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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选举，开支逐届递增，2000年为31亿美元，2008年已攀升至53亿美元。今年的数据尚未公布，但再创新高毫无悬念。无论奥巴马还是罗姆尼，在竞选如火如荼之际，为筹集捐款而召开的私人聚会，都远远超过为吸引选民关注而举行的公开活动。
这是一个“大钱”的时代，美国政治从未像今天这样热烈拥抱企业和私人捐赠。有人说，这是件好事，因为金钱是民主实践的关键；也有人说，这太糟了，因为金钱是孕育腐败的温床。
“大钱”时代
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前联邦选举委员会委员、共和党人特雷弗·波特认为，政治充满了铜臭味，不管是国会议员还是总统，接受的捐赠越多，腐败的几率越大；太多的利益集团正打着爱国的旗号，试图改变选民对能源、医疗和国防的观点；如果不满足那些慷慨解囊的财团、富豪的愿望，他们可能连合众国的“国父们”都敢背弃。
波特是2002年《两党竞选改革法案》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该法案主张对选举中大量存在的“软钱”进行限制，堪称美国30年来竞选融资改革的里程碑。
另一名共和党人、律师吉姆·波普是波特的“死对头”。8年来，他致力于将《两党竞选改革法案》拉下马，3次将之告上最高法院，并最终获得成功。
波普对选举中的捐款限制深恶痛绝。早在上世纪80年代，当他还是法律界一名“新兵”时，就在各种场合呼吁取消选举捐赠限制，并帮一名在校大学生打赢一场官司。该学生因在学生会竞选中“开支超过学校规定”而受到起诉。
波普相信，更多的竞选开支，更大数额的捐赠，更多财团、富豪以及外部团体的参与，将有助于人们或公开或隐秘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事实上，他不认为美国的民主体制中存在什么“外部”团体，“全民参与”才是美国民主政治的核心所在。
捐款不受限制，势必造成选举开支膨胀，波普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大多数人不知道谁是代表自己州的议员，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何党何派。造成这种“忽视”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缺乏关联度”。而竞选开支越高，意味着更多个人化诉求将受到关注，它们往往与选民休戚相关，以此为突破口，选民或会关注其他事务。
若在几年前，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会对波普的上述言论嗤之以鼻。可这两年的选举景观分明在朝他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一些限制企业和社团利用金钱随心所欲选出或淘汰某位候选人的法律正在被废除，而新势力如“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正在迅速壮大。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最早出现于2010年选举周期。互动政治中心数据显示，当时共有84个这样的委员会，共筹款6500万美元；而截至今年8月23日，已发展到797个委员会，共筹款3.49亿美元，其中60%的资金来自100名捐赠者。波普预言，在未来的选举周期里，“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资金将呈几何级数增长。
由此，他宣称，继“镀金时代”之后，一个新的“大钱”时代已经开启。
“内”、“外”改革
波特和波普的观点针锋相对，究竟谁是真理捍卫者，谁是改革破坏者，不好说。不过，所谓“屁股决定脑袋”，二人的从业经历清晰地展示了各自立场的形成轨迹。
波普涉足选举领域恰恰是通过所谓的“外部”团体。1980年选举前夕，他担任总顾问的“全国生命权利”组织向选民推介各位候选人在堕胎等社会问题上的观点。人们普遍认为，里根和12名新共和党参议员的胜选得益于这个组织的宣传。联邦选举委员会由此裁定该组织违法，波普提起上诉，最终获胜。此后，波普多次为共和党选举效力，但根基始终在“外部”。
波特进入选举领域比波普晚5年，但一脚便踏入核心部门。时任副总统老布什准备参加1988年总统选举，他指派波特所在的事务所做先期调研。当时，波特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律师，但后来成为布什竞选团队副总顾问。初选期间，布什的对手帕特·罗伯逊违反规定，利用自己公司的飞机和广播网络展开选战，令波特震惊。即便后来布什胜出，他仍忿忿不平：“布什遵守规则，罗伯特却公然违规，且不受任何处罚，我们的选举体系出了问题。”
同一个选举体系，波普认为它不够开放，将部分团体拒之门外，他选择将联邦选举委员会告上法庭，从外部实施“打击”；波特认为它疏于监管，无法保障游戏公平，他决定加入联邦选举委员会，从内部予以“修补”。
联邦选举委员会由国会创立，主要任务是落实水门事件后制定的各项竞选融资法案。委员会有6名委员，两党各派3人，所有决议均需多数同意方能通过，可一旦涉及党派利益，往往陷入僵局，以致于沦为美国政府机能失调的象征。波特曾尝试改变这一面貌，但屡屡受挫。
1995年秋，波特离开联邦选举委员会，到牛津大学教书，同时潜心研究其他选举制度，希望找到更好的融资模式。重返华盛顿后，他拜访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得知后者正联手另一名参议员拉斯·法因戈尔德，欲推动一项新选举融资法案，旨在禁止“软钱”，规范政治广告。此法案正中波特下怀，但凭他经验，料定难获最高法院通过。
随后几年，他义务帮助两名参议员改写法案，使之在2002年终获通过。这就是《两党竞选改革法案》。
法案中限制企业和社团提供竞选资金的条款引起波普强烈不满。这个以另一种方式致力于选举融资改革的对手，凭借同样执着的精神，促成最高法院于8年后推翻先前决定，宣布《两党竞选改革法案》中所列限制无效。
对此，波特表示，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没有一个参加过公职竞选，故而意识不到不受限制的捐赠将引发各种腐败；波普却认为，法官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决，恰恰说明他们太明白政治是怎么回事了。
在丑闻中前进
政治捐赠并非天生罪恶。从原则上讲，接受政治捐赠无可厚非，但实际操作起来却问题多多。
18世纪中期，当职业政治家代替富人管理国家后，他们很快发现生财之道：让政治捐赠者担任政府官员。这么做自然无法保证公务员的质量，但直到1883年詹姆斯·加菲尔德总统遭一名谋官未成者刺杀，美国才出台防止官员升迁与政治捐赠挂钩的《彭德尔顿法案》，却在无意中将政客们推向另一捐赠渠道：大企业。
工业革命令石油、钢铁、铁路、金融等行业欣欣向荣，为获得优惠政策，尤其是保护性关税，各大企业不惜向选举投注重金，种种腐败，层出不穷，以至于记者戏称“这名来自标准石油的参议员”、马克·吐温在《镀金时代》里为国会明码标价。1904年，泰迪·罗斯福总统在国会演讲中怒斥“腐败是自由政府最大的敌人”。1907年通过《提尔曼法案》，禁止任何企业为自身利益向政客捐赠。
此后几十年，不断有新限制出台，至水门事件曝光，监管力度达到顶峰。这一事件牵出一系列捐赠丑闻，比如用政治献金换取大使职位、谋求政府提高行业补贴等，共31位来自ITT和美国航空等企业的高管被指控违规捐款。
1974年，国会出台史上最严厉的竞选融资规定：要求在总统选举中公布竞选财务报告，同时不但限制竞选捐赠，还限制竞选支出。两年后，最高法院驳回关于竞选支出的限制，但要求国会必须避免竞选过程中出现腐败。
然而，什么是腐败？明目张胆的贿选自然是腐败，但更多情况下，它面目模糊，难以分辨。弗莱德·维尔瑟默是“民主21”组织负责人，水门事件后一直致力于加强对政治捐赠的控制。他说：“这是一个合法的受贿体系，复杂而微妙，大家心照不宣。我不必开口说我要什么，因为你知道我要什么。”
政治捐赠的历史就像一个钟摆，眼下正朝着放松监管的方向摆动：更多的参与者熙熙攘攘而来，就像波普期望的那样；同时，更多的腐败已经蠢蠢欲动，就像波特担心的那样。波特阵营断言，宽松的时代制造丑闻，丑闻成就新的规则——古老的政治周期将再次重复。正如维尔瑟默所言：“看看历史，竞选融资法案的发展总是在丑闻中诞生。”
这就是美国政治的代价。
这是一个“大钱”的时代，美国政治从未像今天这样热烈拥抱企业和私人捐赠。有人说，这是件好事，因为金钱是民主实践的关键；也有人说，这太糟了，因为金钱是孕育腐败的温床。
“大钱”时代
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前联邦选举委员会委员、共和党人特雷弗·波特认为，政治充满了铜臭味，不管是国会议员还是总统，接受的捐赠越多，腐败的几率越大；太多的利益集团正打着爱国的旗号，试图改变选民对能源、医疗和国防的观点；如果不满足那些慷慨解囊的财团、富豪的愿望，他们可能连合众国的“国父们”都敢背弃。
波特是2002年《两党竞选改革法案》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该法案主张对选举中大量存在的“软钱”进行限制，堪称美国30年来竞选融资改革的里程碑。
另一名共和党人、律师吉姆·波普是波特的“死对头”。8年来，他致力于将《两党竞选改革法案》拉下马，3次将之告上最高法院，并最终获得成功。
波普对选举中的捐款限制深恶痛绝。早在上世纪80年代，当他还是法律界一名“新兵”时，就在各种场合呼吁取消选举捐赠限制，并帮一名在校大学生打赢一场官司。该学生因在学生会竞选中“开支超过学校规定”而受到起诉。
波普相信，更多的竞选开支，更大数额的捐赠，更多财团、富豪以及外部团体的参与，将有助于人们或公开或隐秘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事实上，他不认为美国的民主体制中存在什么“外部”团体，“全民参与”才是美国民主政治的核心所在。
捐款不受限制，势必造成选举开支膨胀，波普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大多数人不知道谁是代表自己州的议员，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何党何派。造成这种“忽视”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缺乏关联度”。而竞选开支越高，意味着更多个人化诉求将受到关注，它们往往与选民休戚相关，以此为突破口，选民或会关注其他事务。
若在几年前，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会对波普的上述言论嗤之以鼻。可这两年的选举景观分明在朝他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一些限制企业和社团利用金钱随心所欲选出或淘汰某位候选人的法律正在被废除，而新势力如“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正在迅速壮大。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最早出现于2010年选举周期。互动政治中心数据显示，当时共有84个这样的委员会，共筹款6500万美元；而截至今年8月23日，已发展到797个委员会，共筹款3.49亿美元，其中60%的资金来自100名捐赠者。波普预言，在未来的选举周期里，“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资金将呈几何级数增长。
由此，他宣称，继“镀金时代”之后，一个新的“大钱”时代已经开启。
“内”、“外”改革
波特和波普的观点针锋相对，究竟谁是真理捍卫者，谁是改革破坏者，不好说。不过，所谓“屁股决定脑袋”，二人的从业经历清晰地展示了各自立场的形成轨迹。
波普涉足选举领域恰恰是通过所谓的“外部”团体。1980年选举前夕，他担任总顾问的“全国生命权利”组织向选民推介各位候选人在堕胎等社会问题上的观点。人们普遍认为，里根和12名新共和党参议员的胜选得益于这个组织的宣传。联邦选举委员会由此裁定该组织违法，波普提起上诉，最终获胜。此后，波普多次为共和党选举效力，但根基始终在“外部”。
波特进入选举领域比波普晚5年，但一脚便踏入核心部门。时任副总统老布什准备参加1988年总统选举，他指派波特所在的事务所做先期调研。当时，波特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律师，但后来成为布什竞选团队副总顾问。初选期间，布什的对手帕特·罗伯逊违反规定，利用自己公司的飞机和广播网络展开选战，令波特震惊。即便后来布什胜出，他仍忿忿不平：“布什遵守规则，罗伯特却公然违规，且不受任何处罚，我们的选举体系出了问题。”
同一个选举体系，波普认为它不够开放，将部分团体拒之门外，他选择将联邦选举委员会告上法庭，从外部实施“打击”；波特认为它疏于监管，无法保障游戏公平，他决定加入联邦选举委员会，从内部予以“修补”。
联邦选举委员会由国会创立，主要任务是落实水门事件后制定的各项竞选融资法案。委员会有6名委员，两党各派3人，所有决议均需多数同意方能通过，可一旦涉及党派利益，往往陷入僵局，以致于沦为美国政府机能失调的象征。波特曾尝试改变这一面貌，但屡屡受挫。
1995年秋，波特离开联邦选举委员会，到牛津大学教书，同时潜心研究其他选举制度，希望找到更好的融资模式。重返华盛顿后，他拜访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得知后者正联手另一名参议员拉斯·法因戈尔德，欲推动一项新选举融资法案，旨在禁止“软钱”，规范政治广告。此法案正中波特下怀，但凭他经验，料定难获最高法院通过。
随后几年，他义务帮助两名参议员改写法案，使之在2002年终获通过。这就是《两党竞选改革法案》。
法案中限制企业和社团提供竞选资金的条款引起波普强烈不满。这个以另一种方式致力于选举融资改革的对手，凭借同样执着的精神，促成最高法院于8年后推翻先前决定，宣布《两党竞选改革法案》中所列限制无效。
对此，波特表示，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没有一个参加过公职竞选，故而意识不到不受限制的捐赠将引发各种腐败；波普却认为，法官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决，恰恰说明他们太明白政治是怎么回事了。
在丑闻中前进
政治捐赠并非天生罪恶。从原则上讲，接受政治捐赠无可厚非，但实际操作起来却问题多多。
18世纪中期，当职业政治家代替富人管理国家后，他们很快发现生财之道：让政治捐赠者担任政府官员。这么做自然无法保证公务员的质量，但直到1883年詹姆斯·加菲尔德总统遭一名谋官未成者刺杀，美国才出台防止官员升迁与政治捐赠挂钩的《彭德尔顿法案》，却在无意中将政客们推向另一捐赠渠道：大企业。
工业革命令石油、钢铁、铁路、金融等行业欣欣向荣，为获得优惠政策，尤其是保护性关税，各大企业不惜向选举投注重金，种种腐败，层出不穷，以至于记者戏称“这名来自标准石油的参议员”、马克·吐温在《镀金时代》里为国会明码标价。1904年，泰迪·罗斯福总统在国会演讲中怒斥“腐败是自由政府最大的敌人”。1907年通过《提尔曼法案》，禁止任何企业为自身利益向政客捐赠。
此后几十年，不断有新限制出台，至水门事件曝光，监管力度达到顶峰。这一事件牵出一系列捐赠丑闻，比如用政治献金换取大使职位、谋求政府提高行业补贴等，共31位来自ITT和美国航空等企业的高管被指控违规捐款。
1974年，国会出台史上最严厉的竞选融资规定：要求在总统选举中公布竞选财务报告，同时不但限制竞选捐赠，还限制竞选支出。两年后，最高法院驳回关于竞选支出的限制，但要求国会必须避免竞选过程中出现腐败。
然而，什么是腐败？明目张胆的贿选自然是腐败，但更多情况下，它面目模糊，难以分辨。弗莱德·维尔瑟默是“民主21”组织负责人，水门事件后一直致力于加强对政治捐赠的控制。他说：“这是一个合法的受贿体系，复杂而微妙，大家心照不宣。我不必开口说我要什么，因为你知道我要什么。”
政治捐赠的历史就像一个钟摆，眼下正朝着放松监管的方向摆动：更多的参与者熙熙攘攘而来，就像波普期望的那样；同时，更多的腐败已经蠢蠢欲动，就像波特担心的那样。波特阵营断言，宽松的时代制造丑闻，丑闻成就新的规则——古老的政治周期将再次重复。正如维尔瑟默所言：“看看历史，竞选融资法案的发展总是在丑闻中诞生。”
这就是美国政治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