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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称从小立志要在文学上搞出些名堂，至今却未写过一本纯虚构的文学作品。一部被媒体称为首部全景描述20世纪中国最后一批大师命运的史诗巨著《南渡北归》，得到了莫言、柳传志、俞敏洪的高度评价和推荐，也因为这部书，连续两次跻身中国作家富豪榜。经历了这些之后，诸城人岳南被冠以了这样的称号：考古纪实文学第一人。
连续两次跻身中国作家富豪榜
岳南的口才并不如他的文笔好。浓重的山东口音，喜欢用不加修辞的大白话，不过，说到兴起时，也是旁征博引，滔滔不绝。
1962年农历12月，岳南出生在山东诸城县贾悦镇，一个有着三道小河穿越、号称“西伯利亚”的偏僻村庄，在村子和镇上念完了小学和中学。1979年高考落榜后回到庄里生产队种了一年地，当了一年小学预备班的老师。
“高考落榜后，我就开始给各种报纸、杂志、广播站投稿。后来当了兵，进了武警济南指挥学校，终于在《武警报》上正式发表了一首小诗。14行，4块钱稿费，激动得一夜没睡。”提起第一次文字变铅字的经历，岳南总是记得很清楚。
后来因为发表的文章多了，就被作为“人才”调到济南武警总队政治部机关做电视宣传工作，再后来调到北京武警部队机关继续从事老行当，直到1995年转业到中共中央国家机关某杂志社工作。
“那时候作家在我眼里是最伟大的人，但我真没想到名利，就是觉得，要是我写的东西能印在课本上，得多少漂亮女孩注意我，喜欢我！”
岳南对爱情的观点也许受山东文化影响太重，总带有一些大男子主义 。有的男人喜欢浪漫，会约女孩找个幽静雅致的饭店小酌，这对岳南来说却是折磨。“我最讨厌两个人在昏暗的酒吧里喝红酒，也不知道能聊啥，在那种环境下，我觉得连爱情都没法聊，要聊爱情，我就带女孩去十三陵聊，那地方多开阔。”
不过岳南的婚姻可是天作之合，与夫人李红兰同村，又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而且还是同一个接生婆接生，知根知底。
岳南喜欢一大群人一起，大口喝酒、大块吃肉。“山东人嘛，就要一群人在一起边喝边聊，聊得慷慨激昂，喝得东倒西歪，这样才有意思，才过瘾。”他刚去台湾时，国立清华大学的校长约他出去吃饭，去了几次，他就不去了，原因是大家都不喝酒。
说起家乡诸城的风土人情，人到中年的岳南就会显出顽皮之态，眉飞色舞。他说，要写故乡的想法已经很久，但是一直没有动笔。“我想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写，先写解放前后的历史变迁，要有繁琐的调查，写出山东诸城和附近地域的故事。虽然这个事儿做起来很困难，但是过几年我还是要做。”
岳南现在是“国立清华大学教务写作中心驻校作家”。最近正准备着手写两岸清华人都非常敬重的梅贻琦先生，同时还要教课：“现在多数时间是在北京清华大学查阅资料，撰写《梅贻琦大传》，这是台湾清华大学的一个任务，也是我乐意去做的一件事。”
“28岁才成名，有点太晚了”
大部分知道岳南都是因为《南渡北归》，这部书被媒体称为首部全景描述20世纪中国最后一批大师命运的史诗巨著。莫言、柳传志、俞敏洪都曾高度评价并大力推荐过这部书。因为这部书岳南也连续两次跻身中国作家富豪榜。
但很少有人知道，28岁那年岳南就已经写过一本畅销书。“刚进军艺没多久，我想交女朋友，但是因为我的山东口音太浓一时难已得逞。后来曲径通幽，在某杂志上看到交友信息后，就给杭州一个自称爱好旅游、写作的女孩拍电报：速来京，解放军艺术学院作家岳南邀请你。没想到，这女孩过了两天还真来了，我就带她去十三陵游玩，她看完后很激动，觉得非常美。我说既然你喜欢，我就写本书给你看吧。”
花费近一年的时间，岳南和定陵考古队长赵其昌夫人杨仕共同努力，真的出版了一本长篇纪实文学《风雪定陵》。虽然两个人并没有因此情定终身，但这本书却成了畅销书，还在台湾获了奖。这让岳南在“圈里”小有名气，也因此真正走进了“作家”的队伍。
这个书五年后在台湾出版，引起轰动，被评为1996年中国时报开卷十大好书之一，还带动了两岸三地畅销不衰的局面。《风雪定陵》的正体字版在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出版后的第二年，台湾有几十万游客到北京十三陵去旅游，他们受到的启发或最早吸引他们的就是《风雪定陵》这本书。
回忆这段往事，岳南感叹28岁才成名，有点太晚了。
从上中学开始，岳南就有强烈的成名欲望。刘绍棠在读高一时就发表了《青枝绿叶》，并被选入语文课本的故事令他心潮澎湃。他那时就经常幻想自己的文章也印在语文课本上，老师在讲台上念，自己在座位下接受同学们钦佩的目光。
2011年11月21日，“2011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重磅发布，岳南以175万元的年度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第24位。那年的第一位是郭敬明。
岳南和郭敬明两个人都开了新浪微博。前者的粉丝是10几万，而后者粉丝有2000多万。
“浅文化流行是这个时代的正常现象，而且还会持续下去。因为现在中学生、大学生都不了解中国文化，更不知道中国文化的精髓。孩子们从小就想着要学奥数、学英语，哪有人还去学中国历史，知道郭敬明的人比知道胡适的人还多。”
嘴上说正常，心里未必真的这样想，岳南轻描淡写之后又感慨道：“总在说要中西结合，汲取西方的文化精髓，连中国的文化都没研究透，拿什么去跟西方的文化产生心灵的撞击？这样搞来搞去，最后无非就是在家吃地瓜，到美国就吃麦当劳。根本没有融合，只是表面换个花样而已。”
这也是岳南一直认为“大师远去再无大师”的原因之一。
岳南家楼下有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他经常观察那些推销房子的年轻人，有时还揣测这些人的想法。“现在大学毕业生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当北漂。我猜这些年轻人，也挣不了多少钱。想想真的很凄凉。我以前也租房子，生活很清贫。有时写的一些东西自己都觉得很恶心，但为了生活还是要写。” 现在岳南大部分时候可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但对于他来说，写作已经不能带给他当初想象中的那种快乐。“不过幸好，我没有获过诺贝尔文学奖”，像川端康成、海明威那样为不能超越自己而自杀的可能性就小得多了。岳南觉得，当有一天在写作这个行当上无法超越自己，原有的名气就意味着压力，这样会给自己造成很大痛苦。
“傅斯年当老大，我就给他做小弟”
岳南至今未写过一本纯虚构的文学作品。连续写作了22年后，他的作品清晰地汇编成两个系列：一个系列写考古，另一个系列写大师。
英国历史学家赫·乔·韦尔斯，在其著作《世界史纲》中谈及中国唐初诸帝时期的文化腾达时，既满怀景仰又充满疑惑，似乎如此辉煌灿烂的文化景象有些天方夜谭。让人欣慰而刮目的是，多年来，岳南始终以严谨考究、处处有典的态度书写史著，为读者在古今交织与中外错综的叙事宏构里重现古帝国文明，其考古系列作品在破解乔氏心中疑团与看似神话的道路上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岳南笔下的大师都是在民国时期崛起的。
最近，岳南再度以新作《陈寅恪与傅斯年》震动文坛，并在坊间获得诸多好评，学术界发出了“回到傅斯年时代”的呼声，网络上也引发“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与“大师之后还有大师”的激烈争议。
“民国一度是中国文人思想最自由的时期，套在人们身上的枷锁没有了，有一批人国学功底很好，又在国外留学过，做到了真正的中西结合。也没有人因为谁研究学术就想打倒谁。这就是陈寅恪先生强调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为有自由才会出真正的大师。”
傅斯年是岳南最喜欢的一位大师。胡适曾评价傅斯年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
岳南和傅斯年同为山东人，身上都有点水泊梁山的英雄情结。岳南对傅斯年的崇拜也溢于言表，“傅斯年做的事我也想做，他说的话，我也想说。如果生活中，他当老大，我就做他的小弟，他说把谁揍一顿，我就上去给谁两拳。”
不过岳南也知道很多东西是学不来的。“他学问非常好，他写的东西，我写不出来。而且他能把官僚社会的一些关系处理的非常好，上跟蒋介石是哥们儿，下跟普通人也能打成一片。我连现在的国家领导人都没见过，即使见到了，可能说两句话，人家就烦我了。”
岳南曾提出的“回到傅斯年时代”的观点也引起过很大争议。易中天就提出了“那年代的人是了不起，可惜我们学不来”。对此，岳南不屑一顾“我说要回到傅斯年时代，是回到民主自由，学者有骨气的年代，现在的奴才太多了。胡适先生说，为自己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为自己争人格就是为国家争人格。一个好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驾驭的。回到傅斯年时代，就是要重新进行文化启蒙。”
在岳南的书中，总是对一代大师们最后人生结局的悲叹跃然纸上，令人读来不胜唏嘘。他则说：“选择不同，注定结局不同。”
《南渡北归内容简介》
本书题目，源自陈寅恪一九三八年六月作于云南蒙自的《北归》一诗：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歌声杂醉醒。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
《南渡北归》系列，共分为《南渡》、《北归》、《伤别离》三卷，书中详述了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再回归中原，之后因政治局势对立而各自分别的故事。本系列完整再现了中国最后一批大师剧烈变迁的群体命运，为一部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流亡血泪史。
系列之一《南渡》中，描写了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们不同的人生际遇和学术追求。时间以七七事变为始，继之平津沦陷后，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南渡西迁，先后在长沙、昆明及蒙自办学的岁月，并论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文化组织在抗战烽火中艰难跋涉的历程。书中特别描写了蔡元培、胡适、陈寅恪、李济、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梅贻琦等人在这段战乱时期的颠沛流离与学术研究，深入解析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与文化缩影。
在系列之二《北归》中，着重在描述抗战胜利前后，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的学术追求，以及其各自的思想变化与不同的人生遭际，时间跨度约为抗战中后期至一九四八年末，选举首届中央研究院士为止。书中突出地再现了董作宾、李约瑟、童第周、陈梦家、沈性仁、蒋梦麟、闻一多、刘文典、罗庸、吴晗等人，在民族危亡的艰难岁月里，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并对这群知识分子群体于时代大潮中的分化与演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究，充分揭示出那些被蓄意掩盖的历史隐秘。
在系列之三《伤别离》中，描写自一九四八年末国共大势抵定以降，这批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和人生际遇。从国民党迁台的国宝争夺战及「学人抢救」计划为始，逐步细腻地考查了在两岸局势成形之后，这群知识分子的群体命运出现了分叉流转的各种面貌。书中特别论及傅斯年、胡适、梅贻琦、李济、吴金鼎、林徽因、陶孟和、吴晗、曾昭燏、梁思成、叶企孙、穆旦、陈寅恪、吴宓、金岳霖等人的晚年后事。此为本系列的终章，其情感溢于言表，读来不胜唏嘘，令人扼腕浩叹。
连续两次跻身中国作家富豪榜
岳南的口才并不如他的文笔好。浓重的山东口音，喜欢用不加修辞的大白话，不过，说到兴起时，也是旁征博引，滔滔不绝。
1962年农历12月，岳南出生在山东诸城县贾悦镇，一个有着三道小河穿越、号称“西伯利亚”的偏僻村庄，在村子和镇上念完了小学和中学。1979年高考落榜后回到庄里生产队种了一年地，当了一年小学预备班的老师。
“高考落榜后，我就开始给各种报纸、杂志、广播站投稿。后来当了兵，进了武警济南指挥学校，终于在《武警报》上正式发表了一首小诗。14行，4块钱稿费，激动得一夜没睡。”提起第一次文字变铅字的经历，岳南总是记得很清楚。
后来因为发表的文章多了，就被作为“人才”调到济南武警总队政治部机关做电视宣传工作，再后来调到北京武警部队机关继续从事老行当，直到1995年转业到中共中央国家机关某杂志社工作。
“那时候作家在我眼里是最伟大的人，但我真没想到名利，就是觉得，要是我写的东西能印在课本上，得多少漂亮女孩注意我，喜欢我！”
岳南对爱情的观点也许受山东文化影响太重，总带有一些大男子主义 。有的男人喜欢浪漫，会约女孩找个幽静雅致的饭店小酌，这对岳南来说却是折磨。“我最讨厌两个人在昏暗的酒吧里喝红酒，也不知道能聊啥，在那种环境下，我觉得连爱情都没法聊，要聊爱情，我就带女孩去十三陵聊，那地方多开阔。”
不过岳南的婚姻可是天作之合，与夫人李红兰同村，又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而且还是同一个接生婆接生，知根知底。
岳南喜欢一大群人一起，大口喝酒、大块吃肉。“山东人嘛，就要一群人在一起边喝边聊，聊得慷慨激昂，喝得东倒西歪，这样才有意思，才过瘾。”他刚去台湾时，国立清华大学的校长约他出去吃饭，去了几次，他就不去了，原因是大家都不喝酒。
说起家乡诸城的风土人情，人到中年的岳南就会显出顽皮之态，眉飞色舞。他说，要写故乡的想法已经很久，但是一直没有动笔。“我想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写，先写解放前后的历史变迁，要有繁琐的调查，写出山东诸城和附近地域的故事。虽然这个事儿做起来很困难，但是过几年我还是要做。”
岳南现在是“国立清华大学教务写作中心驻校作家”。最近正准备着手写两岸清华人都非常敬重的梅贻琦先生，同时还要教课：“现在多数时间是在北京清华大学查阅资料，撰写《梅贻琦大传》，这是台湾清华大学的一个任务，也是我乐意去做的一件事。”
“28岁才成名，有点太晚了”
大部分知道岳南都是因为《南渡北归》，这部书被媒体称为首部全景描述20世纪中国最后一批大师命运的史诗巨著。莫言、柳传志、俞敏洪都曾高度评价并大力推荐过这部书。因为这部书岳南也连续两次跻身中国作家富豪榜。
但很少有人知道，28岁那年岳南就已经写过一本畅销书。“刚进军艺没多久，我想交女朋友，但是因为我的山东口音太浓一时难已得逞。后来曲径通幽，在某杂志上看到交友信息后，就给杭州一个自称爱好旅游、写作的女孩拍电报：速来京，解放军艺术学院作家岳南邀请你。没想到，这女孩过了两天还真来了，我就带她去十三陵游玩，她看完后很激动，觉得非常美。我说既然你喜欢，我就写本书给你看吧。”
花费近一年的时间，岳南和定陵考古队长赵其昌夫人杨仕共同努力，真的出版了一本长篇纪实文学《风雪定陵》。虽然两个人并没有因此情定终身，但这本书却成了畅销书，还在台湾获了奖。这让岳南在“圈里”小有名气，也因此真正走进了“作家”的队伍。
这个书五年后在台湾出版，引起轰动，被评为1996年中国时报开卷十大好书之一，还带动了两岸三地畅销不衰的局面。《风雪定陵》的正体字版在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出版后的第二年，台湾有几十万游客到北京十三陵去旅游，他们受到的启发或最早吸引他们的就是《风雪定陵》这本书。
回忆这段往事，岳南感叹28岁才成名，有点太晚了。
从上中学开始，岳南就有强烈的成名欲望。刘绍棠在读高一时就发表了《青枝绿叶》，并被选入语文课本的故事令他心潮澎湃。他那时就经常幻想自己的文章也印在语文课本上，老师在讲台上念，自己在座位下接受同学们钦佩的目光。
2011年11月21日，“2011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重磅发布，岳南以175万元的年度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第24位。那年的第一位是郭敬明。
岳南和郭敬明两个人都开了新浪微博。前者的粉丝是10几万，而后者粉丝有2000多万。
“浅文化流行是这个时代的正常现象，而且还会持续下去。因为现在中学生、大学生都不了解中国文化，更不知道中国文化的精髓。孩子们从小就想着要学奥数、学英语，哪有人还去学中国历史，知道郭敬明的人比知道胡适的人还多。”
嘴上说正常，心里未必真的这样想，岳南轻描淡写之后又感慨道：“总在说要中西结合，汲取西方的文化精髓，连中国的文化都没研究透，拿什么去跟西方的文化产生心灵的撞击？这样搞来搞去，最后无非就是在家吃地瓜，到美国就吃麦当劳。根本没有融合，只是表面换个花样而已。”
这也是岳南一直认为“大师远去再无大师”的原因之一。
岳南家楼下有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他经常观察那些推销房子的年轻人，有时还揣测这些人的想法。“现在大学毕业生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当北漂。我猜这些年轻人，也挣不了多少钱。想想真的很凄凉。我以前也租房子，生活很清贫。有时写的一些东西自己都觉得很恶心，但为了生活还是要写。” 现在岳南大部分时候可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但对于他来说，写作已经不能带给他当初想象中的那种快乐。“不过幸好，我没有获过诺贝尔文学奖”，像川端康成、海明威那样为不能超越自己而自杀的可能性就小得多了。岳南觉得，当有一天在写作这个行当上无法超越自己，原有的名气就意味着压力，这样会给自己造成很大痛苦。
“傅斯年当老大，我就给他做小弟”
岳南至今未写过一本纯虚构的文学作品。连续写作了22年后，他的作品清晰地汇编成两个系列：一个系列写考古，另一个系列写大师。
英国历史学家赫·乔·韦尔斯，在其著作《世界史纲》中谈及中国唐初诸帝时期的文化腾达时，既满怀景仰又充满疑惑，似乎如此辉煌灿烂的文化景象有些天方夜谭。让人欣慰而刮目的是，多年来，岳南始终以严谨考究、处处有典的态度书写史著，为读者在古今交织与中外错综的叙事宏构里重现古帝国文明，其考古系列作品在破解乔氏心中疑团与看似神话的道路上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岳南笔下的大师都是在民国时期崛起的。
最近，岳南再度以新作《陈寅恪与傅斯年》震动文坛，并在坊间获得诸多好评，学术界发出了“回到傅斯年时代”的呼声，网络上也引发“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与“大师之后还有大师”的激烈争议。
“民国一度是中国文人思想最自由的时期，套在人们身上的枷锁没有了，有一批人国学功底很好，又在国外留学过，做到了真正的中西结合。也没有人因为谁研究学术就想打倒谁。这就是陈寅恪先生强调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为有自由才会出真正的大师。”
傅斯年是岳南最喜欢的一位大师。胡适曾评价傅斯年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
岳南和傅斯年同为山东人，身上都有点水泊梁山的英雄情结。岳南对傅斯年的崇拜也溢于言表，“傅斯年做的事我也想做，他说的话，我也想说。如果生活中，他当老大，我就做他的小弟，他说把谁揍一顿，我就上去给谁两拳。”
不过岳南也知道很多东西是学不来的。“他学问非常好，他写的东西，我写不出来。而且他能把官僚社会的一些关系处理的非常好，上跟蒋介石是哥们儿，下跟普通人也能打成一片。我连现在的国家领导人都没见过，即使见到了，可能说两句话，人家就烦我了。”
岳南曾提出的“回到傅斯年时代”的观点也引起过很大争议。易中天就提出了“那年代的人是了不起，可惜我们学不来”。对此，岳南不屑一顾“我说要回到傅斯年时代，是回到民主自由，学者有骨气的年代，现在的奴才太多了。胡适先生说，为自己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为自己争人格就是为国家争人格。一个好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驾驭的。回到傅斯年时代，就是要重新进行文化启蒙。”
在岳南的书中，总是对一代大师们最后人生结局的悲叹跃然纸上，令人读来不胜唏嘘。他则说：“选择不同，注定结局不同。”
《南渡北归内容简介》
本书题目，源自陈寅恪一九三八年六月作于云南蒙自的《北归》一诗：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歌声杂醉醒。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
《南渡北归》系列，共分为《南渡》、《北归》、《伤别离》三卷，书中详述了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再回归中原，之后因政治局势对立而各自分别的故事。本系列完整再现了中国最后一批大师剧烈变迁的群体命运，为一部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流亡血泪史。
系列之一《南渡》中，描写了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们不同的人生际遇和学术追求。时间以七七事变为始，继之平津沦陷后，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南渡西迁，先后在长沙、昆明及蒙自办学的岁月，并论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文化组织在抗战烽火中艰难跋涉的历程。书中特别描写了蔡元培、胡适、陈寅恪、李济、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梅贻琦等人在这段战乱时期的颠沛流离与学术研究，深入解析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与文化缩影。
在系列之二《北归》中，着重在描述抗战胜利前后，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的学术追求，以及其各自的思想变化与不同的人生遭际，时间跨度约为抗战中后期至一九四八年末，选举首届中央研究院士为止。书中突出地再现了董作宾、李约瑟、童第周、陈梦家、沈性仁、蒋梦麟、闻一多、刘文典、罗庸、吴晗等人，在民族危亡的艰难岁月里，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并对这群知识分子群体于时代大潮中的分化与演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究，充分揭示出那些被蓄意掩盖的历史隐秘。
在系列之三《伤别离》中，描写自一九四八年末国共大势抵定以降，这批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和人生际遇。从国民党迁台的国宝争夺战及「学人抢救」计划为始，逐步细腻地考查了在两岸局势成形之后，这群知识分子的群体命运出现了分叉流转的各种面貌。书中特别论及傅斯年、胡适、梅贻琦、李济、吴金鼎、林徽因、陶孟和、吴晗、曾昭燏、梁思成、叶企孙、穆旦、陈寅恪、吴宓、金岳霖等人的晚年后事。此为本系列的终章，其情感溢于言表，读来不胜唏嘘，令人扼腕浩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