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千万的武汉人来说，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自今年1月23日武汉“封城”以来，他们在“围城”里坚强地生存、抗争，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也是亲历者中的一员。
　　3月1日，李修文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真实的生活正在到来的路上”
　　记者：从“封城”至今，您的个人生活和内心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一个多月您出过门吗？
　　李修文：我和所有在家隔离的武汉人都没有区别，这些天来百感交集，各种复杂的情绪都感受到了。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不仅关注自己的内心，也尽力体会别人的内心。朋友们、邻居们，那些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一个病人和一个非病人，他们的内心是不一样的，更不要说已经死去的人。我想，这也恰恰是作家这个职业的职责所在———感同身受、深思、理解，然后记住。
　　因为要到社区去“下沉”，所以我已经出门了。
　　记者：您下沉社区时看见的人们的生活状态如何？经历这场疫情，您觉得武汉人的精神和心理有哪些变化？
　　李修文：目前，我觉得人们已经从最初的茫乱中镇定了下来，我所认识的大多数人都在积极地盘算和谋划着如何度过接下来的隔离期。我想我们和全国各地被隔离的人其实是一样的：期待着春暖花开，期待着正常的生活。
　　但是，仍有为数不少的人陷落在他们的特殊困境中，我们必须要看见他们、找到他们、帮助他们。比如那些家里有人去世的人，外地滞留于此，却无家可归的人，本身就身患重病的人，除了政府要尽责，其实很多人也强烈意识到，我们对他人也负有责任。
　　另外，以我自己所见，包括社区工作人员在内的抗疫一线人员，真的很辛苦。这么大的城市，这么高的管理难度，许多工作的落实，千头万绪，他们肩上的担子有多重！都是为人父母，为人子女，这个时候，我们只有管住自己，做好隔离和防护，才是真正的将心比心。
　　我就跟你说件小事吧。前几天，我在一个社区看见两个老太太站在自己的阳台上，戴着口罩隔空吵架，先是争萝卜怎么做才好吃，后来就开始互相挖苦对方的厨艺，标准的武汉嫂子语气，大嗓门，说着说着又哈哈大笑。
　　当时我站在楼底下，听得鼻子发酸。我觉得对于我们作家来说，这就是最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生活正在到来的路上，我们也必将再次真正地拥有它。
　　灾难写作要真诚、真实
　　记者：疫情过后，您会对这场疫情进行写作吗？
　　李修文：事实上已经开始了。
　　记者：您觉得一个作家写灾难，或者说在灾难中诞生的文学，应该怎么写？
　　李修文：杜甫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作品能“以诗证史”。任何人都有写作的自由，但你应该面对自己的内心、别人的心，更真诚也更真实地写作；你应该尽可能地增强你写作的有效性，尽可能地去触及灾难中人的精神境遇。
　　你看去年大家公认的两部最好的长篇，《云中记》和《人，或所有的士兵》，一部是写汶川地震的，一部是写香港沦陷的，文本与历史都相隔了很长时间，但是，历史却在文本里得到了复活。对于灾难文学，我所理解的基本信条没有发生变化：写灾难的目的，就是要去反思灾难，从灾难中得到精神上的成长。当然，因作家自身的气质相异，理解也会有所不同。
　　灾难文学要与死难者、战斗者的尊严相匹配
　　记者：“封城”之初，您有一篇口述，说的是您亲历武汉疫情的感受，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共情，您之前有想到过吗？
　　李修文：我哪里想到会有什么反应啊，我就是想把我看见的听见的说了出来而已，顺便也给关心着我们的人报个信，告诉他们，我们好还是不好，如此而已。那些天，我经常想起巴金的《随想录》，《随想录》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巴金在说人话，说真话，说实话。
　　文章就在那里，是非曲直，一目了然。我接受采访也不是什么深思熟虑，但我一直都在要求我自己，我看到、听到的是什么，我说出的就是什么，糟糕就是糟糕，好起来就是好起来，写不出就是写不出，能够写了就去写，如此而已。
　　作为一个作协主席，我想，在此期间，我的任务不是催促大家写作，因为命运正在驱使大家写作，这种时候，如何提高写作的品质，使之更与死难者、战斗者的尊严相匹配，才是更重要的。所以说，我不同意什么“十万作家集体缺席”的说法，相反，在我们的作家中，战斗的有之，写作的有之，写出了好作品的更有之，我为湖北作家深感骄傲。
　　冷静看待新生的艰难，写出蕴藏其中的希望
　　记者：除了作家深入现场的难度，您觉得写出您心目中的好作品，还面临一些什么困难？
　　李修文：不光是写灾难，写任何题材的作品，想要写好总是很难的，我也并不觉得写灾难就一定能写出最好的作品，在不违背基本常识和伦理的情况下，再简单的作品，都是令人尊敬的。
　　事实上，之所以有一些写灾难的作品让人抵触，就是因为他们冒犯或违背了基本常识和伦理，大家绝不是在抵触一个创作者的热情，但难度也无处不在。这次灾难刚开始的时候，许多人都在重读《鼠疫》，我也重读了一遍。通过《鼠疫》，我们得到了两个很醒目的结论，第一，跟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就是诚实；第二，人的内心里值得赞赏的东西总归应该比唾弃的多。当然，绝大多数作家终生都可能无法写出这样的书，可我们总应该知道，什么才是值得我们为之努力的。
　　记者：为什么您会觉得书写灾难的时候，写作品质会尤其重要呢？
　　李修文：目前发生在武汉的事，是最新的，也是最典型的中國故事。我觉得现在的武汉人可以叫做“新武汉人”了，因为这次疫情，许多武汉人的体内流淌着他人的血，许多武汉人的眼泪里也流淌着他人的眼泪，某种程度上，这便是新人的诞生。新人诞生以后不哭泣吗？不嗷嗷待哺吗？如果我们不冷静地看待这个诞生的艰难，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写出蕴藏在其中的希望？
　　据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