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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四川音乐学院科研项目“激情岁月的红色叙事——十七年革命历史文学电影改编研究（项目编号：CXS201002）”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 要：在十七年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不仅被动地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而且积极地融入新的革命意识形态所设定的精神轨迹中去，体现了创作者与形象同构的身份焦虑。十七年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异质性和复杂化，除了要归因于当时的主流政治对知识分子的“长期规训”，很大程度上也应归因于作为叙述主体的知识分子对其身份从属的焦虑和阶级原罪的忏悔情结。
关键词：十七年小说；知识分子形象；焦虑
作者简介：任晓楠 （1971-），女，辽宁本溪人，四川音乐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当代小说创作、戏剧影视创作；徐江（1981-），女，四川成都人，四川音乐学院传媒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戏剧影视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5-0-02
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最早兴起于19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这个时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并不是“边缘人”的形象，而是受到五四个性解放精神浸染的现代中国左翼文学先锋的形象。然而随着无产阶级文艺对个体创作的不断“规训”，到了1950、1960年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但失去了革命精英阶层的地位，反而被塑造成了革命的追随者和被改造者。在这些被改造者的身上，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了一个精神“成长”的过程——承袭于五四的启蒙理性和个性主义精神，在革命的感召和自觉地改造之后被“合法”的整合进纪律化的革命精神秩序中去了，知识分子形象渐渐抛弃从五四继承的个性化成分，而步入新的革命意识形态所设定的精神轨迹中去。从这些被规训、被改造的知识分子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当代知识分子无法克服的身份的焦虑和深植于内的忏悔情结。
一、知识分子的内在焦虑
自现代以来，一直伴随知识分子的一大困惑就是知识分子的身份焦虑。 “身份焦虑”始终贯穿在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中，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仍然没有摆脱。建国后，关于知识分子题材的问题一直是五十年代中期文坛争论的一个焦点。在各种争论和批评声中，主流意识形态逐渐完善了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创作规范。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常常是以先锋面目出现的，到了“十七”年文学中却黯然的退居到边缘地位，同样作为知识分子的创作者们面临着形象认同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双重困境。另外，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也带来了价值体系的重建与阶层身份的重新建构，创作者们清醒地意识到一个现实，那就是只有把自己转化为工农兵，具有工农兵的价值观和情感体验才能写作，只有把知识分子形象转化为工农兵形象后才能完成对革命历史的叙述，因此十七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便随着知识分子本身的身份转换呈现出形象移植的种种特征。然而，正如李泽厚所说，“在十七年小说中，随着知识分子的成长和成熟，其固有的启蒙意识和理性批判精神被渐渐去除，当他们成长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后，已经与知识分子的身份有了本质的不同。”[1]十七年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异质性和复杂化，除了要归因于当时主流政治对知识分子的“长期规训”，很大程度上也应归因于作为叙述者主体的知识分子对其身份从属的焦虑。
建国后，许多作家在努力迎合新的美学规范，塑造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的形象时，自觉向规范靠拢。也有一些作家，尽管主观上意识到不合规范的“危害”，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又会出于艺术良知而“情不自禁”地去服膺生活和人物性格的逻辑。在这些作品中，人们看到的与其说是人物的精神困惑，毋宁说它也深刻揭示了作者精神世界的困惑。在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孙犁主动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将高庆山、春儿、芒种等工农出身的人物作为主要的人物形象，但是，在小说中最具有人文色彩和情感内蕴的却是一系列知识分子形象，尤其是女县长李沛钟，成为孙犁笔下一个颇有意味的形象。李佩钟出身地主家庭，这让她始终怀有阶级的“原罪感”，在工作中她虚心接受工农干部的批评，遇到机会就要向工農干部表白和忏悔，表明要和地主家庭决裂的阶级立场。然而我们从小说的叙述中深刻地感受到孙犁自身的精神矛盾，虽然他接受了主流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身份特征的指认，并且努力按照规范来塑造李佩钟的形象，对她的阶级出身带来的局限性做了图解，但从创作者的知识分子立场来说，这个人物何尝不是他对自身的体认，因此在一些细节描写中，自然流露出他对李佩钟心灵和命运的悲悯之情。这个孙犁无法遮掩的知识分子形象，虽然被作者努力写成了配角，却实在是《风云初记》中最受作者关爱的形象。
扬沫在创作《青春之歌》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同样的难题。《青春之歌》的主题明显是预设的，即要告诫知识分子只有跟党走才能有壮丽的青春，只有投身于与工农联盟的革命实践，壮丽的青春才能挥射出夺目的光芒。作为一个经过政治话语整合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同她的创作者杨沫一样，都必须经历脱胎换骨的精神改造，完成知识分子到工农兵的身份转换。《青春之歌》是作者根据当时主流的文艺观对文艺政策所作的艺术阐释，但是女性作家自身的生活经历和对社会生活的细腻体会使得笔下创作的女性形象具有较为浓郁的知识分子意识，另外，“自传体”的色彩又为林道静这一形象的女性意识表达提供了可能性，因此我们可以从林道静缠绵悱恻、柔弱犹疑的心路历程中看到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虽然杨沫在作品中展现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神和情感上的诸多弱点，但她对这些弱点也流露出不由自主的理解和善待，甚至还表示出一定的认同与理解。尽管这种情绪被作者自觉的压抑和掩饰着，可还是从革命演义的政治旋律中悄悄流淌出来。这不仅是政治运动等外部压力的结果，也有来自知识分子内心无所适从的身份焦虑。
在十七年文坛上比扬沫更显身份焦虑的是另外一个女性作家宗璞，其小说《红豆》中塑造了一个叫江玫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这是一个比林道静更具知识分子气质的女性形象。她并没有像林道静一样经过痛苦的思想改造，完成身份的转换，没有通过成为一个英雄进入讲述革命历史的价值体系。江玫从头至尾都保持了知识分子的鲜明特征，因此这个不合规范的知识分子形象一出现就遭到猛烈批判。对《红豆》的批判以及对江玫形象的否定，再次表明了政治文化规范的不可动摇，也昭示了知识分子克服“身份焦虑”的无力 这些初创于50年代的作品，因当时的政治气候还相对宽松，创作者的心态还相当自由，因此作品更多的灌注了作者的个人情感、融合了作者个人的生命体验，教条的成分比较少。修改时就不同了，作家已经遭到直接针对其人其书的批评和攻击，已颓然失去了自由创作的放松心态。成为被规训对象的他们潜在的身份焦虑使他们在修改过程中谨小慎微，如履薄冰，修改不是为了艺术上的精益求精，而是为了改正错误或者避免引起误解。因此这些小说的修改版丧失了艺术的追求，只剩下了政治的表白。从十七年小说初版到再版以至三版四版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国当代作家艰难困苦的心路历程。
二、知识分子的忏悔情结
从1957年的反右开始，大多数作家从否定自己的阶级身份开始，继而对自己的阶级感情和创作思想产生怀疑和否定，并积极主动的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在创作中努力寻找和修正与时代创作观念不契合的环节。反映在作品中，就出现了一批50年代文学中最为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最终完成的形象都是剔除了知识分子独立意识的，对普泛化了的意识形态顶礼膜拜的形象，是创作者和形象同构的新的“革命知识分子”形象。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忏悔和改造是他们唯一的选择，而“忏悔”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愧对苦难人民。孙犁顺应主流文化的价值观，让李佩钟自己带着诚惶诚恐的“原罪感”，虚心接受工农干部的批评；李英儒在塑造地主家的少爷张嘉庆时，让他激情澎湃的带领穷苦人抢了自家的收成，用实际行动向农民赎了罪。在《青春之歌》的再版本中，作者杨沫增写了林道静与工农结合的七章内容，在这七章里，林道静完成了阶级思想的转变，而向工农忏悔成了这个转变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并且要用实际行动替剥削阶级的父母“赎罪”。这些对林道静忏悔心理的细致描绘同时也反映出内置于创作者心灵深处的知识分子的忏悔情结。但是，随着这种来自于阶级身份的自卑变成对工农阶级的尊敬，变成崇拜，甚至再变成面对某种意识形态的“恐惧”，忏悔就从反省上升为自我批判和精神虐待。在十七年文学中，“忏悔的人”不断出现，诉说着知识分子的罪孽。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自画像，也愈来愈丧失作为独立存在的“人”的价值。
知识分子的忏悔情结不但是几十年思想改造和所谓“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自然结果，而且也与数千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精神不无关联。维护中国几千年的精神传统和道德良心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尊崇的是儒家和道家，尤其是儒家型知识分子，大多都经不起政治权威的巨大压力。在这种专制传统的长期压迫之下，多数知识分子不但逐渐丧失了自信和自尊，而且同时还滋长了一种自疑和自罪的潜意识，这种原罪意识至今仍深藏在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底。因此我们在十七年小说中所读到的知识分子形象，以及那种不难感受到的很不正常的塑造状态或作家的创作心理现象，正是知识分子这一特别群落在当代社会的处境的一种极为真实的“反映”。
知识分子形象在十七年文学中的变异和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思想追求的艰难和难以预料的复杂性。它与周围现实的关系是“互文”的，既有有条件的冲突和矛盾，也有作为知识分子塑造者的作家们自觉的配合与默契。因此，十七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既不是现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也不是西方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而是当代中国本土化的知识分子形象，
注释：
[1]李泽厚.《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5月版.243页.
参考文献：
[1]丁帆、王世城.《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版。
[2]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3]许纪霖.《中国知識分子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4]李泽厚.《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5]余岱宗.《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9月版。
[6]唐小林.《从延河到施洗的河——50、90年代：想象知识分子灵魂得救的不同方式》[J].《人文杂志》. 2003年第3期。
[7]程光炜.《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J].《文学评论》.2001年06期。
摘 要：在十七年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不仅被动地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而且积极地融入新的革命意识形态所设定的精神轨迹中去，体现了创作者与形象同构的身份焦虑。十七年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异质性和复杂化，除了要归因于当时的主流政治对知识分子的“长期规训”，很大程度上也应归因于作为叙述主体的知识分子对其身份从属的焦虑和阶级原罪的忏悔情结。
关键词：十七年小说；知识分子形象；焦虑
作者简介：任晓楠 （1971-），女，辽宁本溪人，四川音乐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当代小说创作、戏剧影视创作；徐江（1981-），女，四川成都人，四川音乐学院传媒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戏剧影视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5-0-02
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最早兴起于19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这个时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并不是“边缘人”的形象，而是受到五四个性解放精神浸染的现代中国左翼文学先锋的形象。然而随着无产阶级文艺对个体创作的不断“规训”，到了1950、1960年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但失去了革命精英阶层的地位，反而被塑造成了革命的追随者和被改造者。在这些被改造者的身上，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了一个精神“成长”的过程——承袭于五四的启蒙理性和个性主义精神，在革命的感召和自觉地改造之后被“合法”的整合进纪律化的革命精神秩序中去了，知识分子形象渐渐抛弃从五四继承的个性化成分，而步入新的革命意识形态所设定的精神轨迹中去。从这些被规训、被改造的知识分子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当代知识分子无法克服的身份的焦虑和深植于内的忏悔情结。
一、知识分子的内在焦虑
自现代以来，一直伴随知识分子的一大困惑就是知识分子的身份焦虑。 “身份焦虑”始终贯穿在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中，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仍然没有摆脱。建国后，关于知识分子题材的问题一直是五十年代中期文坛争论的一个焦点。在各种争论和批评声中，主流意识形态逐渐完善了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创作规范。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常常是以先锋面目出现的，到了“十七”年文学中却黯然的退居到边缘地位，同样作为知识分子的创作者们面临着形象认同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双重困境。另外，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也带来了价值体系的重建与阶层身份的重新建构，创作者们清醒地意识到一个现实，那就是只有把自己转化为工农兵，具有工农兵的价值观和情感体验才能写作，只有把知识分子形象转化为工农兵形象后才能完成对革命历史的叙述，因此十七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便随着知识分子本身的身份转换呈现出形象移植的种种特征。然而，正如李泽厚所说，“在十七年小说中，随着知识分子的成长和成熟，其固有的启蒙意识和理性批判精神被渐渐去除，当他们成长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后，已经与知识分子的身份有了本质的不同。”[1]十七年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异质性和复杂化，除了要归因于当时主流政治对知识分子的“长期规训”，很大程度上也应归因于作为叙述者主体的知识分子对其身份从属的焦虑。
建国后，许多作家在努力迎合新的美学规范，塑造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的形象时，自觉向规范靠拢。也有一些作家，尽管主观上意识到不合规范的“危害”，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又会出于艺术良知而“情不自禁”地去服膺生活和人物性格的逻辑。在这些作品中，人们看到的与其说是人物的精神困惑，毋宁说它也深刻揭示了作者精神世界的困惑。在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孙犁主动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将高庆山、春儿、芒种等工农出身的人物作为主要的人物形象，但是，在小说中最具有人文色彩和情感内蕴的却是一系列知识分子形象，尤其是女县长李沛钟，成为孙犁笔下一个颇有意味的形象。李佩钟出身地主家庭，这让她始终怀有阶级的“原罪感”，在工作中她虚心接受工农干部的批评，遇到机会就要向工農干部表白和忏悔，表明要和地主家庭决裂的阶级立场。然而我们从小说的叙述中深刻地感受到孙犁自身的精神矛盾，虽然他接受了主流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身份特征的指认，并且努力按照规范来塑造李佩钟的形象，对她的阶级出身带来的局限性做了图解，但从创作者的知识分子立场来说，这个人物何尝不是他对自身的体认，因此在一些细节描写中，自然流露出他对李佩钟心灵和命运的悲悯之情。这个孙犁无法遮掩的知识分子形象，虽然被作者努力写成了配角，却实在是《风云初记》中最受作者关爱的形象。
扬沫在创作《青春之歌》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同样的难题。《青春之歌》的主题明显是预设的，即要告诫知识分子只有跟党走才能有壮丽的青春，只有投身于与工农联盟的革命实践，壮丽的青春才能挥射出夺目的光芒。作为一个经过政治话语整合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同她的创作者杨沫一样，都必须经历脱胎换骨的精神改造，完成知识分子到工农兵的身份转换。《青春之歌》是作者根据当时主流的文艺观对文艺政策所作的艺术阐释，但是女性作家自身的生活经历和对社会生活的细腻体会使得笔下创作的女性形象具有较为浓郁的知识分子意识，另外，“自传体”的色彩又为林道静这一形象的女性意识表达提供了可能性，因此我们可以从林道静缠绵悱恻、柔弱犹疑的心路历程中看到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虽然杨沫在作品中展现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神和情感上的诸多弱点，但她对这些弱点也流露出不由自主的理解和善待，甚至还表示出一定的认同与理解。尽管这种情绪被作者自觉的压抑和掩饰着，可还是从革命演义的政治旋律中悄悄流淌出来。这不仅是政治运动等外部压力的结果，也有来自知识分子内心无所适从的身份焦虑。
在十七年文坛上比扬沫更显身份焦虑的是另外一个女性作家宗璞，其小说《红豆》中塑造了一个叫江玫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这是一个比林道静更具知识分子气质的女性形象。她并没有像林道静一样经过痛苦的思想改造，完成身份的转换，没有通过成为一个英雄进入讲述革命历史的价值体系。江玫从头至尾都保持了知识分子的鲜明特征，因此这个不合规范的知识分子形象一出现就遭到猛烈批判。对《红豆》的批判以及对江玫形象的否定，再次表明了政治文化规范的不可动摇，也昭示了知识分子克服“身份焦虑”的无力 这些初创于50年代的作品，因当时的政治气候还相对宽松，创作者的心态还相当自由，因此作品更多的灌注了作者的个人情感、融合了作者个人的生命体验，教条的成分比较少。修改时就不同了，作家已经遭到直接针对其人其书的批评和攻击，已颓然失去了自由创作的放松心态。成为被规训对象的他们潜在的身份焦虑使他们在修改过程中谨小慎微，如履薄冰，修改不是为了艺术上的精益求精，而是为了改正错误或者避免引起误解。因此这些小说的修改版丧失了艺术的追求，只剩下了政治的表白。从十七年小说初版到再版以至三版四版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国当代作家艰难困苦的心路历程。
二、知识分子的忏悔情结
从1957年的反右开始，大多数作家从否定自己的阶级身份开始，继而对自己的阶级感情和创作思想产生怀疑和否定，并积极主动的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在创作中努力寻找和修正与时代创作观念不契合的环节。反映在作品中，就出现了一批50年代文学中最为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最终完成的形象都是剔除了知识分子独立意识的，对普泛化了的意识形态顶礼膜拜的形象，是创作者和形象同构的新的“革命知识分子”形象。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忏悔和改造是他们唯一的选择，而“忏悔”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愧对苦难人民。孙犁顺应主流文化的价值观，让李佩钟自己带着诚惶诚恐的“原罪感”，虚心接受工农干部的批评；李英儒在塑造地主家的少爷张嘉庆时，让他激情澎湃的带领穷苦人抢了自家的收成，用实际行动向农民赎了罪。在《青春之歌》的再版本中，作者杨沫增写了林道静与工农结合的七章内容，在这七章里，林道静完成了阶级思想的转变，而向工农忏悔成了这个转变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并且要用实际行动替剥削阶级的父母“赎罪”。这些对林道静忏悔心理的细致描绘同时也反映出内置于创作者心灵深处的知识分子的忏悔情结。但是，随着这种来自于阶级身份的自卑变成对工农阶级的尊敬，变成崇拜，甚至再变成面对某种意识形态的“恐惧”，忏悔就从反省上升为自我批判和精神虐待。在十七年文学中，“忏悔的人”不断出现，诉说着知识分子的罪孽。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自画像，也愈来愈丧失作为独立存在的“人”的价值。
知识分子的忏悔情结不但是几十年思想改造和所谓“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自然结果，而且也与数千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精神不无关联。维护中国几千年的精神传统和道德良心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尊崇的是儒家和道家，尤其是儒家型知识分子，大多都经不起政治权威的巨大压力。在这种专制传统的长期压迫之下，多数知识分子不但逐渐丧失了自信和自尊，而且同时还滋长了一种自疑和自罪的潜意识，这种原罪意识至今仍深藏在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底。因此我们在十七年小说中所读到的知识分子形象，以及那种不难感受到的很不正常的塑造状态或作家的创作心理现象，正是知识分子这一特别群落在当代社会的处境的一种极为真实的“反映”。
知识分子形象在十七年文学中的变异和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思想追求的艰难和难以预料的复杂性。它与周围现实的关系是“互文”的，既有有条件的冲突和矛盾，也有作为知识分子塑造者的作家们自觉的配合与默契。因此，十七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既不是现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也不是西方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而是当代中国本土化的知识分子形象，
注释：
[1]李泽厚.《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5月版.243页.
参考文献：
[1]丁帆、王世城.《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版。
[2]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3]许纪霖.《中国知識分子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4]李泽厚.《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5]余岱宗.《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9月版。
[6]唐小林.《从延河到施洗的河——50、90年代：想象知识分子灵魂得救的不同方式》[J].《人文杂志》. 2003年第3期。
[7]程光炜.《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J].《文学评论》.2001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