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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于中国近代以来首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抗日战争在历史教材中存在若干争议，从中日双方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数据对比，抗战战略方针的制定实施和国民政府在日本入侵初期的态度三方面进行论述，提出教材存疑之处，补充遗漏，辨析争议，纠正偏差。证明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一场全民族共同取得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的坚韧不屈完成的民族史诗，最重要的是，肯定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的领导地位、正面战场所发挥的作用和国军的巨大牺牲奉献。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持久战；正面战场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9-0302-02
距离194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宣布投降，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已过去六十七年，可围绕在中日之间的恩恩怨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归根结底，是由于日本方面一直不肯正面承认犯下的罪行并悔悟，从前几年的“教科书事件”到日本首相频频参拜靖国神社，为二战战犯招魂。这些令人愤慨的行为对于我们这个曾经惨遭侵略，用先烈们的鲜血浸透每一寸河山才换来今日之和平的国家和民族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伤害。
然而仔细深究，日本政府之所以敢于公然歪曲史实，混淆视听，日本民众之所以对于二战的历史模糊不清，其中一部分原因还在于1945—1949年国共内战导致两岸分离，出于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的考量，大陆和台湾之间各执一词，表述不一，即使是同一时期不同的专家学者著述也多有出入。例如大学人人必修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其中的某些数据和说法就不完全精确，对数据的来源没有列明出处，一些说法也显得模棱两可，以下仅就其中几点加以讨论：
一、关于中日双方的伤亡人数统计问题
日军的伤亡人数，《纲要》中说“日军在海外作战中损失的287万人中，有150万人伤亡在中国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等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1]
其实，社会各界关于日军在二战中中国战场上的伤亡人数历来就存在诸多争议：日本方面有人认为在中国战场上伤亡加上被俘虏的人数大约为133万人[2]。中国方面的学者大多同《纲要》中所列数据一样，在一份中学的教辅资料中就表述得更为具体（见下表）：
中国战场歼灭日军兵力数[3]
国际社会一些人则认为这个数据有所夸大。一般来说，日本国内的学者统计抗战伤亡人数时，普遍不将朝鲜籍和台湾籍的士兵计入，而中国方面在核算歼敌人数时是无法分清这部分人和本土日本人的区别的，另外，在整个抗战期间协助日军的中国“伪军”总人数约为210万 [4]。在统计歼敌数时如果出现误将伪军人数计入日军人数的情况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再加上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实行统一战线，国民政府将共产党军队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下辖在国民革命军下，所以，要想得出完全真实的国共双方的歼敌人数确实较为困难。但无论如何，就算以日军伤亡最高人数计，相比之下，中国方面无疑是伤亡惨重，以十挡一。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军与日军共有22次大型会战、1 117次大型战斗、小型战斗38 931次。[5]国民政府军队伤亡322万余人，其中阵亡132万余人，中国共产党军队损失58万余人，其中阵亡16万余人，中国军民伤亡共计约3 600万人[6] 。这些悬殊的数据表明中国以其自身巨大的牺牲为盟军作战赢取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为整个反法西斯同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可看出当时中日之间巨大的实力差距。
当时，日本国内进行过明治维新，实现了由君主专制制度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型，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军需工业十分发达，装备精良，军队训练有素。反观中国，虽然也结束了君主专制，但当时国内正值军阀混战，人民困苦不堪，南京国民政府的政令还不能通达全国，军队军纪不严，装备落后。
二、抗战战略方针的制定
中日军队之间巨大的差距决定了抗日战争必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全民族抗战，在《纲要》中对于战略方针的制定实施是这么说的：“1938年5—6月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系统地阐明了持久抗战的总方针……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1]书中单方面强调了共产党方面的抗战战略，没有提及当时的国民政府的态度。
事实上，早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第十天，蒋介石就在庐山发表了题为“最后关头”的抗日演讲，蒋说“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庐山讲话正式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巨幕，蒋的讲话表明了国民政府坚持持久抗战的决心。在之后的8月7—12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防会议，会议讨论了《国军作战指导计划》，制定了“抗战到底，全面抗战”、“采取持久消耗战略”的方针，由此正式制定了全面抗战、持久抗战的基本战略 [7]。
在国民党内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也在较早就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根据白崇禧本人的回忆，“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这两句是他提出来的，但其时是在1938年初，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迁移武汉办公之后不久[8]。这些相关的战略思想的提出都早于1938年5月《论持久战》的发表，由此可见，国民党内早在抗战初期就坚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并且来源于内部。但在《纲要》中并没有就国民政府的战略进行说明，过于强调党派的意识形态，没有对社会各界在此时的态度作全面具体的描述，不能不说是编写教材时的一个遗憾。
三、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态度
国内的历史教科书中存在的一个很典型的问题就是关于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主义”。众多版本的教材包括《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都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军放弃抵抗简单地描述为是执行南京国民政府命令的结果。这几年随着众多史料的公开，显示出事件的复杂性。 事实上，从事变发生的时间点上来看，9月18日，蒋介石正在永绥号军舰上从南京前往江西，因此事变发生时他并不知情，在知道发生事变之后，国民政府立即采取了措施，21日，蒋中正回到南京定出三项基本外交原则：（1）坚决抱定保护中国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2）维持东方和平而达到维持世界的和平。（3）尊重一切国际公约，尤注重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之原则 [9]。在当时国民政府先是寄希望于国联解决，但对于侵略行为，绝没有“不抵抗”之意，甚至在后来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受到国民政府的严厉批评，但蒋中正仍然希望张学良前往南京商讨外交应变的方法，张却表示拒绝并改派万福麟入京[10]。这表明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态度是希望尽力解决，不开启战端是考量到当时国内军力尚弱，并非下令“不抵抗”。
后来张学良自己也说：“从前许多学者研究认为是国民政府指示不抵抗，但其实国民政府的指示是‘相应处理’，‘相应处理’意思是看情况自己去办，等于中央不负责的。因此不能将九一八事变没抵抗的责任推给国民政府。我因为不希望扩大事件，所以采取不抵抗政策。” [11]
显然教材中对“九一八”后的“不抵抗问题”如此轻易地下结论是过于草率了。从上述资料中可以看出，当时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主张先提交国际联盟来裁决，虽然采取的是较为妥协的做法，但显然命令张学良不准抵抗是不可能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首先，历史的考证必须建立在尊重史实、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因此，在编写教科书时，就更应该做到慎之又慎，让今天的我们能够更好地反思战争、珍惜和平。其次，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应高于一切，应该肯定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决心和领导抗战的功劳，不应简单地以意识形态和政治派别来区分，不经仔细考证轻易地下结论。抗战的胜利绝不是依靠某一党派或某一个人单独取得的，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上下一心的抗战。明辨事实不是为了铭记仇恨，而是为了更好地抚慰逝者，激励来者，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参考文献：
[1] 沙健孙，马敏，张建国，龚书铎，李捷.中国近现代史纲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51-164.
[2] [日]栋田传.兵队日本史[M].东京新人物往来社，1975：280；[日]黑羽清隆.日中十五年战争[M].株式会社教育社，1979：266.
[3] 刘向荣.谁是抗日战争中抗击日军的“中流砥柱”[J].历史学习，2007，（5）：11-12.
[4] 刘德军.抗日战争研究述评[M].济南：齐鲁书社，2005：488.
[5]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1册[M].陈在俊，译.台湾中央日报社，1986：122.
[6] 孟国祥，张庆军.关于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数字问题[J].抗日战争研究，1995，（3）：94-107.
[7] 步平，荣维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全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142.
[8] 杨天石.国民党“持久战”思想其实有独立来源[N].南方都市报，2009-07-07.
[9] 罗家伦.革命文献：三十四辑[M].北京：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58：1196.
[10] 刘维开.隐忍与决裂——卢沟桥事变前国民政府对日和战的选择：上 [J].近代中国，中国学术期刊电子出版社，1994—2012（130）：121.
[11] [日]臼井胜美.张学良与日本[M].陈鹏仁，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4：117-119.
[责任编辑 魏 杰]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持久战；正面战场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9-0302-02
距离194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宣布投降，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已过去六十七年，可围绕在中日之间的恩恩怨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归根结底，是由于日本方面一直不肯正面承认犯下的罪行并悔悟，从前几年的“教科书事件”到日本首相频频参拜靖国神社，为二战战犯招魂。这些令人愤慨的行为对于我们这个曾经惨遭侵略，用先烈们的鲜血浸透每一寸河山才换来今日之和平的国家和民族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伤害。
然而仔细深究，日本政府之所以敢于公然歪曲史实，混淆视听，日本民众之所以对于二战的历史模糊不清，其中一部分原因还在于1945—1949年国共内战导致两岸分离，出于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的考量，大陆和台湾之间各执一词，表述不一，即使是同一时期不同的专家学者著述也多有出入。例如大学人人必修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其中的某些数据和说法就不完全精确，对数据的来源没有列明出处，一些说法也显得模棱两可，以下仅就其中几点加以讨论：
一、关于中日双方的伤亡人数统计问题
日军的伤亡人数，《纲要》中说“日军在海外作战中损失的287万人中，有150万人伤亡在中国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等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1]
其实，社会各界关于日军在二战中中国战场上的伤亡人数历来就存在诸多争议：日本方面有人认为在中国战场上伤亡加上被俘虏的人数大约为133万人[2]。中国方面的学者大多同《纲要》中所列数据一样，在一份中学的教辅资料中就表述得更为具体（见下表）：
中国战场歼灭日军兵力数[3]
国际社会一些人则认为这个数据有所夸大。一般来说，日本国内的学者统计抗战伤亡人数时，普遍不将朝鲜籍和台湾籍的士兵计入，而中国方面在核算歼敌人数时是无法分清这部分人和本土日本人的区别的，另外，在整个抗战期间协助日军的中国“伪军”总人数约为210万 [4]。在统计歼敌数时如果出现误将伪军人数计入日军人数的情况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再加上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实行统一战线，国民政府将共产党军队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下辖在国民革命军下，所以，要想得出完全真实的国共双方的歼敌人数确实较为困难。但无论如何，就算以日军伤亡最高人数计，相比之下，中国方面无疑是伤亡惨重，以十挡一。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军与日军共有22次大型会战、1 117次大型战斗、小型战斗38 931次。[5]国民政府军队伤亡322万余人，其中阵亡132万余人，中国共产党军队损失58万余人，其中阵亡16万余人，中国军民伤亡共计约3 600万人[6] 。这些悬殊的数据表明中国以其自身巨大的牺牲为盟军作战赢取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为整个反法西斯同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可看出当时中日之间巨大的实力差距。
当时，日本国内进行过明治维新，实现了由君主专制制度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型，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军需工业十分发达，装备精良，军队训练有素。反观中国，虽然也结束了君主专制，但当时国内正值军阀混战，人民困苦不堪，南京国民政府的政令还不能通达全国，军队军纪不严，装备落后。
二、抗战战略方针的制定
中日军队之间巨大的差距决定了抗日战争必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全民族抗战，在《纲要》中对于战略方针的制定实施是这么说的：“1938年5—6月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系统地阐明了持久抗战的总方针……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1]书中单方面强调了共产党方面的抗战战略，没有提及当时的国民政府的态度。
事实上，早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第十天，蒋介石就在庐山发表了题为“最后关头”的抗日演讲，蒋说“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庐山讲话正式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巨幕，蒋的讲话表明了国民政府坚持持久抗战的决心。在之后的8月7—12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防会议，会议讨论了《国军作战指导计划》，制定了“抗战到底，全面抗战”、“采取持久消耗战略”的方针，由此正式制定了全面抗战、持久抗战的基本战略 [7]。
在国民党内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也在较早就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根据白崇禧本人的回忆，“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这两句是他提出来的，但其时是在1938年初，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迁移武汉办公之后不久[8]。这些相关的战略思想的提出都早于1938年5月《论持久战》的发表，由此可见，国民党内早在抗战初期就坚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并且来源于内部。但在《纲要》中并没有就国民政府的战略进行说明，过于强调党派的意识形态，没有对社会各界在此时的态度作全面具体的描述，不能不说是编写教材时的一个遗憾。
三、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态度
国内的历史教科书中存在的一个很典型的问题就是关于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主义”。众多版本的教材包括《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都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军放弃抵抗简单地描述为是执行南京国民政府命令的结果。这几年随着众多史料的公开，显示出事件的复杂性。 事实上，从事变发生的时间点上来看，9月18日，蒋介石正在永绥号军舰上从南京前往江西，因此事变发生时他并不知情，在知道发生事变之后，国民政府立即采取了措施，21日，蒋中正回到南京定出三项基本外交原则：（1）坚决抱定保护中国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2）维持东方和平而达到维持世界的和平。（3）尊重一切国际公约，尤注重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之原则 [9]。在当时国民政府先是寄希望于国联解决，但对于侵略行为，绝没有“不抵抗”之意，甚至在后来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受到国民政府的严厉批评，但蒋中正仍然希望张学良前往南京商讨外交应变的方法，张却表示拒绝并改派万福麟入京[10]。这表明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态度是希望尽力解决，不开启战端是考量到当时国内军力尚弱，并非下令“不抵抗”。
后来张学良自己也说：“从前许多学者研究认为是国民政府指示不抵抗，但其实国民政府的指示是‘相应处理’，‘相应处理’意思是看情况自己去办，等于中央不负责的。因此不能将九一八事变没抵抗的责任推给国民政府。我因为不希望扩大事件，所以采取不抵抗政策。” [11]
显然教材中对“九一八”后的“不抵抗问题”如此轻易地下结论是过于草率了。从上述资料中可以看出，当时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主张先提交国际联盟来裁决，虽然采取的是较为妥协的做法，但显然命令张学良不准抵抗是不可能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首先，历史的考证必须建立在尊重史实、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因此，在编写教科书时，就更应该做到慎之又慎，让今天的我们能够更好地反思战争、珍惜和平。其次，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应高于一切，应该肯定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决心和领导抗战的功劳，不应简单地以意识形态和政治派别来区分，不经仔细考证轻易地下结论。抗战的胜利绝不是依靠某一党派或某一个人单独取得的，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上下一心的抗战。明辨事实不是为了铭记仇恨，而是为了更好地抚慰逝者，激励来者，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参考文献：
[1] 沙健孙，马敏，张建国，龚书铎，李捷.中国近现代史纲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51-164.
[2] [日]栋田传.兵队日本史[M].东京新人物往来社，1975：280；[日]黑羽清隆.日中十五年战争[M].株式会社教育社，1979：266.
[3] 刘向荣.谁是抗日战争中抗击日军的“中流砥柱”[J].历史学习，2007，（5）：11-12.
[4] 刘德军.抗日战争研究述评[M].济南：齐鲁书社，2005：488.
[5]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1册[M].陈在俊，译.台湾中央日报社，1986：122.
[6] 孟国祥，张庆军.关于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数字问题[J].抗日战争研究，1995，（3）：94-107.
[7] 步平，荣维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全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142.
[8] 杨天石.国民党“持久战”思想其实有独立来源[N].南方都市报，2009-07-07.
[9] 罗家伦.革命文献：三十四辑[M].北京：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58：1196.
[10] 刘维开.隐忍与决裂——卢沟桥事变前国民政府对日和战的选择：上 [J].近代中国，中国学术期刊电子出版社，1994—2012（130）：121.
[11] [日]臼井胜美.张学良与日本[M].陈鹏仁，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4：117-119.
[责任编辑 魏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