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体系质量、效率提升的方针，体现了我国经济工作思路和宏观调控指导思想上的新思维。需求和供给是经济中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政府的调控职能在于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动态平衡。过去，经验较丰富、较成熟的是总量型的“需求管理”，以抽紧或放松银根、对总需求刺激或抑制实施“反周期”操作。被人们长期忽视的，是供给管理，其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定向调控的结构性特征十分明显，理性掌握的难度也比需求管理大得多。
　　首先，从经济学基础理论层面说，人的需求是原生动力，但供给侧对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及其特征，却是划分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不同时代的决定性因素，使人类社会从以采集、狩猎来满足生存需要的原始状态，一路走过以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为标志的文明提升过程，其中关键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创新，都发生在供给侧。在全球化时代，供给侧以美国苹果产品为代表的产出创新，可以在中国引出释放消费需求的购买热潮；出于对国内供给品鱼龙混杂、质量无法保证的预期，中国游客会到日本去大量购买使家庭卫生设施升级换代的“马桶盖”。过去需求侧总量视野内称为动力来源的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其实必然演生出“结构化”的动力问题，但我们只有将这种结构化逻辑传导、转移到供给侧充分展开，才真正形成了对于整个经济增长动力体系的认知和把握——在真实世界并非以完全竞争自动解决全部结构优化问题的情况下，政府便不得不处理引导结构优化的“政策供给”和激发潜力释放的“制度供给”的复杂问题。
　　其次，从经济调控实践经验说，政府如何合理实施供给侧管理问题无法回避。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美国当局以区别对待把握重点的措施先后给花旗、“两房”、通用注资，成为引导复苏过程的决定性转折点；中国近年也一再努力以“定向宽松”实行货币政策的结构化运用，财政政策方面更是为优化结构而不遗余力。
　　最后，从我国经济社会转轨过程和具体国情看，客观上特别需要注重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在“三农”、区域协调、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科技创新、国防、重点建设等方面补短板优结构，特别是以制度供给、深化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化解矛盾累积与隐患叠加引领新常态，形成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后劲。
　　供给侧改革不是贴标签式地选择新概念，而是实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创新；供给侧改革不是否定需求侧意义、作用和简单搬用美国供给学派的“减税为主”思路，而是借鉴中外所有需求管理、供给管理有益经验而侧重于供给体系建设的系统工程；供给侧改革不是所谓搞“新计划经济”，而是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总体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相结合，实现中国的现代治理和追赶、赶超的超常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