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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文坛，或许没有哪一个作家比浩然更富有象征意味了。身为“文革”时期的“唯一作家”（所谓“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这份辉煌或殊荣主宰了浩然后半生的命运和人们看待他的方式。从1978年主动“退隐”到1989年复出，他几乎是一种政治符号的象征；从1994年《金光大道》四卷本出齐到1998年“要把自己说清楚”而引发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