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即将过去，回顾这一年来的生活和学习，不禁感慨颇多。这一年发生了很多的事，比如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构建完成这样的大事。由于毕业论文的关系，我对法律信仰的问题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关注。人的法律意识或轻或重，但没有人会说自己一点儿法律意识都没有。比如，人面对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时，常有这样的感慨：这简直是无法无天！教训别人不守规矩的时候，也常用这样的训斥：还讲不讲法？！这里用到的“法”，很难说其就是违反了哪一条具体的法条。这里说的“法”，是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来使用的法律。而这个“法”恰恰契合了法律信仰之法律。
　　在日常使用的时候，我们习惯了法律信仰的说法，但在学界中，对该语词的使用，却见仁见智。有支持法律信仰这一说法的，也有质疑和反对法律信仰提法的。那么，法律信仰之法律是什么呢？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总之，法律就仅仅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吗？法律信仰之法律是什么呢？伯尔曼认为法律不只是一整套规则，它是人们进行立法、裁判、执法和谈判的活动。它是分配权利与义务、并据以解决纷争、创造合作关系的活生生的程序。他特别提到了如果将法律仅仅视为推行统治者政策的手段，是不妥当的，而且说如果仅从效力角度认识法律，那么我们丧失的正是其效力。
　　西方的法学流派中，实证主义法学之法律乃是立法者的意志，根本约束力在于政治强制；自然法学之法律乃是理性与良心，其根本约束力在于道德谴责；历史法学之法律乃是民族性格，是在历史中不断演进的民族传统。很显然，每种方法论认知下的法律都有着不同的见解，但都未全部涵括法律的全部实质。我赞同伯尔曼的看法，应当将各个对立学派认识法律的一个重要维度剥离出来，并将其等量齐观，融合为一体。所以，在我看来，至少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把握法律：如果是规范，那么这个规范一定是逻辑严密自洽的；价值追求一定是正当的；目的一定是合理的；在实施中，一定是符合社会需求的。偏执一面，是对法律的误读，是不可能作为法律信仰之法律的界定的。
　　在当下，如果说我要信仰法律，在大家都认为法律仅仅是一个工具的语境里，我就不得不去解释法律信仰之法律究竟是什么。也许，信仰法律的人可以说，我就是信仰法律，那是我的事。但如果要更多的人信仰法律，如果信仰法律可以带给我们更良好的秩序、更能保障我们的权利、更能约束政府权力的滥用等等，那么，我们就必须认真对待法律信仰之法律。
　　法律信仰论者，注定因为现实中法律所遇到的种种困境，而倍加痛苦和艰难。可这些都不能阻挡法律信仰的合法性、合理性，并把它当作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也许有些人会说，我们的传统中，就不存在什么法律信仰，我们的文化中就没有这样的因子。所以，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但以过去不曾有什么，来否定现在和未来不能有什么的逻辑，没有多少可信性。