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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是我国现存的历史最久的报纸。从1902年在天津创刊，到迄今仍在香港出版的《大公报》，已经有115年历史。100多年历经四个阶段：一是1902—1916年英敛之创办并主持的阶段；二是1916—1925年王郅隆出资接办时期；三是1926—1949年，由吴鼎昌出资，与胡政之、张季鸾合办的“新记《大公报》”时期；四是全国解放后，由私营企业转变为公私合营性质的时期。
对于一、二两阶段《大公报》的办报方针、经营思想和宣传业绩等情况，予生也晚，除了看过一些资料外，知之甚少，无从置喙。至于第四阶段，由于这一阶段中央确定北京《大公报》以财经宣传为主，兼顾国际宣传，报社直接由国务院财贸办公室领导，在企业性质上明确为公私合营，在办报方针、宣传指导思想和用人行政、经营管理以及党组织的配置等方面，与其他专业性的党报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本文所指的“用人之道”，是专指第三阶段，即新记《大公报》时期来讲的。
毛泽东、周恩来诸同志都曾多次称赞《大公报》人才济济，举我记得清晰的几个例子：一是，1952年为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之事，毛泽东电召王芸生到京面谈，并当场确定“宣传报道以财经为重点，兼顾国际宣传”。王芸生担心编采人员不熟悉财经业务，承担不起这一重任。毛泽东开导他说：“《大公报》人才济济，团结起来，钻进去，三年五年不就熟悉了吗？”二是，据徐铸成回忆：“1949年百万大军渡江成功，我和王芸生、杨刚等随军南下，周恩来同志曾为我们饯别。席间周恩来说《大公报》张、胡两位，曾培养出不少优秀的新闻人才。”1958年，周总理和《大公报》负责人之一的费彝民谈到这张报纸的历史贡献时，除了肯定“她是爱国的”和“她是坚持抗日的”之外，再次强调她培养了许多人才。事实确是如此。例如权威志书《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为《大公报》设了专门的词条，还为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范长江等12位《大公报》人设了专门的人物词条。有幸作为人物词条入选这部国家级百科全书的只有108人，《大公报》就占了其中的1/9。更有甚者，在《中国新闻年鉴》中，被列名于“中国新闻界名人简介”栏目的，除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王芸生、张琴南、许君远、费彝民、徐铸成、梁厚甫、张佛泉等人外，还有曹谷水、金诚夫、李子宽、孔昭恺、萧乾、范长江、杨刚、孟秋江、李侠文、李纯青、徐盈、彭子冈、朱启平、谭文瑞、唐振常、吕德润、张高峰、马季良（唐纳）、陈文统（梁羽生）、查良镛（金庸）、戴文葆、刘克林、马廷栋、张契尼、沈春波等60多人，他们多为编采能手，大都写了许多著名的通讯、评论乃至其他专著，可谓极一时之盛。在中国新闻史上鲜有其匹，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中国曾有的较具规模的报纸，无虑上百家，《大公报》何以能独享此盛誉？对此有不少人探讨过，并提出大体相近的答案，根据我的理解，首要的一条是吴、胡、张三位创业者，或曰领导人，本身就是中国新闻界的杰出人才。尤其难得的是他们办报出于志愿，一心要以文章报国，并相约不另兼其他有薪酬的工作。社长吴鼎昌一旦当了国民政府实业部长，立即在《大公报》刊登声明，与报社脱离关系。而胡政之、张季鸾两位更是报界的翘楚。他们不仅能编、能采、擅写评论、善于组织宣传，而且知人善任，能发挥编采人员各自的专长，并给他们创造各种可以发挥各自才能的条件，这是培养人才最有效的途径。我们讲用人之道，主要指的是单位领导人的思想品质，他执行什么方针，前面提到胡、张两位都是新闻业务的全才、高手，他们办报是为国，而不是为自己求什么私利。使我感受很深的还有一件事，即他们的胸怀、气度。后来成为胡、张接班人，长期主持《大公报》笔政的王芸生，是因为批评张季鸾一篇社论的观点而与《大公报》结缘的。事情的缘由是：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江右军击败直鲁联军，攻克南京。直鲁联军的溃兵、地痞流氓和江右军中的违纪乱兵等群起作乱，发生排外抢劫事件。停在南京下关江面上的英美军舰以此为借口，悍然炮轰南京，使中国军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针对这一事件，张季鸾用《论语·卫灵公》“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道理，在大公报发表题为《躬自厚》的社论。面对群情激愤、反对侵略的舆情，竟提出“如其咎在我者，我应自责之，所谓躬自厚也”。王芸生针对这一谬误观点，第二天就在《华北新闻》上著文反驳，中心思想是：中国长期受帝国主义侵略，无所谓“躬自厚”的问题。“中国国民革命的根本任务，不仅对内要打倒军阀，对外还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把帝国主义特权铲除净尽。”王这篇义正词严的文章发表后，《大公报》沉默了。张季鸾得知文章的执笔者竟是一位不满26岁的小伙子王芸生后，对其不怀偏见地大加赞许，并聘请他到《大公报》工作。这件事对《大公报》内部的影响很大。试想，领导者能有这样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胸襟气度，怎能不使报社同仁心悦诚服，同心同德地为办好这张报纸而尽心竭力呢？我在讨论用人之道的时候，首先突出提到领导者学识方面的高度修养和他们为人处事的人格魅力，是使他们在用人行政方面得心应手，并招揽大量人才的最基本的条件。
当然，新记《大公报》的用人之道，绝不仅止于上述一点，还有一些在实践中得出的、行之有效的作法或曰经验。我看了许多老同事的说法，包括徐铸成、孔昭恺、曹世瑛、张高峰等等。他们有的是综合评述，有的是从个人亲身经历中得出的感受。据此，我把它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重视发掘人才，不用人唯亲。这个观点是徐铸成概括出来的。新记《大公报》经常从各种报刊和来稿中发现人才，然后多方加以延聘。以著名记者张高峰到《大公报》工作的经历为例：1943年，张还在四川乐山武汉大学政治系三年级读书，看到重庆《大公报》征求四川通讯员的广告，要求“投稿三次，合则函聘”。他只投了一次稿，由于内容和文字都好，切合报纸需要，张高峰很快就收到《大公报》通信课寄来的聘书，赫然写着：“兹聘请台端为本报西川通讯员。”此后他又连续多次采写由上海、天津这些大工业城市迁川大厂的系列报道，受到报社的重视。不久报社就把一张“收报人付费新闻电报凭证”寄给他。使这个还在校读书，与《大公报》毫无渊源的大学生，成为《大公报》唯一“以稿计酬”的记者。这个例子说明，《大公报》求贤若渴，不拘一格地发掘人才。至于从别的报刊发现的人才延揽到《大公报》来的人就更多，如总编辑王芸生、副总编辑张琴南等都是。 二、多方培养，强调实际锻炼。《大公报》不仅从社会上发现、挖掘人才，自己也招考培养人才。早在新记《大公报》创立之初，即1928年，报社就登报公开招聘练习生。条件是中学毕业，文字通顺，每天工作八小时（下午两时至晚十时），供伙食，每月津贴五元，要兼通南方话和北方话。试用一个月，合则留，不合则去，等等。通过这种方式被录用者，有些后来成为编采的骨干力量，如副总编辑孔昭恺、采访课主任曹世瑛、记者吴砚农，还有章绳治、郝伯珍诸君。后来曾任我国外交部部长的钱其琛，也是在上海时招聘的练习生。作为编辑、记者的后备力量，一进报社就要练一项基本功——翻译电报密码。当时这些新招进来的新手都很年轻，记忆力强，背译电码并不太困难。有了这项本领，后来当记者，向报社发专电时就占了很大的便宜。因为打电报可以在汉字之外，直接附上电码。这使电报局省了一道工序，节约了不少时间。尤其是在抢发重要新闻时，“这一手”使编辑部可以早收到电报稿，甚至成为独家新闻。《大公报》对有培养前途的练习生的这一要求，是从实践出发的一个高招。由此也可以想象胡、张两位及编辑部其他负责人对培养新人是很用心思的。还有一点是，让新手熟习、锻炼各项新闻业务，记者和编辑常常内外互调。这不仅可以增进编采人员的相互了解，更有利于提高个人的业务水平，这确实是培养新闻干部的有效途径。
三、用人以才德为尚，不论资排辈。新进报社的年轻同志，不管你学历高低，有没有人事关系，只要工作上拿得起来，就加以重用，薪酬也随之提高。以练习生起家的孔昭恺为例，他1928年进报馆，中学生，从打杂做起。他勤学苦练，胡政之最初让他跑法院，写社会新闻。以后逐渐派他到外采访专题，成绩显著，胡又把他调回编辑部学编报，从编火柴盒大小的普通新闻，逐步到编要闻，做三栏、四栏的大标题，还曾调他到南京办事处历练，使他成为报社得力人员。到了1933年，他才22岁，仅有五年工龄，工资则由五元陆续涨到140元。那时物价低，140元是个很不小的数目。再从徐铸成自述的经历来说，他1927年到《大公报》工作，以“练习记者”的名义被录用，月薪30元。到了1931年初，只经过三年多一点，即被派往汉口任特派记者兼办事处主任。月薪150元，外加车马费50元。合计达200元之整。这说明《大公报》的老板（在报社内大家习惯称胡政之为胡老板）手面很大，用人唯贤，这个贤包括业务能力、处事操守、工作成绩。
在社内大家都熟知一项规矩，即从来“不养圣人贤人”。这个“圣人”“贤人”，是取其谐音，指多余的“剩人”，没什么事的“闲人”。这已形成一种风气。各人的能力有高低，但绝没有吃闲饭的。举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为例。1947年九十月间，天津《大公报》吸收了三个新人，一个是清华大学应届毕业生赵胡杰，此公中英文俱佳，一上手就很出色。还有两个人是北大刚毕业的杨邦祺（他曾任《云南日报》战地记者，解放后改名李定，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和胡邦定（原为《大公报》通讯员），这些人同龄，都是24岁，他们才工作了三天，报社就把一位原来跑本市新闻的记者陈小姐辞退了。原因大概是来了三个大小伙子，陈小姐可能没有多少事情好做了。于是就请可能的“贤人”离开了。这件事说明，在大公报都得好好工作，有成绩就奖，碌碌无为就站不住。这也是一项用人之道。
上面说的几条之外，我还有个体会。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新记《大公报》由于领导有方，张季鸾的一支笔，胡政之的经营管理，使报纸蒸蒸日上，发行量节节攀升。更主要的是人才济济，在《大公报》工作，可以得到同事们的指点帮助，互相切磋、借鉴，获益良多。这一点，我认为也是《大公报》能够集聚人才的重要原因。
在结束这篇短文的时候，我还要着重说明一点，即由于新记《大公报》是在解放前生存发展的，她所处时代的政治环境、报纸的管理体制、经营思想和现在都截然不同，在人事制度上当然也颇有参差。我说的上述情况，只是一些仅供参考的资料。可以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合时宜者而弃之。这便是本人写作此文的初衷。（编辑 杨 琳）
（作者为原北京《大公报》编委、
党委书记）
对于一、二两阶段《大公报》的办报方针、经营思想和宣传业绩等情况，予生也晚，除了看过一些资料外，知之甚少，无从置喙。至于第四阶段，由于这一阶段中央确定北京《大公报》以财经宣传为主，兼顾国际宣传，报社直接由国务院财贸办公室领导，在企业性质上明确为公私合营，在办报方针、宣传指导思想和用人行政、经营管理以及党组织的配置等方面，与其他专业性的党报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本文所指的“用人之道”，是专指第三阶段，即新记《大公报》时期来讲的。
毛泽东、周恩来诸同志都曾多次称赞《大公报》人才济济，举我记得清晰的几个例子：一是，1952年为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之事，毛泽东电召王芸生到京面谈，并当场确定“宣传报道以财经为重点，兼顾国际宣传”。王芸生担心编采人员不熟悉财经业务，承担不起这一重任。毛泽东开导他说：“《大公报》人才济济，团结起来，钻进去，三年五年不就熟悉了吗？”二是，据徐铸成回忆：“1949年百万大军渡江成功，我和王芸生、杨刚等随军南下，周恩来同志曾为我们饯别。席间周恩来说《大公报》张、胡两位，曾培养出不少优秀的新闻人才。”1958年，周总理和《大公报》负责人之一的费彝民谈到这张报纸的历史贡献时，除了肯定“她是爱国的”和“她是坚持抗日的”之外，再次强调她培养了许多人才。事实确是如此。例如权威志书《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为《大公报》设了专门的词条，还为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范长江等12位《大公报》人设了专门的人物词条。有幸作为人物词条入选这部国家级百科全书的只有108人，《大公报》就占了其中的1/9。更有甚者，在《中国新闻年鉴》中，被列名于“中国新闻界名人简介”栏目的，除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王芸生、张琴南、许君远、费彝民、徐铸成、梁厚甫、张佛泉等人外，还有曹谷水、金诚夫、李子宽、孔昭恺、萧乾、范长江、杨刚、孟秋江、李侠文、李纯青、徐盈、彭子冈、朱启平、谭文瑞、唐振常、吕德润、张高峰、马季良（唐纳）、陈文统（梁羽生）、查良镛（金庸）、戴文葆、刘克林、马廷栋、张契尼、沈春波等60多人，他们多为编采能手，大都写了许多著名的通讯、评论乃至其他专著，可谓极一时之盛。在中国新闻史上鲜有其匹，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中国曾有的较具规模的报纸，无虑上百家，《大公报》何以能独享此盛誉？对此有不少人探讨过，并提出大体相近的答案，根据我的理解，首要的一条是吴、胡、张三位创业者，或曰领导人，本身就是中国新闻界的杰出人才。尤其难得的是他们办报出于志愿，一心要以文章报国，并相约不另兼其他有薪酬的工作。社长吴鼎昌一旦当了国民政府实业部长，立即在《大公报》刊登声明，与报社脱离关系。而胡政之、张季鸾两位更是报界的翘楚。他们不仅能编、能采、擅写评论、善于组织宣传，而且知人善任，能发挥编采人员各自的专长，并给他们创造各种可以发挥各自才能的条件，这是培养人才最有效的途径。我们讲用人之道，主要指的是单位领导人的思想品质，他执行什么方针，前面提到胡、张两位都是新闻业务的全才、高手，他们办报是为国，而不是为自己求什么私利。使我感受很深的还有一件事，即他们的胸怀、气度。后来成为胡、张接班人，长期主持《大公报》笔政的王芸生，是因为批评张季鸾一篇社论的观点而与《大公报》结缘的。事情的缘由是：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江右军击败直鲁联军，攻克南京。直鲁联军的溃兵、地痞流氓和江右军中的违纪乱兵等群起作乱，发生排外抢劫事件。停在南京下关江面上的英美军舰以此为借口，悍然炮轰南京，使中国军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针对这一事件，张季鸾用《论语·卫灵公》“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道理，在大公报发表题为《躬自厚》的社论。面对群情激愤、反对侵略的舆情，竟提出“如其咎在我者，我应自责之，所谓躬自厚也”。王芸生针对这一谬误观点，第二天就在《华北新闻》上著文反驳，中心思想是：中国长期受帝国主义侵略，无所谓“躬自厚”的问题。“中国国民革命的根本任务，不仅对内要打倒军阀，对外还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把帝国主义特权铲除净尽。”王这篇义正词严的文章发表后，《大公报》沉默了。张季鸾得知文章的执笔者竟是一位不满26岁的小伙子王芸生后，对其不怀偏见地大加赞许，并聘请他到《大公报》工作。这件事对《大公报》内部的影响很大。试想，领导者能有这样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胸襟气度，怎能不使报社同仁心悦诚服，同心同德地为办好这张报纸而尽心竭力呢？我在讨论用人之道的时候，首先突出提到领导者学识方面的高度修养和他们为人处事的人格魅力，是使他们在用人行政方面得心应手，并招揽大量人才的最基本的条件。
当然，新记《大公报》的用人之道，绝不仅止于上述一点，还有一些在实践中得出的、行之有效的作法或曰经验。我看了许多老同事的说法，包括徐铸成、孔昭恺、曹世瑛、张高峰等等。他们有的是综合评述，有的是从个人亲身经历中得出的感受。据此，我把它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重视发掘人才，不用人唯亲。这个观点是徐铸成概括出来的。新记《大公报》经常从各种报刊和来稿中发现人才，然后多方加以延聘。以著名记者张高峰到《大公报》工作的经历为例：1943年，张还在四川乐山武汉大学政治系三年级读书，看到重庆《大公报》征求四川通讯员的广告，要求“投稿三次，合则函聘”。他只投了一次稿，由于内容和文字都好，切合报纸需要，张高峰很快就收到《大公报》通信课寄来的聘书，赫然写着：“兹聘请台端为本报西川通讯员。”此后他又连续多次采写由上海、天津这些大工业城市迁川大厂的系列报道，受到报社的重视。不久报社就把一张“收报人付费新闻电报凭证”寄给他。使这个还在校读书，与《大公报》毫无渊源的大学生，成为《大公报》唯一“以稿计酬”的记者。这个例子说明，《大公报》求贤若渴，不拘一格地发掘人才。至于从别的报刊发现的人才延揽到《大公报》来的人就更多，如总编辑王芸生、副总编辑张琴南等都是。 二、多方培养，强调实际锻炼。《大公报》不仅从社会上发现、挖掘人才，自己也招考培养人才。早在新记《大公报》创立之初，即1928年，报社就登报公开招聘练习生。条件是中学毕业，文字通顺，每天工作八小时（下午两时至晚十时），供伙食，每月津贴五元，要兼通南方话和北方话。试用一个月，合则留，不合则去，等等。通过这种方式被录用者，有些后来成为编采的骨干力量，如副总编辑孔昭恺、采访课主任曹世瑛、记者吴砚农，还有章绳治、郝伯珍诸君。后来曾任我国外交部部长的钱其琛，也是在上海时招聘的练习生。作为编辑、记者的后备力量，一进报社就要练一项基本功——翻译电报密码。当时这些新招进来的新手都很年轻，记忆力强，背译电码并不太困难。有了这项本领，后来当记者，向报社发专电时就占了很大的便宜。因为打电报可以在汉字之外，直接附上电码。这使电报局省了一道工序，节约了不少时间。尤其是在抢发重要新闻时，“这一手”使编辑部可以早收到电报稿，甚至成为独家新闻。《大公报》对有培养前途的练习生的这一要求，是从实践出发的一个高招。由此也可以想象胡、张两位及编辑部其他负责人对培养新人是很用心思的。还有一点是，让新手熟习、锻炼各项新闻业务，记者和编辑常常内外互调。这不仅可以增进编采人员的相互了解，更有利于提高个人的业务水平，这确实是培养新闻干部的有效途径。
三、用人以才德为尚，不论资排辈。新进报社的年轻同志，不管你学历高低，有没有人事关系，只要工作上拿得起来，就加以重用，薪酬也随之提高。以练习生起家的孔昭恺为例，他1928年进报馆，中学生，从打杂做起。他勤学苦练，胡政之最初让他跑法院，写社会新闻。以后逐渐派他到外采访专题，成绩显著，胡又把他调回编辑部学编报，从编火柴盒大小的普通新闻，逐步到编要闻，做三栏、四栏的大标题，还曾调他到南京办事处历练，使他成为报社得力人员。到了1933年，他才22岁，仅有五年工龄，工资则由五元陆续涨到140元。那时物价低，140元是个很不小的数目。再从徐铸成自述的经历来说，他1927年到《大公报》工作，以“练习记者”的名义被录用，月薪30元。到了1931年初，只经过三年多一点，即被派往汉口任特派记者兼办事处主任。月薪150元，外加车马费50元。合计达200元之整。这说明《大公报》的老板（在报社内大家习惯称胡政之为胡老板）手面很大，用人唯贤，这个贤包括业务能力、处事操守、工作成绩。
在社内大家都熟知一项规矩，即从来“不养圣人贤人”。这个“圣人”“贤人”，是取其谐音，指多余的“剩人”，没什么事的“闲人”。这已形成一种风气。各人的能力有高低，但绝没有吃闲饭的。举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为例。1947年九十月间，天津《大公报》吸收了三个新人，一个是清华大学应届毕业生赵胡杰，此公中英文俱佳，一上手就很出色。还有两个人是北大刚毕业的杨邦祺（他曾任《云南日报》战地记者，解放后改名李定，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和胡邦定（原为《大公报》通讯员），这些人同龄，都是24岁，他们才工作了三天，报社就把一位原来跑本市新闻的记者陈小姐辞退了。原因大概是来了三个大小伙子，陈小姐可能没有多少事情好做了。于是就请可能的“贤人”离开了。这件事说明，在大公报都得好好工作，有成绩就奖，碌碌无为就站不住。这也是一项用人之道。
上面说的几条之外，我还有个体会。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新记《大公报》由于领导有方，张季鸾的一支笔，胡政之的经营管理，使报纸蒸蒸日上，发行量节节攀升。更主要的是人才济济，在《大公报》工作，可以得到同事们的指点帮助，互相切磋、借鉴，获益良多。这一点，我认为也是《大公报》能够集聚人才的重要原因。
在结束这篇短文的时候，我还要着重说明一点，即由于新记《大公报》是在解放前生存发展的，她所处时代的政治环境、报纸的管理体制、经营思想和现在都截然不同，在人事制度上当然也颇有参差。我说的上述情况，只是一些仅供参考的资料。可以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合时宜者而弃之。这便是本人写作此文的初衷。（编辑 杨 琳）
（作者为原北京《大公报》编委、
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