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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一个画家像他这样几乎参与了新中国的一系列重要美术设计工作，而这位白发老人，始终纯真明净，唯有艺术，是他毕生的追求。
车子缓缓地开上门头沟九龙山的一处住宅区。秋天的风有些微微凉，空气中夹杂着一些青草和泥土的清香。在一小片竹林和银杏树的掩映下，用石头搭建的一栋简易的西欧民间小楼显得格外雅静。这栋楼的设计者兼居住者就是新中国的首席设计师张仃先生。
拜访张老时，他正在二楼的卧室休息。93岁的他满头银发，留着两片沙白胡子，蓝色的藏布衫朴素而又大方。虽然有点耳背，话也不多，但说起话来依然神采奕奕，时不时地吸上几口烟斗，然后轻轻地吐出一串烟雾。递上我们的杂志，张老看着封面缓缓地读着：中国报道。一屋子里的人都笑了起来。
早在30年代，张仃先生就自己来到延安，投身到革命活动中。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十分艰苦，可是人的头脑却是新潮的。张仃设计成立了一个作家俱乐部，木头搭成的小酒吧，罩上蓝白土布，一盏盏小油灯，折叠的木椅靠着墙，上面铺上牛毛毡……这样的设计在今天看来也很摩登，更不用说在当时西北这样一个荒凉的边远小城了。作家俱乐部很快就成为了文化娱乐中心，吸引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首长以及一大批文化人前往。
在毛主席号召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开展军民大生产时，张仃利用现有的条件没计了一个展览，展示了军民大生产的成果，连美军观察组的记者团都大加赞美。他给青年艺术剧院设计的山门，让艾青情不自禁地感慨：张仃到哪里，摩登到哪里。
张仃在设计上的艺术才华和创作精神自延安时期就给中央领导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中国开国大典的一系列筹备工作需要最得力、政治上最可靠的人，张仃作为中国共产党自己的艺术家，自然成为首选的设计人员。
1949年夏天，张仃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从东北调到北京，在香山的双清别墅编辑《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年战绩》。在作为东北代表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后，周恩来把他留了下来。张仃住进了中南海的“待月轩”，负责改造“怀仁堂”和“勤政殿”。
谈到当年改造“怀仁堂”的情景，张老回忆说，“怀仁堂当时是一个四合院，开会不能坐在露天啊，所以我就设计了一个棚顶，把这个四合院设计成了一个大礼堂。”之后，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以及新政协的召开都是在怀仁堂进行的。“勤政殿”的改造，张仃已经记不清了’但可以知道的是，正是有了张仃的改造，“勤政殿”在日后成为毛主席进行外事接见活动的重要场所。
在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中，张仃亲自参加了包装新中国的一系列设计工作，包括政协会徽、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邮票和第一套开国大典纪念邮票的设计等。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整个天安门城楼的美术设计也是由张仃负责的美术供应社完成的。
开国大典会场的布置分为天安门城楼上面和天安门广场两个部分。以天安门城楼为中心，城楼上的布置主要由张仃和钟灵负责；城楼下面和广场的布置，包括观礼台、金水桥和东、西三座门等，主要由张志祥和苏凡负责。
关于开国大典布置天安门城楼的这一段经历，张老至今清晰地记得，当时天安门城楼上左右各有4个格，中间格是空的，总共9个格。看着城楼的檐廊空旷而又单调，张仃想到：“在城楼八楹红柱间悬挂八盏大红宫灯，看上去才够喜庆!”他说，“灯笼是中国的传统，中国民间的老百姓过节过年都是挂宫灯，用宫灯有种喜庆的气氛”。
于是，张仃从传统宫廷的灯笼样式那里得到启发，设计出了圆球状带流苏的大红宫灯，钟灵把设计图拿给负责统筹大典活动的周恩来看，周总理一眼就看中了这八盏充满吉庆气氛的大红宫灯。根据测量城楼每楹的空间距离，每个灯笼的直径、高度都需要两米多。钟灵开玩笑地对张仃说：“灯笼做好后，里面可以坐四个人打扑克咧!”
离大典只有五六天的时间了’为了按时布置好城楼，张仃一行人开始满京城地寻找民间会扎宫灯的艺人，最终在西城的丰盛胡同和前门外找到两名老师傅。
由于灯笼太大，他们只能在城楼就地制作。老师傅和徒弟们不分昼夜地工作，几乎没有合眼，累得不行了，就在铺地的谷草席上躺一小会儿。一千就是三天三夜，临近大典的前一天，八盏瑞气盈盈的大红宫灯终于告成。
除了这八盏充满喜庆的大红宫灯外，城楼内檐的长条横标、城台中央悬挂毛主席像、城台两侧红墙上的标语牌等，都是张仃的设计成果。尽管标语的内容是中央定的，但采用什么字体、字体大小、如何实现视觉上的和谐等都体现了设计师的智慧。
开国大典的那一刻，当毛主席等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这17个字显得格外醒目，城墙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恰到好处地分布在两侧，八个大红宫灯增添了节日的热烈气氛，八面迎风飘扬的红旗令人心潮澎湃。在这背后，凝聚的是设计者的心血。
值得一提的是，开国大典时，当时的国徽方案尚未通过。在大典刚过的20多天，张仃也完成了国徽的设计。参与国徽设计的有两个小组，以张仃为代表的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组以天安门为主体构架，富有革命历史意义；以梁思成为代表的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组以璧玉为主体，寓示完璧归赵、和平统一。最终，张仃的设计方案胜出。后来，周恩来总理将张仃的方案交给梁思成小组进行完善、深化，最终再由张仃制作为成品。
张老谈起国徽时说，“五四”运动从天安门开始，开国大典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也在天安门，所以将天安门设计进国徽。“当时的国徽不是金属的，是木头的。当时没有金属，是我在前门找木雕工人雕刻的。”国徽的设计是张仃比较满意的作品，他曾多次表示，政协会徽设计时比较仓促，从艺术上说，国徽的设计要更好一些。1950年9月30日，张仃带着美术供应社的工人，把直径1米多的木雕巨型国徽亲自挂上了天安门城楼，直到今天。
开国典礼后，周总理要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找张仃谈话，说国家准备成立一个典礼局，希望他留下来负责这个工作。张仃说，“我是做业务的，我还是愿意回到学校去”，于是，张仃回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继续他的艺术创作。
60年过去了，张老的艺术成就不胜枚举，作为开国大典的美术设计师，该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可这位白发老人却只有淡淡的一句话：“呵呵，这是国家的任务，没有什么。”这份淡定与朴实，让我们看到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身上闪耀的光芒。吸着烟斗，他微笑的眼睛里写满纯真，在他的世界里，只有对艺术满满的热情。他只愿住在这片幽静的山上，写篆书，读鲁迅，听蝈蝈鸟鸣。
车子缓缓地开上门头沟九龙山的一处住宅区。秋天的风有些微微凉，空气中夹杂着一些青草和泥土的清香。在一小片竹林和银杏树的掩映下，用石头搭建的一栋简易的西欧民间小楼显得格外雅静。这栋楼的设计者兼居住者就是新中国的首席设计师张仃先生。
拜访张老时，他正在二楼的卧室休息。93岁的他满头银发，留着两片沙白胡子，蓝色的藏布衫朴素而又大方。虽然有点耳背，话也不多，但说起话来依然神采奕奕，时不时地吸上几口烟斗，然后轻轻地吐出一串烟雾。递上我们的杂志，张老看着封面缓缓地读着：中国报道。一屋子里的人都笑了起来。
早在30年代，张仃先生就自己来到延安，投身到革命活动中。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十分艰苦，可是人的头脑却是新潮的。张仃设计成立了一个作家俱乐部，木头搭成的小酒吧，罩上蓝白土布，一盏盏小油灯，折叠的木椅靠着墙，上面铺上牛毛毡……这样的设计在今天看来也很摩登，更不用说在当时西北这样一个荒凉的边远小城了。作家俱乐部很快就成为了文化娱乐中心，吸引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首长以及一大批文化人前往。
在毛主席号召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开展军民大生产时，张仃利用现有的条件没计了一个展览，展示了军民大生产的成果，连美军观察组的记者团都大加赞美。他给青年艺术剧院设计的山门，让艾青情不自禁地感慨：张仃到哪里，摩登到哪里。
张仃在设计上的艺术才华和创作精神自延安时期就给中央领导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中国开国大典的一系列筹备工作需要最得力、政治上最可靠的人，张仃作为中国共产党自己的艺术家，自然成为首选的设计人员。
1949年夏天，张仃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从东北调到北京，在香山的双清别墅编辑《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年战绩》。在作为东北代表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后，周恩来把他留了下来。张仃住进了中南海的“待月轩”，负责改造“怀仁堂”和“勤政殿”。
谈到当年改造“怀仁堂”的情景，张老回忆说，“怀仁堂当时是一个四合院，开会不能坐在露天啊，所以我就设计了一个棚顶，把这个四合院设计成了一个大礼堂。”之后，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以及新政协的召开都是在怀仁堂进行的。“勤政殿”的改造，张仃已经记不清了’但可以知道的是，正是有了张仃的改造，“勤政殿”在日后成为毛主席进行外事接见活动的重要场所。
在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中，张仃亲自参加了包装新中国的一系列设计工作，包括政协会徽、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邮票和第一套开国大典纪念邮票的设计等。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整个天安门城楼的美术设计也是由张仃负责的美术供应社完成的。
开国大典会场的布置分为天安门城楼上面和天安门广场两个部分。以天安门城楼为中心，城楼上的布置主要由张仃和钟灵负责；城楼下面和广场的布置，包括观礼台、金水桥和东、西三座门等，主要由张志祥和苏凡负责。
关于开国大典布置天安门城楼的这一段经历，张老至今清晰地记得，当时天安门城楼上左右各有4个格，中间格是空的，总共9个格。看着城楼的檐廊空旷而又单调，张仃想到：“在城楼八楹红柱间悬挂八盏大红宫灯，看上去才够喜庆!”他说，“灯笼是中国的传统，中国民间的老百姓过节过年都是挂宫灯，用宫灯有种喜庆的气氛”。
于是，张仃从传统宫廷的灯笼样式那里得到启发，设计出了圆球状带流苏的大红宫灯，钟灵把设计图拿给负责统筹大典活动的周恩来看，周总理一眼就看中了这八盏充满吉庆气氛的大红宫灯。根据测量城楼每楹的空间距离，每个灯笼的直径、高度都需要两米多。钟灵开玩笑地对张仃说：“灯笼做好后，里面可以坐四个人打扑克咧!”
离大典只有五六天的时间了’为了按时布置好城楼，张仃一行人开始满京城地寻找民间会扎宫灯的艺人，最终在西城的丰盛胡同和前门外找到两名老师傅。
由于灯笼太大，他们只能在城楼就地制作。老师傅和徒弟们不分昼夜地工作，几乎没有合眼，累得不行了，就在铺地的谷草席上躺一小会儿。一千就是三天三夜，临近大典的前一天，八盏瑞气盈盈的大红宫灯终于告成。
除了这八盏充满喜庆的大红宫灯外，城楼内檐的长条横标、城台中央悬挂毛主席像、城台两侧红墙上的标语牌等，都是张仃的设计成果。尽管标语的内容是中央定的，但采用什么字体、字体大小、如何实现视觉上的和谐等都体现了设计师的智慧。
开国大典的那一刻，当毛主席等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这17个字显得格外醒目，城墙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恰到好处地分布在两侧，八个大红宫灯增添了节日的热烈气氛，八面迎风飘扬的红旗令人心潮澎湃。在这背后，凝聚的是设计者的心血。
值得一提的是，开国大典时，当时的国徽方案尚未通过。在大典刚过的20多天，张仃也完成了国徽的设计。参与国徽设计的有两个小组，以张仃为代表的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组以天安门为主体构架，富有革命历史意义；以梁思成为代表的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组以璧玉为主体，寓示完璧归赵、和平统一。最终，张仃的设计方案胜出。后来，周恩来总理将张仃的方案交给梁思成小组进行完善、深化，最终再由张仃制作为成品。
张老谈起国徽时说，“五四”运动从天安门开始，开国大典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也在天安门，所以将天安门设计进国徽。“当时的国徽不是金属的，是木头的。当时没有金属，是我在前门找木雕工人雕刻的。”国徽的设计是张仃比较满意的作品，他曾多次表示，政协会徽设计时比较仓促，从艺术上说，国徽的设计要更好一些。1950年9月30日，张仃带着美术供应社的工人，把直径1米多的木雕巨型国徽亲自挂上了天安门城楼，直到今天。
开国典礼后，周总理要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找张仃谈话，说国家准备成立一个典礼局，希望他留下来负责这个工作。张仃说，“我是做业务的，我还是愿意回到学校去”，于是，张仃回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继续他的艺术创作。
60年过去了，张老的艺术成就不胜枚举，作为开国大典的美术设计师，该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可这位白发老人却只有淡淡的一句话：“呵呵，这是国家的任务，没有什么。”这份淡定与朴实，让我们看到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身上闪耀的光芒。吸着烟斗，他微笑的眼睛里写满纯真，在他的世界里，只有对艺术满满的热情。他只愿住在这片幽静的山上，写篆书，读鲁迅，听蝈蝈鸟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