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视角,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方法,对美国广义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路径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从资产项退出路径来看,美联储的退出路径以流动性工具退出为主,证券持有工具反复调整为辅,并在QE3~QE4期间加速退出。从负债项退出路径来看,美联储以结构效应退出为主,增长效应依然以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大幅增长为主。这表明美联储正逐步压缩非传统资产的规模,其资产结构向更为传统的证券持有工具回归;同时,美联储负债中的主要调节工具是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其规模变化在政策退出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我国在QE2~4期间通过对汇率稳定性和国际资本流动的调整控制了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对我国的溢出效应,增强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为了应对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带来的溢出效应,我国政府应继续增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控制,同时增大人民币汇率的调整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