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在陕甘宁边区开展新秧歌运动，引领、推动秧歌舞、秧歌剧、歌剧的快速发展。新秧歌运动宣传了党的主张，鼓舞了民众士气，密切了军民关系，塑造了中国共产党良好的形象。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开展的新秧歌运动是延安各类文艺活动中一道亮丽风景。广大文艺工作者在陕北地区流传的传统秧歌、民间秧歌基础上，通过利用、改造的方式，逐渐发展成秧歌舞、秧歌剧、歌剧等艺术形式，在各机关团体、广大师生民众的积极参与下，形成了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
新秧歌运动在实践发展过程中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建构有机结合。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新秧歌运动，使党的政治主张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新秧歌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文艺的形式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建构党的形象的成功实践和有益探索。
一、新秧歌运动萌芽期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形成，边区政府是国民政府承认的合法的地方政府。为了在短时间内打开政治局面，让当地的老百姓了解、拥护中国共产党，广大文艺工作者以陕北地区民众喜闻乐见的秧歌为载体，宣传党的革命思想和政治主张。
1936年，人民抗日劇社采用民歌、小调的形式编演了《上前线》《亡国恨》等，这是借助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秧歌来唤起大家的抗战意识。1937年8月，西北战地服务团采用传统秧歌的形式创作了《打倒日本升平舞》节目。演员们分别饰演工、农、兵、学、商和日本侵略者、汉奸，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这种尝试很受民众欢迎。
党的文艺工作者将重在自娱自乐的传统秧歌转化成重在宣传教育的新秧歌，通过对传统秧歌的改造来宣传党的主张、建构党的形象，这是历史的产物、时代的选择。
二、新秧歌运动发展期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党的文艺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明确要求“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为了落实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响应毛泽东提出的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的号召，延安鲁艺广大师生组建了一支秧歌队，并在延安各地区演出，这标志着新秧歌运动的兴起。随后，延安各大文艺团体、机关组织了声势浩大、内容新颖的秧歌演出活动，新秧歌运动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迅速发展。
新秧歌演出由歌舞和有故事情节的小场戏表演两部分组成，摒弃了旧秧歌中用的丑角和调情的成分，加入了工人、农民、八路军等人物形象，道具增加了具有政治导向的镰刀、斧头、五角星等，被群众形象地称为“斗争秧歌”。
新秧歌运动通过“旧瓶装新酒”的策略，将政治现实通过新秧歌予以表达，演出节目有《拥军花鼓》《运盐》《跑旱船》《推小车》等。《拥军花鼓》以小场戏表演的形式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融入秧歌演出中，传递了中国共产党的革新思想。周扬在看了春节的秧歌以后，写了《表现新的群众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之后》一文，其中说道：“这些节目都是新内容，反映了边区的实际生活，反映了生产和战斗，劳动的主题取得了它在新艺术中的应有地位。”
新秧歌运动的兴起标志着广大文艺工作者对旧秧歌的成功改造，它成为中国共产党动员广大民众、宣传政治理念、凝聚人心的工具，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思想和执政主张渗透到了边区广大民众的生活中，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建构。
三、新秧歌运动繁盛期
随着秧歌下乡活动的开展，新秧歌运动迅速发展。据统计，1944年春，陕甘宁边区各类秧歌队有949个。原来秧歌舞中穿插的小场戏表演发展为独立、有完整剧情的剧目，其戏剧情节复杂、角色丰富、内容健康生动，演出形式由广场搬向舞台，功能由娱乐转为教化，以全新的艺术形式呈现在舞台上，新秧歌运动的发展步入高潮。
这一时期，由于陕甘宁边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毛泽东提出了“自己动手，生产自救”的号召。文艺工作者借助秧歌这一民间艺术形式宣传边区政府的执政方针，从而创作出了大量的优秀秧歌剧目，最具代表性的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十二把镰刀》《刘二起家》《钟万才起家》《赵富贵自新》等。文艺工作者以喜闻乐见的新秧歌表演形式宣传全民抗战、生产自救、破除迷信、学习文化的新风貌。
秧歌剧《改造二流子》剧情简单、主题突出，通过先进者对落后者的说服教育，使落后者思想改变，进而加入生产自救、保家卫国的革命队伍中。这种对立统一的表演模式发挥了延安时期秧歌剧团结民众、教育民众的作用。
还有一种剧情相对曲折、形式复杂的秧歌剧，如《张九才造反》《九一八》《减租会》《革命大家庭》《三大胜利》等。这类歌颂政党及劳动英雄、宣传政策的秧歌剧生动再现了边区欣欣向荣的景象，正如《军爱民，民拥军》中唱的那样：“咱们边区好风光，吃水就想起挖井人。”
新秧歌剧剧目取之于现实革命题材，大多根据边区的生活小事改编而来，这与旧秧歌的内容截然不同。另外，广大人民群众也积极参与到新秧歌的改造和演出中。新秧歌剧这种形式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政党形象建构的有效途径。
四、新秧歌运动延伸期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进行，新秧歌运动逐渐延伸到各大城市，它清新的内容、活泼的艺术形式带给人们耳目一新的体验，有效配合了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充分发挥了它的革命战斗作用。
在党的领导下，文艺工作者参加了新秧歌运动，创作了秧歌舞、秧歌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为其创作反映时代生活、思想内容更丰富的歌剧打下了基础。《白毛女》《刘胡兰》《血泪仇》等新歌剧正是在秧歌剧的基础上产生的。大型歌剧《白毛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献礼节目，其艺术性、思想性达到空前水平，对民族歌剧的创作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新秧歌运动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结合起来，通过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秧歌舞、秧歌剧、歌剧等艺术形式来实现政治目标的宣传、政治理想的表达、斗争情绪的鼓舞，使党在群众中形成较为稳定的形象评价，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新秧歌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形象建构的典型范例和成功经验。
（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科界2020年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延安时期文艺与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建构研究”（2020Z031）;延安大学2020年科研计划项目“延安时期文艺宣传活动研究”（YDY2020-07）。
作者简介：薛晓旭（1971-），女，陕西绥德人，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音乐学。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开展的新秧歌运动是延安各类文艺活动中一道亮丽风景。广大文艺工作者在陕北地区流传的传统秧歌、民间秧歌基础上，通过利用、改造的方式，逐渐发展成秧歌舞、秧歌剧、歌剧等艺术形式，在各机关团体、广大师生民众的积极参与下，形成了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
新秧歌运动在实践发展过程中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建构有机结合。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新秧歌运动，使党的政治主张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新秧歌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文艺的形式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建构党的形象的成功实践和有益探索。
一、新秧歌运动萌芽期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形成，边区政府是国民政府承认的合法的地方政府。为了在短时间内打开政治局面，让当地的老百姓了解、拥护中国共产党，广大文艺工作者以陕北地区民众喜闻乐见的秧歌为载体，宣传党的革命思想和政治主张。
1936年，人民抗日劇社采用民歌、小调的形式编演了《上前线》《亡国恨》等，这是借助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秧歌来唤起大家的抗战意识。1937年8月，西北战地服务团采用传统秧歌的形式创作了《打倒日本升平舞》节目。演员们分别饰演工、农、兵、学、商和日本侵略者、汉奸，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这种尝试很受民众欢迎。
党的文艺工作者将重在自娱自乐的传统秧歌转化成重在宣传教育的新秧歌，通过对传统秧歌的改造来宣传党的主张、建构党的形象，这是历史的产物、时代的选择。
二、新秧歌运动发展期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党的文艺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明确要求“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为了落实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响应毛泽东提出的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的号召，延安鲁艺广大师生组建了一支秧歌队，并在延安各地区演出，这标志着新秧歌运动的兴起。随后，延安各大文艺团体、机关组织了声势浩大、内容新颖的秧歌演出活动，新秧歌运动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迅速发展。
新秧歌演出由歌舞和有故事情节的小场戏表演两部分组成，摒弃了旧秧歌中用的丑角和调情的成分，加入了工人、农民、八路军等人物形象，道具增加了具有政治导向的镰刀、斧头、五角星等，被群众形象地称为“斗争秧歌”。
新秧歌运动通过“旧瓶装新酒”的策略，将政治现实通过新秧歌予以表达，演出节目有《拥军花鼓》《运盐》《跑旱船》《推小车》等。《拥军花鼓》以小场戏表演的形式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融入秧歌演出中，传递了中国共产党的革新思想。周扬在看了春节的秧歌以后，写了《表现新的群众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之后》一文，其中说道：“这些节目都是新内容，反映了边区的实际生活，反映了生产和战斗，劳动的主题取得了它在新艺术中的应有地位。”
新秧歌运动的兴起标志着广大文艺工作者对旧秧歌的成功改造，它成为中国共产党动员广大民众、宣传政治理念、凝聚人心的工具，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思想和执政主张渗透到了边区广大民众的生活中，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建构。
三、新秧歌运动繁盛期
随着秧歌下乡活动的开展，新秧歌运动迅速发展。据统计，1944年春，陕甘宁边区各类秧歌队有949个。原来秧歌舞中穿插的小场戏表演发展为独立、有完整剧情的剧目，其戏剧情节复杂、角色丰富、内容健康生动，演出形式由广场搬向舞台，功能由娱乐转为教化，以全新的艺术形式呈现在舞台上，新秧歌运动的发展步入高潮。
这一时期，由于陕甘宁边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毛泽东提出了“自己动手，生产自救”的号召。文艺工作者借助秧歌这一民间艺术形式宣传边区政府的执政方针，从而创作出了大量的优秀秧歌剧目，最具代表性的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十二把镰刀》《刘二起家》《钟万才起家》《赵富贵自新》等。文艺工作者以喜闻乐见的新秧歌表演形式宣传全民抗战、生产自救、破除迷信、学习文化的新风貌。
秧歌剧《改造二流子》剧情简单、主题突出，通过先进者对落后者的说服教育，使落后者思想改变，进而加入生产自救、保家卫国的革命队伍中。这种对立统一的表演模式发挥了延安时期秧歌剧团结民众、教育民众的作用。
还有一种剧情相对曲折、形式复杂的秧歌剧，如《张九才造反》《九一八》《减租会》《革命大家庭》《三大胜利》等。这类歌颂政党及劳动英雄、宣传政策的秧歌剧生动再现了边区欣欣向荣的景象，正如《军爱民，民拥军》中唱的那样：“咱们边区好风光，吃水就想起挖井人。”
新秧歌剧剧目取之于现实革命题材，大多根据边区的生活小事改编而来，这与旧秧歌的内容截然不同。另外，广大人民群众也积极参与到新秧歌的改造和演出中。新秧歌剧这种形式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政党形象建构的有效途径。
四、新秧歌运动延伸期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进行，新秧歌运动逐渐延伸到各大城市，它清新的内容、活泼的艺术形式带给人们耳目一新的体验，有效配合了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充分发挥了它的革命战斗作用。
在党的领导下，文艺工作者参加了新秧歌运动，创作了秧歌舞、秧歌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为其创作反映时代生活、思想内容更丰富的歌剧打下了基础。《白毛女》《刘胡兰》《血泪仇》等新歌剧正是在秧歌剧的基础上产生的。大型歌剧《白毛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献礼节目，其艺术性、思想性达到空前水平，对民族歌剧的创作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新秧歌运动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结合起来，通过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秧歌舞、秧歌剧、歌剧等艺术形式来实现政治目标的宣传、政治理想的表达、斗争情绪的鼓舞，使党在群众中形成较为稳定的形象评价，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新秧歌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形象建构的典型范例和成功经验。
（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科界2020年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延安时期文艺与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建构研究”（2020Z031）;延安大学2020年科研计划项目“延安时期文艺宣传活动研究”（YDY2020-07）。
作者简介：薛晓旭（1971-），女，陕西绥德人，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音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