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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非凡的文物被另项最后表述,显然区别于重大的发明创造,区别于夺人眼球的珍品文物。但既冠以“意义非凡”的定语,就是说它们会具有不容忽视的、特殊的文物价值。
香飘千年:中国最早的香熏
香熏起源于史前、盛行于秦汉,灿烂于唐宋,绵延于明清。用石、玉、陶、瓷、铜、竹等材料制作。器形繁复,有匣形、盒形、钵形、鼎形、球形、筒形、笼形;莲花形、桃形、灵芝形;鸭形、鹤形、狮形;博山形等。香熏所用香料产于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台湾等区域,不少产于境外,有枫香、白胶香、麝香、甲香、豆蔻香、詹糖香、沉香、郁金香等。香薰的使用功能分为两大块:生活中的驱除蚊蝇、芳香空气,提神醒脑,熏衣留香和意识形态的礼仪上的“熏香”、宗教上的“焚香”、坐课哲思的“香席”。由于香熏使用的对象大都是皇家贵族或有地位的文人雅士,因此,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几乎件件都是精品。
很有意思,最早的香熏发现在上海,中间还出土过汉代的瓷质熏炉等,明代更有以小巧玲珑、精雕细刻、纹饰高雅的文人气息而独树一帜的“刘阮入天台”图竹刻香熏等。
人类最早的觅食活动是采集与狩猎,野外的露营、洞穴生活及十分简单的衣着,使他们被无所不在、避之不及的蚊叮虫咬搅得寝食不宁苦不堪言。也许是偶尔雷击引起的丛林大火或炊烤的烟幔,能有效驱阻蚊蝇害虫启发了他们,先民们开始有意识地在自己的栖息地堆起树枝蒿草焚烧。以后又逐渐发现一些松柏等芳香型植物,不但有更佳的驱虫效果,而且有提神醒脑的作用。在此基础上,随着时间的推延,经验的积累,用材更加细化和明确。与此同时,中国先民历来对天地十分敬重、敬畏,但当时毕竟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知道有何途径可以与天地沟通。他们直观地发现高山离天最近,就爬上山顶去接近上天;发现飞鸟能凭空直冲蓝天,就用木、象牙、美玉刻成鹰鸟,作为他们的助手,以与上天取得联络。终于有一天,他们发现青烟轻扬,也能升上高高的天空而去,于是对烟火寄予了厚望。他们甚至在山丘上或平地上堆筑高坛作为祭坛,把玉帛、牺牲放在柴堆上焚烧祭天,让上升的烟火帮子民捎去敬呈上天享用的珍贵礼物,以期上天降福于人间。这种习俗演绎发展到后来,为了让先人在另一个世界中享用,直接衍生出了焚烧衣物的形式,另外还深入、细化出各种香熏文化形式。由简单的切割和研磨原材料的熏、烤,又制成为香丸、香饼,或悬吊燃用的盘香、插置点燃的粗长型棒香和细小的线香。人们在书房中、卧室内、宫殿间、祭坛前、供桌上、墓地里,选择不同的香型,提神醒脑、驱除蚊蝇、礼仪宾客,或香烟直上捎去信息、捎去供品给先人和天界。从最近的一份资料上发现,人们仅用于闻香的器具就有取火罐、香炭盒、香盒、香匙、香夹、押灰扇、探针、顶花、灰铲、香帚等多种。而所用的熏料也由开始时的一般的茅草、树枝,一般的芳香型植物,到有选择地寻觅、培植效果更佳的香料。闻香的过程则对坐姿、捧炉、鼻嗅、体会、传位等有更严格的程式要求,甚至需要即时在香笺上笔录,依灵敏的感官和丰富的想像力,用借景、赋诗诸形式,留下对香道气息的感触和心得。
然而,所有这些,似乎都源自四千多年前上海福泉山遗址良渚大墓所出的这件陶熏。
石镜与陶镜有专家认为都是明器,是不实用的、仅供死人随葬的东西。现在从亭林石镜实际使用的情况看就不一定了,因为只要在磨光的一面抹上清水,效果很好。陶镜怎么回事,笔者没有看到不敢妄下断言,但如果将良渚文化细洁光滑的黑衣陶做成光滑的镜子状,再在上面抹上清水,相信效果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在金属尚未发明的时候,石镜和陶镜应该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至于以后如汉代滑石镜等,因确无照面的功能,应该是明器。
良渚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最发达的文化之一,从一些贵族首领或王的大墓中曾经出土过大量的玉、石、骨、牙雕饰品,结合亭林石镜的发现,说明良渚人已经十分在意仪表方面问题。由于良渚贵族首领或王多兼职巫师,他们负有频繁的通天的神务,除了头上的挂饰,面孔上还要彩色纹面,镜子的使用已经十分频繁。北方萨满教的萨满(同巫师的职能)作法时,挂在身上的众多法器中也有托里(指铜镜),因此,不排除良渚巫师把石镜作为照妖、驱鬼的法器来使用。
针拨即明:
出土文物上首见成功案例
1980年在南汇坦直镇发现的一方墓志铭,志文主要记载了明嘉靖年间坦直乡绅倪镛之妇陶氏的生平,颂扬她“内支其家,外御人侮,辑睦勤力,竟无可乘之爨”的善理家务的事迹。其中:“长子济病没,过哀,哭之,失明且十年,医不能治。淑秉精诚,旦夕□□□□□□□□□针至门者,云:善转。就之,即复明如故时”一段,读来颇为蹊跷,尤其是那些缺损的字,使内容的理解更加困难。缺字前比较明白,说陶氏对大儿子的过早夭亡,悲痛过度,哭瞎了眼睛,十年之久竟无医生为她治愈。缺字后面,显然是说有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用“针”治好了陶氏的眼睛,而且恢复光明跟过去一样。问题是这位医生使用了什么针?采用了什么医术?令人无从判断。
经查《乾隆南汇县志》,在人物志中发现陶氏次子倪淑传,记有“母丧明,日夜焚香祈祷,后遇异人,针两眦,目复明。”《光绪南汇县志》则说倪淑“因母丧明,日夜祷天,遇异人,针两眦,即愈。”很清楚,志文的九个缺字,应该是“焚香、祷天、遇异人”等相类似的语句。剔除“焚香、祷天”之类的虚无的成分,志书上“遇异人、针两眦”,“目复明”,“即愈”,志文“……善转,就之,即复明如故时”等记述,是我们进行探讨的重要线索。
我国古代的医针,早在先秦的《左传》中已有述及,在《黄帝内经》上有关于“九针”的长短、形制、主症,以及它们可以用于针灸、按摩及外科手术的详细记载。战国初年的文献上已有记载。“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针)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春秋·左传·成公十年》)1972年甘肃武威发现有关针灸术的汉简,山东汉代画像石上也有形象的针灸图,以后唐王涛《外台秘要》卷二十一《出眼疾候一首》,明代傅仁宇《审视瑶函·拨内障手法》等不少文献有针拨白内障医术的记载。给陶氏医眼的“异人”用了什么针?医的哪种眼疾?
上海龙华医院眼科专家邹菊生教授分析,如果志文提及的针是金针,所用的方法为针灸术,那么临床认为对哀哭致盲,一般有以下几症能取得较好的疗效:一是角膜感染后生成一种薄衣,盖住瞳孔;二是眼底出血,阻隔了视网膜;另有一种可能是视神经微缩,影响视力。但这三种眼疾,用针灸治疗,愈期都很慢,与墓志记载“失明且十年”手术后双目“即复明如故时”,县志记载“即愈”所反映的很迅速的、似乎是一次性的情况相矛盾,所以,上列病症可以排除。那么陶氏所患的眼疾,会不会是白内障?“异人”采用的医术会不会是针拨白内障的方法?邹医生认为完全可能。从致病的原因来看,过分的情感郁结,能使一些原来尚存一定视力的白内障患者症状迅速恶化并致盲;另一方面,白内障患者采用针拨术治疗,能够达到当场动手术,当场复明的效果。而志文中出现民间医生“善转”一语,更增大了这一可能的存在。
江浙一带,人们至今对盲人有“瞳人反背”一义的认识,认为人的眼睛能否看到东西,主要取决于眼睛里的“瞳人”,“瞳人”朝前,,眼睛就能看清面前的一切,朝后则。当然,人的眼睛里本不存在什么“瞳人”,这不过是人们对瞳孔的朦胧认识。但正因为有此一说,所以古代“善转”就能与今天“擅长针拨白内障医术”相通了。因为针拨白内障的手术过程,正是用医针将遮住瞳孔的白内障拨摘或压下的过程,而这一拨摘和压下的治疗过程,在一般人看来与转变瞳人方向的过程无异。据此,南汇坦直墓志铭记载的正是一件不用任何药物,仅凭一针挑拨即愈的,震惊世界的中国针拨白内障的成功医案。经检索,这也是我国出土文物上出现针拨白内障成功医案的最早、最直接的记录。据墓志上的纪年推算,此案应在明正德末年——1521年。
此方墓志铭上的文字由大名鼎鼎的才子文徵明篆书,其增加的人文价值则另当别论。文徵明是明代中期最著名的画家、书法家。美术史上将他与沈周、唐寅、仇英并列,合称“吴门四杰”。
贵妇珍藏:
中国诗赞系说唱文学的最早刻本
元明两代是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兴盛时期,元杂剧家关汉卿的《窦娥冤》,明戏剧家汤显祖的《牡丹亭》等,无论作者还是作品,在世界戏剧史上都是具有光彩夺目的地位。1967年上海嘉定城东澄桥村出土了北京永顺堂刊印的《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以下简称《说唱本》),是现存中国诗赞系说唱文学的最早刻本,在中国文学、戏曲和版画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它的发现,使人们弄清了“词话”的全貌;其中《花关索传》是研究《三国演义》不同版本的重要资料,《成化本》插图更是国内现存最早的戏曲小说的插图版画。
《说唱本》在地下五百多年,因受棺内石灰和尸液的侵蚀,出土时已黏连成块,不堪入目。后经修复专家的努力,放药水中浸泡,热水中蒸煮,清水中漂洗,竹篾片一页页挑剔,遂“起死回生”。《说唱本》的意义确实重要,影响也很大,惊动了中央,要征调到北京。当时马承源先生担心被当时负责文艺的江青扣留,特请馆里最好的摄影师,拍下每一页,以备不测。
说唱词话是唱本、鼓词、弹词的祖先,要认识《说唱本》并非易事,因为古代戏曲版本的研究历来就是一个冷僻的领域,繁琐、晦涩,难以表述,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其中有些内容在某些高手大家的妙笔下亦会出现引人入胜的情况。赵景深先生是复旦大学教授,是与鲁迅同时期的学者,也是我国最著名的戏曲史学家之一,生前曾一度坐镇上海博物馆,专门钻研表述。汪庆正研究员是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文物学泰斗、版本学家徐森玉的高足,并且是评弹“薛调”创始人薛筱卿先生的乘龙快婿,博学多才。《说唱本》由他们研究真是轻车熟路、水到渠成,其精华所在、珍贵程度让人一目了然。
也许是封建统治者的共症吧,他们对民间说唱都很反感,视若洪水猛兽。《元史》卷五十三《禁令》中,甚至将其归于民间子弟不务正业、聚众淫谑的明令禁止之列。然而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是,作为统治阶级一员的说唱本主人,竟是明朝西安府官僚宣昶的女人,她死了还要把它像宝贝一样珍藏在自己身边。
《说唱本》中的插图是木板刻画的。是现存最早的戏曲小说的插图版画。我国宋元时代书籍的插图版画大抵是上图下文的形式,而至此各篇插图的位置和形式发生了不少的变化。有每页上插图占1/3版面的,有间隔数页插一满版的,也有间隔数页插上下二幅合一页的。上图下文显然是承继了元代的风格。但多数是满版或二幅合一的形式,以前人们多认为这种形式形成于明万历时,现在至少可以提前到成化年间。这种文字与图画相映成趣,互为补充,增强感情效果的著书形式,使中国连环画的起源与演变增添了丰富的资料。所画的内容主要表现人物故事,画风也变工致为较粗犷,诸多的画幅内容,特别是许多形象化的东西,填补了文字描述上的欠缺。笔者粗粗地归纳了一下,图画中出现了品种繁多的兵器,车马、旌旗、城阙、房屋建筑、家具、鞋帽服饰。风俗、丧葬礼仪,杀戮刑罚等等,只要分门别类地摹画出各类图表,就是一份极有研究价值的历史资料。
其实,上海地区还发现相关的戏曲文物:如徐汇区斜土路出土明代戏台铜镜,采用高浮雕的形式,在圆形的镜背颇有层次感地用台前的雕栏、台顶的花檐、两侧的门扇,勾勒出一座明代相当华丽的舞台,而六个人物及神龟、仙鹤,在纵深的舞台中排列有序、饱满,姿态生动。从他们手中依稀辨认的团扇、玉版等的道具判断,他们似乎正在演绎人们耳熟能详的八仙故事。
中国展示文艺戏曲等内容的手法十分丰富,历史十分悠久,距今四五千年马家窑彩陶上的舞蹈,汉画像石上的杂技,金代砖雕上的杂剧,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一面很小的铜镜背面铸塑出如此复杂的风景与戏曲人物故事,这在中国铜镜史上更是罕见,这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感受到明代戏曲文化的普及及发达。
亘古鱼米:
最早发现的人工栽培水稻
稻米是人类的主食之一。1961年,在青浦崧泽遗址马家浜文化层清理到的炭化水稻谷粒,经浙江农业大学专家的鉴定,是人工栽培的粳稻和籼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同层木头的放射性碳素测定,距今约6000年。这是我国首次经科学发掘、鉴定并公布的人工栽培粳稻和籼稻。虽然最新发掘资料证明,我国栽培稻的历史已有一万年,但上海的率先发现,在我国水稻栽培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香飘千年:中国最早的香熏
香熏起源于史前、盛行于秦汉,灿烂于唐宋,绵延于明清。用石、玉、陶、瓷、铜、竹等材料制作。器形繁复,有匣形、盒形、钵形、鼎形、球形、筒形、笼形;莲花形、桃形、灵芝形;鸭形、鹤形、狮形;博山形等。香熏所用香料产于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台湾等区域,不少产于境外,有枫香、白胶香、麝香、甲香、豆蔻香、詹糖香、沉香、郁金香等。香薰的使用功能分为两大块:生活中的驱除蚊蝇、芳香空气,提神醒脑,熏衣留香和意识形态的礼仪上的“熏香”、宗教上的“焚香”、坐课哲思的“香席”。由于香熏使用的对象大都是皇家贵族或有地位的文人雅士,因此,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几乎件件都是精品。
很有意思,最早的香熏发现在上海,中间还出土过汉代的瓷质熏炉等,明代更有以小巧玲珑、精雕细刻、纹饰高雅的文人气息而独树一帜的“刘阮入天台”图竹刻香熏等。
人类最早的觅食活动是采集与狩猎,野外的露营、洞穴生活及十分简单的衣着,使他们被无所不在、避之不及的蚊叮虫咬搅得寝食不宁苦不堪言。也许是偶尔雷击引起的丛林大火或炊烤的烟幔,能有效驱阻蚊蝇害虫启发了他们,先民们开始有意识地在自己的栖息地堆起树枝蒿草焚烧。以后又逐渐发现一些松柏等芳香型植物,不但有更佳的驱虫效果,而且有提神醒脑的作用。在此基础上,随着时间的推延,经验的积累,用材更加细化和明确。与此同时,中国先民历来对天地十分敬重、敬畏,但当时毕竟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知道有何途径可以与天地沟通。他们直观地发现高山离天最近,就爬上山顶去接近上天;发现飞鸟能凭空直冲蓝天,就用木、象牙、美玉刻成鹰鸟,作为他们的助手,以与上天取得联络。终于有一天,他们发现青烟轻扬,也能升上高高的天空而去,于是对烟火寄予了厚望。他们甚至在山丘上或平地上堆筑高坛作为祭坛,把玉帛、牺牲放在柴堆上焚烧祭天,让上升的烟火帮子民捎去敬呈上天享用的珍贵礼物,以期上天降福于人间。这种习俗演绎发展到后来,为了让先人在另一个世界中享用,直接衍生出了焚烧衣物的形式,另外还深入、细化出各种香熏文化形式。由简单的切割和研磨原材料的熏、烤,又制成为香丸、香饼,或悬吊燃用的盘香、插置点燃的粗长型棒香和细小的线香。人们在书房中、卧室内、宫殿间、祭坛前、供桌上、墓地里,选择不同的香型,提神醒脑、驱除蚊蝇、礼仪宾客,或香烟直上捎去信息、捎去供品给先人和天界。从最近的一份资料上发现,人们仅用于闻香的器具就有取火罐、香炭盒、香盒、香匙、香夹、押灰扇、探针、顶花、灰铲、香帚等多种。而所用的熏料也由开始时的一般的茅草、树枝,一般的芳香型植物,到有选择地寻觅、培植效果更佳的香料。闻香的过程则对坐姿、捧炉、鼻嗅、体会、传位等有更严格的程式要求,甚至需要即时在香笺上笔录,依灵敏的感官和丰富的想像力,用借景、赋诗诸形式,留下对香道气息的感触和心得。
然而,所有这些,似乎都源自四千多年前上海福泉山遗址良渚大墓所出的这件陶熏。
石镜与陶镜有专家认为都是明器,是不实用的、仅供死人随葬的东西。现在从亭林石镜实际使用的情况看就不一定了,因为只要在磨光的一面抹上清水,效果很好。陶镜怎么回事,笔者没有看到不敢妄下断言,但如果将良渚文化细洁光滑的黑衣陶做成光滑的镜子状,再在上面抹上清水,相信效果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在金属尚未发明的时候,石镜和陶镜应该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至于以后如汉代滑石镜等,因确无照面的功能,应该是明器。
良渚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最发达的文化之一,从一些贵族首领或王的大墓中曾经出土过大量的玉、石、骨、牙雕饰品,结合亭林石镜的发现,说明良渚人已经十分在意仪表方面问题。由于良渚贵族首领或王多兼职巫师,他们负有频繁的通天的神务,除了头上的挂饰,面孔上还要彩色纹面,镜子的使用已经十分频繁。北方萨满教的萨满(同巫师的职能)作法时,挂在身上的众多法器中也有托里(指铜镜),因此,不排除良渚巫师把石镜作为照妖、驱鬼的法器来使用。
针拨即明:
出土文物上首见成功案例
1980年在南汇坦直镇发现的一方墓志铭,志文主要记载了明嘉靖年间坦直乡绅倪镛之妇陶氏的生平,颂扬她“内支其家,外御人侮,辑睦勤力,竟无可乘之爨”的善理家务的事迹。其中:“长子济病没,过哀,哭之,失明且十年,医不能治。淑秉精诚,旦夕□□□□□□□□□针至门者,云:善转。就之,即复明如故时”一段,读来颇为蹊跷,尤其是那些缺损的字,使内容的理解更加困难。缺字前比较明白,说陶氏对大儿子的过早夭亡,悲痛过度,哭瞎了眼睛,十年之久竟无医生为她治愈。缺字后面,显然是说有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用“针”治好了陶氏的眼睛,而且恢复光明跟过去一样。问题是这位医生使用了什么针?采用了什么医术?令人无从判断。
经查《乾隆南汇县志》,在人物志中发现陶氏次子倪淑传,记有“母丧明,日夜焚香祈祷,后遇异人,针两眦,目复明。”《光绪南汇县志》则说倪淑“因母丧明,日夜祷天,遇异人,针两眦,即愈。”很清楚,志文的九个缺字,应该是“焚香、祷天、遇异人”等相类似的语句。剔除“焚香、祷天”之类的虚无的成分,志书上“遇异人、针两眦”,“目复明”,“即愈”,志文“……善转,就之,即复明如故时”等记述,是我们进行探讨的重要线索。
我国古代的医针,早在先秦的《左传》中已有述及,在《黄帝内经》上有关于“九针”的长短、形制、主症,以及它们可以用于针灸、按摩及外科手术的详细记载。战国初年的文献上已有记载。“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针)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春秋·左传·成公十年》)1972年甘肃武威发现有关针灸术的汉简,山东汉代画像石上也有形象的针灸图,以后唐王涛《外台秘要》卷二十一《出眼疾候一首》,明代傅仁宇《审视瑶函·拨内障手法》等不少文献有针拨白内障医术的记载。给陶氏医眼的“异人”用了什么针?医的哪种眼疾?
上海龙华医院眼科专家邹菊生教授分析,如果志文提及的针是金针,所用的方法为针灸术,那么临床认为对哀哭致盲,一般有以下几症能取得较好的疗效:一是角膜感染后生成一种薄衣,盖住瞳孔;二是眼底出血,阻隔了视网膜;另有一种可能是视神经微缩,影响视力。但这三种眼疾,用针灸治疗,愈期都很慢,与墓志记载“失明且十年”手术后双目“即复明如故时”,县志记载“即愈”所反映的很迅速的、似乎是一次性的情况相矛盾,所以,上列病症可以排除。那么陶氏所患的眼疾,会不会是白内障?“异人”采用的医术会不会是针拨白内障的方法?邹医生认为完全可能。从致病的原因来看,过分的情感郁结,能使一些原来尚存一定视力的白内障患者症状迅速恶化并致盲;另一方面,白内障患者采用针拨术治疗,能够达到当场动手术,当场复明的效果。而志文中出现民间医生“善转”一语,更增大了这一可能的存在。
江浙一带,人们至今对盲人有“瞳人反背”一义的认识,认为人的眼睛能否看到东西,主要取决于眼睛里的“瞳人”,“瞳人”朝前,,眼睛就能看清面前的一切,朝后则。当然,人的眼睛里本不存在什么“瞳人”,这不过是人们对瞳孔的朦胧认识。但正因为有此一说,所以古代“善转”就能与今天“擅长针拨白内障医术”相通了。因为针拨白内障的手术过程,正是用医针将遮住瞳孔的白内障拨摘或压下的过程,而这一拨摘和压下的治疗过程,在一般人看来与转变瞳人方向的过程无异。据此,南汇坦直墓志铭记载的正是一件不用任何药物,仅凭一针挑拨即愈的,震惊世界的中国针拨白内障的成功医案。经检索,这也是我国出土文物上出现针拨白内障成功医案的最早、最直接的记录。据墓志上的纪年推算,此案应在明正德末年——1521年。
此方墓志铭上的文字由大名鼎鼎的才子文徵明篆书,其增加的人文价值则另当别论。文徵明是明代中期最著名的画家、书法家。美术史上将他与沈周、唐寅、仇英并列,合称“吴门四杰”。
贵妇珍藏:
中国诗赞系说唱文学的最早刻本
元明两代是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兴盛时期,元杂剧家关汉卿的《窦娥冤》,明戏剧家汤显祖的《牡丹亭》等,无论作者还是作品,在世界戏剧史上都是具有光彩夺目的地位。1967年上海嘉定城东澄桥村出土了北京永顺堂刊印的《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以下简称《说唱本》),是现存中国诗赞系说唱文学的最早刻本,在中国文学、戏曲和版画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它的发现,使人们弄清了“词话”的全貌;其中《花关索传》是研究《三国演义》不同版本的重要资料,《成化本》插图更是国内现存最早的戏曲小说的插图版画。
《说唱本》在地下五百多年,因受棺内石灰和尸液的侵蚀,出土时已黏连成块,不堪入目。后经修复专家的努力,放药水中浸泡,热水中蒸煮,清水中漂洗,竹篾片一页页挑剔,遂“起死回生”。《说唱本》的意义确实重要,影响也很大,惊动了中央,要征调到北京。当时马承源先生担心被当时负责文艺的江青扣留,特请馆里最好的摄影师,拍下每一页,以备不测。
说唱词话是唱本、鼓词、弹词的祖先,要认识《说唱本》并非易事,因为古代戏曲版本的研究历来就是一个冷僻的领域,繁琐、晦涩,难以表述,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其中有些内容在某些高手大家的妙笔下亦会出现引人入胜的情况。赵景深先生是复旦大学教授,是与鲁迅同时期的学者,也是我国最著名的戏曲史学家之一,生前曾一度坐镇上海博物馆,专门钻研表述。汪庆正研究员是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文物学泰斗、版本学家徐森玉的高足,并且是评弹“薛调”创始人薛筱卿先生的乘龙快婿,博学多才。《说唱本》由他们研究真是轻车熟路、水到渠成,其精华所在、珍贵程度让人一目了然。
也许是封建统治者的共症吧,他们对民间说唱都很反感,视若洪水猛兽。《元史》卷五十三《禁令》中,甚至将其归于民间子弟不务正业、聚众淫谑的明令禁止之列。然而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是,作为统治阶级一员的说唱本主人,竟是明朝西安府官僚宣昶的女人,她死了还要把它像宝贝一样珍藏在自己身边。
《说唱本》中的插图是木板刻画的。是现存最早的戏曲小说的插图版画。我国宋元时代书籍的插图版画大抵是上图下文的形式,而至此各篇插图的位置和形式发生了不少的变化。有每页上插图占1/3版面的,有间隔数页插一满版的,也有间隔数页插上下二幅合一页的。上图下文显然是承继了元代的风格。但多数是满版或二幅合一的形式,以前人们多认为这种形式形成于明万历时,现在至少可以提前到成化年间。这种文字与图画相映成趣,互为补充,增强感情效果的著书形式,使中国连环画的起源与演变增添了丰富的资料。所画的内容主要表现人物故事,画风也变工致为较粗犷,诸多的画幅内容,特别是许多形象化的东西,填补了文字描述上的欠缺。笔者粗粗地归纳了一下,图画中出现了品种繁多的兵器,车马、旌旗、城阙、房屋建筑、家具、鞋帽服饰。风俗、丧葬礼仪,杀戮刑罚等等,只要分门别类地摹画出各类图表,就是一份极有研究价值的历史资料。
其实,上海地区还发现相关的戏曲文物:如徐汇区斜土路出土明代戏台铜镜,采用高浮雕的形式,在圆形的镜背颇有层次感地用台前的雕栏、台顶的花檐、两侧的门扇,勾勒出一座明代相当华丽的舞台,而六个人物及神龟、仙鹤,在纵深的舞台中排列有序、饱满,姿态生动。从他们手中依稀辨认的团扇、玉版等的道具判断,他们似乎正在演绎人们耳熟能详的八仙故事。
中国展示文艺戏曲等内容的手法十分丰富,历史十分悠久,距今四五千年马家窑彩陶上的舞蹈,汉画像石上的杂技,金代砖雕上的杂剧,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一面很小的铜镜背面铸塑出如此复杂的风景与戏曲人物故事,这在中国铜镜史上更是罕见,这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感受到明代戏曲文化的普及及发达。
亘古鱼米:
最早发现的人工栽培水稻
稻米是人类的主食之一。1961年,在青浦崧泽遗址马家浜文化层清理到的炭化水稻谷粒,经浙江农业大学专家的鉴定,是人工栽培的粳稻和籼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同层木头的放射性碳素测定,距今约6000年。这是我国首次经科学发掘、鉴定并公布的人工栽培粳稻和籼稻。虽然最新发掘资料证明,我国栽培稻的历史已有一万年,但上海的率先发现,在我国水稻栽培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