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城镇化是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正在加速推进城镇化的中三角地区，将迎来空前繁荣的内贸新市场。
50 来岁的南昌村民吴秀莲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老板娘。
今年国庆节期间，她的江西特产商店迎来不少外地游客，每天可赚上千元。在此之前，他们家的老屋和宅基地被当地政府纳入城建规划范围。
吴秀莲身份的变化，是当下快速城镇化的一个缩影。目前，湘鄂赣三省正加速推进“中三角”城镇化建设，预计“十二五”末，湘赣城镇化率都将超过50%，而湖北省已于去年达到51.83%。
数字之下，是地方政府加速推进城镇化的决心。
今年9 月初，江西省在南昌、九江等省内六城召开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交流现场会，进一步强调“要力促产业集群和城市集群协同发展，努力形成产业集聚与人口集中相适应的格局”。
早在今年年初，湖北省开全国之先河，组织编制《湖北省城镇化与城镇发展战略规划》，为当地城镇化发展指明方向。今年8月，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龙永图在武汉表示，作为全国区域性战略规划，中三角地区对城镇化的新探索，将成为我国城镇化的一个重要趋势。
在当下城镇化的大浪中，通过改革开放30 年来的不懈努力，吴秀莲所在的进顺村，一跃发展成为“江西第一村”，其推进城镇化之路值得深思。
产业兴村
今年9 月，在第十二届全国村长论坛上，记者见到了进顺村“掌舵人”罗玉英。
染着卷发，戴着一串项链，穿着格子衬衣，年过半百的罗玉英看起来非常时尚，很难想象她是位“村官”。
而30 年前，南昌进顺村是出了名的穷困村。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顺村不再世代以种菜为生，先后办起了米粉厂、化工厂等20 多家村办企业。但好景不长，村办企业由于产品质量差、科技含量低、企业管理不完善，出现了大面积亏损。
1984年，穷得叮当响的进顺村，迎来了首任村主任，一位年仅26 岁的小姑娘罗玉英。
初生牛犊不怕虎。罗玉英作出了一个令全村人都瞠目结舌的大胆决定：关闭了四个村办企业，转让部分土地，集中村里全部资金，在南昌黄金地段建设鄱阳湖大酒店，迈出了发展“三产”关键的第一步。
不仅建酒店，罗玉英还组建了江西省首家旅游企业集团。
也就在这一时期，刚从泥土地中拔出脚来的村民吴秀莲，看中旅游的商机，自筹资金3 万元开起了江西特产商店。如今30 余家特产连锁商店遍布南昌市。他们一家人也由此变成了真正的城里人。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进顺村渐渐地变成了一座没有土地的城中村，罗玉英又开拓性地提出“跳出进顺发展进顺，再造一个新进顺”的全新思路，搞起了“飞地模式”的工业园。
正是有罗玉英带领全村致富的这股干劲，进顺村产业不断升级提档，目前已拥有了“一个集团、三个园区、三家宾馆、五大市场”，形成了“以发展第三产业为核心，酒店宾馆经营和园区建设为两翼，金融、商贸、物流、地产并举”的经济发展新格局。
人人控股
让村民闻所未闻的是，罗玉英提出了“股份合作制”，让村民持有集体的股份。按照“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进顺村将村办企业集团评估的8593 万元折合成总股份8000 万股，其中45%按不同比例配置给每一名村民，另外55%的股份为集体所有。
股东这一新身份，让全体村民有了长久稳定获取红利的制度保障，村民利益与村集体财富增长绑定，红利逐年提高。去年，单个股东最高红利达上万元。
同时，罗玉英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村，每位村民都享有18 种福利待遇，包括退休金、免费医疗、学生奖学金等。
农民、村民、股民、员工、老板…8943 .如今的进顺村村民每个人都有几个不同的身份，这也见证了快速城镇化下村民身份的变迁。“城镇化不是土地、资本的城镇化，关键是农民观念的城镇化。如果新增城镇人依然固守传统意识，无法融入城镇生活，这样的城镇化是不完整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如是称。
数据显示，2011 年进顺村实现总产值38.4 亿元，实现税利1.09亿元，其中村集体纯收入4314 万元、村民人均收入17639 元。
同年，江西省城镇化率达到45.7%，其中南昌市高达67.24%。到“十二五”期末，该省城镇化率将达53% 以上，达到或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实际上，进顺村只是“中三角”快速城镇化的一个基层个案。
中国科学院最新报告显示，2011 年，中国城镇人口达6.91 亿，城镇化率51.27%，城镇常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常住人口，“人口城镇化率超过50%，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表明中国已经结束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
走城市群道路
有人预言，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将是影响未来世界发展的大事件。
中国（ 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城市化率达到50%，标志着城市化国家的初步形成。目前正是中国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黄金期，如果这一时期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有重大突破，城镇化率有可能达到60%至65%。
今年8 月在武汉的一场论坛上，龙永图提出，中国的城镇化要走城市群道路。
他说，鄂湘赣共同发起的中三角战略，是推动中国城市化建设步入健康发展轨道的新探索，也是打造中国经济发展新平台的大战略，它的提出和实践将成为我国城镇化的一个重要趋势。
“城镇化是当前‘稳增长’和‘调结构’的重要引擎。”经济学家辜胜阻在多个场合表示，城镇化引发消费需求，培育高消费群体，刺激投资需求，扩大民间投资，推动结构转型，培育创业者和新型农民。
不只是“洗脚上岸”
从历史上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镇化的高低标志着该国或地区发展水平。在中国唐宋时代，城镇化率曾达到22%-23%。但随后中国的城镇化率一直在下降。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10%。
近看欧美发达国家在近代的崛起，其城镇化水平和社会商业化程度正相关，工商业越是发达，城镇化程度就越高。 经过改革开放30 年的发展，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城镇化水平均超过60% 以上，高出全国城镇化水平，但中西部地区大大滞后东部沿海地区，且中三角地区亦低于50%。
“中西部城镇化还有更多的路可以走。”今年7 月，在武汉举办2012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高峰会期间，苏州广大集团董事长朱昌宁指出，“中三角”的城镇化不能完全照搬“长三角”、“珠三角”，在旅游、农产业加工、养老产业等方面，中西部的自然资源对东部地区居民更具吸引力。
据《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预测，到2020 年，我国将有4 亿-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若以人均10 万元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进行推算，这至少需要支付40 万亿-50万亿元的成本。
“一方面，政府要勇于承担改革的成本；另一方面，要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改变城镇化对‘土地红利’和‘人口红利’的过度依赖，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让农民转向市民的过程中，享受到改革的成果。”辜胜阻称。
他还指出，从生活方式、社会文化和城乡协调标准看，目前中国离城市型社会的要求还具有较大的差距，未来5-10 年，将是实现这种社会转型的关键和核心所在。
补充材料：
法国：农业现代化
法国的城镇化始于19 世纪下半叶，到20 世纪30 年代初的时候，该国大多数人口已居住在城市。1999 年时，城市人口占到总人口的75.5%。不过与常人印象中的大兴土木、修桥铺路不同，城镇化在这里被打上“法国烙印”。
二战以后，法国政府将农业装备现代化摆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在逐步实现了农业装备的现代化和规模化之后，政府不失时机地做起了“专业化”的文章，通过合理的规划和布局，形成了专门的农作物产区。同时，政府还为农民提供农产品销售信息平台及防灾保险等，保障了农民权益，推动城镇化稳步前进。
与此同时，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政府根据不同城市的实际情况进行规划性建设，对老城区以及历史建筑给予立法保护。正是这种长远眼光和精心规划，才使这些小城的原貌得以保留，每一座城市都足以构成一幅风景。
德国：特色产业村
德国城市分布均匀，11 个大都市圈遍布全国，中小型城市星罗棋布。这种均衡的城镇发展模式是如何一路走来的呢？
1989 年，欧盟前身欧共体拟定“社区倡议计划”，将乡村自然与人文关怀正式提上议程。其中四大措施包括农业环境、提早离农、耕地造林以及对不利发展和环境受限地区进行补偿，同时还提出了著名的“农村经济发展行动联盟”计划，并推出了不少鼓励乡镇发展的计划。
从基础建设、地域管理、旅游业、林场管理到地方特色产品，1991 年以来，德国数百个乡镇纷纷借助这一项目的经费，推出五花八门的发展项目。
在优势项目的选择上，这种发展模式充分发挥了每个乡镇的自主权，有利于因地制宜，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乡镇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本地就业机会，大大减少了城市化的压力。
50 来岁的南昌村民吴秀莲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老板娘。
今年国庆节期间，她的江西特产商店迎来不少外地游客，每天可赚上千元。在此之前，他们家的老屋和宅基地被当地政府纳入城建规划范围。
吴秀莲身份的变化，是当下快速城镇化的一个缩影。目前，湘鄂赣三省正加速推进“中三角”城镇化建设，预计“十二五”末，湘赣城镇化率都将超过50%，而湖北省已于去年达到51.83%。
数字之下，是地方政府加速推进城镇化的决心。
今年9 月初，江西省在南昌、九江等省内六城召开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交流现场会，进一步强调“要力促产业集群和城市集群协同发展，努力形成产业集聚与人口集中相适应的格局”。
早在今年年初，湖北省开全国之先河，组织编制《湖北省城镇化与城镇发展战略规划》，为当地城镇化发展指明方向。今年8月，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龙永图在武汉表示，作为全国区域性战略规划，中三角地区对城镇化的新探索，将成为我国城镇化的一个重要趋势。
在当下城镇化的大浪中，通过改革开放30 年来的不懈努力，吴秀莲所在的进顺村，一跃发展成为“江西第一村”，其推进城镇化之路值得深思。
产业兴村
今年9 月，在第十二届全国村长论坛上，记者见到了进顺村“掌舵人”罗玉英。
染着卷发，戴着一串项链，穿着格子衬衣，年过半百的罗玉英看起来非常时尚，很难想象她是位“村官”。
而30 年前，南昌进顺村是出了名的穷困村。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顺村不再世代以种菜为生，先后办起了米粉厂、化工厂等20 多家村办企业。但好景不长，村办企业由于产品质量差、科技含量低、企业管理不完善，出现了大面积亏损。
1984年，穷得叮当响的进顺村，迎来了首任村主任，一位年仅26 岁的小姑娘罗玉英。
初生牛犊不怕虎。罗玉英作出了一个令全村人都瞠目结舌的大胆决定：关闭了四个村办企业，转让部分土地，集中村里全部资金，在南昌黄金地段建设鄱阳湖大酒店，迈出了发展“三产”关键的第一步。
不仅建酒店，罗玉英还组建了江西省首家旅游企业集团。
也就在这一时期，刚从泥土地中拔出脚来的村民吴秀莲，看中旅游的商机，自筹资金3 万元开起了江西特产商店。如今30 余家特产连锁商店遍布南昌市。他们一家人也由此变成了真正的城里人。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进顺村渐渐地变成了一座没有土地的城中村，罗玉英又开拓性地提出“跳出进顺发展进顺，再造一个新进顺”的全新思路，搞起了“飞地模式”的工业园。
正是有罗玉英带领全村致富的这股干劲，进顺村产业不断升级提档，目前已拥有了“一个集团、三个园区、三家宾馆、五大市场”，形成了“以发展第三产业为核心，酒店宾馆经营和园区建设为两翼，金融、商贸、物流、地产并举”的经济发展新格局。
人人控股
让村民闻所未闻的是，罗玉英提出了“股份合作制”，让村民持有集体的股份。按照“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进顺村将村办企业集团评估的8593 万元折合成总股份8000 万股，其中45%按不同比例配置给每一名村民，另外55%的股份为集体所有。
股东这一新身份，让全体村民有了长久稳定获取红利的制度保障，村民利益与村集体财富增长绑定，红利逐年提高。去年，单个股东最高红利达上万元。
同时，罗玉英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村，每位村民都享有18 种福利待遇，包括退休金、免费医疗、学生奖学金等。
农民、村民、股民、员工、老板…8943 .如今的进顺村村民每个人都有几个不同的身份，这也见证了快速城镇化下村民身份的变迁。“城镇化不是土地、资本的城镇化，关键是农民观念的城镇化。如果新增城镇人依然固守传统意识，无法融入城镇生活，这样的城镇化是不完整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如是称。
数据显示，2011 年进顺村实现总产值38.4 亿元，实现税利1.09亿元，其中村集体纯收入4314 万元、村民人均收入17639 元。
同年，江西省城镇化率达到45.7%，其中南昌市高达67.24%。到“十二五”期末，该省城镇化率将达53% 以上，达到或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实际上，进顺村只是“中三角”快速城镇化的一个基层个案。
中国科学院最新报告显示，2011 年，中国城镇人口达6.91 亿，城镇化率51.27%，城镇常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常住人口，“人口城镇化率超过50%，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表明中国已经结束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
走城市群道路
有人预言，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将是影响未来世界发展的大事件。
中国（ 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城市化率达到50%，标志着城市化国家的初步形成。目前正是中国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黄金期，如果这一时期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有重大突破，城镇化率有可能达到60%至65%。
今年8 月在武汉的一场论坛上，龙永图提出，中国的城镇化要走城市群道路。
他说，鄂湘赣共同发起的中三角战略，是推动中国城市化建设步入健康发展轨道的新探索，也是打造中国经济发展新平台的大战略，它的提出和实践将成为我国城镇化的一个重要趋势。
“城镇化是当前‘稳增长’和‘调结构’的重要引擎。”经济学家辜胜阻在多个场合表示，城镇化引发消费需求，培育高消费群体，刺激投资需求，扩大民间投资，推动结构转型，培育创业者和新型农民。
不只是“洗脚上岸”
从历史上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镇化的高低标志着该国或地区发展水平。在中国唐宋时代，城镇化率曾达到22%-23%。但随后中国的城镇化率一直在下降。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10%。
近看欧美发达国家在近代的崛起，其城镇化水平和社会商业化程度正相关，工商业越是发达，城镇化程度就越高。 经过改革开放30 年的发展，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城镇化水平均超过60% 以上，高出全国城镇化水平，但中西部地区大大滞后东部沿海地区，且中三角地区亦低于50%。
“中西部城镇化还有更多的路可以走。”今年7 月，在武汉举办2012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高峰会期间，苏州广大集团董事长朱昌宁指出，“中三角”的城镇化不能完全照搬“长三角”、“珠三角”，在旅游、农产业加工、养老产业等方面，中西部的自然资源对东部地区居民更具吸引力。
据《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预测，到2020 年，我国将有4 亿-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若以人均10 万元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进行推算，这至少需要支付40 万亿-50万亿元的成本。
“一方面，政府要勇于承担改革的成本；另一方面，要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改变城镇化对‘土地红利’和‘人口红利’的过度依赖，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让农民转向市民的过程中，享受到改革的成果。”辜胜阻称。
他还指出，从生活方式、社会文化和城乡协调标准看，目前中国离城市型社会的要求还具有较大的差距，未来5-10 年，将是实现这种社会转型的关键和核心所在。
补充材料：
法国：农业现代化
法国的城镇化始于19 世纪下半叶，到20 世纪30 年代初的时候，该国大多数人口已居住在城市。1999 年时，城市人口占到总人口的75.5%。不过与常人印象中的大兴土木、修桥铺路不同，城镇化在这里被打上“法国烙印”。
二战以后，法国政府将农业装备现代化摆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在逐步实现了农业装备的现代化和规模化之后，政府不失时机地做起了“专业化”的文章，通过合理的规划和布局，形成了专门的农作物产区。同时，政府还为农民提供农产品销售信息平台及防灾保险等，保障了农民权益，推动城镇化稳步前进。
与此同时，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政府根据不同城市的实际情况进行规划性建设，对老城区以及历史建筑给予立法保护。正是这种长远眼光和精心规划，才使这些小城的原貌得以保留，每一座城市都足以构成一幅风景。
德国：特色产业村
德国城市分布均匀，11 个大都市圈遍布全国，中小型城市星罗棋布。这种均衡的城镇发展模式是如何一路走来的呢？
1989 年，欧盟前身欧共体拟定“社区倡议计划”，将乡村自然与人文关怀正式提上议程。其中四大措施包括农业环境、提早离农、耕地造林以及对不利发展和环境受限地区进行补偿，同时还提出了著名的“农村经济发展行动联盟”计划，并推出了不少鼓励乡镇发展的计划。
从基础建设、地域管理、旅游业、林场管理到地方特色产品，1991 年以来，德国数百个乡镇纷纷借助这一项目的经费，推出五花八门的发展项目。
在优势项目的选择上，这种发展模式充分发挥了每个乡镇的自主权，有利于因地制宜，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乡镇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本地就业机会，大大减少了城市化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