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每年6月，上海影城都会迎来一年当中最热闹的两周。
作为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主要的影片展映场所，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有大量的影迷涌入这家平时并不繁忙的老牌电影院，观看那些平常没办法在电影院里看到的展映影片。
即使是对于经历过多届电影节的影城工作人员来说，今年的情况看起来也有些“夸张”—影片放映时刻表前随时都挤满了人，在第一天结束时，许多后面的场次就贴上了“满”字；影城一楼星巴克的玻璃门始终保持着打开的状态，因为排队点餐的队伍随时都会延伸到店铺外，而如果你在排队上厕所的时间里不小心看完了一集美剧，也无需感到意外。
对普通观众来说，能在电影节期间看上几场自己喜欢的电影—这意味着有喜欢的电影展映、能够买到票、观影期间没有出现任何放映差错—就已经能满足他们对于一届电影节的全部期望。
因此要给“一届成功的电影节”下定义的话，展映足够数量的优质、多元的电影一定是最基础和重要的指标。
无论是国际上著名的“三大”电影节（戛纳、柏林、威尼斯），或是亚洲的釜山、中国香港、东京电影节，能够吸引到多少优质的影片，多少是全球首映，是衡量一个电影节水准和影响力的通行准则。
对于上海电影节来说，每年要找到并邀请来足够份量的嘉宾和电影是个吃力的工作。这也是17年来上海电影节被人诟病最多的地方—片子旧、好片子不多、鱼龙混杂……
尽管最终展映时间只有9天，但整个竞赛和展映影片的筛选工作在前一年就已经启动。每年年末，上海电影节就开始通过公开征集的方式来寻找来年电影节的竞赛和展映影片，与此同时，近50位“选片人”也开始向电影节输送自己认可的片单，这份名单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更新，整体上形成第二年选片的片库。
对于选片人来说，要从每年几千部新电影中观看和挑选自己喜欢的电影，无疑费时又费力。
Darcy Paquet是多个国外电影节的选片人。从2001年起，他就开始为意大利的乌迪内斯电影节挑选来自亚洲的影片，“每年有大半年的时间要用来看片，替这些电影撰写很长的影评。然后把我认为好的电影推荐给电影节，接着要跟其他人一起沟通和讨论这些影片，这个过程常常是几个月，有上百封电子邮件往来。”Darcy Paquet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他今年第一次来到上海，担任手机电影节单元的评委。
更早地开始工作自然会提供一些帮助。金智奭在每年11月前一届电影节刚闭幕时，就开始了下一届的电影节选片工作。他是釜山电影节的首席选片人，从1996年第一届算起，已经为釜山电影节工作了18年。
他的主要任务是替釜山电影节发掘亚太地区过去一年中的优秀影片，11月开始准备、联络，从12月开始就进入“到处跑”的状态，参加各地电影节、拜见电影公司甚至去正在拍摄的剧组探班。“我们每个人差不多每年要看包括短片在内的1000部影片，”金智奭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从2500部电影的单子中选出最值得放在下一届电影节的300部电影，基本上世面上的新电影我们都是了解的。”
与金智奭这样有计划、细致的选片工作相比，几乎与釜山电影节同时起步的上海电影节的选片工作明显落后了许多。
“尽管电影征集从前一年的12月就开始了，但是一般真正进入状态都是春节以后了，”一名为了上海电影节工作多年的选片人说，“感觉还是有点匆忙。”匆忙的另一个原因是在这一届之前，选片人必须到指定地点观看影片，而不能把拷贝拿回家中—即使签了保密协议。这使得整个选片工作效率低下。
8年前上海电影节对于选片人做出了一些规定上的改变，开始陆续有一些专业的影评人进入到选片人名单中。在此之前，选片人主要以导演、高校教师、电影公司人员为主。“他们的缺点是，一方面工作繁忙，每年能看的片子不多，另一方面这些人选片的个人色彩较浓，很少考虑电影节的气质和观众的接受程度。”一名与选片人进行对接的电影节负责人说。
在引入民间的一些影评人和专业人员之后，尽管他们没有能力和资源像金智奭那样“走出去”，但由于影评人自身看片数量有保证，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电影节的选片视野和范围，同时更多地考虑了观众的感 受。
这种努力最终转化成了电影节观众数量的提升。根据电影节官方公布的数据，今年一共有30万人次观看了展映的385部作品，两个数据都创历史新高。
田宇在整个电影节期间卖出了超过500张电影票，“每张加价20到100元，每天能赚一两千元。”
这是他第二年作为“黄牛”参与整个电影节，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他都在影城门口“上班”，向过往人群挥舞着手中的电影票。这些电影票主要来自三个渠道—亲戚朋友和单位的赠票，电影节开始当天从影城购买，以及一些电影节嘉宾的转卖。
“今年最大特点是电影数量多，不像之前就前面几天热闹，后面不多了。今年最后两天又是周末，所以卖得更好。”田宇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为了更好地判断“销路”，他还在电影节开幕前几天专门请教了“电影公司的朋友”，而这位朋友向他重点推荐了两部卖到200元的电影—《蓝色茉莉》和《她》。
电影节展映的大部分影片都不是新上映的影片，但由于国内对于进口影片有严格的配额限制，一年通过分账和买断方式进入中国的国外影片仅为60至70部，一些优秀影片之前并没有在国内正式上映。于是电影节成为了正当消费这些优秀影片的最佳时机。
观众能够看到的电影也变得更多元化。4K修复版的《教父》、《费城故事》，去年的奥斯卡入围影片《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她》、《蓝色茉莉》，获得柏林银熊奖的《布达佩斯大饭店》和首次推出IMAX版的《蝙蝠侠：侠影之迷》成为了最受观众追捧的影片。观众在不同电影院不同场次的上座率往往在70%以上（国内商业电影放映的平均上座率不足30%）。 气氛的火爆也让以往一些观影上的“不专业”被迅速放大。
字幕一直是电影节无法解决的一个难题。由于经费限制，有些影片只能一部分外包给北京的一家字幕公司，另一部分请学生志愿者协助，字幕组成员需要坐在影院一侧，荧幕上的人每说一句话，就人工敲一句字幕上去。
这些人当中许多是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比如放映《纯真年代》时演员说了好几句话才敲出一句字幕，字幕和剧情对应不上的情况也时有出现—更有观众在微博上吐糟，在放映一部惊悚影片时，负责敲字幕的同学和观众一起被吓傻了，完全忘了工作这回事。
与字幕同样严重的还有影院的空座问题。许多观众发现被标注了满场的场次在放映开始后其实仍有很多空座。一名电影节的工作人员解释说，“这个真没办法，我们肯定要留一些位置给评委、嘉宾和一些赞助方，不管他们最终是不是去看。”
有人提议采取国外一些电影节的做法，开场15分钟后如果不进场就视为放弃，记者和工作人员可以凭证入场。“这种方法在国内肯定行不通，就算他迟到半小时，你要是不让他进去，他会跟你吵翻天的。”一名电影节工作人员说。
与电影放映的火爆产生鲜明对比的是这几年电影节交易市场的冷清。你已经很难在所谓的“400家国内外重量级展商”中看到华谊、光线、乐视这样的国内大公司或是国外的著名发行商了。在2.2万平方米的整个交易区中，人流最多的地方就是入口处几台电影节订票机前，甚至连一些参展商的工作人员也出现在队伍中。
“从电影市场的角度看，柏林应该是最好的，威尼斯也不错。在那里，他们会给你一整套指南，制片人和发行商能够轻易地找到对方。”电影《小英格兰》的制片人Katerina Helioti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但是这次在上海我觉得这方面可能做得还不够。”她不知道去哪里可以找到合适的发行商，也没有人推荐任何人给她。
一名法国导演在逛完电影市场后认为，如果外国公司要来上海电影节开展合作，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工作流程讲解和教育。“以我的观察，中方的工作流程非常复杂，每次都要经过一个很长的确认流程，”他对展商是否愿意做出好电影这件事也有所怀疑，“他们似乎不是在对质量进行投资，而是为了拿到很小的预算，宁愿做出一些中等质量的东西。”
青年导演柴金龙对于电影交易市场也很失望。前几年，他去逛交易市场还会带上自己的剧本，但渐渐也觉得没必要了。“和电影市场里的人聊天的时候，他们往往上来第一句就问：你的电影卖点是什么？”柴金龙说：“我认为我是做艺术片的，我可以用一句话讲清楚我的电影要表达什么，但是有时候我真的不清楚卖点是什么。”
当分析电影交易市场冷清的原因时，又不得不提到那个所有人都痛恨的电影审查制度。
由于审查制度的存在，国内发行商对于参展的外国影片产生兴趣双方无法达成协议，因为你无法确定电影是否能通过审查顺利上映。当越来越多的外国电影公司明白这一点时，它们对于参加上海电影节的热情就逐渐消退了。
金智奭今年没来上海电影节，他在为釜山电影节“新浪潮”单元选择来自亚洲的青年导演作品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过去3年没有一部中国电影进入这 个候选名单。“我觉得5年前、10年前，中国的导演们还会拍属于自己的电影，但是现在大家都在想怎么赚钱 了。”
香港电影节可能拥有目前亚洲最活跃的电影交易市场。每年三四月，来自世界各地的发行公司都会到这里挑选这一年来优秀的亚洲电影作品。它的成功，与贸易中枢的传统，用英语交流和保留对电影的自由度都密切相关。
“（香港电影节）是一个很有效率的沟通场所，大家都会热情高涨，人人都在谈正事，两天内，很多事情就能确定下来。”法国骑士制作公司创意总监Umaru Embalo说。
审查制度的影响并不仅仅体现在电影交易市场中，也渗透进整个选片和竞赛单元的评选中。所有国产片在电影节展映或者参赛是需要获得“龙标”放行。外国片如果入围竞赛单元，必须经过广电总局审查。
这一点导致了选片人在其他电影节上“抢夺”片子时十分被动，“国外电影节的选片人如果喜欢一部电影，他可能当场就可以拍板。但我们只能跟对方说，你能不能先把拷贝拿给我们，我们得先拿回去审。”上海电影节的选片人周健蔚说。
每年提交给电影节的1000多部影片首先会由指定的上海高校研究生、博士生进行初选，他们主要负责技术处理、基础梳理及分类工作，然后会进入“三审”环节。这个过程主要由选片人从影片的艺术性出发对影片进入选拔和淘汰，三审过了之后就可以成为上海电影节的展映影片了。而如果想要进入竞赛单元，就必须送交广电总局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审查”，许多电影都栽在这个环节上。
许多影片参加电影节主要为了获奖，然后利用奖项在当地或世界各地发行。但由于“配额”和“审查”的存在，即使在上海电影节获奖，影片也并不一定能很顺利地在中国内地发行。去年俄罗斯新锐导演尤里·贝科夫的电影《警界黑幕》擒获了金爵奖最佳影片，但最终因没有过审，无法在中国本土发行。今年当另外一家欧洲电影节邀请他时，他放弃了再一次来上海参赛的机会。
放弃来上海电影节的不仅仅是外国导演，对国内导演来说，也会选择优先去国际上的电影节。无论是对于国内或全球发行来说，在上海电影节参赛和获奖都没有太大帮助，而金爵奖也因《神奇》这样的一些烂片入选而被传为笑柄。
与冰冷的电影交易市场和饱受争议的金爵奖评选相比，更多人把注意力投向了电影节上的年轻人。由于近几年许多年轻导演的作品取得了很高票房，更多投资人和电影公司也对年轻人和新项目有了更大期待。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制片人和经纪人，同时也是今年北京电影节电影市场的培训师，陈洁的主要任务就是发现那些有潜力的项目和年轻的导演、编剧。
与电影交易市场相比，她更愿意参加电影项目市场，看一看有哪些新公司和新项目冒出来，然后选择性地约一些人深入交流。但她对今年电影节上的年轻人有些失望，年轻创作者一上来仍然在强调“表达什么”，而没有分享“这是什么样的故事”。“但电影本体首先是故事层面，其次才是导演的自我表达。”陈洁说。同时，她也觉得年轻电影人在进行项目演示时缺少一些科学方法和外界指导。陈洁依然对于2009年在瑞士洛迦诺电影节上学到的东西印象深刻，“它们会非常细致地教创作者如何跟投资方Pitch一个项目，比如8分钟的时间应该有哪几个部分，是什么顺序，都清清楚楚。就像一个标准的广告提案。”陈洁说。
无论如何，电影节依然是年轻电影人的重要舞台，张猛、宁浩这样的导演都曾通过电影节加快了自身事业的发展，但作为电影节本身，似乎应该给年轻人提供如上的更多帮助和服务。柴金龙大概每两年会向电影节提交一个剧本项目，然后就进入三个月的漫长等待期，“如果没有入选，就不会有人通知你了。”
作为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主要的影片展映场所，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有大量的影迷涌入这家平时并不繁忙的老牌电影院，观看那些平常没办法在电影院里看到的展映影片。
即使是对于经历过多届电影节的影城工作人员来说，今年的情况看起来也有些“夸张”—影片放映时刻表前随时都挤满了人，在第一天结束时，许多后面的场次就贴上了“满”字；影城一楼星巴克的玻璃门始终保持着打开的状态，因为排队点餐的队伍随时都会延伸到店铺外，而如果你在排队上厕所的时间里不小心看完了一集美剧，也无需感到意外。
对普通观众来说，能在电影节期间看上几场自己喜欢的电影—这意味着有喜欢的电影展映、能够买到票、观影期间没有出现任何放映差错—就已经能满足他们对于一届电影节的全部期望。
因此要给“一届成功的电影节”下定义的话，展映足够数量的优质、多元的电影一定是最基础和重要的指标。
无论是国际上著名的“三大”电影节（戛纳、柏林、威尼斯），或是亚洲的釜山、中国香港、东京电影节，能够吸引到多少优质的影片，多少是全球首映，是衡量一个电影节水准和影响力的通行准则。
对于上海电影节来说，每年要找到并邀请来足够份量的嘉宾和电影是个吃力的工作。这也是17年来上海电影节被人诟病最多的地方—片子旧、好片子不多、鱼龙混杂……
尽管最终展映时间只有9天，但整个竞赛和展映影片的筛选工作在前一年就已经启动。每年年末，上海电影节就开始通过公开征集的方式来寻找来年电影节的竞赛和展映影片，与此同时，近50位“选片人”也开始向电影节输送自己认可的片单，这份名单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更新，整体上形成第二年选片的片库。
对于选片人来说，要从每年几千部新电影中观看和挑选自己喜欢的电影，无疑费时又费力。
Darcy Paquet是多个国外电影节的选片人。从2001年起，他就开始为意大利的乌迪内斯电影节挑选来自亚洲的影片，“每年有大半年的时间要用来看片，替这些电影撰写很长的影评。然后把我认为好的电影推荐给电影节，接着要跟其他人一起沟通和讨论这些影片，这个过程常常是几个月，有上百封电子邮件往来。”Darcy Paquet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他今年第一次来到上海，担任手机电影节单元的评委。
更早地开始工作自然会提供一些帮助。金智奭在每年11月前一届电影节刚闭幕时，就开始了下一届的电影节选片工作。他是釜山电影节的首席选片人，从1996年第一届算起，已经为釜山电影节工作了18年。
他的主要任务是替釜山电影节发掘亚太地区过去一年中的优秀影片，11月开始准备、联络，从12月开始就进入“到处跑”的状态，参加各地电影节、拜见电影公司甚至去正在拍摄的剧组探班。“我们每个人差不多每年要看包括短片在内的1000部影片，”金智奭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从2500部电影的单子中选出最值得放在下一届电影节的300部电影，基本上世面上的新电影我们都是了解的。”
与金智奭这样有计划、细致的选片工作相比，几乎与釜山电影节同时起步的上海电影节的选片工作明显落后了许多。
“尽管电影征集从前一年的12月就开始了，但是一般真正进入状态都是春节以后了，”一名为了上海电影节工作多年的选片人说，“感觉还是有点匆忙。”匆忙的另一个原因是在这一届之前，选片人必须到指定地点观看影片，而不能把拷贝拿回家中—即使签了保密协议。这使得整个选片工作效率低下。
8年前上海电影节对于选片人做出了一些规定上的改变，开始陆续有一些专业的影评人进入到选片人名单中。在此之前，选片人主要以导演、高校教师、电影公司人员为主。“他们的缺点是，一方面工作繁忙，每年能看的片子不多，另一方面这些人选片的个人色彩较浓，很少考虑电影节的气质和观众的接受程度。”一名与选片人进行对接的电影节负责人说。
在引入民间的一些影评人和专业人员之后，尽管他们没有能力和资源像金智奭那样“走出去”，但由于影评人自身看片数量有保证，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电影节的选片视野和范围，同时更多地考虑了观众的感 受。
这种努力最终转化成了电影节观众数量的提升。根据电影节官方公布的数据，今年一共有30万人次观看了展映的385部作品，两个数据都创历史新高。
田宇在整个电影节期间卖出了超过500张电影票，“每张加价20到100元，每天能赚一两千元。”
这是他第二年作为“黄牛”参与整个电影节，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他都在影城门口“上班”，向过往人群挥舞着手中的电影票。这些电影票主要来自三个渠道—亲戚朋友和单位的赠票，电影节开始当天从影城购买，以及一些电影节嘉宾的转卖。
“今年最大特点是电影数量多，不像之前就前面几天热闹，后面不多了。今年最后两天又是周末，所以卖得更好。”田宇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为了更好地判断“销路”，他还在电影节开幕前几天专门请教了“电影公司的朋友”，而这位朋友向他重点推荐了两部卖到200元的电影—《蓝色茉莉》和《她》。
电影节展映的大部分影片都不是新上映的影片，但由于国内对于进口影片有严格的配额限制，一年通过分账和买断方式进入中国的国外影片仅为60至70部，一些优秀影片之前并没有在国内正式上映。于是电影节成为了正当消费这些优秀影片的最佳时机。
观众能够看到的电影也变得更多元化。4K修复版的《教父》、《费城故事》，去年的奥斯卡入围影片《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她》、《蓝色茉莉》，获得柏林银熊奖的《布达佩斯大饭店》和首次推出IMAX版的《蝙蝠侠：侠影之迷》成为了最受观众追捧的影片。观众在不同电影院不同场次的上座率往往在70%以上（国内商业电影放映的平均上座率不足30%）。 气氛的火爆也让以往一些观影上的“不专业”被迅速放大。
字幕一直是电影节无法解决的一个难题。由于经费限制，有些影片只能一部分外包给北京的一家字幕公司，另一部分请学生志愿者协助，字幕组成员需要坐在影院一侧，荧幕上的人每说一句话，就人工敲一句字幕上去。
这些人当中许多是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比如放映《纯真年代》时演员说了好几句话才敲出一句字幕，字幕和剧情对应不上的情况也时有出现—更有观众在微博上吐糟，在放映一部惊悚影片时，负责敲字幕的同学和观众一起被吓傻了，完全忘了工作这回事。
与字幕同样严重的还有影院的空座问题。许多观众发现被标注了满场的场次在放映开始后其实仍有很多空座。一名电影节的工作人员解释说，“这个真没办法，我们肯定要留一些位置给评委、嘉宾和一些赞助方，不管他们最终是不是去看。”
有人提议采取国外一些电影节的做法，开场15分钟后如果不进场就视为放弃，记者和工作人员可以凭证入场。“这种方法在国内肯定行不通，就算他迟到半小时，你要是不让他进去，他会跟你吵翻天的。”一名电影节工作人员说。
与电影放映的火爆产生鲜明对比的是这几年电影节交易市场的冷清。你已经很难在所谓的“400家国内外重量级展商”中看到华谊、光线、乐视这样的国内大公司或是国外的著名发行商了。在2.2万平方米的整个交易区中，人流最多的地方就是入口处几台电影节订票机前，甚至连一些参展商的工作人员也出现在队伍中。
“从电影市场的角度看，柏林应该是最好的，威尼斯也不错。在那里，他们会给你一整套指南，制片人和发行商能够轻易地找到对方。”电影《小英格兰》的制片人Katerina Helioti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但是这次在上海我觉得这方面可能做得还不够。”她不知道去哪里可以找到合适的发行商，也没有人推荐任何人给她。
一名法国导演在逛完电影市场后认为，如果外国公司要来上海电影节开展合作，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工作流程讲解和教育。“以我的观察，中方的工作流程非常复杂，每次都要经过一个很长的确认流程，”他对展商是否愿意做出好电影这件事也有所怀疑，“他们似乎不是在对质量进行投资，而是为了拿到很小的预算，宁愿做出一些中等质量的东西。”
青年导演柴金龙对于电影交易市场也很失望。前几年，他去逛交易市场还会带上自己的剧本，但渐渐也觉得没必要了。“和电影市场里的人聊天的时候，他们往往上来第一句就问：你的电影卖点是什么？”柴金龙说：“我认为我是做艺术片的，我可以用一句话讲清楚我的电影要表达什么，但是有时候我真的不清楚卖点是什么。”
当分析电影交易市场冷清的原因时，又不得不提到那个所有人都痛恨的电影审查制度。
由于审查制度的存在，国内发行商对于参展的外国影片产生兴趣双方无法达成协议，因为你无法确定电影是否能通过审查顺利上映。当越来越多的外国电影公司明白这一点时，它们对于参加上海电影节的热情就逐渐消退了。
金智奭今年没来上海电影节，他在为釜山电影节“新浪潮”单元选择来自亚洲的青年导演作品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过去3年没有一部中国电影进入这 个候选名单。“我觉得5年前、10年前，中国的导演们还会拍属于自己的电影，但是现在大家都在想怎么赚钱 了。”
香港电影节可能拥有目前亚洲最活跃的电影交易市场。每年三四月，来自世界各地的发行公司都会到这里挑选这一年来优秀的亚洲电影作品。它的成功，与贸易中枢的传统，用英语交流和保留对电影的自由度都密切相关。
“（香港电影节）是一个很有效率的沟通场所，大家都会热情高涨，人人都在谈正事，两天内，很多事情就能确定下来。”法国骑士制作公司创意总监Umaru Embalo说。
审查制度的影响并不仅仅体现在电影交易市场中，也渗透进整个选片和竞赛单元的评选中。所有国产片在电影节展映或者参赛是需要获得“龙标”放行。外国片如果入围竞赛单元，必须经过广电总局审查。
这一点导致了选片人在其他电影节上“抢夺”片子时十分被动，“国外电影节的选片人如果喜欢一部电影，他可能当场就可以拍板。但我们只能跟对方说，你能不能先把拷贝拿给我们，我们得先拿回去审。”上海电影节的选片人周健蔚说。
每年提交给电影节的1000多部影片首先会由指定的上海高校研究生、博士生进行初选，他们主要负责技术处理、基础梳理及分类工作，然后会进入“三审”环节。这个过程主要由选片人从影片的艺术性出发对影片进入选拔和淘汰，三审过了之后就可以成为上海电影节的展映影片了。而如果想要进入竞赛单元，就必须送交广电总局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审查”，许多电影都栽在这个环节上。
许多影片参加电影节主要为了获奖，然后利用奖项在当地或世界各地发行。但由于“配额”和“审查”的存在，即使在上海电影节获奖，影片也并不一定能很顺利地在中国内地发行。去年俄罗斯新锐导演尤里·贝科夫的电影《警界黑幕》擒获了金爵奖最佳影片，但最终因没有过审，无法在中国本土发行。今年当另外一家欧洲电影节邀请他时，他放弃了再一次来上海参赛的机会。
放弃来上海电影节的不仅仅是外国导演，对国内导演来说，也会选择优先去国际上的电影节。无论是对于国内或全球发行来说，在上海电影节参赛和获奖都没有太大帮助，而金爵奖也因《神奇》这样的一些烂片入选而被传为笑柄。
与冰冷的电影交易市场和饱受争议的金爵奖评选相比，更多人把注意力投向了电影节上的年轻人。由于近几年许多年轻导演的作品取得了很高票房，更多投资人和电影公司也对年轻人和新项目有了更大期待。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制片人和经纪人，同时也是今年北京电影节电影市场的培训师，陈洁的主要任务就是发现那些有潜力的项目和年轻的导演、编剧。
与电影交易市场相比，她更愿意参加电影项目市场，看一看有哪些新公司和新项目冒出来，然后选择性地约一些人深入交流。但她对今年电影节上的年轻人有些失望，年轻创作者一上来仍然在强调“表达什么”，而没有分享“这是什么样的故事”。“但电影本体首先是故事层面，其次才是导演的自我表达。”陈洁说。同时，她也觉得年轻电影人在进行项目演示时缺少一些科学方法和外界指导。陈洁依然对于2009年在瑞士洛迦诺电影节上学到的东西印象深刻，“它们会非常细致地教创作者如何跟投资方Pitch一个项目，比如8分钟的时间应该有哪几个部分，是什么顺序，都清清楚楚。就像一个标准的广告提案。”陈洁说。
无论如何，电影节依然是年轻电影人的重要舞台，张猛、宁浩这样的导演都曾通过电影节加快了自身事业的发展，但作为电影节本身，似乎应该给年轻人提供如上的更多帮助和服务。柴金龙大概每两年会向电影节提交一个剧本项目，然后就进入三个月的漫长等待期，“如果没有入选，就不会有人通知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