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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若瑜，四川合江人，曾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副部长，军事博物馆首任馆长，总政治部副秘书长、代秘书长，山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军政大学副教育长，军事学院教育长、副院长、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作为共和国开国将领，他在数十年革命生涯中有相当长的时间献身军事教育和部队政治工作。现择其回忆文章数篇，陆续刊发，以飨读者。
我有幸参与建国后三个不同时期的专题短期集训班的工作，每次都是临时受命，立刻上岗。
华东军区高干集训班
1950年夏，我们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之前，全国大规模的战争已经结束，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央军委提出要把我军建设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根据这一要求，有些军区借南京军事学院开学之际，选送兵团、军师配套的班子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而华东军区当时的任务很重，面临着解放沿海岛屿和台湾的重任，因此还无法抽调更多的干部到军事学院进行系统的学习。为了贯彻军委的号召，提高华东军区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素质，认真总结我军作战的历史经验，学习苏军在二战中组织与指挥诸军兵种作战的经验，华东军区党委决定开办华东军区高干短期集训班，培训师职以上干部。
华东军区高干集训班地点设在南京市岔路口（原国民党军伞兵部队的驻地），陈毅司令员任主任，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唐亮担任副主任，下面只设一个学员队，时任山东军区参谋长的我任队长，福建军区参谋长胡炳荣任副队长。我与胡炳荣负责本队的日常行政和教学工作。集训队下设的训练处、管理处均由华东军区司令部的训练处和管理处分别兼任。政治处由第三十二军副政委仲曦东担任。
这个集训班不同于我军历史上的干部训练班。首先该班的领导由大区主要领导和司政机关的主要领导担任；第二，有在华东军区任顾问的苏联专家参加，听他们介绍苏军二战的主要作战经验；第三，授课情况采取课堂讲授和现场参观相结合。如当时我们购买一些苏联现代化武器装备——坦克、火炮、飞机、舰艇等，由苏联专家在现场介绍这些武器的性能、作用，并进行操作表演。此外，我们还组织学员去洛阳参观空降兵的实兵演习等等。这个集训班学习时间短，内容丰富，学习和活动安排非常紧凑。
值得一提的是，与苏联专家相处的过程中，遇到些学术争论的小问题也能得到首长的指点和相互交换意见而解决，使我受益匪浅。如学员进驻集训班前，我们修缮岔路口的营房，这时苏联专家要施工人员腾出一间房屋修葺后当作禁闭室。我看到后感到很奇怪，因为我们部队营房从来没有专设禁闭室，何况我们这个班是短期的高级干部集训班，设禁闭室这样做合适吗？为此，我向陈毅反映了专家要在这里设禁闭室的事情，并谈了我对这件事的看法。陈毅听后笑了，说：“他们要修就让他们修好了，你不用它就行了。”由于苏军体制和管理办法同我军不一样，各有各的传统和处理方式，无法强求一致，凡不涉及原则问题就不要同他们相争了。又如集训班开学后，苏联专家请陈毅给学员讲战术课，他们很认真地为陈毅准备了讲稿，然后译成中文，让我把讲稿转交给陈毅。我按要求做了，陈毅接到讲稿后，非常认真地看了一遍，然后对我说：“集训班的课我是要去讲的，只能总结我军所进行的人民战争的历史经验，并提些问题供同志们探讨。至于苏联专家这份讲稿，还是由他们自己去讲。过几天，陈毅讲课时，全体苏联专家都来了，听课时他们还拿着原稿对照，随即发现陈毅讲的内容和他们所写的讲稿不一样。课后，首席专家巴巴琴科就问陈毅：“我们曾为你写了一份苏军二战作战的经验总结的讲稿，你收到了没有？”陈毅回答说：“讲稿收到，我还仔细阅读了一遍，只是我不习惯念别人写的讲稿，我只能讲我熟悉的。至于你们所写的讲稿还是由你们去讲更好。”接着他要我们给苏联专家安排宣讲这份讲稿的时间，妥善地解决了讲稿问题，苏联专家也很满意。陈毅处理问题的方式很理智、科学，善于把握分寸，给我很大的启发。
此时陈毅身兼数职，既是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校长，还是上海市市长，日理万机，要处理的棘手问题很多，但他对集训班仍关心备至，认真担负集训班主任的任务。我们遇到的不论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只要当面告诉他就能立即得到解决。有一天下午约4点钟左右，我去苏联专家驻地AB大楼，同他们商量下周课程的安排，由于涉及他们讲课事宜，磋商时间长了些，大约已是5点多钟，快到晚餐的时间了，岔路口在郊外，离AB大楼较远，他们就留我吃晚饭，我不便推辞就接受了。他们给我要了饭菜，还要了茅台酒（当时每瓶约4元左右），我向来不喝酒，为了礼貌我就敬司令员顾问巴巴琴科，参谋长顾问加木里斯基的酒。他们开怀畅饮，很是高兴。餐后，我们分手了。我离席时，食堂管理员就过来找我结账，索要就餐费，包括茅台酒的钱。我当时感到很奇怪，是他们请我吃饭，并要了酒，怎么要我付款呢？当时我们实行的是供给制，每月只有点零用钱，我身上经常是不带钱的，于是我对管理员说：“我身上没带钱，明天付给你吧。”
第二天，恰巧陈毅来队视察，我就向他反映这件事。他听后笑了，说：俄国人的习惯和我们不一样，吃饭各自付钱，以后注意些。他就告诉秘书：你告诉AB大楼管理员，这餐饭由军区报销。这时我才知道中俄风俗习惯的不同，从而增长了一些知识。
华东军区高级干部集训班在紧张有序的运转中结束了。学员们带着学到的新知识和新经验回到原工作单位，接受新的战斗任务。而我从这次办班工作中也学到不少东西，特别是在与陈毅的接触过程中，其言谈话语、泰然处事的举止给了我很大启发和教育，使我难忘。
集训班结束后，我就回到济南向司令员许世友汇报了集训班工作的情况，并建议军区也应办个教导队，培训我们军区的各军、各军区的团、营职干部。这一建议得到了军区首长的同意和支持。
全军军教导队长集训队
1975年，“文革”所造成的危害与影响十分显著。这时恰逢邓小平出山。邓小平上台后就提出“军队要整顿”的主张。林彪事件后，我虽已解除囹圄之灾，恢复自由之身，但仍过着“非军非民，非党非群，非干非兵”的生活。后经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元帅干预，才被勉强降职使用到军政大学任职。军政大学萧克校长、唐亮政委都比较了解我，到职不久，恰逢我军准备发射一枚新型的弹道导弹，校党委和主要领导决定让我陪同萧克到发射现场参观，之后到青海、甘肃等地考察军队训练情况。我们观看弹道导弹成功发射后，正在甘肃玉门关地区视察，突然接到军委的电报：要我立即回京另有任用。萧克和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于是，他派他的警卫员刘江海陪同我返京，他身边只留警卫参谋一人，使我深受感动。 回京后，我立即到军委接受任务。副总参谋长李达对我说，军委决定：在北京开办全军军教导队长训练班，目的是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军队要整顿”的指示，落实军委新颁布的《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具体做法是把全军各大单位（大军区、军兵种）和各军主管军训的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和军训部（处）长及其教导队队长来京集训。副总参谋长何正文任集训队队长，我任副队长，孙毅任顾问。由我和孙毅两人具体负责该队的管理和训练工作。同时，邓小平还指示：所有参训人员都要按一个士兵那样照新颁布的“三大条令”进行管理和训练，使他们过一段正规化的士兵生活，熟悉军委新颁布的“三大条令”以及了解我军当前步兵部队使用的新式武器装备的战术、技术性能，并要求我们必须认真按照新颁布的“三大条令”对学员进行管理。因此，我立即奉命前往西郊射击场教导队驻地报到就职了。
我进驻地时，孙毅已经到任，学员基本到齐，班排已经组成。由于这批参加训练人员年龄从30多岁至60来岁不等；职务从大军区、军（兵）种的副参谋长到军教导队队长，即从军职到正营职不一；身体状况也有较大的差距，因此，在实施按普通士兵军事生活管训时确实存在一定问题。比如虽然来参加集训的同志，不论年纪大小，职务高低都能自觉遵守规定，严格要求自己按普通一兵一样照章行事，然而，每个人自身身体情况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姑且不算职务的不同，生活习惯的养成带来的差异，就看年龄，30岁和60岁是一个大倍数，年龄的增长，体力的下降，疾病的增加是会有区别的。要处理好上述情况，做到合情合理，首先我们领导这项工作的人要带头。我当时已60多岁了，孙毅比我年长，我们的军龄都比在队的学员长，弹痕在我们身上曾留下印迹，我本身就是二等甲级残废，不论什么科目的训练我和孙毅都到场，我们和学员一样都系上皮腰带，同吃、同住、同训练。领导的以身作则产生了无形的影响，许多高龄的学员也不示弱。如有位大区副参谋长，年逾六旬，血压偏高，开始训练时有些不适应，跑步不到百米就喘不过气来，训练三四天腿都迈不开，但他仍然坚持不懈，自觉刻苦地锻炼，体能有了增强，后来跑四五百米都没有问题，连续操练4个小时也能坚持下来。又如，开始队列动作比较差，武器使用不熟练的同志，通过实兵训练，军人举止大有转变，武器装备亦能较熟练地操作了。教导队集训的最后科目是各种新型步兵武器的实弹射击。学员中有位同志在实弹射击时不能闭左眼，这对射击的准确性有影响，于是他用药棉纱布将左眼捂住，克服了不能闭左眼的困难，胜利地完成最后的实弹射击的科目。后来许多学员深有体会地说：“扛上七斤半，官气减一半。”
总之，一个月集训的时间不长，收获显著， “老干部把已经生疏的东西又熟悉起来，新干部学到了管理部队的方法”。这是一次我军光荣传统的再教育、再学习。
1975年12月5日，全军军教导队长集训班结束，学员们带着自己的收获和体会回到了原单位。
全军《民兵工作条例》集训班
1991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正在家中阅读我军军战史的材料，突然接到国防大学校办的通知：要我立即去昌平外训系，张震校长在那里等我，有要事要商议。我对这个通知感到很奇怪，因我已解甲居家两年了，虽有时也被军内外有的单位邀请临时讲点课，但已久不参与“要事”。来不及多想，我便匆匆忙忙地赶到昌平外训系。到那里我见到了张震校长和总参动员部部长谭冬生。张震开门见山地说：“国防大学和总参动员部合办一期《民兵工作条例》集训班，地点设在昌平外训系。参加学习人员，除省军区司令员外，还有各大单位主管民兵工作的副参谋长、动员部（处）长等。他让我来负责这个集训班的管理和教学工作。张震校长和动员部的信任使我十分感动，我深感知遇之恩，欣然受命了。
该集训班领导小组成员有何其宗（时任副总参谋长）、谭冬生（时任总参动员部部长）、马伟志（时任国防大学副校长）和秦子收（时任国防大学外训系副主任）。他们都是在职兼任，平时业务工作多些，而我是无牵挂之人，时间充裕，可以全力以赴。
接受任务后，我立即和领导班子的成员商议制订短期训练班的教学计划和实施方法。根据参加集训班人员职务高、要求高、集训时间短的情况，我们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突出重点，贯彻《民兵工作条例》，树立人民战争的思想观念，有备无患，应对突发事件。
开班时，还缺乏有关的教材，我们必须一方面教授，一方面将教材补上去。这项工作任务落在了我身上。由于我早在1983年就写了《省军区工作概要》（讲稿），1984年又写了《民兵建设概要》等，加上战争年代我曾担任过军分区参谋长、军区司令员和山东军区参谋长，由此获得了亲身体会，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写出讲课材料，拟出讲课提纲。
事后，我将这次授课内容加上汇编，又加上前言和结束语，仍用《省军区工作概要》之名，上报张震校长审批以后，由国防大学印刷正式出版，然后将该书分发给集训班的学员。这本书的完稿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收获。
在学习期间，除授课、座谈外，我们还组织学员外出考察调研，先后去了天津、秦皇岛、唐山、蓟县农村等，了解民兵“三落实”情况。通过实地参观调研，我们了解了河北与天津市民兵工作开展的情况和所取得的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增长了见识。
我们集训班还组织各大单位交流工作经验，互相学习，取长补短。通过短期的集训，大家都觉得各有不同的收获，特别是对未来反侵略战争问题的思考，和省军区工作中关于民兵建设问题的探讨。
卸甲后能上阵参加集训班，这对我来说也是一次进行再学习的机会，特别是了解到如今民兵工作与过去民兵工作有许多差异。由于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新气象，出现的新情况，值得我们重新探讨的问题很多。我们只能从实际出发，加强研究，改革创新，总结一套符合当前形势的科学方法，做好基层民兵的工作。
我所经历的三个不同时期、不同条件的集训班，都是匆忙上阵，承命而为。我认为凡参加集训班都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所谓“学然后知不足”是很有道理的。办当前专题集训班是我军为解决某一专门问题所采取的一种有效的方式，也是我军长期运用并积累不少经验的好做法、好传统，值得我们继续发扬。⊙
我有幸参与建国后三个不同时期的专题短期集训班的工作，每次都是临时受命，立刻上岗。
华东军区高干集训班
1950年夏，我们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之前，全国大规模的战争已经结束，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央军委提出要把我军建设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根据这一要求，有些军区借南京军事学院开学之际，选送兵团、军师配套的班子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而华东军区当时的任务很重，面临着解放沿海岛屿和台湾的重任，因此还无法抽调更多的干部到军事学院进行系统的学习。为了贯彻军委的号召，提高华东军区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素质，认真总结我军作战的历史经验，学习苏军在二战中组织与指挥诸军兵种作战的经验，华东军区党委决定开办华东军区高干短期集训班，培训师职以上干部。
华东军区高干集训班地点设在南京市岔路口（原国民党军伞兵部队的驻地），陈毅司令员任主任，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唐亮担任副主任，下面只设一个学员队，时任山东军区参谋长的我任队长，福建军区参谋长胡炳荣任副队长。我与胡炳荣负责本队的日常行政和教学工作。集训队下设的训练处、管理处均由华东军区司令部的训练处和管理处分别兼任。政治处由第三十二军副政委仲曦东担任。
这个集训班不同于我军历史上的干部训练班。首先该班的领导由大区主要领导和司政机关的主要领导担任；第二，有在华东军区任顾问的苏联专家参加，听他们介绍苏军二战的主要作战经验；第三，授课情况采取课堂讲授和现场参观相结合。如当时我们购买一些苏联现代化武器装备——坦克、火炮、飞机、舰艇等，由苏联专家在现场介绍这些武器的性能、作用，并进行操作表演。此外，我们还组织学员去洛阳参观空降兵的实兵演习等等。这个集训班学习时间短，内容丰富，学习和活动安排非常紧凑。
值得一提的是，与苏联专家相处的过程中，遇到些学术争论的小问题也能得到首长的指点和相互交换意见而解决，使我受益匪浅。如学员进驻集训班前，我们修缮岔路口的营房，这时苏联专家要施工人员腾出一间房屋修葺后当作禁闭室。我看到后感到很奇怪，因为我们部队营房从来没有专设禁闭室，何况我们这个班是短期的高级干部集训班，设禁闭室这样做合适吗？为此，我向陈毅反映了专家要在这里设禁闭室的事情，并谈了我对这件事的看法。陈毅听后笑了，说：“他们要修就让他们修好了，你不用它就行了。”由于苏军体制和管理办法同我军不一样，各有各的传统和处理方式，无法强求一致，凡不涉及原则问题就不要同他们相争了。又如集训班开学后，苏联专家请陈毅给学员讲战术课，他们很认真地为陈毅准备了讲稿，然后译成中文，让我把讲稿转交给陈毅。我按要求做了，陈毅接到讲稿后，非常认真地看了一遍，然后对我说：“集训班的课我是要去讲的，只能总结我军所进行的人民战争的历史经验，并提些问题供同志们探讨。至于苏联专家这份讲稿，还是由他们自己去讲。过几天，陈毅讲课时，全体苏联专家都来了，听课时他们还拿着原稿对照，随即发现陈毅讲的内容和他们所写的讲稿不一样。课后，首席专家巴巴琴科就问陈毅：“我们曾为你写了一份苏军二战作战的经验总结的讲稿，你收到了没有？”陈毅回答说：“讲稿收到，我还仔细阅读了一遍，只是我不习惯念别人写的讲稿，我只能讲我熟悉的。至于你们所写的讲稿还是由你们去讲更好。”接着他要我们给苏联专家安排宣讲这份讲稿的时间，妥善地解决了讲稿问题，苏联专家也很满意。陈毅处理问题的方式很理智、科学，善于把握分寸，给我很大的启发。
此时陈毅身兼数职，既是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校长，还是上海市市长，日理万机，要处理的棘手问题很多，但他对集训班仍关心备至，认真担负集训班主任的任务。我们遇到的不论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只要当面告诉他就能立即得到解决。有一天下午约4点钟左右，我去苏联专家驻地AB大楼，同他们商量下周课程的安排，由于涉及他们讲课事宜，磋商时间长了些，大约已是5点多钟，快到晚餐的时间了，岔路口在郊外，离AB大楼较远，他们就留我吃晚饭，我不便推辞就接受了。他们给我要了饭菜，还要了茅台酒（当时每瓶约4元左右），我向来不喝酒，为了礼貌我就敬司令员顾问巴巴琴科，参谋长顾问加木里斯基的酒。他们开怀畅饮，很是高兴。餐后，我们分手了。我离席时，食堂管理员就过来找我结账，索要就餐费，包括茅台酒的钱。我当时感到很奇怪，是他们请我吃饭，并要了酒，怎么要我付款呢？当时我们实行的是供给制，每月只有点零用钱，我身上经常是不带钱的，于是我对管理员说：“我身上没带钱，明天付给你吧。”
第二天，恰巧陈毅来队视察，我就向他反映这件事。他听后笑了，说：俄国人的习惯和我们不一样，吃饭各自付钱，以后注意些。他就告诉秘书：你告诉AB大楼管理员，这餐饭由军区报销。这时我才知道中俄风俗习惯的不同，从而增长了一些知识。
华东军区高级干部集训班在紧张有序的运转中结束了。学员们带着学到的新知识和新经验回到原工作单位，接受新的战斗任务。而我从这次办班工作中也学到不少东西，特别是在与陈毅的接触过程中，其言谈话语、泰然处事的举止给了我很大启发和教育，使我难忘。
集训班结束后，我就回到济南向司令员许世友汇报了集训班工作的情况，并建议军区也应办个教导队，培训我们军区的各军、各军区的团、营职干部。这一建议得到了军区首长的同意和支持。
全军军教导队长集训队
1975年，“文革”所造成的危害与影响十分显著。这时恰逢邓小平出山。邓小平上台后就提出“军队要整顿”的主张。林彪事件后，我虽已解除囹圄之灾，恢复自由之身，但仍过着“非军非民，非党非群，非干非兵”的生活。后经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元帅干预，才被勉强降职使用到军政大学任职。军政大学萧克校长、唐亮政委都比较了解我，到职不久，恰逢我军准备发射一枚新型的弹道导弹，校党委和主要领导决定让我陪同萧克到发射现场参观，之后到青海、甘肃等地考察军队训练情况。我们观看弹道导弹成功发射后，正在甘肃玉门关地区视察，突然接到军委的电报：要我立即回京另有任用。萧克和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于是，他派他的警卫员刘江海陪同我返京，他身边只留警卫参谋一人，使我深受感动。 回京后，我立即到军委接受任务。副总参谋长李达对我说，军委决定：在北京开办全军军教导队长训练班，目的是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军队要整顿”的指示，落实军委新颁布的《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具体做法是把全军各大单位（大军区、军兵种）和各军主管军训的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和军训部（处）长及其教导队队长来京集训。副总参谋长何正文任集训队队长，我任副队长，孙毅任顾问。由我和孙毅两人具体负责该队的管理和训练工作。同时，邓小平还指示：所有参训人员都要按一个士兵那样照新颁布的“三大条令”进行管理和训练，使他们过一段正规化的士兵生活，熟悉军委新颁布的“三大条令”以及了解我军当前步兵部队使用的新式武器装备的战术、技术性能，并要求我们必须认真按照新颁布的“三大条令”对学员进行管理。因此，我立即奉命前往西郊射击场教导队驻地报到就职了。
我进驻地时，孙毅已经到任，学员基本到齐，班排已经组成。由于这批参加训练人员年龄从30多岁至60来岁不等；职务从大军区、军（兵）种的副参谋长到军教导队队长，即从军职到正营职不一；身体状况也有较大的差距，因此，在实施按普通士兵军事生活管训时确实存在一定问题。比如虽然来参加集训的同志，不论年纪大小，职务高低都能自觉遵守规定，严格要求自己按普通一兵一样照章行事，然而，每个人自身身体情况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姑且不算职务的不同，生活习惯的养成带来的差异，就看年龄，30岁和60岁是一个大倍数，年龄的增长，体力的下降，疾病的增加是会有区别的。要处理好上述情况，做到合情合理，首先我们领导这项工作的人要带头。我当时已60多岁了，孙毅比我年长，我们的军龄都比在队的学员长，弹痕在我们身上曾留下印迹，我本身就是二等甲级残废，不论什么科目的训练我和孙毅都到场，我们和学员一样都系上皮腰带，同吃、同住、同训练。领导的以身作则产生了无形的影响，许多高龄的学员也不示弱。如有位大区副参谋长，年逾六旬，血压偏高，开始训练时有些不适应，跑步不到百米就喘不过气来，训练三四天腿都迈不开，但他仍然坚持不懈，自觉刻苦地锻炼，体能有了增强，后来跑四五百米都没有问题，连续操练4个小时也能坚持下来。又如，开始队列动作比较差，武器使用不熟练的同志，通过实兵训练，军人举止大有转变，武器装备亦能较熟练地操作了。教导队集训的最后科目是各种新型步兵武器的实弹射击。学员中有位同志在实弹射击时不能闭左眼，这对射击的准确性有影响，于是他用药棉纱布将左眼捂住，克服了不能闭左眼的困难，胜利地完成最后的实弹射击的科目。后来许多学员深有体会地说：“扛上七斤半，官气减一半。”
总之，一个月集训的时间不长，收获显著， “老干部把已经生疏的东西又熟悉起来，新干部学到了管理部队的方法”。这是一次我军光荣传统的再教育、再学习。
1975年12月5日，全军军教导队长集训班结束，学员们带着自己的收获和体会回到了原单位。
全军《民兵工作条例》集训班
1991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正在家中阅读我军军战史的材料，突然接到国防大学校办的通知：要我立即去昌平外训系，张震校长在那里等我，有要事要商议。我对这个通知感到很奇怪，因我已解甲居家两年了，虽有时也被军内外有的单位邀请临时讲点课，但已久不参与“要事”。来不及多想，我便匆匆忙忙地赶到昌平外训系。到那里我见到了张震校长和总参动员部部长谭冬生。张震开门见山地说：“国防大学和总参动员部合办一期《民兵工作条例》集训班，地点设在昌平外训系。参加学习人员，除省军区司令员外，还有各大单位主管民兵工作的副参谋长、动员部（处）长等。他让我来负责这个集训班的管理和教学工作。张震校长和动员部的信任使我十分感动，我深感知遇之恩，欣然受命了。
该集训班领导小组成员有何其宗（时任副总参谋长）、谭冬生（时任总参动员部部长）、马伟志（时任国防大学副校长）和秦子收（时任国防大学外训系副主任）。他们都是在职兼任，平时业务工作多些，而我是无牵挂之人，时间充裕，可以全力以赴。
接受任务后，我立即和领导班子的成员商议制订短期训练班的教学计划和实施方法。根据参加集训班人员职务高、要求高、集训时间短的情况，我们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突出重点，贯彻《民兵工作条例》，树立人民战争的思想观念，有备无患，应对突发事件。
开班时，还缺乏有关的教材，我们必须一方面教授，一方面将教材补上去。这项工作任务落在了我身上。由于我早在1983年就写了《省军区工作概要》（讲稿），1984年又写了《民兵建设概要》等，加上战争年代我曾担任过军分区参谋长、军区司令员和山东军区参谋长，由此获得了亲身体会，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写出讲课材料，拟出讲课提纲。
事后，我将这次授课内容加上汇编，又加上前言和结束语，仍用《省军区工作概要》之名，上报张震校长审批以后，由国防大学印刷正式出版，然后将该书分发给集训班的学员。这本书的完稿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收获。
在学习期间，除授课、座谈外，我们还组织学员外出考察调研，先后去了天津、秦皇岛、唐山、蓟县农村等，了解民兵“三落实”情况。通过实地参观调研，我们了解了河北与天津市民兵工作开展的情况和所取得的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增长了见识。
我们集训班还组织各大单位交流工作经验，互相学习，取长补短。通过短期的集训，大家都觉得各有不同的收获，特别是对未来反侵略战争问题的思考，和省军区工作中关于民兵建设问题的探讨。
卸甲后能上阵参加集训班，这对我来说也是一次进行再学习的机会，特别是了解到如今民兵工作与过去民兵工作有许多差异。由于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新气象，出现的新情况，值得我们重新探讨的问题很多。我们只能从实际出发，加强研究，改革创新，总结一套符合当前形势的科学方法，做好基层民兵的工作。
我所经历的三个不同时期、不同条件的集训班，都是匆忙上阵，承命而为。我认为凡参加集训班都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所谓“学然后知不足”是很有道理的。办当前专题集训班是我军为解决某一专门问题所采取的一种有效的方式，也是我军长期运用并积累不少经验的好做法、好传统，值得我们继续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