡地抽泣起来，哭得好伤心啦我的父亲，可是母亲却一声也没吭。
我很吃惊也很迷惑，我想啊想啊，我觉得母亲对父亲不好，父亲母亲那时都只四十才出头啊！我估计，从那时开始，我的父亲母亲就没有过夫妻生活了。
他们这是为什么？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后，发现父亲已经走了，他又出车去了。母亲正忙着给我们做早饭。我看看母亲的脸，还是那样板板的冷冷的，好白。母亲看上去其实不老，母亲那时还是很端正的，年轻时的风韵还留在她的脸上身上。
父亲还是那样出车，回来后给我们带点东西，花钱不多。父亲还是给弟弟当马骑，还给我梳辫子检查作业。
母亲穿着父亲给她买的涤卡春装，很合身。
父亲有时带我和弟弟坐在他的驾驶室里，父亲驾驶着他的卡车在春天的原野上奔驰。父亲笑，我笑，连弟弟也难得地笑了，我们玩得很高兴。
但我们的家还是有股子冷气，不温暖。
那夜之后，我就很留意上房里父亲母亲的活动。他们偶尔对几句话，说说家务安排方面的事，没什么异常的响动和话语。
只是有一个晚上，我听见母亲翻了个身，叹口气对父亲说：“老周，太难为你了。在外面有合适的，你就……”母亲顿了顿又说，“我绝不管，你莫苦了自己。”
父亲不作声，叹了口长气，简直叹得惊天动地。
4
我母亲和她的丈夫新婚燕尔，恩恩爱爱，如胶似漆，突然的别离，使我母亲难以忍受。从雪地里回来后，我母亲就有些发烧了，一阵晕眩，她病倒了。我母亲的婆婆小心侍候，端茶递水，照顾周全。我母亲的公公也很关心，请医生号脉买药。医生说无碍大事，只是中了风寒罢了，待几天养息，即可痊愈。
母亲独坐空房，特别是在夜间更难熬。想起她丈夫的百般恩爱，情深意长，越想越思，恨不能长翅膀飞到黄燕明的身边。窗外的夜是寒冷的，雪还未化。黄燕明，这时你在哪里呢？你在做什么呢？你是否也在想乡下的新婚妻子，咬着被角，哭了一场又一场，她想她的丈夫想得好苦哇！
服了药，我的母亲就好了些，慢慢就起床走出房门。我的母亲瘦小，皮肤显得更白眼睛显得更大，就更使人疼爱了。我母亲的公公见媳妇这副模样，在饭桌上第一次没有用眼睛暗示而是充满着慈爱对我母亲说：“孩子，你还年轻得很啦，要看远些。把燕明留在身边有什么出息咧？还是让他出去闯，男人家闹出些名堂来才不枉活一场，是不是？”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了，一月月地过去了，转眼到了第二年春天。
那是个灾难的春天，秋后的庄稼没收起来，吃饭不要钱、亩产万斤粮、大放钢铁卫星，已是全民大跃进共产主义了。可惜的是，前脚宣布共产主义到了，人们后脚就没粮食吃，先是喝清汤吃瓜菜糠皮，后来就吃起树皮草根来，树皮草根吃完了，就吃观音土。
说起那岁月，大舅妈抹了一把鼻涕眼泪朝地下啪地一甩。那不是人过的日月，那是鬼过的光景。
一边是没有吃的，一边还要大跃进。青壮年都抽去修水库造湖田了，我的三个舅舅和大舅妈都抽到水库上去了，住在水库工地上不许回家。我母亲留在家里照顾姥爷妞妞。
村里的食堂早不冒烟了，那大铁锅早就上了黄锈！留在村里的老幼病残们，自己找吃的。找得到吃的，就活下来了，找不到吃的，就饿死，饿死在家里两三天都没人管。
驻扎在村里的地质队的伙房还在冒烟，他们的粮食定量还没减少，他们是野外作业，国家指望他们找出矿来呢！
周二虻到我母亲的半间茅屋来时，总要带些食物来，这是他从自己有限的定量中克扣下来的。带来的食物或者是个饭团子或者是只馍馍，我母亲不忍心要。她看见周二虻子瘦多了，下巴一天比一天尖削下去。
周二虻说：“我吃饱了！”说完拍拍故意鼓起来的肚子。
我母亲看到周二虻那样，只好收了。她只把饭团和馍馍掰开，掺进野菜一煮，让姥爷和妞妞吃，自己只吃很少的一点。
地质队休息时，周二虻就扛着锹，到湖滩淤泥里去挖藕。湖滩的淤泥深，藕也埋得深。那时，不知有多少人为了活命到湖滩去挖藕，挖着挖着，就没再回来，被淤泥埋进去了。
周二去挖藕，挖的藕背到我母亲的那半间茅屋里去。每逢周二虻扛着锹去挖藕时，我母亲就要反复叮嘱，叫他千万小心。周二虻总是一笑：“沒事！”
周二虻走后，我母亲就担心，担心他千万不要出事。周二虻背着藕回来，我母亲就迎上前去，从他背上拿下藕。
那时，黄燕明已经沉到我母亲的心底层去了，而我母亲的意识里就只有周二虻了。但他们一直很纯洁，我母亲仍然没有答应嫁给他。周二虻也不催，还是一如既往，他像我姥爷的一个儿子，比姥爷的三个亲儿子还亲，他像我母亲的一个弟弟，比我母亲的三个弟弟还好。
日子越来越苦了，人们在死亡线上挣扎煎熬着，村里饿死的人多起来了。大舅妈和舅舅他们一群青壮劳力在山里的一个水库工地上，有两个多月没有回家。大舅妈说，他们在水库工地上什么活也干不了，但他们每天还有几两米的定量，他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在山上挖葛藤剥树皮，到水库工地上去的人一个都没饿死。
在最艰难最困苦的日子里，周二虻是我母亲及姥爷、妞妞的主心骨和生活下去的支撑。那时，我姥爷对这个黑黑的小伙子充满了感激之情，要不是他，姥爷和妞妞以及我母亲三口人能囫囵着活下来吗？周二虻用自己口边节省下的粮食，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一捆捆藕，送给我母亲他们，救了他们的命。
我姥爷的观点似乎改变过来了，他试探过我的母亲，但我母亲没有明确表明态度。周二虻到我母亲的半间茅屋里时，我姥爷再也不在上边半间屋里咳嗽了。有时，姥爷还把妞妞喊到他的屋子里去，让我母亲和周二虻单独留在半间屋里。
每逢这种时候，周二虻就在小方桌边坐着，小方桌上的油灯亮着暗淡的光，我母亲低着头就着灯光补衣服。周二虻呆呆地看着我母亲引针的手，不说话也不动。我母亲偶尔抬起头，朝他看看，他也就只憨憨地笑笑。
这种时候，我母亲痛苦得要死。无疑，周是个好人，对她和她一家无私地倾注了一腔真情。但她能嫁给他吗？黄燕明留给她的短暂幸福，还有那封信开头的“翠翠爱妻”四个字，公公婆婆临死前的嘱托，这些怎么能丢得开忘得掉呢？她自己也有过诺言的啊！对不起，二虻兄弟，我今生今世不能报答你，来世还托生做女人嫁给你，给你当牛做马来报答吧，现在我还不能嫁给你。我母亲心里的这些话，好多次想鼓起勇气对周二虻说，可就是难以开口，她怕太伤他的心了。
有一次，已经好晚了，周二虻和我母亲还在灯下坐着，我母亲终于鼓起了勇气对他说：
“二虻兄弟，我是嫁过人的女人了，妞妞都这么大了，妞妞爹到台湾生死不明，难说他能不能回来。你还是去找个合适的人吧，世界上好的女人多着呢。”
我母亲说完，眼角沁出几滴晶莹的泪来。
周二虻还是不动，只默默地摇了摇头，缓缓地说：“我等着你！”说完，他就缓缓地站起身，推开柴门，缓缓地走向夜色中去了。
不是突然出现的变故，可能我们的家史就不会这么写，而且可能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
艰难的日子慢慢过去了，情况慢慢地好了些，留在村里的老幼病残的幸存者们，突然得到了些救济粮，每家都能分到些红米，这样红颜色的米老人们还是第一次见到。不知是从哪里运来的。人们用这红米熬粥喝，终于有了进口的食物了。田地里慢慢也有了些收成了，走出饥荒，胜利在望啊！
周二虻为地质队出车，到省城去拖食物和地质队需要用的一些新仪器，他这一走就是五天。
就在周二虻离开村里这五天时间内，村子里来了一场瘟疫，可怕的瘟疫。得病的人昏迷不醒，四肢麻木，不吃不喝，三两天后就蹬腿伸脖子完蛋。
灾难降临到我母亲头上了。先是我姥爷不吃不喝，两天后拉着我母亲的手说：“孩子啊，苦了你呀！黄家是没有指望了，你莫再等了啊，照顾好妞妞，跟着小周走吧，他是个好心肠的人。”
姥爷停顿了一会，又说，“黄家那伢为么事那年要让他走呢，这一走就是十来年呀！唉，走的时候还找我借了五块银洋做路费呢，这钱就没还我们。黄燕明欠我的多啊……”
姥爷说完眼一瞪，就这么去了。
我母亲痛哭了一场，张罗安排姥爷的后事。然而，一个更大的打击使我母亲倒下了。妞妞也不吃不喝起来，怎么办？怎么办？妞妞是她的命是她的希望是她与黄燕明夫妻一场的遗血，妞妞是黄家最后的一条根啊！我母亲当时只觉得天旋地转，世界已经到了末日，她哭叫着，她挣扎着，她想寻求一根救命的稻草。 没有用。三个舅舅和大舅妈没有回来，周二虻出车没有回来，村里的老幼都自顾不暇。
我母亲一个妇道人家，她的眼里都哭出了血，她盼望着周二虻快点回来。她甚至失望了，她抱着昏迷的妞妞，娘俩就这样一起去吧！
周二虻出车回来了。周二虻手里提着好多礼物：为妞妞买的花裙子和生日蛋糕，为我母亲买的花衬衣，为姥爷买的两瓶酒。
周二虻推开茅屋门，呆了。周二虻到底是个男子汉，他放下东西，忙将卡车开来，把我母亲和妞妞塞进驾驶室，然后像疯子般地将卡车开得风快，向镇医院奔去。
镇医院救不了妞妞的命。我那只活了十一个年头的姐姐就这么走了，她到阴间去找她的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去了。
三个舅舅和大舅妈他们终于回来了。周二虻带回来像疯子样的我母亲和妞妞的小尸体。
大家一起埋莽了姥爷和妞妞，这一老一小没有死于饥饿，却死于瘟疫。
周二虻一直守护着我母亲，失父失女使我母亲痛不欲生，她不想活了。周二虻守了她三天三夜。
地质队最后没有找到矿，只好撤离了。
我母亲终于跟着周二虻走了。
周二虻是我的父亲。我母亲跟周二虻走的时候，离她答应等黄燕明十年的日子还差九个月零三天。
8
有件事，一直是个谜。那就是我大舅妈在我母亲和父亲已经结婚，并且已经怀上了我之后，有一天告诉我母亲的一席话到底是真是假？按说，我老实憨厚的大舅妈是不会无缘无故地说假话的，她也不可能编出那套话来骗我母亲。要知道，就是因为这席话，使得我母亲心冷了，并且信上了菩萨，±里下了若干年后造成我父亲悲剧的引子。但是，这件事如果是真的，那又怎么解释呢？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
那天是个大晴天，秋高气爽，万里无云，秋日下的田园平和宁静。土地在一场灾难之后，已经恢复了元气，田里的庄稼很好。人们熬过了苦难，迎来了安居乐业的光景。
那天，女人们躬着腰，腰上系着个大布袋。在绽满雪白花团的棉田里拣棉花，每人胸前的布袋里都塞满了洁白的棉花，像个怀着双胞胎的孕妇。
这时，在黄家大湾生产队棉田的路上，来了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背个挎包，戴顶大草帽，手腕上还戴着块亮晃晃的手表。那人在棉田边停下来，向正在往路边大筐倒布袋里棉花的妇女打听事情。
那人问：“这是黄家大湾吗？”
妇女答：“是的！你家有啥事？”
那人问：“黄燕明的媳妇刘翠翠在不在呀？”
妇女原来就是住在黄燕明家的隔壁，对黄家很熟悉，她愣了愣，还是回答道：“刘翠翠在呀！不过她已经回刘大庄娘家去了，后来又嫁给了地质队开车的司机！”
那人停了会儿，又问：“那黄燕明家还有人吗？”
妇女答：“没有人了！黄家闺女出嫁后得产褥风死了，黄燕明的爹娘也死了好多年了，是上吊死的。”
那人的脸暗了暗，叹了口气，就和妇女告辞，沿着棉田边的路走了。
那妇女回到棉田里，同伴们问：“那男人刚才跟你说啥悄悄话啦？”
那妇女笑骂了一回，就原原本本地把那干部模样的人问的话都学了一遍。临了说：“怕是黄燕明回来了例，派干部来打探。这不，翠翠嫁了人，老人死了，他就走了！”
黄燕明回来了，派人找家属的话就一下子传开了。我大舅妈听了后，找那妇女仔细问了问，那妇女又如实相告，并保证说没半点假话。
这时，地质队已经迁到另一个地方找矿，我母亲已经随着我父亲到了地质队，帮地质队做点临时工之类的事情。
刘大庄离地质队的新矿区不远。我大舅妈起了个大早，急匆匆地步行四十多里路赶到地质队，找到我母亲。我母亲肚子里正怀着我，而我父亲那天又不在家。
我大舅妈找到我母亲，就急急地把黄家大湾那妇女的话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我母亲听了，当时就脸色煞白，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我母亲扳起指头算了算日期，那婦女碰到干部时，正好是我母亲答应等十年的期限的最后一天。还有什么话说呢，什么话也没说的了。我母亲好懊悔啊！在她心目中，黄燕明已经回到大陆来了，他没有死。说不定那天到棉花田边的那个人就是黄燕明，只是出去了十多年，回来时别人没有认出来罢了，要是她自己，准可以认出来，黄燕明找过她，找过他的父母，父母不在世了，她又改嫁了，所以黄燕明才走了，什么话也没留下来。留下话来又怎么样呢？即使黄燕明近在咫尺，现在她也没脸上前相认啊！我为什么改嫁？我为什么就不能再等这最后的九个月零三天？九年多都等了，就等不了几个月？我这个人算是完了，黄燕明对我多好！他一回来就找我，可我已经是别人家的媳妇了，黄燕明多么痛苦啊！我怎么办呢？周二虻对我也好，周二虻于我是有恩的，我如今已经怀上了周二虻的孩子，再过一个月就要生了。我就是现在离开周二虻去找燕明，燕明也不会要我了，我也没有脸面去啊！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啊？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我母亲的精神开始崩溃了。
那天早上，她到早点铺去为我父亲和我买油条。油条买到了，卖油条的师傅顺手拿了半张旧报纸包了。我母亲托了油条回家，父亲吃完了早点上班，我吃完了早点上幼儿园。小舵那时还没有出生呢！
我母亲收拾饭桌，将那半张旧报纸拿起，准备扔到垃圾堆里去。
突然，她凭着她不高的文化，看到了那则惊心动魄的消息：弃暗投明，回归大陆，黄国明少校驾机起义！
我母亲的眼睛睁大了，顾不得收碗，又将那则消息仔细地读了一遍，虽然有许多的字不认识，但她还是读懂了。黄国明驾着飞机从台湾飞回来了。我母亲看了那朦胧的照片，越看越像，就是他，就是黄燕明！不过是把“燕”字改成了“国”字，可能是到台湾后改的名字吧！我母亲又看了那驾机归来的日期，天哪！正是那个干部模样的人到黄家大湾打听她的消息的前二十天。啊，燕明呀燕明，你历尽千辛万苦地回来了，冒着生命危险回来了！你回来了，你的爹娘和妹妹都死了，你的妻子已经改嫁了！你是怎么样离开那一片棉田的啊？ 当时，我母亲捧着那半张满是油渍的旧报纸，只觉得头晕目眩，只觉天旋地转！大舅妈来说的事是千真万确的了，他回来了，报上登了，我母亲想哭一场，但欲哭无泪。她呆呆地坐着，望着那半张报纸，直到我从幼儿园回来扯她的衣角，找她要吃的，她才将半张报纸小心翼翼地折叠起来放好，心灰意冷地开始她的负罪人生，从此她的人生好沉重！
我母亲的心是冷了，彻底地冷了。
我父亲感到痛苦，但是无可奈何！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下去。父亲还是开他的车，母亲因为生了我之后，就不出外做临时工了。母亲待在家里一边抚养我，一边用缝纫机为某个小工厂轧口罩。父亲的工资不高，但其他补贴之类的比较多，那时物价也不高，加之我母亲做零工和会持家，我们家的日子过得不坏。
我要说，我母亲遇到我父亲这样的人，真是她的福气。可惜我母亲没有享受这种福气的命，她在自己折磨自己。
六年之后，我弟弟小舵出生了。
母亲对父亲的爱也在慢慢枯竭，在一天天地变冷，最后冷得使人只想打寒战。开始她还在尽一个妻子的责任。终于有一天，她连妻子的责任也难以尽到了。
自从那个春夜，我发现了父母之间的秘密之后，我才理解到，一个女人真难。我母亲不是成心为难我父亲的，她也想尽一个妻子的责任，但那样做，她觉得太痛苦，觉得罪孽太深了。因而她就不那样做，不尽一个妻子的责任，难为了我的父亲，她也痛苦。
我可怜的母亲，她陷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有谁能伸出手来救救她呢？
我母亲就寻找到了一个东西，那就是菩萨。
我可怜的父亲，面对日益冷淡的妻子，他曾经烦躁，曾经痛苦，最后仍然是无法可想。
父亲突然喝起酒来了，有菜喝，无菜也喝。有人陪着喝，无人陪着也喝。在这之前，父亲是不怎么喝酒的。后来父亲喝起酒来，能整瓶整瓶地喝。
母亲对父亲喝酒，似乎是持一种赞许的态度，每次有客人或同事来陪喝时，母亲总要想法多做几个菜，让他们喝个痛快。
有时母亲不在家时，父亲就不要菜一个人喝起来。每逢这种情况，父亲喝完后就悄悄流泪。父亲的哭，使我很害怕。我就赶快把母亲找回来。母亲回来后，就把父亲扶到床上休息，用脸盆打了热水，为父亲擦脸洗脚，照顾得小心翼翼的。
母亲不责备父亲喝酒。母亲是理解父亲的痛苦，还是让父亲喝酒以补偿某些东西呢？
但是父亲开车时是不喝酒的。
父亲不出车时，有时候晚上也不回来，母亲也不出去找，默默地照护我和弟弟小舵早些睡觉。
我说：“等父亲回来再睡！”
她说：“不用等了，父亲有事情，不回了！”
有几次，我看见父亲在黄晓娟阿姨家里，那时，黄晓娟的丈夫一般是不在家里，出差去了，或者回省城去办事了。
我母亲信起了菩萨。离地质队大院半里路远，有个小村叫龙应村，龙应村村头有座土地庙，土地庙里有个尺把长用木头疙瘩雕刻成的土地菩萨，每逢三六九，我母亲都要洗脸净身，带上香烛黄表纸到土地庙前磕头烧香焚纸钱。我母亲那虔诚的心，可能打动了菩萨，她变得似乎比以前要轻松了些，有时对我们姐弟露些笑脸。现在分析起来，我母亲将心中的沉重做了部分转移，她乞求那个木头疙瘩的菩萨保佑她。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卫兵破四旧砸菩萨。龙应村的革命者们烧了土地庙，有个愣小子把那个木头疙瘩扔进一口水井里，我母亲的偶像投了水。
她烦躁不安，她闷闷不乐，她像失去了主心骨。初三、初六、初九、十三、十六、十九、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九，我母亲没有菩萨敬了，她人瘦了一整圈。
终于，我母亲求我父亲帮帮她。父亲只好叹口气，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陪母亲扛着一把捞鱼的捞网，找到了那口井。母亲提着马灯，父亲用捞网在土井里捞了半天，先是捞出了堆砖头瓦块，后来终于捞上了那块木头疙瘩菩萨。我母亲双腿跪下，用井水把菩萨擦洗干净，然后虔诚地抱回了家。
母亲住的屋子里，从此有了她虔敬的偶像，那个木头疙瘩菩萨，母亲供奉着它，朝它磕头烧香，求它减免她的罪愆。
母亲跪在菩萨前，那是神圣的。那种时候，无论什么人都不能打扰她，我和父亲连走路都要把脚步放得轻轻的。这些年来，母亲下了多少跪，磕了多少头，烧了多少香烛纸钱，不可估算。母亲的面容从光滑跪到布满了皱纹，她的青丝在香火中变成了白发。
父亲走了，走到好远的地方。弟弟小舵走了，在外地读书去了，他来信对我说过，他已申请分配到边疆，不愿回这个小县来。小屋只剩下我们母女俩了！
我一天天地了解我的母亲。我同情她，我理解她！我想我的父亲，我也同情他，理解他！对于弟弟小舵，我也似乎能理解的。
9
我母亲的灵魂似乎找到了归属，她的归属是那块木头菩萨，是那虚无缥渺的上天。我们说世界上不存在那个东西，但我母亲说那个东西是实实在在的，统治着她，指挥着她！她已经皈依了东西。
然而，我有个预感，迟早我们家会发生些什么！虽然现在什么都没有发生。
那天，天气出奇的热，早晨起来，人的汗就不断流下来。这么热的天，办公室的同事无心办公，我随手翻着报纸。蓦地，《黄国明访问记》赫然出现在我的眼
《黄国明访问记》写了些生动事迹，我无心阅读，只在字里行间探索他的身世。
原来，黄国明是河北人，他老家那个村子叫中黄凹。他去台前家里只有父母，没有妻子。现在他的父母都还健在，和他住在一起。他是驾机起义回大陆后才结的婚。
放下报纸，我吁了口气，坐在电风扇前，迎着风，讓风把我的衣裙吹得鼓鼓的，像飘起来一般。我就这么坐着，不动也不说话。
办公室本来就没有多少事情做。同事们有的溜到别的办公室混西瓜吃去了，有的干脆来点个卯就转回家忙家务事。剩下的唯一的陈大姐，胖嘟嘟的，竟然跳在办公桌上打起呼噜来。
黄国明不是黄燕明，这是肯定的！我过去怎么没有怀疑过呢？怎么就听母亲的话，就以为那个黄国明就是黄燕明呢！我回去到底是告诉母亲还是不告诉母亲呢？
这是要好好地思考一下的。
我问了周玉，周玉说：“刘老师你看人真准，关于我母亲，我写了一篇稿子，你有时间帮我看看，你看完了，就知道我的母亲有多么苦了。”
我把周玉的稿子读完了，深深为周玉的母亲担忧，但我无能为力。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在一堆旧稿中发现了当年周玉给我的这篇稿子，就稍加整理，成一篇中篇小说，以周玉在三十多年前的口吻叙述。
1
我像掉了魂一样，总感觉有人要来敲我家的门，会问：这是刘翠翠的家吗？来人会望着我母亲说：您就是刘翠翠？他心里会想，这样个瘦老太婆偏要叫这样好个名字。来人或者是个邮递员，递给我们一封信。这封信是辗转送到这个山区小县来的，信封都揉得很旧了，信封上写着：刘翠翠收。我看那在国内很少看到的邮票上盖的戳子中隐隐约约的两个字：台湾。或许不是，这封信是另一个地方寄来的，香港或是美国。上班时，我很注意电话，或者县里的统战部政协民政局的哪个人打电话找我，问：你是刘翠翠的女儿吗？我答：是呀。这个打电话的人说：是这样的，三十八年前......
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的了，他是谁？他是我的什么人？我是他的什么人？他要是真的来信了或回来了，我代母亲给他回信吗？他假如问我是谁，我准会立即回答我是刘翠翠的女儿。他可能觉得他的刘翠翠是没有女儿的，有过，他也不知道。
他是我母亲过去的丈夫，他还在吗？他会不会回来？我不知道。
我的母亲已经皈依了，她的心已如我们老家的那口废弃了的井。母亲的工作就是帮一对夫妻带好孩子，为我做三餐饭，再就是跪在供在她那个黑房间里的木头菩萨前，口里喃喃诉说着。我曾经躲在一边努力地听过，也没听出来她喃喃地说了些什么，只看见她发涩的嘴唇在不停地动着。
那个木头菩萨一尺来高，是个蓄了胡须的干巴老头，木头菩萨的底座上，用朱笔写著“南无阿弥陀佛”几个字。这是母亲不在时，我潜入她的房间看到的。
我十六岁的那一年，有一天的傍晚，落日在小县城西边的山头上似乎被人捅了一刀，喷溅出一片淋漓的鲜血，殷红殷红的，染透了那半壁云彩和山上的草木。我不敢朝那边望，太怕人了，我躲进屋里做作业。一道数学题，我做了许久才做出来。
母亲已经做好了晚饭，弟弟在门前逗小狗玩。我们家的小黄狗跟弟弟最好，弟弟上小学，作业比我少多了。
我们等父亲回来吃晚饭，父亲久久没有回来。而且，从这个傍晚以后，父亲就一直没有回来。
父亲被抓起来了，被判了十年徒刑。
父亲把他开的大卡车停在车库里，锁上了车库的铁门，把钥匙串挂在裤腰带上，走起路来叮叮当当响。他是地质队的司机，是个好司机老司机，车开得稳，技术熟练，他的车爬山过岭最安全。在父亲被抓去后，我在一只箱子里发现父亲历年来获得的十几张奖状。可是父亲坐了牢，这十几张花花纸能说明什么呢？
父亲锁好车库门应该回家来的，他一天的工作干完了。看看天色还早，父亲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就折身朝地质队机关办公的一排房子走去，他敲开了保卫科的门。
保卫科长一个人在，他们俩还坐下来抽起了烟，是保卫科长的烟，我父亲揿的打火机。
事后，人们有各种各样的传说。父亲和保卫科长是战友，一起当过兵，一起转业到地质队，他们的关系很不错。那些说父亲因为嫉妒他的战友当了科长，而自己还是个司机，因而放响了那一枪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我的父亲从不嫉妒人。在张叔叔当了科长之后，他常常来我家里找父亲走象棋。如果没有出车任务，父亲就让母亲炒盘黄豆，他们两个还要喝几盅。父亲对他的驾驶工作很热爱，而且当司机的野外津贴高，实际上比当科长实惠得多，我想不出父亲为什么会嫉妒张叔叔。不是这个原因，绝不是。
有的说，他们俩“文化大革命”中不是一派的，他们结下了冤仇。不对，父亲“文化大革命时”没有派，他是个不大关心政治的人，一定要划他派，那他就是逍遥派。他钓鱼，他做木工，他活得蛮孤独的，他跟张叔叔没有仇。
人们想不通，我也想不通。事情发生了后，父亲什么也不说，科长就只说我父亲持枪杀人，是凶手。父亲被抓走了。父亲为什么要向张叔叔（不，是张科长，我再不叫他张叔叔了）开枪？父亲不说，张叔叔也不说，办案的人也问不出什么。朝保卫科长开枪是事实，有这就够了，父亲判了十年徒刑。
那天，父亲和张科长抽完了一支烟，父亲站起来准备走了。
张科长也站起身，说：“怎么，不坐了！星期天再到你屋里下棋啊，只三盘定输赢怎么样？”
父亲抬头从窗户里看到西边山头上那幅雄奇的血淋淋的火烧云惨景，他愣了愣，叹了口气，双眼转过来盯着张科长。
张科长朝他笑了笑。
父亲从张科长的笑里发现了什么，他似乎一切都明白了。父亲朝屋子里打量了一眼，到底是当过兵的，他一眼把房子看得清楚。这是保卫科办公室，墙壁上挂着支七九步枪，那枪很老，也有好久没擦油了，上面有灰尘。
突然，父亲一个箭步跨到墙根，伸手摘下了挂着的枪，哗啦一声打开了保险，枪口寻找着目标。
张科长吓得面如土色，一头钻进办公室里摆着的一张木板床下。这张床是保卫科人员值夜班用的，床上的被子脏得要命。
我父亲扣响了扳机，砰！枪响了，地质队大院惊动了，等人们赶到时，父亲已扔了枪，呆呆地望着大伙。张科长的头钻在床底下不敢伸出来，他的屁股被我父亲一枪打了个洞，只流了一些血。父亲的这一枪打得并不准，毕竟他离开部队已经好多年没摸过枪了。
窗外，傍晚前的火烧云已慢慢散去，真正的夜马上就要来临了。那时我的数学作业已经做完，弟弟还在玩他的黄狗。 我母亲做好晚餐后，又跪在她的木头菩萨前，嘴里喃喃着。
父亲没能吃上这最后的晚餐。
没有人来我们的小平房里安慰我们，我们忽然成了持枪杀人犯的家属和子女，我们被突如其来的事变弄糊涂了。
上小学的弟弟睁着大得无比的眼睛，怀里紧紧地抱着他的小黄狗。我们突然没有被喊作父亲的人了。弟弟还有小黄狗，我呢，只有母亲。可母亲对我们只是尽她的责任，她的心早就交给了她的木头菩萨了。
母亲呆呆的，脸色苍白得发青，眼睛死死地盯着院子里的一只未归笼的鸡。我和弟弟一齐望着她，我们感到好冷。
许久许久，母亲的眼角才迸出了泪珠，第一滴，第二滴，接着是一串串地流。这时，我和弟弟才一起张开大嘴哭了起来，声音好大，我们很久没有这样哭过了。
父亲被送到很远的劳改农场去服刑。
地质队负责通知家属准备必要的衣物送去。
来通知我们的是长络腮胡子的李伯伯。李伯伯是行政科的班长，调配车辆的。李伯伯在我家门口对我母亲说：“这个二虻子是为啥事呢？偏偏要拿枪打人，他们俩蛮合得来的嘛！莫名其妙莫名其妙！”说完这几句就搓了搓他的大手掌，走了。
那是个春天，星期日，我和弟弟没有上学。母亲头天晚上把父亲的各种衣服找出来，打了个包。
我们走在去公安局看守所的路上。路边草儿青青，流水亮亮，雀鸟在树枝上喳喳，油菜花在地里开得好黄，麦田里的麦苗青得发亮，肥油油的腻人。一个老头，穿件破袄，横骑在牛背上，牛在啃草，啃出嗞嗞的声响，尾巴一甩甩的好舒服。老头望着我们，母亲拉着我和弟弟，胳膊间夹着衣物包，走快了起来。母亲没有说话，脸还是那样的白。远一点的地方，有头小牛犊子昂头“哞哞”地叫了两声，被老头压在屁股下的老牛抬起头，看都不看地“哞哞”两声，算是回答。
跟在弟弟屁股后的小黄狗也汪汪地叫了两声，像凑热闹。
地质队离看守所两里多路，地质队在县城的东北角，看守所在县城的西南角。
母亲走得快，我勉强赶得上，弟弟却要小跑了。
弟弟说：“妈，还有多远啦？”
母亲停下来等弟弟半分钟，说：“不远不远，就到了。”
我们朝前看去，果然就到了。在一处有很高的围墙的院子门前，站着拿枪的兵，围墙上还有铁丝网，跟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一样。我和弟弟都有些怕，就紧紧挨近母亲。我觉得母亲的嘴唇在颤抖着。
父亲来了，父亲的眼睛变得好大好大，父亲的胡子好长好长，父亲的头剃得光滑溜的，父亲高高的身躯有些佝偻。
这是我们的父亲吗？好陌生啊，我和弟弟朝母亲身边靠了靠，母亲颤抖得更厉害了。父亲的大眼睛直瞪瞪地望着我们。
我和弟弟有些怕这个父亲了。
母亲本来苍白的脸显得更惨白了，一句话也不说，把我和弟弟朝父亲身边推了推。
父亲用手摸摸弟弟的头，对我说：“小玉，要听你妈的话，照顾好弟弟和娘，你十六岁了，要好好念高中。”
父亲说这几句后，眼泪流出来了。父亲是从来不哭的，父亲今天流眼泪了。我也想哭，但弟弟一点也不想哭。
小黄狗在屋子外头玩，弟弟从父亲身边走开了，出屋去找小黄狗。父亲叫我出去看着弟弟不让他乱跑。
我在屋门口的窗子下蹲着，看弟弟和小黄狗在院子里走，我听见父亲说：“孩子他妈，我要走十年，对不住你。你再苦也要把两个孩子带大，我周二虻一輩子忘不了你呀！你娘儿们要受很多苦的。”
我没听见母亲的声音。
父亲又说，“孩子他妈，我这辈子对不住你，要是太难，你就再走一家吧，把两个孩子送到乡下老二家里，求他们抚养！”
突然，我听到“啪”的一声响，就伸头往门里看去。母亲打了父亲一个耳刮子，父亲没有动，眼泪却像水一样地涌流。母亲也抱头抽泣着，她瘦削的肩膀不停地颤抖着。
好久，父亲叹口气说了三个字：“黄晓娟。”
我知道黄晓娟，她是地质队的会计，是个很好的阿姨，平时很整洁很干净的，蛮受人看的。
但黄晓娟怎么了？和父亲有什么相干？
有个人出来把父亲带走了。父亲回过头来望望我们，慢慢地随那个人走进了一个大铁门，铁门哗啦一声关上了。
几天后，黄晓娟和她爱人一起调到省城去了，我再也没有见到这个黄晓娟阿姨了。
2
当年，我母亲刘翠翠还是个十八岁的新媳妇。我母亲那时长得很标致，皮肤白皙，身材适中，脸面像那三月的梨花，芳香娇嫩又不妖冶。姥爷住的村子叫刘大庄，刘大庄的刘翠翠是个好女子，有多少人上门来求亲。我姥爷在村里开个杂货铺，自己还有几亩地，亦农亦商，家境在乡下算是厚实的。
姥爷要为我母亲择一个门第相当人才出众的丈夫，他没轻易应允那些人家。姥爷内查外调，看准了黄家大湾面铺的黄燕明。姥爷能运筹帷幄，具有较高的组织能力和安排事情的天赋，要是现在，让姥爷领导一个单位或主持一家企业，准能成为一个不错的领导或成功的企业家。
姥爷看准了的事情，一切都有条不紊地按他设计的步骤来，我母亲体面地出嫁到黄家大湾面铺屋里。
迎亲的花轿停在门口，鞭炮放得轰隆隆的，吹鼓手们将嘴巴吹得像只红汽球，唢呐呜里哇啦响得三里外都能听见，而鞭炮的轰响却传到五里外了。母亲后来对我说，那时候的鞭炮才响哩，如今的鞭炮又贵又不响，现在的唢呐吹得像蚊子叫，哪有那时的唢呐响亮！
母亲穿着红祅红裤红缎子绣花鞋，头上顶块很大的红布。母亲在红布下嘤嘤嗡嗡地哭得很上劲，哭成一支美妙的曲子，哭成一首直抒胸襟的诗。
其实她心里，恨不得快点离开这个家，越快嫁到黄家去越好。我姥爷是个专横的乡下人，他既有经营头脑又有一个长者的威严。为了保持小康之家的水平，姥爷用尽了心计，也用鞭子抽他的几个子女和我姥姥，拼命做事劳动，拼命节俭。我姥姥是个没有任何主意的乡下妇女，一切都听姥爷的。我母亲的全家都怕姥爷，他的眼睛一瞪，脸上的横肉抖动，就要叫人遭殃了，母亲在家是战战兢兢地长到十八岁的。姥爷说，棍子底下能成才。事实是我的三个舅舅都不成才，没有造就。土改时，姥爷家是富农，富农的子弟有什么造就，连当灰扑扑的农民都要低人一等。 黄家开面铺，乡下人用麦子在他家换面粉，他家有磨坊，有两头小毛驴，有日夜嗡嗡不停转的大石磨。给他家做儿媳不亏，黄家的家底子厚哩！那个黄燕明着实逗人爱，母亲在不知道自己要做他的媳妇时偶尔看到他，母亲看到他时心里慌跳着，羞得低了头。母亲听姥爷宣布她要做黄燕明的媳妇时，当时表面装着羞涩，背地里却几个夜晚睡不着觉，喜得乐滋滋的。
黄燕明虽说在镇上读中学，但也被我母亲的美貌与温柔俘虏了，竟成天沉浸融化在我母亲的情爱中，他拜倒在这位十八岁正含苞欲放的少女面前。他们夜夜欢娱，不知餍足。今天，作为母亲的女儿我写这些时，脸都红了，心里直在慌跳。
我想把这段跳过去，但想想也无所谓，我都二十多岁了，已进入谈婚论嫁的年龄，样样事情我都见过，我当然清楚男人们都是些什么样的德性。
光阴似箭，母亲的丈夫黄燕明在夜夜贪欢中不知不觉过了旧历年，又过了正月十五。乡下人说，年过月尽了，该干点正经事了吧！母亲的公公对儿子的所作所为似乎有些生气，但这个老头子不像我姥爷，用鞭子发号施令，他只用眼睛暗示法。
于是，我母亲和黄燕明觉得他们是得分开了，黄燕明还有正经事要做，他还有学业啊！母亲的公公花那么多钱叫黄燕明读书，可不是为了黄燕明回来当面铺老板的，他对儿子寄有希望，希望儿子精忠报国，光宗耀祖地干番事业。这些都是母亲从她公公的眼睛里读出来的。
母亲开始催黄燕明走了。
正月十六那天，和黄燕明一起在镇上读中学的两个同学，到黄家大湾邀黄燕明一道上省城，考个不要钱的学校读读，他们已经把镇上中学的最高年级读完了。他们都要寻找一条出路。乡下的土财主供个中学生已经不简单了，他们比不上城里的有钱人，他们希望有既能读书又不要钱的学校招收他们的子女。
母亲的公公为黄燕明准备了去省城的路费，据说钱不够，还到刘大庄找我姥爷借了五块银洋。这五块银洋一直没有还。我姥爷新中国成立后去世时，对我母亲还叨唠过这件事，说黄家欠他的钱已经这么多年了。可是，那时我母亲的公公已死了，黄家已经没有人了。这钱要还，就只有我母亲，我母亲曾经做过黄家的儿媳妇啊！
我母亲的丈夫和他的两个同学决定正月十八上路，他们选了个带八的日子。黄家面铺就黄燕明这个儿子，另有个闺女已出了嫁，我母亲的婆婆是个个子小脚小胆子也小的女人，成天像只老鼠样生活着。婆婆在家庭没有一点地位，一切都听公公的。那时，婆媳俩一起准备黄燕明出远门的一切：穿的和吃的，带了一包衣服和一包烙饼。
临走的那一天，离别的气氛越来越浓了，我母亲躲在新房里不出来。我母亲像被人摘走了心肝一样，痛苦得不得了，黄燕明就在房里陪着我母亲。
正月十七的那个夜晚，我母亲和她的丈夫早早地歇下了，两人在床上紧紧地抱着。我母亲比平日更温顺柔软，任她的丈夫亲着抚摸着，我母亲嘤嘤嗡嗡地哭起来，哭出了十二分的韵味来，哭得像泪人，使得她的丈夫心都要碎了。他们两人就这样哭着亲着折腾着，就好像要生离死别一样，赶快抓紧最后的一点时间来享受夫妻间的情爱。我母亲有个预感，她觉得这是她与丈夫的最后一个夜晚，她将要失去他。可怕的是母亲的预感却是那么准，果真黄燕明就此一去不返了，整整后半辈子。
那夜，我母亲有种特殊的销魂荡魄的感觉，就是这一夜，我母亲怀上了她的第一个孩子。听母亲说那孩子叫妞妞，是我异父同母却没有见过面的姐姐。那夜，我母亲和她的丈夫很累，后来就睡着了，直到我母亲的公公敲他们的房门叫吃早饭，他们才醒来。
起来一看，好一场大雪，满世界一片白，早起的村人在雪地里踩出了一个个的黑窟蔭。我母亲当时心里可能一喜，这么大的雪，她的丈夫可能不会走的。
可是黄燕明的两个同学都冒雪来了，黄燕明从父亲的眼睛里也得到了今天就是下刀子也要走的暗示，他决定告别我母亲。
这时我母亲回到房里，她的丈夫也跟了进去，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母亲又哭了。
黄燕明说：“我们等会谁也不要哭，谁哭谁就是小狗。”
母亲点点头。
我母亲把她丈夫和两个同学送到村口，我母亲还是哭了。黄燕明说：“说好了不哭的，你当了小狗了！”
我母亲永远记住了这句话，这句话常伴随着她的梦境。
同行的两个同学说：“燕明，你不走算了，你有这漂亮这嫩的媳妇，舍得吗？”说完两人笑了笑。
黄燕明没作声，背好了包袱，扭头就走进了雪地，再也没有回头。他不敢回头，他怕回头后就真的不愿走了。
男人好狠心呀！
1948年的那场大雪好白好厚，有三个黑点子慢慢消逝在白色的雪野里。
那年，我母亲的丈夫二十岁。
3
从我懂事时起，我就发现父亲和母亲的生活过得不协调，缺少一种和谐圆满性。我的母亲总是郁郁的，很少看见她笑。是日子太苦了吧！我们一家四口，就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母亲和我与弟弟的户口都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才由农村户口变成居民户口的。母亲一直没有正式工作，靠做临时工或在家里搞点手工赚点钱补贴日子。家里有部老牌的“飞人牌”缝纫机，母亲总是在这部很旧的机子上做口罩，给一家人做质地很差的布料衣服，或改旧翻新。母亲很会持家，我们的日子虽然穷苦，但我们从没缺吃少穿的。父亲节俭，一套工作服穿好多年，穿旧了，母亲再改给她自己或我穿。
我们家有那么一种冷冷的气氛，有一团阴影，我越长大越感觉到这一点。母亲对我和弟弟尽了一个母亲的责任，但我们从她那里得不到多少温暖和愉快。是什么原因呢？是那块破木头菩萨吧！母亲的心全在那上面，她總跪在那木头菩萨前喃喃着。
幸亏我们有个好父亲，父亲是疼爱我和弟弟的，这点我感受特别深。弟弟可能感觉不到，他像我母亲，也有点冷，可能是他吃的母亲的奶是冷的。我推算出，在弟弟还怀在母亲肚里时，母亲的心就冷了。
父亲常出车，有时出去几天才回来，那时我就特别想父亲。父亲回来了，虽说我都十来岁了，我总要扑到父亲怀里，让父亲用他的胡茬子扎我，我还爬到父亲的膝上坐着。这时弟弟就站在一边，望着我们，脸上没什么表情。 我只好嘟着嘴回到厨房里。
父亲趴在地下，让弟弟骑在身上，父亲就满地爬呀笑呀，可弟弟却不笑。我怀疑弟弟有痴呆症。但是弟弟长大后不痴不呆，初中毕业了还考上了中专。
父亲在地上做马，口里还叫：“小舵，快点赶马呀，你赶我打我，我就跑得快些。”
弟弟就伸出他的小手，无情地在父亲的屁股上、头上，打得啪啪响，口里就喊：“快跑快跑，你这个不中用的老马。”
弟弟打父亲，打得我的心都痛了，而弟弟和母亲都无动于衷。我真想让母亲制止一下弟弟的顽劣，母亲在忙忙碌碌地干她的事，一声不响。
父亲在弟弟的驱赶下，跑得更快了，他一边跑一边笑着：“小蛇你骑好咧，小心我把你掀翻在地，摔你的屁墩子。”
父亲和弟弟玩过了，我看见父亲一头一脸的汗，弟弟却没事一样，又在一边待着。
吃过饭，父亲就检查我的作业，夸奖我得了三个一百分。作业检查完了，父亲就拉我坐在他身边，叫母亲递把梳子过来，父亲为我梳两只小辫子。父亲那样笨拙，把我的头发扯痛了。
父亲说：“小玉呀，不小了哇，干什么不把头梳好，像个疯丫头样，嗯？”
我都流泪了，为我梳头的为什么不是母亲？父亲你出车一天了，你累了。
父亲见我流出了泪，忙说：“好，我轻轻地轻轻地，扯痛了你吧！就梳好了。”
今天回想起父亲的络腮胡子，父亲为我梳头时的那慈祥的样子，我又要流泪了。父亲再不可能为他的二十多岁的女儿梳头了，父亲已经老了。父亲，在远方服刑，每年都寄两次明信片回来，说明他还活着。
在那个春夜，我覺得我成熟了。我同情父亲，我却不理解母亲，甚至有点恨母亲。我是在了解了母亲的经历后，才不恨她了。但我仍然深深地为父亲叹息，父亲是很可怜的。
父亲出车一个多星期后回来。父亲是运什么东西到一个城市，回来后给我和弟弟带了不少好吃的东西，父亲还给了我一个日记本，作为对我学习好的奖励。我是用父亲送给我的这个日记本开始写下我生平的第一篇日记的。父亲给母亲买了件铁灰色的涤卡春装，那时人们能有这么件据说能穿好多年都不破的涤卡衣服，是生活水平高的标志。
我看见母亲接过衣服时，嘴角抽动了一下，我以为母亲要笑的。哪晓得母亲扯扯嘴角没笑出来，只用眼睛默默地望了父亲一眼，脸又恢复了她的木然。
晚饭后父亲和弟弟玩了阵子，又给我梳了头，检查了我的作业，一家人就都睡觉了。
父亲母亲睡在上房，我和弟弟睡在下房。弟弟早早进入了梦乡，鼻息声轻轻的，很有节奏。也许是得了父亲一个日记本的奖励，我竟激动得好久没有睡着。就在我刚要蒙昽入睡时，上房传来的声音又使我惊醒了。
我听见父亲母亲睡的大木床响了一下，接着有窸窸窣窣的声响。
父亲说：“来吧！”声音柔柔。
母亲说：“算了，人累死了，我不想。”声音冷冷的。
父亲说：“来吧，我求你了！老这样的，我受不了，两个月了。”父亲的声音好可怜。
“算了，我真的一点心思都没有。老周，忍忍吧，莫折磨我了。”好久没听见父亲的声音，我的心慌跳着，无意间，我发现了大人们的秘密。那时，我上小学六年级了，对男女间的事情了解得不深不透隐隐约约似是而非的。父母亲晚间的事情，我这还是第一次耳闻。
母亲又说话了：“老周，原谅我吧，对不住你了！你是个好人，可是我不能啊！每有一回，我就恶心，就痛苦，就一连好多天像掉了魂样，心里像有把刀子在戳着。老周，你就算了吧！”
只听父亲长叹了一口气。一会儿，我竟听见父亲嗡嗡地抽泣起来，哭得好伤心啦我的父亲，可是母亲却一声也没吭。
我很吃惊也很迷惑，我想啊想啊，我觉得母亲对父亲不好，父亲母亲那时都只四十才出头啊！我估计，从那时开始，我的父亲母亲就没有过夫妻生活了。
他们这是为什么？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后，发现父亲已经走了，他又出车去了。母亲正忙着给我们做早饭。我看看母亲的脸，还是那样板板的冷冷的，好白。母亲看上去其实不老，母亲那时还是很端正的，年轻时的风韵还留在她的脸上身上。
父亲还是那样出车，回来后给我们带点东西，花钱不多。父亲还是给弟弟当马骑，还给我梳辫子检查作业。
母亲穿着父亲给她买的涤卡春装，很合身。
父亲有时带我和弟弟坐在他的驾驶室里，父亲驾驶着他的卡车在春天的原野上奔驰。父亲笑，我笑，连弟弟也难得地笑了，我们玩得很高兴。
但我们的家还是有股子冷气，不温暖。
那夜之后，我就很留意上房里父亲母亲的活动。他们偶尔对几句话，说说家务安排方面的事，没什么异常的响动和话语。
只是有一个晚上，我听见母亲翻了个身，叹口气对父亲说：“老周，太难为你了。在外面有合适的，你就……”母亲顿了顿又说，“我绝不管，你莫苦了自己。”
父亲不作声，叹了口长气，简直叹得惊天动地。
4
我母亲和她的丈夫新婚燕尔，恩恩爱爱，如胶似漆，突然的别离，使我母亲难以忍受。从雪地里回来后，我母亲就有些发烧了，一阵晕眩，她病倒了。我母亲的婆婆小心侍候，端茶递水，照顾周全。我母亲的公公也很关心，请医生号脉买药。医生说无碍大事，只是中了风寒罢了，待几天养息，即可痊愈。
母亲独坐空房，特别是在夜间更难熬。想起她丈夫的百般恩爱，情深意长，越想越思，恨不能长翅膀飞到黄燕明的身边。窗外的夜是寒冷的，雪还未化。黄燕明，这时你在哪里呢？你在做什么呢？你是否也在想乡下的新婚妻子，咬着被角，哭了一场又一场，她想她的丈夫想得好苦哇！
服了药，我的母亲就好了些，慢慢就起床走出房门。我的母亲瘦小，皮肤显得更白眼睛显得更大，就更使人疼爱了。我母亲的公公见媳妇这副模样，在饭桌上第一次没有用眼睛暗示而是充满着慈爱对我母亲说：“孩子，你还年轻得很啦，要看远些。把燕明留在身边有什么出息咧？还是让他出去闯，男人家闹出些名堂来才不枉活一场，是不是？”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了，一月月地过去了，转眼到了第二年春天。
那是个灾难的春天，秋后的庄稼没收起来，吃饭不要钱、亩产万斤粮、大放钢铁卫星，已是全民大跃进共产主义了。可惜的是，前脚宣布共产主义到了，人们后脚就没粮食吃，先是喝清汤吃瓜菜糠皮，后来就吃起树皮草根来，树皮草根吃完了，就吃观音土。
说起那岁月，大舅妈抹了一把鼻涕眼泪朝地下啪地一甩。那不是人过的日月，那是鬼过的光景。
一边是没有吃的，一边还要大跃进。青壮年都抽去修水库造湖田了，我的三个舅舅和大舅妈都抽到水库上去了，住在水库工地上不许回家。我母亲留在家里照顾姥爷妞妞。
村里的食堂早不冒烟了，那大铁锅早就上了黄锈！留在村里的老幼病残们，自己找吃的。找得到吃的，就活下来了，找不到吃的，就饿死，饿死在家里两三天都没人管。
驻扎在村里的地质队的伙房还在冒烟，他们的粮食定量还没减少，他们是野外作业，国家指望他们找出矿来呢！
周二虻到我母亲的半间茅屋来时，总要带些食物来，这是他从自己有限的定量中克扣下来的。带来的食物或者是个饭团子或者是只馍馍，我母亲不忍心要。她看见周二虻子瘦多了，下巴一天比一天尖削下去。
周二虻说：“我吃饱了！”说完拍拍故意鼓起来的肚子。
我母亲看到周二虻那样，只好收了。她只把饭团和馍馍掰开，掺进野菜一煮，让姥爷和妞妞吃，自己只吃很少的一点。
地质队休息时，周二虻就扛着锹，到湖滩淤泥里去挖藕。湖滩的淤泥深，藕也埋得深。那时，不知有多少人为了活命到湖滩去挖藕，挖着挖着，就没再回来，被淤泥埋进去了。
周二去挖藕，挖的藕背到我母亲的那半间茅屋里去。每逢周二虻扛着锹去挖藕时，我母亲就要反复叮嘱，叫他千万小心。周二虻总是一笑：“沒事！”
周二虻走后，我母亲就担心，担心他千万不要出事。周二虻背着藕回来，我母亲就迎上前去，从他背上拿下藕。
那时，黄燕明已经沉到我母亲的心底层去了，而我母亲的意识里就只有周二虻了。但他们一直很纯洁，我母亲仍然没有答应嫁给他。周二虻也不催，还是一如既往，他像我姥爷的一个儿子，比姥爷的三个亲儿子还亲，他像我母亲的一个弟弟，比我母亲的三个弟弟还好。
日子越来越苦了，人们在死亡线上挣扎煎熬着，村里饿死的人多起来了。大舅妈和舅舅他们一群青壮劳力在山里的一个水库工地上，有两个多月没有回家。大舅妈说，他们在水库工地上什么活也干不了，但他们每天还有几两米的定量，他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在山上挖葛藤剥树皮，到水库工地上去的人一个都没饿死。
在最艰难最困苦的日子里，周二虻是我母亲及姥爷、妞妞的主心骨和生活下去的支撑。那时，我姥爷对这个黑黑的小伙子充满了感激之情，要不是他，姥爷和妞妞以及我母亲三口人能囫囵着活下来吗？周二虻用自己口边节省下的粮食，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一捆捆藕，送给我母亲他们，救了他们的命。
我姥爷的观点似乎改变过来了，他试探过我的母亲，但我母亲没有明确表明态度。周二虻到我母亲的半间茅屋里时，我姥爷再也不在上边半间屋里咳嗽了。有时，姥爷还把妞妞喊到他的屋子里去，让我母亲和周二虻单独留在半间屋里。
每逢这种时候，周二虻就在小方桌边坐着，小方桌上的油灯亮着暗淡的光，我母亲低着头就着灯光补衣服。周二虻呆呆地看着我母亲引针的手，不说话也不动。我母亲偶尔抬起头，朝他看看，他也就只憨憨地笑笑。
这种时候，我母亲痛苦得要死。无疑，周是个好人，对她和她一家无私地倾注了一腔真情。但她能嫁给他吗？黄燕明留给她的短暂幸福，还有那封信开头的“翠翠爱妻”四个字，公公婆婆临死前的嘱托，这些怎么能丢得开忘得掉呢？她自己也有过诺言的啊！对不起，二虻兄弟，我今生今世不能报答你，来世还托生做女人嫁给你，给你当牛做马来报答吧，现在我还不能嫁给你。我母亲心里的这些话，好多次想鼓起勇气对周二虻说，可就是难以开口，她怕太伤他的心了。
有一次，已经好晚了，周二虻和我母亲还在灯下坐着，我母亲终于鼓起了勇气对他说：
“二虻兄弟，我是嫁过人的女人了，妞妞都这么大了，妞妞爹到台湾生死不明，难说他能不能回来。你还是去找个合适的人吧，世界上好的女人多着呢。”
我母亲说完，眼角沁出几滴晶莹的泪来。
周二虻还是不动，只默默地摇了摇头，缓缓地说：“我等着你！”说完，他就缓缓地站起身，推开柴门，缓缓地走向夜色中去了。
不是突然出现的变故，可能我们的家史就不会这么写，而且可能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
艰难的日子慢慢过去了，情况慢慢地好了些，留在村里的老幼病残的幸存者们，突然得到了些救济粮，每家都能分到些红米，这样红颜色的米老人们还是第一次见到。不知是从哪里运来的。人们用这红米熬粥喝，终于有了进口的食物了。田地里慢慢也有了些收成了，走出饥荒，胜利在望啊！
周二虻为地质队出车，到省城去拖食物和地质队需要用的一些新仪器，他这一走就是五天。
就在周二虻离开村里这五天时间内，村子里来了一场瘟疫，可怕的瘟疫。得病的人昏迷不醒，四肢麻木，不吃不喝，三两天后就蹬腿伸脖子完蛋。
灾难降临到我母亲头上了。先是我姥爷不吃不喝，两天后拉着我母亲的手说：“孩子啊，苦了你呀！黄家是没有指望了，你莫再等了啊，照顾好妞妞，跟着小周走吧，他是个好心肠的人。”
姥爷停顿了一会，又说，“黄家那伢为么事那年要让他走呢，这一走就是十来年呀！唉，走的时候还找我借了五块银洋做路费呢，这钱就没还我们。黄燕明欠我的多啊……”
姥爷说完眼一瞪，就这么去了。
我母亲痛哭了一场，张罗安排姥爷的后事。然而，一个更大的打击使我母亲倒下了。妞妞也不吃不喝起来，怎么办？怎么办？妞妞是她的命是她的希望是她与黄燕明夫妻一场的遗血，妞妞是黄家最后的一条根啊！我母亲当时只觉得天旋地转，世界已经到了末日，她哭叫着，她挣扎着，她想寻求一根救命的稻草。 没有用。三个舅舅和大舅妈没有回来，周二虻出车没有回来，村里的老幼都自顾不暇。
我母亲一个妇道人家，她的眼里都哭出了血，她盼望着周二虻快点回来。她甚至失望了，她抱着昏迷的妞妞，娘俩就这样一起去吧！
周二虻出车回来了。周二虻手里提着好多礼物：为妞妞买的花裙子和生日蛋糕，为我母亲买的花衬衣，为姥爷买的两瓶酒。
周二虻推开茅屋门，呆了。周二虻到底是个男子汉，他放下东西，忙将卡车开来，把我母亲和妞妞塞进驾驶室，然后像疯子般地将卡车开得风快，向镇医院奔去。
镇医院救不了妞妞的命。我那只活了十一个年头的姐姐就这么走了，她到阴间去找她的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去了。
三个舅舅和大舅妈他们终于回来了。周二虻带回来像疯子样的我母亲和妞妞的小尸体。
大家一起埋莽了姥爷和妞妞，这一老一小没有死于饥饿，却死于瘟疫。
周二虻一直守护着我母亲，失父失女使我母亲痛不欲生，她不想活了。周二虻守了她三天三夜。
地质队最后没有找到矿，只好撤离了。
我母亲终于跟着周二虻走了。
周二虻是我的父亲。我母亲跟周二虻走的时候，离她答应等黄燕明十年的日子还差九个月零三天。
8
有件事，一直是个谜。那就是我大舅妈在我母亲和父亲已经结婚，并且已经怀上了我之后，有一天告诉我母亲的一席话到底是真是假？按说，我老实憨厚的大舅妈是不会无缘无故地说假话的，她也不可能编出那套话来骗我母亲。要知道，就是因为这席话，使得我母亲心冷了，并且信上了菩萨，±里下了若干年后造成我父亲悲剧的引子。但是，这件事如果是真的，那又怎么解释呢？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
那天是个大晴天，秋高气爽，万里无云，秋日下的田园平和宁静。土地在一场灾难之后，已经恢复了元气，田里的庄稼很好。人们熬过了苦难，迎来了安居乐业的光景。
那天，女人们躬着腰，腰上系着个大布袋。在绽满雪白花团的棉田里拣棉花，每人胸前的布袋里都塞满了洁白的棉花，像个怀着双胞胎的孕妇。
这时，在黄家大湾生产队棉田的路上，来了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背个挎包，戴顶大草帽，手腕上还戴着块亮晃晃的手表。那人在棉田边停下来，向正在往路边大筐倒布袋里棉花的妇女打听事情。
那人问：“这是黄家大湾吗？”
妇女答：“是的！你家有啥事？”
那人问：“黄燕明的媳妇刘翠翠在不在呀？”
妇女原来就是住在黄燕明家的隔壁，对黄家很熟悉，她愣了愣，还是回答道：“刘翠翠在呀！不过她已经回刘大庄娘家去了，后来又嫁给了地质队开车的司机！”
那人停了会儿，又问：“那黄燕明家还有人吗？”
妇女答：“没有人了！黄家闺女出嫁后得产褥风死了，黄燕明的爹娘也死了好多年了，是上吊死的。”
那人的脸暗了暗，叹了口气，就和妇女告辞，沿着棉田边的路走了。
那妇女回到棉田里，同伴们问：“那男人刚才跟你说啥悄悄话啦？”
那妇女笑骂了一回，就原原本本地把那干部模样的人问的话都学了一遍。临了说：“怕是黄燕明回来了例，派干部来打探。这不，翠翠嫁了人，老人死了，他就走了！”
黄燕明回来了，派人找家属的话就一下子传开了。我大舅妈听了后，找那妇女仔细问了问，那妇女又如实相告，并保证说没半点假话。
这时，地质队已经迁到另一个地方找矿，我母亲已经随着我父亲到了地质队，帮地质队做点临时工之类的事情。
刘大庄离地质队的新矿区不远。我大舅妈起了个大早，急匆匆地步行四十多里路赶到地质队，找到我母亲。我母亲肚子里正怀着我，而我父亲那天又不在家。
我大舅妈找到我母亲，就急急地把黄家大湾那妇女的话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我母亲听了，当时就脸色煞白，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我母亲扳起指头算了算日期，那婦女碰到干部时，正好是我母亲答应等十年的期限的最后一天。还有什么话说呢，什么话也没说的了。我母亲好懊悔啊！在她心目中，黄燕明已经回到大陆来了，他没有死。说不定那天到棉花田边的那个人就是黄燕明，只是出去了十多年，回来时别人没有认出来罢了，要是她自己，准可以认出来，黄燕明找过她，找过他的父母，父母不在世了，她又改嫁了，所以黄燕明才走了，什么话也没留下来。留下话来又怎么样呢？即使黄燕明近在咫尺，现在她也没脸上前相认啊！我为什么改嫁？我为什么就不能再等这最后的九个月零三天？九年多都等了，就等不了几个月？我这个人算是完了，黄燕明对我多好！他一回来就找我，可我已经是别人家的媳妇了，黄燕明多么痛苦啊！我怎么办呢？周二虻对我也好，周二虻于我是有恩的，我如今已经怀上了周二虻的孩子，再过一个月就要生了。我就是现在离开周二虻去找燕明，燕明也不会要我了，我也没有脸面去啊！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啊？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我母亲的精神开始崩溃了。
那天早上，她到早点铺去为我父亲和我买油条。油条买到了，卖油条的师傅顺手拿了半张旧报纸包了。我母亲托了油条回家，父亲吃完了早点上班，我吃完了早点上幼儿园。小舵那时还没有出生呢！
我母亲收拾饭桌，将那半张旧报纸拿起，准备扔到垃圾堆里去。
突然，她凭着她不高的文化，看到了那则惊心动魄的消息：弃暗投明，回归大陆，黄国明少校驾机起义！
我母亲的眼睛睁大了，顾不得收碗，又将那则消息仔细地读了一遍，虽然有许多的字不认识，但她还是读懂了。黄国明驾着飞机从台湾飞回来了。我母亲看了那朦胧的照片，越看越像，就是他，就是黄燕明！不过是把“燕”字改成了“国”字，可能是到台湾后改的名字吧！我母亲又看了那驾机归来的日期，天哪！正是那个干部模样的人到黄家大湾打听她的消息的前二十天。啊，燕明呀燕明，你历尽千辛万苦地回来了，冒着生命危险回来了！你回来了，你的爹娘和妹妹都死了，你的妻子已经改嫁了！你是怎么样离开那一片棉田的啊？ 当时，我母亲捧着那半张满是油渍的旧报纸，只觉得头晕目眩，只觉天旋地转！大舅妈来说的事是千真万确的了，他回来了，报上登了，我母亲想哭一场，但欲哭无泪。她呆呆地坐着，望着那半张报纸，直到我从幼儿园回来扯她的衣角，找她要吃的，她才将半张报纸小心翼翼地折叠起来放好，心灰意冷地开始她的负罪人生，从此她的人生好沉重！
我母亲的心是冷了，彻底地冷了。
我父亲感到痛苦，但是无可奈何！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下去。父亲还是开他的车，母亲因为生了我之后，就不出外做临时工了。母亲待在家里一边抚养我，一边用缝纫机为某个小工厂轧口罩。父亲的工资不高，但其他补贴之类的比较多，那时物价也不高，加之我母亲做零工和会持家，我们家的日子过得不坏。
我要说，我母亲遇到我父亲这样的人，真是她的福气。可惜我母亲没有享受这种福气的命，她在自己折磨自己。
六年之后，我弟弟小舵出生了。
母亲对父亲的爱也在慢慢枯竭，在一天天地变冷，最后冷得使人只想打寒战。开始她还在尽一个妻子的责任。终于有一天，她连妻子的责任也难以尽到了。
自从那个春夜，我发现了父母之间的秘密之后，我才理解到，一个女人真难。我母亲不是成心为难我父亲的，她也想尽一个妻子的责任，但那样做，她觉得太痛苦，觉得罪孽太深了。因而她就不那样做，不尽一个妻子的责任，难为了我的父亲，她也痛苦。
我可怜的母亲，她陷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有谁能伸出手来救救她呢？
我母亲就寻找到了一个东西，那就是菩萨。
我可怜的父亲，面对日益冷淡的妻子，他曾经烦躁，曾经痛苦，最后仍然是无法可想。
父亲突然喝起酒来了，有菜喝，无菜也喝。有人陪着喝，无人陪着也喝。在这之前，父亲是不怎么喝酒的。后来父亲喝起酒来，能整瓶整瓶地喝。
母亲对父亲喝酒，似乎是持一种赞许的态度，每次有客人或同事来陪喝时，母亲总要想法多做几个菜，让他们喝个痛快。
有时母亲不在家时，父亲就不要菜一个人喝起来。每逢这种情况，父亲喝完后就悄悄流泪。父亲的哭，使我很害怕。我就赶快把母亲找回来。母亲回来后，就把父亲扶到床上休息，用脸盆打了热水，为父亲擦脸洗脚，照顾得小心翼翼的。
母亲不责备父亲喝酒。母亲是理解父亲的痛苦，还是让父亲喝酒以补偿某些东西呢？
但是父亲开车时是不喝酒的。
父亲不出车时，有时候晚上也不回来，母亲也不出去找，默默地照护我和弟弟小舵早些睡觉。
我说：“等父亲回来再睡！”
她说：“不用等了，父亲有事情，不回了！”
有几次，我看见父亲在黄晓娟阿姨家里，那时，黄晓娟的丈夫一般是不在家里，出差去了，或者回省城去办事了。
我母亲信起了菩萨。离地质队大院半里路远，有个小村叫龙应村，龙应村村头有座土地庙，土地庙里有个尺把长用木头疙瘩雕刻成的土地菩萨，每逢三六九，我母亲都要洗脸净身，带上香烛黄表纸到土地庙前磕头烧香焚纸钱。我母亲那虔诚的心，可能打动了菩萨，她变得似乎比以前要轻松了些，有时对我们姐弟露些笑脸。现在分析起来，我母亲将心中的沉重做了部分转移，她乞求那个木头疙瘩的菩萨保佑她。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卫兵破四旧砸菩萨。龙应村的革命者们烧了土地庙，有个愣小子把那个木头疙瘩扔进一口水井里，我母亲的偶像投了水。
她烦躁不安，她闷闷不乐，她像失去了主心骨。初三、初六、初九、十三、十六、十九、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九，我母亲没有菩萨敬了，她人瘦了一整圈。
终于，我母亲求我父亲帮帮她。父亲只好叹口气，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陪母亲扛着一把捞鱼的捞网，找到了那口井。母亲提着马灯，父亲用捞网在土井里捞了半天，先是捞出了堆砖头瓦块，后来终于捞上了那块木头疙瘩菩萨。我母亲双腿跪下，用井水把菩萨擦洗干净，然后虔诚地抱回了家。
母亲住的屋子里，从此有了她虔敬的偶像，那个木头疙瘩菩萨，母亲供奉着它，朝它磕头烧香，求它减免她的罪愆。
母亲跪在菩萨前，那是神圣的。那种时候，无论什么人都不能打扰她，我和父亲连走路都要把脚步放得轻轻的。这些年来，母亲下了多少跪，磕了多少头，烧了多少香烛纸钱，不可估算。母亲的面容从光滑跪到布满了皱纹，她的青丝在香火中变成了白发。
父亲走了，走到好远的地方。弟弟小舵走了，在外地读书去了，他来信对我说过，他已申请分配到边疆，不愿回这个小县来。小屋只剩下我们母女俩了！
我一天天地了解我的母亲。我同情她，我理解她！我想我的父亲，我也同情他，理解他！对于弟弟小舵，我也似乎能理解的。
9
我母亲的灵魂似乎找到了归属，她的归属是那块木头菩萨，是那虚无缥渺的上天。我们说世界上不存在那个东西，但我母亲说那个东西是实实在在的，统治着她，指挥着她！她已经皈依了东西。
然而，我有个预感，迟早我们家会发生些什么！虽然现在什么都没有发生。
那天，天气出奇的热，早晨起来，人的汗就不断流下来。这么热的天，办公室的同事无心办公，我随手翻着报纸。蓦地，《黄国明访问记》赫然出现在我的眼
《黄国明访问记》写了些生动事迹，我无心阅读，只在字里行间探索他的身世。
原来，黄国明是河北人，他老家那个村子叫中黄凹。他去台前家里只有父母，没有妻子。现在他的父母都还健在，和他住在一起。他是驾机起义回大陆后才结的婚。
放下报纸，我吁了口气，坐在电风扇前，迎着风，讓风把我的衣裙吹得鼓鼓的，像飘起来一般。我就这么坐着，不动也不说话。
办公室本来就没有多少事情做。同事们有的溜到别的办公室混西瓜吃去了，有的干脆来点个卯就转回家忙家务事。剩下的唯一的陈大姐，胖嘟嘟的，竟然跳在办公桌上打起呼噜来。
黄国明不是黄燕明，这是肯定的！我过去怎么没有怀疑过呢？怎么就听母亲的话，就以为那个黄国明就是黄燕明呢！我回去到底是告诉母亲还是不告诉母亲呢？
这是要好好地思考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