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结束之际，有消息传出，由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人大代表、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借贷法》草案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资本投资促进法》草案已被全国人大代表杨成涛等人作为议案提出。
　　这对众多中小企业、小微企业而言，不啻是一个振奋信心的消息，而草案拟定者周德文对此更是感概万千。
　　周德文现任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曾在大学教书10年，后辞职下海创办企业，是中国经济腾飞30年的见证者、参与者与开拓者。他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是：“教书10年、办企业10年、服务社会10年、著书立说10年”。从设立这个目标起，他就从未偏离自己人生的航向。
　　在温州人眼中，周德文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商人，但没有商人的圆滑，更多流露出的是文人的尖锐；他是学者，著书立说，知性儒雅，但骨子里却隐含着一股仗义侠气，总能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为了民企的利益和尊严呼号奔走；他是民主党派人士，但他能从民众角度出发，指出体制弊端并建言献策。中国商人中有他这样丰富经历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他的个性也因此更加鲜明。《南方周末》曾把周德文作为改革开放的一种现象来研究，在业界引起了普遍重视。
　　周德文被赋予许多角色：温州中小企业代言人、温州民间资本推手、温州中小企业担保机构催生者等。每一个角色的背后都隐含着一连串故事，但无一例外，故事的核心都是温州中小企业，内容都是围绕温州中小企业的问题、困难、解决办法及成绩展开。
　　近几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温州经济高速发展，温州民间资本快速膨胀，其庞大数量逐渐引起社会各界重视，温州民间资本流向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由温州民间资本所引发的诸如民间借贷、股权融资等问题错综复杂。周德文从2000年起，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为民间资本寻找出路。
　　周德文介绍，改革开放至今，温州资本市场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1986年。这一阶段是温州民间投融资的萌芽期，各种金融创新产品层出不穷，花样繁多，主要金融产品是流动性短期贷款。这一时期不包括股权融资，温州民间借贷规模约50亿。资金“互助会”逐渐成为民间募集资金的主要方式，并随着时间推移转换成了一种具有营利性质的聚会。温州急需资金的企业可以通过由亲戚、朋友组成的一个个名目繁多的“会”来募集资金。这一阶段中小企业募资的70％是通过民间借贷形式，而从银行部门获得的资金不足5％。
　　第二阶段则是从1986年到1992年。这一阶段，民间借贷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在温州大地疯长，从企业蔓延至民间，由于这些民间借贷机构无序经营，扰乱了金融市场正常秩序，同时也给社会治安带来很大隐患，因此温州市政府开始清理整治民间借贷机构，同时城市信用社介入市场。
　　第三阶段是温州民间借贷从高涨期走向平和期。这一阶段中等规模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企业资产规模不断增长，企业已经有资质从银行贷款，无需再通过民间借贷方式募资，民间借贷渐趋清冷。由于需求减少，民间借贷已很少有人提及。同时，由于银行资金供给充分，民间借贷利率日趋下降，2000年月息降到2分左右。据相关数据统计，改革开放初期，民间融资约为全市银行贷款的65％，1991年上升至80％，但到了2001年，这个比例下降了45％。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004年。
　　2004年以后，随着中国宏观调控力度不断加强，中小企业从银行贷款越来越困难，企业现金流出现问题，一度沉寂的温州民间借贷又开始活跃起来。民间借贷机构改头换面，以“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等形式出现在温州大街小巷，为企业借贷提供服务，但由于国家对此没有统一而明确的法律条款，致使无法对其进行合法的身份界定。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逐渐从美国蔓延至其他国家，从虚拟经济领域扩展到实体经济领域，许多企业资金链断裂，处于破产边缘。这一时期国家投放了4万亿，但中小企业很少被覆盖，没有从根本上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局面。民间借贷再度上位，成为温州中小企业喘息活命的救命稻草。但由于民间融资、借贷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和监督机制，很容易“越界”演变成高利贷，产生社会问题。去年发生的温州“老板跑路事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很多民间资本在利益驱使下变成了高利贷，企业不堪忍受，纷纷出逃，结果曾经帮助过企业的民间资本最后成了扼杀企业的黑手。
　　如何合理引导民间资本为经济服务，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引起各方关注。在这一关键时刻，周德文又一次向政府谏言，呼吁国家从税制、金融体制、投融资体制、宏观政策、行政体制5个方面改革，以使我国经济体制更加完善，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