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近百年京张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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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如何界定“学者”与“90后”之间年龄概念的落差,是我初次接触王嵬时脑细胞聚集又扩散蹦出来的纠结。而这个纠结对于王嵬来说,并不算是个事儿,从“追火车的人”“民间铁路摄影者”,到如今的“铁路文化学者”,他都无声息地接受,他甚至不太希望别人称他为摄影师,“仅仅是摄影师那就太浅显了”,但也不会张狂地告诉那些崇拜者:看,我是学者了。
  2013年,王嵬曾在北京铁路文化宫举办题为《铁道摄影青春派美丽中国万里行》的摄影展。同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以他的故事为题材拍摄的专题纪录片《追火车》。他在博客中这样写道:“本片真实可信,有料有爱,严肃而扯淡,温柔亦不羁。”2015年又出版旅游摄影书籍《追火车》。然而,王嵬之于火车远不止于此。如果说王嵬一直专注于铁路风光摄影,那俨然已成为过去式,去年六月出版的《我的京张铁路》是为京张铁路量身打造,它记录的是百年京张厚重的历史。
  每次与王嵬联系采访的事儿,他都奔波在全国各地的铁路沿线。他总是很忙。而我们的谈话最终也应景地落到了行驶的火车上。他一张口满满的京味儿,伴着火车“轰隆,轰隆,轰隆隆”的颤动,还有不间断的旅人的打鼾声,以及窗外与火车碰撞的呼啸的风声。
  无用之用是为大用
  耿凤:在《我的京张铁路》之前,你已经出版了一本摄影集《追火车》,怎么会把镜头又集中在了京张铁路上?
  王嵬:其实早就策划过了。2005年我在北京铁路车迷网上发了一个叫“京张铁路知识”的帖子,那时候就想把京张铁路按照空间线的形式,从起点到终点串起来,但是当时对这条铁路的认识有限,出书可以说是天方夜谭。2013年,铁道出版社找到我,问我能不能按照空间线做一本有关京张铁路的书。我想那真是太好了,出书跟写帖子不同,那一定是得更精准、更精细地去做,历史不能瞎写,必须考证清楚,符合事实。
  从2013年到今年夏天,忙着《追火车》的同时,也忙《我的京张铁路》。《追火车》里也有关于京张铁路的内容,但没有深入,它大多是表现摄影的内容,教人怎么拍火车,去哪儿拍,而《我的京张铁路》这套书是以全线田野考察、沿线老职工与居民的口述历史、同机位新旧图片对比、已消逝场景手绘复原的方式,全面展现了京张铁路的历史变迁、历史遗存和文物现状。
  耿凤:是怎么计划的?
  王嵬:就是想按空间线,从北京到张家口串下來,每个区间都是独立的章节,每个章节又按照时间线,比如广安门车站,从1905年开建时是什么样子,到现在又是什么样子这样一个发展历程来展示。后来做着做着觉得太干巴了,像教科书一样,特别没劲,我就想着采取一些方法,比如以田野考察的方式,去沿线采访老人,从起点到终点,能想到的地方都要走着去转一转,得亲自走走,很多地方坐车是看不到的。
  耿凤:徒步这种方式能更直观地去亲近京张、发现京张。
  王嵬:可能跟生长环境有关系,我从小生活在京张铁路边上,身边都是老水塔、老机务站、老天桥什么的,对这些感情非常深。我就是觉得在时间的推移中,很多老的东西都消失了,比如西直门水塔在2006年的时候就被拆掉了,那时候我刚上高一,15岁,我只能看着他们拆,什么也做不了。水塔的拱门上边写着“中华民国7年7月建”,我就想着肯定是个老物件儿,赶紧给媒体打电话,经过媒体报道,老水塔近四吨重的拱门被送到了中国铁道博物馆。后来我又看着狼山站的老站牌被拆,北京北到清河的线路因为修京张高铁被拆除,111岁的南沙河大桥和北沙河大桥也因修京张高铁被拆除。很多事是无能为力的,自己阻止不了,但我能够凭自己的能力记录下来,那些细节、参数,以及一些老人的回忆,通过我的记录能让更多的人知道。
  另外,我觉得京张铁路的文物需要整体保护,它是一条线,不是一个点。每拆一个点,这条线上的东西就毁一点儿,逐渐地被蚕食掉是件非常糟糕的事儿,更何况这是咱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的第一条干线铁路,哪有中国人自个儿修的铁路被自己拆的道理?
  耿凤:你曾提到,一开始的时候是偷偷拿相机出去拍火车,为什么是“偷偷”?
  王嵬:怕大人说嘛,那时候是胶片,成本太高了。父母对我拍火车这个举动是有个转变过程的,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还有点反对,就觉得你将来靠什么吃饭啊,拍火车有什么用啊,他们会考虑得比较长远。我告诉他们说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我做这件事是很有意义的,我认为没有问题,我不是啃老族也不是富二代,但是我可以养活自己。现在的社会安全感肯定比我的父辈要强得多,什么编制啊,稳定啊,对我来说就是天方夜谭,太拘束。
  耿凤:田野考察都会和谁一起去?
  王嵬:这个不一定,有时候跟志同道合的朋友,有时候是我的父亲。有些地方我希望跟他分享。一开始他担忧我的安全问题,记得2015年年底我们去广安门那边出了车祸,父亲腰椎折了,很严重,我特不忍心。总之,我非常感谢他的支持,而且他还能当司机啊,帮我支三脚架啊,盯梢儿啊(笑)。
  我倒是希望有人跟我一块出来,溜溜达达的,毕竟一个人的发现能力有限,但是不一定谁都有空。
  耿凤:每天都是风餐露宿的日子,路上会不会觉得孤独?
  王嵬:我倒是觉得还行,徒步走京张线无数次,也有坐火车或者开车的时候,但事实证明不能偷懒,你以为效率高,可欲速则不达,很多东西必须慢慢走才会有所发现,得慢一些,再慢一些,踏踏实实的。
  我觉得这是一种独处,感觉还挺好的。这一路上,或者说做这本书的路上,有很多时间都是一个人在图书馆里看文献,在电脑前写东西,然后跟老爷子们聊天,哪有什么孤独,反而很有意思。
  耿凤:叔本华曾说过,“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可以完全成为自己……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是自由的。”
  王嵬:这就是我的追求所在,从没有过打退堂鼓。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吧,一是幸福指数特别高,二呢,就是不觉得累。也许我活着的意义就在于做好做精这件事。真正的火车是与周围物事的结合体   耿凤:书中参考了很多文献,还有黄色作背景的Tips,很温馨。像关于“女儿墙”的意思,引用了《辞源》《释名释宫室》等古文献中的解释。
  王嵬:对,这些文献全部都要看,我必须对这些史料有充分的认识,还有很多繁体字的,越看越上瘾。而且我有自己的判断,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看到需要的就会立刻摘下来。
  耿凤:那些手绘图片是凭借什么来复原的?
  王嵬:是根据老地图、老照片,或者地形地貌,比如老站房、老物件儿,甚至是老人的回忆,像土木车站就没有老照片,但是我知道它的等级是京张铁路中等级最低的小车站,那我就给那些老人看昌平站的照片,问他们土木站是不是也长这个样子,等等。每次都是问很多人,直到确认才会去画。
  耿凤:我在书中还看到你自制的车站模型,像西直门车站,为什么选择了这种表达方式?
  王嵬:那是用改造板做的,我就是想把西直门车站小时候的场景复原出来。2002年的时候,西直门车站南边有两个1909年的老车库被拆了,当时就觉着没拍到照片太可惜了,要不然给它画出来吧,关于西直门车站我画了很多,后来觉得画也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情了,我还想看到更实际的,那就做成模型表现出来好了。
  耿凤:做了多长时间?
  王嵬:断断续续做了一年多才完成,想着做戏得做足啊(笑),搭建建筑主体就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几乎没怎么出门,还挺享受这个过程的。
  耿凤:这些新旧照片对比之后,作何感想?
  王嵬:我觉得很多事情都值得记录。就拿100多年前的老照片来说,不管他们的初衷是什么,其实都是在记录。很多路段拆了之后我会再拍一张,这样一来,对于我拍火车这件事的面就更广了,不单单是拍火车风光这么简单,更多的是记录历史,记录不可移动文物的现状,或者说记录这些东西从有到无的变化。
  耿凤:如果说《追火车》是一本关于火车风光的摄影集,那《我的京张铁路》更像是纪实摄影。
  王嵬:可以这样理解,而且在这过程中,我也在逐渐成长,之前拍火车更多的是关注铁路风光,琢磨去哪里拍更好看,人文方面尤其是京张铁路田野考察方面就相对弱很多。几年前突然觉得这样太肤浅太表面化了,仅仅是一张画,没有更深层次的东西,火车与人,与物,与事,或者说与周遭一切的结合体才是火车,而不仅仅是铁皮和浮光掠影。所以说,《我的京张铁路》从画面上来看是同一主题下的不同景别和不同影像,比如我要表现南口机务段,就肯定会有南口机务段的老火车司机,有他们的工作照,有肖像,有他们开过的火车,还有他们曾跑过的线路风光,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才是最生动的。
  我在南口遇到了好多火车司机,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我想找1921年由美国进口的马莱4型机车,那是当时世界上功率最大的机车,中国有7台,全部跑关沟段。开过这个型号火车的人非常少,现存的司机也都在八十岁左右,我就找到了一位,他叫徐景春。他跟我讲,这个车特别厉害,车体尤其庞大,过军管隧道的时候,那个烟囱距离隧道的顶端也就几厘米,因为上山时蒸汽机车必须得卯足了劲儿,隧道狭窄,喷出的蒸汽又多,所以蒸汽都往司机室里边跑,为避免烫伤,司机都要在高温下披着棉大衣,那时候真的非常艰苦。要说车的技术参数、图片我都有,但是这些鲜活的历史要不是这八十多岁的老爷子跟我讲,可能这辈子都找不到。
  所以我一直觉得火车就是有生命的,你听着那些老人讲那些久远的故事,不紧不慢,就不得不承认火车与他们是合二为一的,是他们赋予了火车生命。其实单看火车这个机体也是有生命的,从制造、运用,到最终报废,跟人的一生一样。但是经过这几年与铁路职工的接触,火车的生命价值还是应该体现在火车与人的关系,人在,它才是有血有骨有肉的物体。
  耿凤:《我的京张铁路》已经出版,这算不算是对你火车情结的一个交代?
  王嵬:算是吧,但又不仅仅是情结,说情结可能太片面了,而是喜欢,做更有意义的事儿,让大家知道原来京张铁路还有这么多老物件儿,还有这么多值得保护、保存、保留的东西。下花园政府曾联系我,琢磨着把下花园站仅存的圆形的老水塔保护起来。这座老水塔建于1909年,是现在京张铁路上仅存的两座水塔之一,而且是最典型的,另一座是康庄站的,呈八角形。这样看来,《我的京张铁路》的出版还是有点意义的。
  新与旧之间或许可以并存
  耿凤:书名取为《我的京张铁路》,似乎有意强调了“我的”二字。
  王嵬:其实是我的一个前辈崔景华老师起的,从表现形式来看,确实是以我擅长的方式来展现的,比如口述历史、手绘复原、田野考察,但京张并不是我王嵬自己的,而是大家的,是全体中国人的,也是世界的。虽然京张铁路被拆得七零八碎,但是往好了想,还是希望能评为世界铁路遗产,那不仅是中国人的骄傲,更是属于世界的工业遗产。
  耿凤:京张高铁的建设无疑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儿,你怎么看待新与旧之间的关系?
  王嵬:我倒是觉得新与旧之间是可以并存的,西直门车站老站房就是个例子,天津西站的老站房也是新与旧并存。当然,老站房的保存也有一定的问题,一旦成为文物就会被闲置,但是没拆就好。将来借鉴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还可以探索再利用。
  耿凤:是什么触动了你把铁路文化提升到文物保护层面上?有什么效果?
  王嵬:这是一种本能反应。西直门水塔上有几个字:“此地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严禁拆除。”但是不知道有多重要的事儿呀就把它给拆了,我只能在媒体上进行呼吁。还有清河站的老站房,我在2015年向海淀区文化委员会提交了一份不可移动文物申请,中间又不断探访,去年5月25号得到回复说申请批下来了,肯定是不拆了。我看着清河站那块儿大兴土木,周围挖得都是大坑了,唯独中间的老站房仿佛一个孤岛待在那里,还挺欣慰的。也有无奈的时候,北沙河大桥和南沙河大桥是有111个年头儿的大橋,但也没能免遭厄运。
  当年詹天佑修铁路没那么多资金,老百姓也反对,他还要躲开坟墓、古迹、民居,可是现在呢?说了半天詹天佑精神,可是精神在哪儿呢?
  耿凤:你觉得詹天佑精神是什么?
  王嵬:首当是自强,他的自强体现在当时所处的环境,大众不支持,资金匮乏,限制工期,技术水平也不是太高,但那份自立自强的精神,支撑着他把工程不仅做完了而且还很棒。
  耿凤:你对“铁路文化学者”这个头衔怎么看?
  王嵬:我觉得暂且还可以这么说,要是有人叫我专家我可不敢当,没觉得自个儿怎么着。而“学”,就是研究,我现在就是研究,学习。
  耿凤:你曾经说,“我要为中国的铁路文化做些事情。”做了这么多年还满意吗?
  王嵬:还比较满意吧,很多人都因为这套书开始关注铁路文化。有人跟我说,去国外拍多好。去国外找灵感可以,我也去过日本、德国、俄罗斯这些发达国家,他们的铁路文化确实比较牛,很多大的车站都会售卖有关铁路文化的产品,或者开行特别旅游的列车,中国可能就很少。我觉得不能人家好就成天抱怨,或者崇洋媚外什么的,你可以从自身做起,慢慢地踏踏实实地做,不能着急不能浮躁,可能个人改变不了什么,但是我可以通过做一些事,来影响一些人一起做。
  耿凤:这么多年都在追火车,现在坐在火车上的心境跟以前必然不会相同,会不会有疲惫感或者说麻木?
  王嵬:我觉得是这样的,对于铁路沿线风光肯定会麻木,都是景,会审美疲劳,但是当你发现一块一百年前的界碑,或者听老师傅讲他们的故事,就只有更兴奋,更有价值感。
  我现在也拍风光片儿,只是作为创作,或者说生活的调剂,有一些人也正是看中我这一点,前一段时间就在帮央视拍摄纪录片《丝路新纽带:中欧班列》。
  编辑:安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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