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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的最后一天，上任3个多月的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结束了他在华4天的“迎春之旅”。面慈目善的福田仿佛圣诞老人一般，为北京带来了多份外交年终大礼，如宣布从今年“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开始，4年内实现4000人规模的人际交流，在中国各地设立“節能、环境协力中心”，以及3年内实施万名中国环境工作者赴日研修计划等。
而中方的接待也可谓极尽隆重之能事：红地毯迎接；主席国宴；总理相陪，同场切磋球技；北京大学学生1小时内10次鼓掌；更有孔庙以最高级别的八佾天子之礼迎接。12月28日会后，温家宝总理更宣布“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于今年春天樱花盛开的时候访问日本”，满足了已经9年没有中国元首来访的日本官方的期待，是对日方的投桃报李。
除了这些具体而微的访问成果，福田康夫还在与中国人面对面的交流中表达了日本政坛稳健派意图重构对华战略的某些思考。而从中国国家领导人到北大学生都刻意重提乃父福田纠夫和他的亚洲外交之友善，分明是想拉近宾主关系，期望康夫君能够接续1970年代末开始的中日全面友好。或许，中日关系如他所言：“福田到了，就是福到了。”
综观种种情形，福田此番访问非常务实，虽有避重就轻之嫌，但又恰到好处。正如他在北大演讲时所言：“我认为日中两国的未来不是选择合作还是对立的问题，而是如何寻求有效的、负责任的方式开展合作的问题。”这说明福田的来访正是战略互惠关系深化及细化的开始，福田的以民促官，增进文化交流就是明证。不过，这段话同时也暗示着，对中日关系的未来应该呈现怎样一种形态，福田还未考虑成熟，仅抛出了一个“创造性合作伙伴”的概念。当然，只要能将战略互惠关系维持下去，10年之内应该就会有所突破。
超越双边框架
36年前，田中角荣首相踏上中国土地，与周恩来总理在机场握手的一瞬间，宣告了中日关系正常化，直接导致6年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今年亦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然而，这一切仅仅依靠双边努力不可能实现，当时中苏角力的国际形势在中日关系正常化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早在1958年，中国就提出了中日关系三原则。其后，双边民间和半官方往来频繁，但关系正常化仍旧悬而难下，更有佐藤荣作时期的倒退。直到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爆发，苏联在远东大兵压境，才迫使中日加快建交的步伐。而1972年尼克松访华更充当了最有力的助推剂。反之，自1993年起，中日关系无可救药地恶化，这其中就有共同敌人苏联解体的因素，导致双方丧失了共同的战略基础。
将福田此次涉及的议题一一罗列就会发现，多半都已经超越了中日的双边框架：台湾问题与美国挂钩；朝鲜问题更涉及六方利益；东海局势容易擦枪走火，一旦如此，难免波及台湾，引起美国干预；环保问题如沙尘暴不但波及日韩，有时甚至会影响欧美往返中国的国际航班；而福田对于天津滨海新区的重视不仅有日方“泛日本海经济圈”的构想在其中，更与韩国自卢泰愚以来的开发西海岸计划暗合。
在北大演讲时，福田康夫详细阐述了战略互惠关系的三大支柱，即互利合作、国际贡献和战略互信。其中，国际贡献一节虽然在篇幅上不及其他两项，但涉及问题最多：反恐斗争、气候变化、朝鲜问题、东北亚区域稳定、联合国改革以及援助非洲。福田还说：“两国不应只埋头于狭义的日中关系的议题之中，还应把目光扩展到两国关系的彼岸，顺应时代潮流，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稳定和发展进行合作。”
理解福田这段与其前任“价值观外交”有相通之处但更有大不同的话，可以从两个区域化视角出发。从东北亚的角度看，中日韩三边互动大有可为。目前三边的互动模式如中日韩在朝鲜核谈判时的合作，以及借用东盟或APEC桌椅的三边会谈，由于缺乏经济纽带上的共同愿景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实，中日韩三方经贸往来虽频，却各成体系，未能联成统一的区域共同市场，尤其中国经济相对落后的北方与韩国不发达的西海岸联成了一块被忽略的地域，反之，以上海为龙头的中国南方和以釜山为代表的韩国东海岸都是日资集中的发达地区。中国曾努力打造渤海经济圈，韩国也筹划“西海岸时代”，但结果都不甚理想。韩国新总统李明博计划开凿京釜大运河，实际上就是将朝向中国的西海岸和朝向日本的东海岸联结起来，充当中日经贸的中转站，一如新罗时代张保皋的清海镇一样。如此一来，不仅中日韩经济上可形成良性互动，政治上也有了可冲淡不愉快记忆的新话题。当政治上三方首脑能够定期在一方首都坐下来畅谈战略合作时，再谈军事上的交流，无论是防长或军舰互访，还是中日韩联合军演，都将有一个互信的基础。
再将中日关系置于亚太区域大背景下考察，其内容与美国在远东的利益有不少重叠之处。由于日美同盟作为日本的战略基轴较长时间内不会改变，而韩国大国家党上台后将修补美韩同盟，再加上牢固的美澳同盟，亚太版北约已初具规模。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好战势力势必受到更大程度的抑制，而获得安全保障的日本则可能借助日美中首脑会谈机制，在不排斥美国影响的前提下与中国一道推进“东亚区域一体化”，而这一类似欧盟的共同体反过来又将调和并制约中日的分歧和矛盾。对日本来说，这是比遏制中国的“自由民主之弧”战略更为可取的接触中国、谋求共赢的路线。
中国的建构主义学者们，有对策了吗?
而中方的接待也可谓极尽隆重之能事：红地毯迎接；主席国宴；总理相陪，同场切磋球技；北京大学学生1小时内10次鼓掌；更有孔庙以最高级别的八佾天子之礼迎接。12月28日会后，温家宝总理更宣布“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于今年春天樱花盛开的时候访问日本”，满足了已经9年没有中国元首来访的日本官方的期待，是对日方的投桃报李。
除了这些具体而微的访问成果，福田康夫还在与中国人面对面的交流中表达了日本政坛稳健派意图重构对华战略的某些思考。而从中国国家领导人到北大学生都刻意重提乃父福田纠夫和他的亚洲外交之友善，分明是想拉近宾主关系，期望康夫君能够接续1970年代末开始的中日全面友好。或许，中日关系如他所言：“福田到了，就是福到了。”
综观种种情形，福田此番访问非常务实，虽有避重就轻之嫌，但又恰到好处。正如他在北大演讲时所言：“我认为日中两国的未来不是选择合作还是对立的问题，而是如何寻求有效的、负责任的方式开展合作的问题。”这说明福田的来访正是战略互惠关系深化及细化的开始，福田的以民促官，增进文化交流就是明证。不过，这段话同时也暗示着，对中日关系的未来应该呈现怎样一种形态，福田还未考虑成熟，仅抛出了一个“创造性合作伙伴”的概念。当然，只要能将战略互惠关系维持下去，10年之内应该就会有所突破。
超越双边框架
36年前，田中角荣首相踏上中国土地，与周恩来总理在机场握手的一瞬间，宣告了中日关系正常化，直接导致6年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今年亦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然而，这一切仅仅依靠双边努力不可能实现，当时中苏角力的国际形势在中日关系正常化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早在1958年，中国就提出了中日关系三原则。其后，双边民间和半官方往来频繁，但关系正常化仍旧悬而难下，更有佐藤荣作时期的倒退。直到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爆发，苏联在远东大兵压境，才迫使中日加快建交的步伐。而1972年尼克松访华更充当了最有力的助推剂。反之，自1993年起，中日关系无可救药地恶化，这其中就有共同敌人苏联解体的因素，导致双方丧失了共同的战略基础。
将福田此次涉及的议题一一罗列就会发现，多半都已经超越了中日的双边框架：台湾问题与美国挂钩；朝鲜问题更涉及六方利益；东海局势容易擦枪走火，一旦如此，难免波及台湾，引起美国干预；环保问题如沙尘暴不但波及日韩，有时甚至会影响欧美往返中国的国际航班；而福田对于天津滨海新区的重视不仅有日方“泛日本海经济圈”的构想在其中，更与韩国自卢泰愚以来的开发西海岸计划暗合。
在北大演讲时，福田康夫详细阐述了战略互惠关系的三大支柱，即互利合作、国际贡献和战略互信。其中，国际贡献一节虽然在篇幅上不及其他两项，但涉及问题最多：反恐斗争、气候变化、朝鲜问题、东北亚区域稳定、联合国改革以及援助非洲。福田还说：“两国不应只埋头于狭义的日中关系的议题之中，还应把目光扩展到两国关系的彼岸，顺应时代潮流，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稳定和发展进行合作。”
理解福田这段与其前任“价值观外交”有相通之处但更有大不同的话，可以从两个区域化视角出发。从东北亚的角度看，中日韩三边互动大有可为。目前三边的互动模式如中日韩在朝鲜核谈判时的合作，以及借用东盟或APEC桌椅的三边会谈，由于缺乏经济纽带上的共同愿景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实，中日韩三方经贸往来虽频，却各成体系，未能联成统一的区域共同市场，尤其中国经济相对落后的北方与韩国不发达的西海岸联成了一块被忽略的地域，反之，以上海为龙头的中国南方和以釜山为代表的韩国东海岸都是日资集中的发达地区。中国曾努力打造渤海经济圈，韩国也筹划“西海岸时代”，但结果都不甚理想。韩国新总统李明博计划开凿京釜大运河，实际上就是将朝向中国的西海岸和朝向日本的东海岸联结起来，充当中日经贸的中转站，一如新罗时代张保皋的清海镇一样。如此一来，不仅中日韩经济上可形成良性互动，政治上也有了可冲淡不愉快记忆的新话题。当政治上三方首脑能够定期在一方首都坐下来畅谈战略合作时，再谈军事上的交流，无论是防长或军舰互访，还是中日韩联合军演，都将有一个互信的基础。
再将中日关系置于亚太区域大背景下考察，其内容与美国在远东的利益有不少重叠之处。由于日美同盟作为日本的战略基轴较长时间内不会改变，而韩国大国家党上台后将修补美韩同盟，再加上牢固的美澳同盟，亚太版北约已初具规模。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好战势力势必受到更大程度的抑制，而获得安全保障的日本则可能借助日美中首脑会谈机制，在不排斥美国影响的前提下与中国一道推进“东亚区域一体化”，而这一类似欧盟的共同体反过来又将调和并制约中日的分歧和矛盾。对日本来说，这是比遏制中国的“自由民主之弧”战略更为可取的接触中国、谋求共赢的路线。
中国的建构主义学者们，有对策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