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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灭一国必先灭其文化。”文化渗透是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所采取的一种典型殖民手段。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象征，一旦一个民族的文化受到巨大的冲击，该民族也会随之失去其独立性。前宗主国虽停止了对殖民地军事上的直接占领，但在文化上仍对其进行着殖民渗透。因此，殖民统治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殖民意识的终结。《河湾》中奈保尔笔下的非洲人民翻身作了本土的主人，但面对西方文化时，他们既嫉妒、痛恨，又羡慕、渴望，这种矛盾心理使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欧洲人为了救助和开发非洲而输入到当地的现代文明成果，被非洲人民毁灭得一干二净。但随着欧洲文明沙尘暴似的蔓延，传统的非洲文明处于弱势地位，尽管它竭尽全力地挣扎抵抗也都无济于事，仍不可避免地被殖民者和亲帝分子放逐于世界文明的边缘。
一个民族的文明是建立在悠久的历史基础之上的，没有历史就无所谓真正的文明。“事实上，衡量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准就在于它有没有自己的书面历史。”[1] 亲帝知识分子都毫无例外地认为，文明、科学和历史发源于欧洲；相比之下，黑人缺乏写作的能力和传统，无法书写和记录其整个民族在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他们理所当然地要被先进的欧洲文明所“驯服和改造”。《河湾》充斥着对殖民统治的赞美之辞和对非洲独立后民族自治的失望。作者在字里行间暗示非洲的堕落和政治腐败的根源在于其历史。殖民地时期曾一度好转的非洲，在西方人走后，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比以前更加恶化。非洲人应完全从意识观念上摆脱西方的影响，寻求真正适合自身发展的轨迹，而不是消极地排斥“新东西”。奈保尔的表达方式是激烈的，作品中尖锐、清醒的批判让人错误地认为“他完全地、心甘情愿地归属到英国文化的怀抱”。[2] 实则不然，奈保尔借用帝国视角来观察前殖民地居民的社会，实际上是借用西方人观点的非西方人。
二
意象是分析文学作品很重要的用语，它所指代的事物往往带有作者主观的情感。意象不是物象，它是艺术表现的产物，不是现实的当下呈现的，而是以想象、回忆等形式再现的；它是一种形象意识，包含着图像意象。意象还包括听觉、视觉、触觉、温觉、嗅觉、味觉、感觉等特征。它是理解作品的结构、效果和隐含意义非常重要的线索。
奈保尔在《河湾》中运用水葫芦、新领地、面具和木刻等意象，生动形象地描绘出非洲殖民地欧洲文化渗透的印迹。连绵不断的水葫芦从远处漂至河上，展示出作者对西方殖民文化渗透延伸不断的一种正视，证实殖民状态的无限性；新领地让人觉察出被殖民国家人民的自身文化缺失而无自我，永远逃不出宗主国的阴影；面具和木刻昭示着殖民的新时期必将到来，有其永远挥之不去的历史。
结成团、连成片的水葫芦的意象贯穿《河湾》的始终，是有力的象征。奈保尔在文中是这样描述它的：
河上长满了一簇簇水葫芦，如同黑色的浮动岛屿，漂在乌黑的河道上。它们从南部漂过来，绕过河湾……水葫芦是河里才有的果实，花很高，淡紫色，前几年才出现，本地语言里还没有描述这种花的词，人们仍然称之为“新东西”或“河上的新东西”，它是本地人的新敌人。水葫芦坚韧的枝蔓和叶子纠结在一起，形成厚厚的植被，粘附在河岸上，堵塞了河道。它长得很快，人们用尽各种工具想毁掉它。但旧的毁掉了，新的又长出来，根本来不及消灭。通往村里的河道必须不时清理。水葫芦就这样没日没夜地从南方漂过来，一路走一路撒播新的种子。[3]P45-46
水葫芦的花是淡紫色的，而在当地紫色象征着高贵的王室，因此它可指已进入非洲大陆的先进的欧洲文化。水葫芦近几年从南部漂至河湾，出现在河上，被当地人称为“新东西”，它是本地人的新敌人，象征着外来话语、观念和思想对河湾小镇的侵袭，以及给小镇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宗主国在殖民入侵时期，不单是侵占土地和资源等，同时也将他们的文化带给了被殖民民族。长期的殖民化在当地蔓延，潜移默化地把欧洲文明移植到了非洲人民身上。在非洲民族独立运动之后，非洲人民成了主人，在形式上实现了自主权；但在其内心深处，原宗主国文化的主导地位仍然存在着，并且还在滋长。非洲人民想尽各种办法——理智的或是盲目的办法——想去除它，但都无济于事，“旧的毁掉了，新的又长出来，根本来不及消灭。”小说结尾处提到，“汽船和驳船之间的狭窄空间塞满了水葫芦。” [3]P294连狭小的空间都不放过，可见殖民化的程度已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宗主国殖民文化的渗透带给殖民地国家的是一种文化后遗症，让他们永远不能真正摆脱掉殖民阴影。殖民者在土地上控制不了，便要在思想上控制。
在小镇上建起的没有真正非洲人的非洲“新领地”，是总统在民族独立的思想激冲中梦想在非洲建一块“欧洲”，专供宣传之用的。“他是非洲人，却在欧式郊区的废墟上建立了一座新城。他还想建得比原来更加壮观。新领地的建筑更让人惊心动魄——巨大的水泥天窗，冲天的水泥大楼，五彩斑斓的玻璃。他要打造一个现代化的非洲。他要创造一个让世界瞩目的奇迹。他开辟了真正的非洲，也就是由丛林和村庄所构成的非洲，困难重重的非洲，而要创造出不比其他任何国家逊色的东西来！”[3]P104新领地的开辟，从侧面给我们展现出非洲人虽在民族独立的大潮中脱颖而出，形式上是独立了；但他们自身的文化背景及其传统等，都已习惯性地被欧洲殖民化了。总统刚刚带领他的非洲人民走出了殖民者的军事控制，却在建设自己国家的时候又带领他的人民走入了其宗主国的思想控制，继续着欧洲的风格，在原宗主国的殖民文化阴影之下发展着。
在被独立解放战争损毁的破败的小镇上，总统想在废墟上开辟有非洲人自己特色的土地，重建非洲人自己掌控的国家，这样的初衷是值得赞扬的。但由于总统自身从小就受到欧洲式的教育，他脑中所构想和所能想象出的形态皆是西化的东西，并无一点本民族文化的印迹。因此，在小镇上矗立起来的“新领地”便是再次西化的非洲土地。
另外，我们还可从“面具与木刻”上看到奈保尔对待殖民文化渗透给非洲人民带来的影响。人们都说惠斯曼斯神父是热爱非洲的人，照他们的想法，神父本应唾弃过去的殖民时代才对，但是神父的态度却是崇敬事关欧洲殖民和河道开放的一切。过去是苦涩的，惠斯曼斯神父接受了这苦涩，看穿了这苦涩。这意味着，过去殖民时期带给人们的痛苦已深入到他们的内心深处，并已成为了一种习惯，人们也不再去将它看成是一种外来入侵，而将其同化。而神父对现时的非洲不感兴趣，他心目中的非洲只是那些他搜集来的原作的面具与木刻。他觉得殖民地时期的遗物和非洲物品一样重要。在他眼中，真正的非洲已奄奄一息，行将就木，并且他认为这些独立的国家是昙花一现，其宗主国终将会光复。这反映出获得独立的国家，要想在生活习惯、语言、宗教和思想等方面完全摆脱欧洲的影响是非常困难的。面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很好地表明了独立后的国家对原宗主国的既难以割舍又试图完全摆脱的关系。
三
本文通过对多个意象的分析，揭示了文化渗透给非洲国家带来的灾难。西方对非洲土著文化的冲击，并不会因一个民族形式上的独立而消失。摆脱殖民统治的被殖民者盲目模仿其原宗主国，解决不了新独立国家建设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自以为是对宗主国文化的反抗，实际上是消极地延续其殖民文化。事实证明，在多元文化共存和发展的世界中，只有根据本国自身特点，寻求适合自己国家发展的道路，摆脱宗主国意识形态上的统治，才能真正走出被殖民的阴影，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独立。“非洲需要由非洲人来统治。”可见，具有独立的文化才是一个民族真正独立的标志。
参考文献：
[1][澳]丁·丹纳赫，T·斯奇拉托，J·韦伯.理解福柯[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P15.
[2] 雷艳妮.英国20世纪的殖民和后殖民小说：一个宗主国视角[J].外国文学研究，2003（4）.
[3][英国]奈保尔著，方柏林译.河湾[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4] 王刚.游走在现实与虚幻之间.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6（6）.
[5] 黑格尔.美学（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0.
[6] Anders Hallengren， Nobel laureates in Search of Identity & integrity，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rinters （S） Pte Ltd， 2004， P9.
“灭一国必先灭其文化。”文化渗透是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所采取的一种典型殖民手段。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象征，一旦一个民族的文化受到巨大的冲击，该民族也会随之失去其独立性。前宗主国虽停止了对殖民地军事上的直接占领，但在文化上仍对其进行着殖民渗透。因此，殖民统治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殖民意识的终结。《河湾》中奈保尔笔下的非洲人民翻身作了本土的主人，但面对西方文化时，他们既嫉妒、痛恨，又羡慕、渴望，这种矛盾心理使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欧洲人为了救助和开发非洲而输入到当地的现代文明成果，被非洲人民毁灭得一干二净。但随着欧洲文明沙尘暴似的蔓延，传统的非洲文明处于弱势地位，尽管它竭尽全力地挣扎抵抗也都无济于事，仍不可避免地被殖民者和亲帝分子放逐于世界文明的边缘。
一个民族的文明是建立在悠久的历史基础之上的，没有历史就无所谓真正的文明。“事实上，衡量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准就在于它有没有自己的书面历史。”[1] 亲帝知识分子都毫无例外地认为，文明、科学和历史发源于欧洲；相比之下，黑人缺乏写作的能力和传统，无法书写和记录其整个民族在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他们理所当然地要被先进的欧洲文明所“驯服和改造”。《河湾》充斥着对殖民统治的赞美之辞和对非洲独立后民族自治的失望。作者在字里行间暗示非洲的堕落和政治腐败的根源在于其历史。殖民地时期曾一度好转的非洲，在西方人走后，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比以前更加恶化。非洲人应完全从意识观念上摆脱西方的影响，寻求真正适合自身发展的轨迹，而不是消极地排斥“新东西”。奈保尔的表达方式是激烈的，作品中尖锐、清醒的批判让人错误地认为“他完全地、心甘情愿地归属到英国文化的怀抱”。[2] 实则不然，奈保尔借用帝国视角来观察前殖民地居民的社会，实际上是借用西方人观点的非西方人。
二
意象是分析文学作品很重要的用语，它所指代的事物往往带有作者主观的情感。意象不是物象，它是艺术表现的产物，不是现实的当下呈现的，而是以想象、回忆等形式再现的；它是一种形象意识，包含着图像意象。意象还包括听觉、视觉、触觉、温觉、嗅觉、味觉、感觉等特征。它是理解作品的结构、效果和隐含意义非常重要的线索。
奈保尔在《河湾》中运用水葫芦、新领地、面具和木刻等意象，生动形象地描绘出非洲殖民地欧洲文化渗透的印迹。连绵不断的水葫芦从远处漂至河上，展示出作者对西方殖民文化渗透延伸不断的一种正视，证实殖民状态的无限性；新领地让人觉察出被殖民国家人民的自身文化缺失而无自我，永远逃不出宗主国的阴影；面具和木刻昭示着殖民的新时期必将到来，有其永远挥之不去的历史。
结成团、连成片的水葫芦的意象贯穿《河湾》的始终，是有力的象征。奈保尔在文中是这样描述它的：
河上长满了一簇簇水葫芦，如同黑色的浮动岛屿，漂在乌黑的河道上。它们从南部漂过来，绕过河湾……水葫芦是河里才有的果实，花很高，淡紫色，前几年才出现，本地语言里还没有描述这种花的词，人们仍然称之为“新东西”或“河上的新东西”，它是本地人的新敌人。水葫芦坚韧的枝蔓和叶子纠结在一起，形成厚厚的植被，粘附在河岸上，堵塞了河道。它长得很快，人们用尽各种工具想毁掉它。但旧的毁掉了，新的又长出来，根本来不及消灭。通往村里的河道必须不时清理。水葫芦就这样没日没夜地从南方漂过来，一路走一路撒播新的种子。[3]P45-46
水葫芦的花是淡紫色的，而在当地紫色象征着高贵的王室，因此它可指已进入非洲大陆的先进的欧洲文化。水葫芦近几年从南部漂至河湾，出现在河上，被当地人称为“新东西”，它是本地人的新敌人，象征着外来话语、观念和思想对河湾小镇的侵袭，以及给小镇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宗主国在殖民入侵时期，不单是侵占土地和资源等，同时也将他们的文化带给了被殖民民族。长期的殖民化在当地蔓延，潜移默化地把欧洲文明移植到了非洲人民身上。在非洲民族独立运动之后，非洲人民成了主人，在形式上实现了自主权；但在其内心深处，原宗主国文化的主导地位仍然存在着，并且还在滋长。非洲人民想尽各种办法——理智的或是盲目的办法——想去除它，但都无济于事，“旧的毁掉了，新的又长出来，根本来不及消灭。”小说结尾处提到，“汽船和驳船之间的狭窄空间塞满了水葫芦。” [3]P294连狭小的空间都不放过，可见殖民化的程度已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宗主国殖民文化的渗透带给殖民地国家的是一种文化后遗症，让他们永远不能真正摆脱掉殖民阴影。殖民者在土地上控制不了，便要在思想上控制。
在小镇上建起的没有真正非洲人的非洲“新领地”，是总统在民族独立的思想激冲中梦想在非洲建一块“欧洲”，专供宣传之用的。“他是非洲人，却在欧式郊区的废墟上建立了一座新城。他还想建得比原来更加壮观。新领地的建筑更让人惊心动魄——巨大的水泥天窗，冲天的水泥大楼，五彩斑斓的玻璃。他要打造一个现代化的非洲。他要创造一个让世界瞩目的奇迹。他开辟了真正的非洲，也就是由丛林和村庄所构成的非洲，困难重重的非洲，而要创造出不比其他任何国家逊色的东西来！”[3]P104新领地的开辟，从侧面给我们展现出非洲人虽在民族独立的大潮中脱颖而出，形式上是独立了；但他们自身的文化背景及其传统等，都已习惯性地被欧洲殖民化了。总统刚刚带领他的非洲人民走出了殖民者的军事控制，却在建设自己国家的时候又带领他的人民走入了其宗主国的思想控制，继续着欧洲的风格，在原宗主国的殖民文化阴影之下发展着。
在被独立解放战争损毁的破败的小镇上，总统想在废墟上开辟有非洲人自己特色的土地，重建非洲人自己掌控的国家，这样的初衷是值得赞扬的。但由于总统自身从小就受到欧洲式的教育，他脑中所构想和所能想象出的形态皆是西化的东西，并无一点本民族文化的印迹。因此，在小镇上矗立起来的“新领地”便是再次西化的非洲土地。
另外，我们还可从“面具与木刻”上看到奈保尔对待殖民文化渗透给非洲人民带来的影响。人们都说惠斯曼斯神父是热爱非洲的人，照他们的想法，神父本应唾弃过去的殖民时代才对，但是神父的态度却是崇敬事关欧洲殖民和河道开放的一切。过去是苦涩的，惠斯曼斯神父接受了这苦涩，看穿了这苦涩。这意味着，过去殖民时期带给人们的痛苦已深入到他们的内心深处，并已成为了一种习惯，人们也不再去将它看成是一种外来入侵，而将其同化。而神父对现时的非洲不感兴趣，他心目中的非洲只是那些他搜集来的原作的面具与木刻。他觉得殖民地时期的遗物和非洲物品一样重要。在他眼中，真正的非洲已奄奄一息，行将就木，并且他认为这些独立的国家是昙花一现，其宗主国终将会光复。这反映出获得独立的国家，要想在生活习惯、语言、宗教和思想等方面完全摆脱欧洲的影响是非常困难的。面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很好地表明了独立后的国家对原宗主国的既难以割舍又试图完全摆脱的关系。
三
本文通过对多个意象的分析，揭示了文化渗透给非洲国家带来的灾难。西方对非洲土著文化的冲击，并不会因一个民族形式上的独立而消失。摆脱殖民统治的被殖民者盲目模仿其原宗主国，解决不了新独立国家建设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自以为是对宗主国文化的反抗，实际上是消极地延续其殖民文化。事实证明，在多元文化共存和发展的世界中，只有根据本国自身特点，寻求适合自己国家发展的道路，摆脱宗主国意识形态上的统治，才能真正走出被殖民的阴影，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独立。“非洲需要由非洲人来统治。”可见，具有独立的文化才是一个民族真正独立的标志。
参考文献：
[1][澳]丁·丹纳赫，T·斯奇拉托，J·韦伯.理解福柯[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P15.
[2] 雷艳妮.英国20世纪的殖民和后殖民小说：一个宗主国视角[J].外国文学研究，2003（4）.
[3][英国]奈保尔著，方柏林译.河湾[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4] 王刚.游走在现实与虚幻之间.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6（6）.
[5] 黑格尔.美学（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0.
[6] Anders Hallengren， Nobel laureates in Search of Identity & integrity，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rinters （S） Pte Ltd， 2004， P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