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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科学研究对于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兴旺繁荣和安全保障都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在众多关于科研价值的讨论中,很少有人提出到底出版多少研究成果是最好的。当人们在为科研遭受资金短缺影响而出现困难倍感遗憾时,我们不应忽略的事实是:过去几十年中,研究发现和成果层出不穷。这点只需看看期刊数量的增长就一目了然。迈克尔·梅布整理了《乌利希国际期刊指南》① (Ulrich’sPeriodicals Directory)的相关数据资料,发现与学术相关的出版物年增长率为3.26%(即每20年增长1倍),而导致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研究人员数量的增长。
很多人认为这是(学术领域)健康发展的标志。他们强调,这意味着数年间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的突破。这些人提到,在《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列出的世界研究型大学的排名中,美国的大学占据了前十名中的六席。他们认为,出版物越多,意味着科学发现越多,知识创新越多,说明整个学术领域的发展日新月异。
但愿这些美好的想法都是事实。
最近几十年来,杰出进步的研究确实在迅速增加。但是,与此同时,大量粗制滥造、无足轻重的劣质研究也在急剧增加,充斥着无数的期刊和专著。20年前《科学》杂志提供的数据表明:在4 500种顶级科研期刊中,只有45%的文章在出版后的头5年内被引用过。最近这些年,这个数字有大幅下降。在《在线信息评论》(Online Information Review)2009年的一篇文章中, 彼得·杰克斯指出,在顶尖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期刊(这个数字不包括人文学科期刊)中,只有40.6%的文章在2002~2006年内被引用。
低引用率出版物的增长只带来了文字的堆砌和审稿数量的增加,并没有对各个学科的知识积累带来真正的贡献。那些大量从未被引用过的文章即使被人读过,也基本上没有包含什么有价值的信息。无效研究的泛滥对科研事业造成极大的破坏影响。一方面,这些从未被引用过的文章不仅需要研究者本人长时间的文献研究和实验工作,另一方面,同行需要阅读这些文章并提供反馈,审阅者需要对它们给出正式评估,确定其是否可以出版。而后,一旦论文发表了,它就会和大量其他相关出版物一起,成为研究人员必须阅读并评估其与自己研究相关性的材料。阅读这些文章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逐年倍增,这对于学术研究无疑是致命一击。
这些影响主要包括:其一,太多的出版物会加重顶尖专家学者的审稿工作负担,通常会超出他们的能力范围。因为需要专家的权威性意见,学术领域的知名专家经常会受到期刊和出版社编辑的“围攻”,被拉入各种各样的编委会中。其二,各种基金和政府机构需要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帮助审阅各种经费申请,这通常都伴随大量的论文审阅工作。其三,各个院系需要各自领域的知名专家评审候选人的职称或晋升等,而需要审阅的候选人相关研究材料也在增加。
这种学术环境也相应提高了对年轻学者的要求。如果一名研究生在完成毕业论文之前发表了三篇以第一作者署名的论文,其他的学生也被迫要向他看齐。
出版速度的加快还催生了大量“快节奏”的研究项目,这些项目不要求全面、深入、耗时的调查和资料收集工作。比如,教授们不再将多个研究成果有机地整合在一篇文章中,而是发表多篇文章,让所有学生都能署名,每篇论文只包含某个学生的部分研究结果。有一位知名物理学家就用这种方法发表了450篇文章。
另外,随着越来越多的期刊面世,尤其是在中国、印度和东欧国家,为了收录学术界迅速增加的英文论文,诞生了很多新的“国际性”期刊,图书馆不得不为此支付高额的订阅费用。资金压力已是刻不容缓。比如,从1978年到2001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图书馆仅用于订阅各种期刊的费用就攀升了1300%。
研究者为了调研某个课题所必须阅读的材料越来越多。年轻的学者们不能忽视任何一篇文章,否则,他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某篇评论或采访阐述了某些他们所忽视的内容,而为此,他们需要花费数月的宝贵时间来阅读大量可能毫无价值的文章。
最后,各种实体出版物的印刷,包括期刊印刷和电子出版物的下载和印刷等,都造成的纸张,能源以及生产、运输、整理和储存空间的极大浪费,这些都是对环保很不负责任的做法。
进一步讲,大量的论文原稿、研究结果、职称材料让专家无法进行特别认真的审查,他们也可能将这些工作转给其他资历尚浅不能胜任的同行。我们都知道,一些工作繁忙的教授会要求他们的博士研究生帮他们完成这些工作。这样的评审过程使得一些尚存疑问的研究成果得以轻易通过评审。随着科研成果出版速度的加快,人们似乎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觉——即任何超过一定年限的论文必定是过时的。在这种情况下,老的文献要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要么通过“新瓶装旧酒”的方式重新发表。胸怀报负的研究人员不可避免地陷入“不发表就灭亡”的窄巷,或多或少变得有些愤世嫉俗,开始怀疑追求知识的更高理想。他们倾向于更快速地发表文章,并为此简化研究方法,使用各种投机、奉承的伎俩。
这些都与科学研究的目标背道而驰。在需要处理如此大量材料的情况下,以往最能够确保公正的同行评议方式目前的价值也降低了。更多并不意味着更好。目前,从某种程度上说,质量已经让位于了数量。
即使不是全部,大部分学科(除了一些不“成功”的学科)的学术出版现状已经失衡。比如,《Physica A》每年出版的论文多达3 000页。为什么?——因为资深物理学教授们研究经费充足,可以招收5~10个博士生。这些博士生都需要发表更多的论文来竞争学术领域的工作机会,因此出版论文的数目和页码也随之不断增加。在整个学术界,尽管出版的速度在不断增加,不幸的是,这些所谓的成果给科研领域,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只有改进评估的体制,劣质论文泛滥的现象才会停止。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不应只关注当前水平出版物所需的资金,而应当寻求增加高质量研究和限制劣质研究发表的方法。只要有一些高瞻远瞩的大学管理者着手改变科研人员的招聘和晋升标准,让学校图书馆停止订阅引用率低的期刊,那么它们就能在全国树立榜样作用。我们应当辞退那些只根据发表论文数量来奖励教师的管理者,还有那些“不懂得阅读,只知道数数”的院长和教务主任。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过度发表的坏处,它会促使数以千计的研究人员撰写平庸的、让人转瞬即忘的论文,这是对人力财力的极大误用。
这里有一些改进方法。
第一,限制(学术)求职或晋升所需发表的论文数量,最好是3~5篇,鼓励研究人员发表更全面和更有针对性的论文。
第二,更多地应用汤姆逊科学信息研究所①(Thomson ISI)的“引用”和期刊“影响因子”数据。这些数据衡量了已有期刊及研究者文章的引用情况和受关注程度。根据这个指标,《自然》和《科学》的得分为30分,大部分主要的学科期刊得分为1~2分,还有海量的期刊得分低于1分,有一些期刊的得分几乎可以视为零分。如果我们将这些分数列在研究人员发表作品的简历上,那么,和那些仅仅列出文章或期刊名的简历相比,这样的信息显然更有说服力。
第三,改变刊登论文的长度。《自然》和《科学》杂志将刊登的稿件限制在5~6个版面,将更长的版本放在期刊的网站上。这两种版本作为一个整体可以互相补充。如果大学和其他研究型图书馆能够结成采购联盟,就能使出版商和期刊更快地采用并推广这种方式。一些大学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但还需要全国范围内的协作努力。
除了以上方法之外,很可能还有一些其他解决方法,但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改变这种过量生产论文的学术氛围。因为事实就是这样:一篇高引用率的文章价值远高于十篇没有任何影响力的文章。使用《自然》和《科学》杂志所采用的模式,会对整个学术领域产生重大而深远的有益影响。
我们的建议可能会改变学术委员会、编辑部、图书馆采购委员会的评估方式。招聘委员会可能会更青睐作品引用率高的候选人,而不是罗列了一大堆发表作品的候选人。图书馆可能会停止订阅那些影响力小的期刊。期刊编辑部可能会改变工作方式,出版更多真正有价值的期刊,并在网络上提供详细的补充备份资料。最后,研究者自身会投入更多精力发表“少而精”的论文,更多期刊会提高辨别能力。
最好的结果是,我们的建议能使学术领域回复到关注高质量研究的轨道上来,并将精力重新投入到对高深知识的追求上。停止对发表论文的过度追求,避免让初出茅庐的研究者变成追名逐利的投机分子,避免让各个领域的名家因为不堪重负而怨声载道。
(文章译自2010年6月18日的《高等教育纪事报》,作者分别为:Mark Bauerlein,埃默里大学英语系教授;Mohamed Gad-el-Hak,弗吉尼亚联邦大学机械工程学教授;Wayne Grody,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教授;Bill McKelvey,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学教授;Stanley W. Trimble,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学教授。)
编辑:邓明茜
很多人认为这是(学术领域)健康发展的标志。他们强调,这意味着数年间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的突破。这些人提到,在《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列出的世界研究型大学的排名中,美国的大学占据了前十名中的六席。他们认为,出版物越多,意味着科学发现越多,知识创新越多,说明整个学术领域的发展日新月异。
但愿这些美好的想法都是事实。
最近几十年来,杰出进步的研究确实在迅速增加。但是,与此同时,大量粗制滥造、无足轻重的劣质研究也在急剧增加,充斥着无数的期刊和专著。20年前《科学》杂志提供的数据表明:在4 500种顶级科研期刊中,只有45%的文章在出版后的头5年内被引用过。最近这些年,这个数字有大幅下降。在《在线信息评论》(Online Information Review)2009年的一篇文章中, 彼得·杰克斯指出,在顶尖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期刊(这个数字不包括人文学科期刊)中,只有40.6%的文章在2002~2006年内被引用。
低引用率出版物的增长只带来了文字的堆砌和审稿数量的增加,并没有对各个学科的知识积累带来真正的贡献。那些大量从未被引用过的文章即使被人读过,也基本上没有包含什么有价值的信息。无效研究的泛滥对科研事业造成极大的破坏影响。一方面,这些从未被引用过的文章不仅需要研究者本人长时间的文献研究和实验工作,另一方面,同行需要阅读这些文章并提供反馈,审阅者需要对它们给出正式评估,确定其是否可以出版。而后,一旦论文发表了,它就会和大量其他相关出版物一起,成为研究人员必须阅读并评估其与自己研究相关性的材料。阅读这些文章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逐年倍增,这对于学术研究无疑是致命一击。
这些影响主要包括:其一,太多的出版物会加重顶尖专家学者的审稿工作负担,通常会超出他们的能力范围。因为需要专家的权威性意见,学术领域的知名专家经常会受到期刊和出版社编辑的“围攻”,被拉入各种各样的编委会中。其二,各种基金和政府机构需要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帮助审阅各种经费申请,这通常都伴随大量的论文审阅工作。其三,各个院系需要各自领域的知名专家评审候选人的职称或晋升等,而需要审阅的候选人相关研究材料也在增加。
这种学术环境也相应提高了对年轻学者的要求。如果一名研究生在完成毕业论文之前发表了三篇以第一作者署名的论文,其他的学生也被迫要向他看齐。
出版速度的加快还催生了大量“快节奏”的研究项目,这些项目不要求全面、深入、耗时的调查和资料收集工作。比如,教授们不再将多个研究成果有机地整合在一篇文章中,而是发表多篇文章,让所有学生都能署名,每篇论文只包含某个学生的部分研究结果。有一位知名物理学家就用这种方法发表了450篇文章。
另外,随着越来越多的期刊面世,尤其是在中国、印度和东欧国家,为了收录学术界迅速增加的英文论文,诞生了很多新的“国际性”期刊,图书馆不得不为此支付高额的订阅费用。资金压力已是刻不容缓。比如,从1978年到2001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图书馆仅用于订阅各种期刊的费用就攀升了1300%。
研究者为了调研某个课题所必须阅读的材料越来越多。年轻的学者们不能忽视任何一篇文章,否则,他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某篇评论或采访阐述了某些他们所忽视的内容,而为此,他们需要花费数月的宝贵时间来阅读大量可能毫无价值的文章。
最后,各种实体出版物的印刷,包括期刊印刷和电子出版物的下载和印刷等,都造成的纸张,能源以及生产、运输、整理和储存空间的极大浪费,这些都是对环保很不负责任的做法。
进一步讲,大量的论文原稿、研究结果、职称材料让专家无法进行特别认真的审查,他们也可能将这些工作转给其他资历尚浅不能胜任的同行。我们都知道,一些工作繁忙的教授会要求他们的博士研究生帮他们完成这些工作。这样的评审过程使得一些尚存疑问的研究成果得以轻易通过评审。随着科研成果出版速度的加快,人们似乎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觉——即任何超过一定年限的论文必定是过时的。在这种情况下,老的文献要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要么通过“新瓶装旧酒”的方式重新发表。胸怀报负的研究人员不可避免地陷入“不发表就灭亡”的窄巷,或多或少变得有些愤世嫉俗,开始怀疑追求知识的更高理想。他们倾向于更快速地发表文章,并为此简化研究方法,使用各种投机、奉承的伎俩。
这些都与科学研究的目标背道而驰。在需要处理如此大量材料的情况下,以往最能够确保公正的同行评议方式目前的价值也降低了。更多并不意味着更好。目前,从某种程度上说,质量已经让位于了数量。
即使不是全部,大部分学科(除了一些不“成功”的学科)的学术出版现状已经失衡。比如,《Physica A》每年出版的论文多达3 000页。为什么?——因为资深物理学教授们研究经费充足,可以招收5~10个博士生。这些博士生都需要发表更多的论文来竞争学术领域的工作机会,因此出版论文的数目和页码也随之不断增加。在整个学术界,尽管出版的速度在不断增加,不幸的是,这些所谓的成果给科研领域,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只有改进评估的体制,劣质论文泛滥的现象才会停止。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不应只关注当前水平出版物所需的资金,而应当寻求增加高质量研究和限制劣质研究发表的方法。只要有一些高瞻远瞩的大学管理者着手改变科研人员的招聘和晋升标准,让学校图书馆停止订阅引用率低的期刊,那么它们就能在全国树立榜样作用。我们应当辞退那些只根据发表论文数量来奖励教师的管理者,还有那些“不懂得阅读,只知道数数”的院长和教务主任。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过度发表的坏处,它会促使数以千计的研究人员撰写平庸的、让人转瞬即忘的论文,这是对人力财力的极大误用。
这里有一些改进方法。
第一,限制(学术)求职或晋升所需发表的论文数量,最好是3~5篇,鼓励研究人员发表更全面和更有针对性的论文。
第二,更多地应用汤姆逊科学信息研究所①(Thomson ISI)的“引用”和期刊“影响因子”数据。这些数据衡量了已有期刊及研究者文章的引用情况和受关注程度。根据这个指标,《自然》和《科学》的得分为30分,大部分主要的学科期刊得分为1~2分,还有海量的期刊得分低于1分,有一些期刊的得分几乎可以视为零分。如果我们将这些分数列在研究人员发表作品的简历上,那么,和那些仅仅列出文章或期刊名的简历相比,这样的信息显然更有说服力。
第三,改变刊登论文的长度。《自然》和《科学》杂志将刊登的稿件限制在5~6个版面,将更长的版本放在期刊的网站上。这两种版本作为一个整体可以互相补充。如果大学和其他研究型图书馆能够结成采购联盟,就能使出版商和期刊更快地采用并推广这种方式。一些大学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但还需要全国范围内的协作努力。
除了以上方法之外,很可能还有一些其他解决方法,但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改变这种过量生产论文的学术氛围。因为事实就是这样:一篇高引用率的文章价值远高于十篇没有任何影响力的文章。使用《自然》和《科学》杂志所采用的模式,会对整个学术领域产生重大而深远的有益影响。
我们的建议可能会改变学术委员会、编辑部、图书馆采购委员会的评估方式。招聘委员会可能会更青睐作品引用率高的候选人,而不是罗列了一大堆发表作品的候选人。图书馆可能会停止订阅那些影响力小的期刊。期刊编辑部可能会改变工作方式,出版更多真正有价值的期刊,并在网络上提供详细的补充备份资料。最后,研究者自身会投入更多精力发表“少而精”的论文,更多期刊会提高辨别能力。
最好的结果是,我们的建议能使学术领域回复到关注高质量研究的轨道上来,并将精力重新投入到对高深知识的追求上。停止对发表论文的过度追求,避免让初出茅庐的研究者变成追名逐利的投机分子,避免让各个领域的名家因为不堪重负而怨声载道。
(文章译自2010年6月18日的《高等教育纪事报》,作者分别为:Mark Bauerlein,埃默里大学英语系教授;Mohamed Gad-el-Hak,弗吉尼亚联邦大学机械工程学教授;Wayne Grody,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教授;Bill McKelvey,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学教授;Stanley W. Trimble,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学教授。)
编辑:邓明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