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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埃莉诺·罗斯福于1884年出生在美国纽约州，她的家族非常富有且极具影响力，理论上她该是“被上帝偏爱的孩子”，可安娜的童年并不快乐。安娜长得不漂亮，生性腼腆。为此，她的母亲经常当着别人的面出她洋相，并因为她的长相和举止老成而称她“奶奶”，许多人都知道安娜是一个古怪的孩子。
后来，安娜回忆到：“我母亲竭尽全力想要教我学会举止大方， 希望可以弥补我长相的不足， 但恰恰是这一努力使我明确地意识到我的不足之处。”她也曾评价自己身上绝对不存在任何足以吸引别人目光的东西。
与母亲不同，父亲爱她胜于一切。尽管他嗜酒如命，但即使外出不在家，他也会经常给安娜写来充满爱意的信。每当父亲回到家，安娜就会活跃起来。但当父亲离家，她就又恢复常态。谈起父亲安娜总是充满柔情和尊重。
1892 年 12 月， 安娜的母亲因白喉去世，两年之后，父亲因为饮酒过度而撒手人寰。失去双亲的安娜与两个弟弟被一同送往祖母家中居住。祖母十分明智地决定让孙辈们接受正规的教育，安娜学过骑术、芭蕾、歌唱、音乐和文学。后来祖母把 15 岁的安娜送到了伦敦阿伦斯伍德女子高中。在伦敦，安娜接触到了热爱的科学，了解了政治和宗教，學会了社交礼仪以及如何穿戴梳妆，独自游历了许多欧洲国家，直到18岁返回美国。
回到美国后她接受祖母的安排，出席一些招待会、舞会、咖啡聚会。可是她不喜欢这些所谓的社交生活，在聚会中也没有人在意她这个不太漂亮的姑娘。但命运总是在不经意间发生改变，在一个家庭招待会上， 一位来自海得公园的远房堂叔邀请安娜跳舞，之后还鼓励她进行体育锻炼，并教会她游泳和高台跳水。这个远方堂叔正是后来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命运之变并没有就此结束，在之后的家庭聚会中安娜遇到了她的远方堂兄，也是她未来的丈夫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对生活的严肃态度和对社会及政治问题的热衷让两人有很多共同语言。通过与安娜的深刻交谈，使得罗斯福对这个不怎么讨人喜欢的姑娘深深着迷，他们开始频繁约会，并在1905年3月17日结婚。
婚后罗斯福逐渐向政治权力的巅峰努力，从纽约参议员到美国总统，安娜一路陪伴。当罗斯福被选举为参议员时， 他们迁到了纽约州的首府奥尔巴尼。
这个过程深深影响了安娜，也引发了她对于政治的强烈兴趣。她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我要独立！我已开始明白， 我心中升起了对自我发展的向往。”一切都如期望般美好，但却因为一封信打破了他们近乎完美的婚姻。1918 年， 罗斯福因在欧洲旅行患肺炎回到了美国。照料丈夫的安娜在审阅信件时发现罗斯福和一个名叫露西的女人保持着亲密关系，而露西从 1914 年起就是他的秘书。这个发现几乎摧毁了他们的婚姻，也摧毁了安娜的整个世界。她曾提出离婚，但却因为考虑到孩子的情感和丈夫的政治前途而作罢。为了社会地位、孩子和未来，他们同意继续他们的婚姻，不过是作为事业合作伙伴，而不是丈夫和妻子。
安娜真诚、正直、讲原则、讲理想，在她脱离了与罗斯福“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后，走上了一条崭新的路。
安娜开始深入研究美国妇女问题， 特别注重企业中妇女的工作条件。她参加了国际劳动妇女大会；在罗斯福被民主党提名任副总统职务时，她撰写演讲稿， 公开支持遭到共和党人激烈反对的国际联盟；她积极投身于增强美国妇女选举地位的活动，同时还学会了打字和速记；她成为了妇女工会联盟的成员，加入了呼吁停止战争的辩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中，她敦促美国必须参与防止另一场世界范围的战争。
安娜曾说：“我开始第一次真正地面对自己，面对我周围的一切，面对我的世界。”
1932年，罗斯福被选为总统，安娜做了白宫的女主人，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这个身份为她展示了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世界。她不同于其他的第一夫人。她是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第一夫人。
在罗斯福担任总统期间，安娜举行过三百多次女性记者参加的新闻会议，为《每日报刊》专栏和许多杂志写过许多文章。这些活动帮助她向全体美国人传达她的理念，表达了妇女的重要观点。
安娜还特立独行地为美国黑人争取平等权利。她公开会见黑人领袖，倾听他们的问题。美国黑人歌手玛丽安·安德森计划在华盛顿宪法大厅开演唱会，一个保守的妇女组织拒绝她在那里演唱，只因她是个黑人。安娜公开辞去了该妇女组织的会员资格加以抗议，并帮助这次演唱会在林肯纪念碑周围的户外举行，超过七万人聆听了安德森的演唱。这次事件也将安娜变成了国际新闻人物。
1945年，连续出任四届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在短期休假时因中风离世。接到消息的安娜说： “我对我们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同情要比我对自己的同情更多。”之后，她又分别给四个儿子发去了相同的电报：“亲爱的儿子， 爸爸今天下午离开了我们。他把他的义务尽到了最后， 你们应该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去做。”
在罗斯福离世后，安娜开始更加广泛地参加各种政治活动，重新开始写《每日报刊》专栏，旅行，回复丈夫去世后各地寄来的信件。此时的安娜已经不是美国第一夫人，而是一个独立的政治活动家。后来，她还被选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主持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
《纽约时报》曾评价道：“她是世界妇女新角色的象征。”作家阿德莱·史蒂文森写道：“她面对黑暗总是点起明灯，而不是加以诅咒，她的热情温暖了全世界。”但安娜承受了太多，正如她常说的那句话：“平静的背后无不隐藏着压抑的痛苦。”
后来，安娜回忆到：“我母亲竭尽全力想要教我学会举止大方， 希望可以弥补我长相的不足， 但恰恰是这一努力使我明确地意识到我的不足之处。”她也曾评价自己身上绝对不存在任何足以吸引别人目光的东西。
与母亲不同，父亲爱她胜于一切。尽管他嗜酒如命，但即使外出不在家，他也会经常给安娜写来充满爱意的信。每当父亲回到家，安娜就会活跃起来。但当父亲离家，她就又恢复常态。谈起父亲安娜总是充满柔情和尊重。
1892 年 12 月， 安娜的母亲因白喉去世，两年之后，父亲因为饮酒过度而撒手人寰。失去双亲的安娜与两个弟弟被一同送往祖母家中居住。祖母十分明智地决定让孙辈们接受正规的教育，安娜学过骑术、芭蕾、歌唱、音乐和文学。后来祖母把 15 岁的安娜送到了伦敦阿伦斯伍德女子高中。在伦敦，安娜接触到了热爱的科学，了解了政治和宗教，學会了社交礼仪以及如何穿戴梳妆，独自游历了许多欧洲国家，直到18岁返回美国。
回到美国后她接受祖母的安排，出席一些招待会、舞会、咖啡聚会。可是她不喜欢这些所谓的社交生活，在聚会中也没有人在意她这个不太漂亮的姑娘。但命运总是在不经意间发生改变，在一个家庭招待会上， 一位来自海得公园的远房堂叔邀请安娜跳舞，之后还鼓励她进行体育锻炼，并教会她游泳和高台跳水。这个远方堂叔正是后来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命运之变并没有就此结束，在之后的家庭聚会中安娜遇到了她的远方堂兄，也是她未来的丈夫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对生活的严肃态度和对社会及政治问题的热衷让两人有很多共同语言。通过与安娜的深刻交谈，使得罗斯福对这个不怎么讨人喜欢的姑娘深深着迷，他们开始频繁约会，并在1905年3月17日结婚。
婚后罗斯福逐渐向政治权力的巅峰努力，从纽约参议员到美国总统，安娜一路陪伴。当罗斯福被选举为参议员时， 他们迁到了纽约州的首府奥尔巴尼。
这个过程深深影响了安娜，也引发了她对于政治的强烈兴趣。她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我要独立！我已开始明白， 我心中升起了对自我发展的向往。”一切都如期望般美好，但却因为一封信打破了他们近乎完美的婚姻。1918 年， 罗斯福因在欧洲旅行患肺炎回到了美国。照料丈夫的安娜在审阅信件时发现罗斯福和一个名叫露西的女人保持着亲密关系，而露西从 1914 年起就是他的秘书。这个发现几乎摧毁了他们的婚姻，也摧毁了安娜的整个世界。她曾提出离婚，但却因为考虑到孩子的情感和丈夫的政治前途而作罢。为了社会地位、孩子和未来，他们同意继续他们的婚姻，不过是作为事业合作伙伴，而不是丈夫和妻子。
安娜真诚、正直、讲原则、讲理想，在她脱离了与罗斯福“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后，走上了一条崭新的路。
安娜开始深入研究美国妇女问题， 特别注重企业中妇女的工作条件。她参加了国际劳动妇女大会；在罗斯福被民主党提名任副总统职务时，她撰写演讲稿， 公开支持遭到共和党人激烈反对的国际联盟；她积极投身于增强美国妇女选举地位的活动，同时还学会了打字和速记；她成为了妇女工会联盟的成员，加入了呼吁停止战争的辩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中，她敦促美国必须参与防止另一场世界范围的战争。
安娜曾说：“我开始第一次真正地面对自己，面对我周围的一切，面对我的世界。”
1932年，罗斯福被选为总统，安娜做了白宫的女主人，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这个身份为她展示了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世界。她不同于其他的第一夫人。她是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第一夫人。
在罗斯福担任总统期间，安娜举行过三百多次女性记者参加的新闻会议，为《每日报刊》专栏和许多杂志写过许多文章。这些活动帮助她向全体美国人传达她的理念，表达了妇女的重要观点。
安娜还特立独行地为美国黑人争取平等权利。她公开会见黑人领袖，倾听他们的问题。美国黑人歌手玛丽安·安德森计划在华盛顿宪法大厅开演唱会，一个保守的妇女组织拒绝她在那里演唱，只因她是个黑人。安娜公开辞去了该妇女组织的会员资格加以抗议，并帮助这次演唱会在林肯纪念碑周围的户外举行，超过七万人聆听了安德森的演唱。这次事件也将安娜变成了国际新闻人物。
1945年，连续出任四届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在短期休假时因中风离世。接到消息的安娜说： “我对我们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同情要比我对自己的同情更多。”之后，她又分别给四个儿子发去了相同的电报：“亲爱的儿子， 爸爸今天下午离开了我们。他把他的义务尽到了最后， 你们应该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去做。”
在罗斯福离世后，安娜开始更加广泛地参加各种政治活动，重新开始写《每日报刊》专栏，旅行，回复丈夫去世后各地寄来的信件。此时的安娜已经不是美国第一夫人，而是一个独立的政治活动家。后来，她还被选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主持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
《纽约时报》曾评价道：“她是世界妇女新角色的象征。”作家阿德莱·史蒂文森写道：“她面对黑暗总是点起明灯，而不是加以诅咒，她的热情温暖了全世界。”但安娜承受了太多，正如她常说的那句话：“平静的背后无不隐藏着压抑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