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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魏晋南北朝时期被称为“文学自觉的时代”，曹丕的《典论·论文》是这个时期文学批评的重要作品，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较早的一篇专论，文中探讨了作家气质与文体风格的关系，对文学和文学批评地位的提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这篇文章入手，可以窥视魏晋时期文学批评的现状，并以此对其未来的发展动向进行探讨。
关键字：曹丕《典论·论文》文学批评
一、文学批评的性质：由人才性向艺术性过渡
对于“才性”的关注，起于汉末军阀纷争。国家急需大量的贤能才士，如何正确地辨才、识才、选才、用才成为了当时统治者的头号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土分裂、战乱不断，政权更迭的压力让“人才”显得更为重要，因此，逐渐开始出现对“才性”问题的深入探讨，这种探讨带有很强的实用性目的，曹操掌权之后，在《求贤令》中提出的“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是为典型，继而得出“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的治国策略，重才而轻德，一个“唯”字，可以看出才性在当时已经取代家室、品行等条件，成为新的衡量标准了。
曹丕称帝后，受曹操的影响，对才性的关注依然很高，但区别于单纯的功利需求，才性开始与艺术创作和品评相结合，即人才性向艺术性的过渡，这种过渡的一大表现就在于《典论·论文》中“审己以度人”的批评原则。
文章开篇，以“文人相轻”为切入点展开论证，把这种看似自古以来的风气拿出来，并用班固来做例证，说文人都有用自己擅长之处看旁人不擅长之处的弊病，就像俚语说的：“家有敝帚，享之千金。”然后细数“七子”之所长，来批评文人们“安于自现”的不良心理，条理清晰有理有据，呼应了第一段末的“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的作文目的，也从正面提出了“审己以度人”的批评原则。
这一原则的提出，就意味着对才性的关注已从经世致用的层面向艺术成就的层面转变，不再一味从选拔的角度定义才性，而是从自我认知和评判他人的角度进行了肯定。刘劭的《人物志》将人才学落到实践，才气成为学者的分类标准，并承认大多数人都不可能擅长所有的东西，因此很少有“全才”。在此基础上，到《世说新语》，已经形成一种对风度的自觉，并开始出现倾向化的追求。直到刘勰的《文心雕龙》及其后的文学批评中，才着重对艺术性的探讨，也就逐渐实现了艺术的自觉，学者们使用与人相关的品评术语，如“风”“骨”“神”“筋”等，而诸如《诗品》《书品》《古画品录》等艺术品评的著作，也时时处处都体现着对人自身的体悟。“品”的概念先是用在人的才性，而后才延伸到艺术，可见在这过程中，人的存在是统贯始终的，即使到了后半段，人与艺术也结合得非常紧密。
二、文学批评的尺度：宇宙论、伦理学向美学转化
曹丕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个以气论文之人，但“气”的说法却出现甚早，在甲骨文、金文和小篆中，都有明确的“气”字的写法。《说文》曰：“气，云气也。象形。凡气之属皆从气。去既切。”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最初关于气的理解时，它表达的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因其无形可寻，后来逐渐地被神秘化，参与到中国古代宇宙论的建构中，这种包容一切、生生不息的特殊形态正与先民对宇宙的认知相契合，也间接地形成了中国文化中相对于实体更注重性质的特征。
先秦之后，“气”也被用在解释与人体相关的方面，逐渐进入伦理学的范畴，而对曹丕的“文气说”影响最直接的应该是汉代王充的“气禀说”，在这里，气对人的影响已经从广泛的精神细化到具体的气质风格，“万物之生，皆禀元气”，气是万物之本，人与物的特征表现，直接取决于其所受的“自然之气”，气不同，则人不同。到曹丕之时，他在继承前朝的基础上，开了以气论文的先河，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作者之气决定了作品的风格，且气有清浊之分，人各不同。若以音乐类比，则是“曲度虽均，节奏同檢，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完全相同的技巧难以传授。
从自然之气到宇宙元气，再到人之精气，而后到“文气”，气的涵义的从宇宙论到伦理学，最终进入美学的范畴，也从对人才评判的标准逐渐演化成文艺品鉴的尺度，这是文学批评史上的一大突破，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必然。由个体气质所决定的文学作品，其语辞气势与整体风貌中，必定渗透了个体的“情”，而不单单是“才”。很多时候，“才”都是表情达意所必要的技能，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语言文字有这种社会功能，我们常常把说话来代替行动，捏造事实，乔装改扮思想和情感……也就是刘勰早些指出来的：‘心非郁陶……此为文而造情也。’”气的内涵，本身就贯通万物，因此用它作为既感于万物又发于内情的文学艺术的鉴赏标准，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文学批评的对象：诗的本质对单纯功用论的游离在魏晋之前
诗具有对社会和政治的双重依附性，《尚书·尧典》中已有“诗言志”的记载，这里的诗是一种教化的方式。春秋时期，从作诗言志到赋诗言志，诗在表达美刺方面的政治功用不断加强。从孔子的诗论到《诗大序》，诗的表达方式和评判标准有了部分改变，但根本上，还是在强调诗的时政和伦理功能，而很少从文学本身的角度进行探讨。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学始终和政治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似乎没有出现所谓的“纯文学”，但是曹丕对文学本身的作用的不同见解，还是将文学从功用论中脱离了一段距离。
《典论·论文》的末段，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这里文学的成就已经超过了政治的功绩，现世的荣耀财富都是有限的，只有好的文学能够流芳千古，成为永恒的存在。法国现代诗人波德莱尔也在其诗《腐尸》中写道：“旧爱虽已分解，可是，我已保存，爱的形姿和爱的神髓。”只有用“诗”来保存，才能摆脱死亡的界限，让爱情永垂不朽。
曹丕的创见，有其自身的原因。《典论·论文》中慨叹：“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正如刘大杰所说：“才质愈是聪明、情感愈是敏锐的人，这种幻灭感愈是深切。神仙长生之道，既是不可靠，因此他想把他有限的生命，寄托到文学里去。”用以概括曹丕十分恰当。在《与吴质书》中，这种对人生幻灭、时间飞逝的感叹和对不朽的渴望，表达得更为明显：“年行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这种无奈与叹息无处排解，只能诉诸诗作，而文学也因此被暂时地架至国家人生之上，成为实现不朽的唯一方法。 在此基础上，曹丕对文学的风格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区分，《典论·论文》中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不同文体有不同风格，而曹丕对“诗赋欲丽”极为推崇，即文章华丽好看，乃是“美”。此外，曹丕重“逸气”，即“壮”，且倾向文章刚健遒劲，即“力”，故大致上是强调一种力与美相得益彰的文学形式。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酒之关系》中总结道：“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这一点，在曹丕所作诗赋中也显而易见，如《十五》：“雉雊山鸡鸣，虎啸谷风起。号罴当我道，狂顾动牙齿。”寥寥几句，就将登山远望之大气势表现出来，令人难忘。这种崇尚力和美的文风，与前代的诗言志、诗育人不同，一定程度上可看作对“纯文学”的追求。
结语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文学艺术，甚至哲学，都非常注重主体性、经验性，可见人始终被置于文学的重要位置，这也造成文学创作、文學批评中对内容的关注往往高于对形式的关注，内心的体悟与精神的颤动决定着内容的丰满与否。在曹丕的时代，学者们对于外物和情感在文学艺术上产生的影响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但通过《典论·论文》，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对人和文学艺术之间关系的尝试，而其中针对文学的本质问题作出的讨论，对于魏晋南北朝及之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0-1.
[2] 曹丕著，魏宏灿校注.曹丕集校注[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10-1.
[3] 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4-4-4.
[4]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6.
[5]刘大杰.魏晋思想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2-1.
[6] 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同心出版社，2014-5-1.
[7] 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0-2-1.
[8]许慎 ，徐铉校定.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3-7-1.
作者单位：济南大学泉城学院
关键字：曹丕《典论·论文》文学批评
一、文学批评的性质：由人才性向艺术性过渡
对于“才性”的关注，起于汉末军阀纷争。国家急需大量的贤能才士，如何正确地辨才、识才、选才、用才成为了当时统治者的头号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土分裂、战乱不断，政权更迭的压力让“人才”显得更为重要，因此，逐渐开始出现对“才性”问题的深入探讨，这种探讨带有很强的实用性目的，曹操掌权之后，在《求贤令》中提出的“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是为典型，继而得出“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的治国策略，重才而轻德，一个“唯”字，可以看出才性在当时已经取代家室、品行等条件，成为新的衡量标准了。
曹丕称帝后，受曹操的影响，对才性的关注依然很高，但区别于单纯的功利需求，才性开始与艺术创作和品评相结合，即人才性向艺术性的过渡，这种过渡的一大表现就在于《典论·论文》中“审己以度人”的批评原则。
文章开篇，以“文人相轻”为切入点展开论证，把这种看似自古以来的风气拿出来，并用班固来做例证，说文人都有用自己擅长之处看旁人不擅长之处的弊病，就像俚语说的：“家有敝帚，享之千金。”然后细数“七子”之所长，来批评文人们“安于自现”的不良心理，条理清晰有理有据，呼应了第一段末的“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的作文目的，也从正面提出了“审己以度人”的批评原则。
这一原则的提出，就意味着对才性的关注已从经世致用的层面向艺术成就的层面转变，不再一味从选拔的角度定义才性，而是从自我认知和评判他人的角度进行了肯定。刘劭的《人物志》将人才学落到实践，才气成为学者的分类标准，并承认大多数人都不可能擅长所有的东西，因此很少有“全才”。在此基础上，到《世说新语》，已经形成一种对风度的自觉，并开始出现倾向化的追求。直到刘勰的《文心雕龙》及其后的文学批评中，才着重对艺术性的探讨，也就逐渐实现了艺术的自觉，学者们使用与人相关的品评术语，如“风”“骨”“神”“筋”等，而诸如《诗品》《书品》《古画品录》等艺术品评的著作，也时时处处都体现着对人自身的体悟。“品”的概念先是用在人的才性，而后才延伸到艺术，可见在这过程中，人的存在是统贯始终的，即使到了后半段，人与艺术也结合得非常紧密。
二、文学批评的尺度：宇宙论、伦理学向美学转化
曹丕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个以气论文之人，但“气”的说法却出现甚早，在甲骨文、金文和小篆中，都有明确的“气”字的写法。《说文》曰：“气，云气也。象形。凡气之属皆从气。去既切。”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最初关于气的理解时，它表达的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因其无形可寻，后来逐渐地被神秘化，参与到中国古代宇宙论的建构中，这种包容一切、生生不息的特殊形态正与先民对宇宙的认知相契合，也间接地形成了中国文化中相对于实体更注重性质的特征。
先秦之后，“气”也被用在解释与人体相关的方面，逐渐进入伦理学的范畴，而对曹丕的“文气说”影响最直接的应该是汉代王充的“气禀说”，在这里，气对人的影响已经从广泛的精神细化到具体的气质风格，“万物之生，皆禀元气”，气是万物之本，人与物的特征表现，直接取决于其所受的“自然之气”，气不同，则人不同。到曹丕之时，他在继承前朝的基础上，开了以气论文的先河，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作者之气决定了作品的风格，且气有清浊之分，人各不同。若以音乐类比，则是“曲度虽均，节奏同檢，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完全相同的技巧难以传授。
从自然之气到宇宙元气，再到人之精气，而后到“文气”，气的涵义的从宇宙论到伦理学，最终进入美学的范畴，也从对人才评判的标准逐渐演化成文艺品鉴的尺度，这是文学批评史上的一大突破，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必然。由个体气质所决定的文学作品，其语辞气势与整体风貌中，必定渗透了个体的“情”，而不单单是“才”。很多时候，“才”都是表情达意所必要的技能，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语言文字有这种社会功能，我们常常把说话来代替行动，捏造事实，乔装改扮思想和情感……也就是刘勰早些指出来的：‘心非郁陶……此为文而造情也。’”气的内涵，本身就贯通万物，因此用它作为既感于万物又发于内情的文学艺术的鉴赏标准，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文学批评的对象：诗的本质对单纯功用论的游离在魏晋之前
诗具有对社会和政治的双重依附性，《尚书·尧典》中已有“诗言志”的记载，这里的诗是一种教化的方式。春秋时期，从作诗言志到赋诗言志，诗在表达美刺方面的政治功用不断加强。从孔子的诗论到《诗大序》，诗的表达方式和评判标准有了部分改变，但根本上，还是在强调诗的时政和伦理功能，而很少从文学本身的角度进行探讨。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学始终和政治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似乎没有出现所谓的“纯文学”，但是曹丕对文学本身的作用的不同见解，还是将文学从功用论中脱离了一段距离。
《典论·论文》的末段，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这里文学的成就已经超过了政治的功绩，现世的荣耀财富都是有限的，只有好的文学能够流芳千古，成为永恒的存在。法国现代诗人波德莱尔也在其诗《腐尸》中写道：“旧爱虽已分解，可是，我已保存，爱的形姿和爱的神髓。”只有用“诗”来保存，才能摆脱死亡的界限，让爱情永垂不朽。
曹丕的创见，有其自身的原因。《典论·论文》中慨叹：“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正如刘大杰所说：“才质愈是聪明、情感愈是敏锐的人，这种幻灭感愈是深切。神仙长生之道，既是不可靠，因此他想把他有限的生命，寄托到文学里去。”用以概括曹丕十分恰当。在《与吴质书》中，这种对人生幻灭、时间飞逝的感叹和对不朽的渴望，表达得更为明显：“年行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这种无奈与叹息无处排解，只能诉诸诗作，而文学也因此被暂时地架至国家人生之上，成为实现不朽的唯一方法。 在此基础上，曹丕对文学的风格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区分，《典论·论文》中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不同文体有不同风格，而曹丕对“诗赋欲丽”极为推崇，即文章华丽好看，乃是“美”。此外，曹丕重“逸气”，即“壮”，且倾向文章刚健遒劲，即“力”，故大致上是强调一种力与美相得益彰的文学形式。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酒之关系》中总结道：“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这一点，在曹丕所作诗赋中也显而易见，如《十五》：“雉雊山鸡鸣，虎啸谷风起。号罴当我道，狂顾动牙齿。”寥寥几句，就将登山远望之大气势表现出来，令人难忘。这种崇尚力和美的文风，与前代的诗言志、诗育人不同，一定程度上可看作对“纯文学”的追求。
结语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文学艺术，甚至哲学，都非常注重主体性、经验性，可见人始终被置于文学的重要位置，这也造成文学创作、文學批评中对内容的关注往往高于对形式的关注，内心的体悟与精神的颤动决定着内容的丰满与否。在曹丕的时代，学者们对于外物和情感在文学艺术上产生的影响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但通过《典论·论文》，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对人和文学艺术之间关系的尝试，而其中针对文学的本质问题作出的讨论，对于魏晋南北朝及之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0-1.
[2] 曹丕著，魏宏灿校注.曹丕集校注[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10-1.
[3] 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4-4-4.
[4]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6.
[5]刘大杰.魏晋思想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2-1.
[6] 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同心出版社，2014-5-1.
[7] 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0-2-1.
[8]许慎 ，徐铉校定.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3-7-1.
作者单位：济南大学泉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